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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生物学在中国传播较早，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产物，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且重要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刘学礼、刘昭民为代表的科学史学者就已经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及至21世纪之初，关于晚清近代生物学教育、民国生物学研究社团以及近代生物学学术期刊的研究逐渐出现，但总体来说，生物学史（“近代生物学”是一个专有名词，本文为叙述方便，若无特指，“近代生物学史”统一简称为“生物学史”）仍是一个相对较为冷门的学科。
因此，不得不承认，关于这一学科仍有许多问题尚属空白。近代生物学如何进入近代中国？西方生物学研究界对中国生物学研究的贡献究竟为何？诸如此类的问题，皆需要一部系统专著来进行整体性的论述。笔者认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桂环先生的新著《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以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近代生物学在华传播为起点，系统地探究了其传播与演进的基本脉络与若干特征，以及留学归国的中国生物学者对近代生物学研究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以及教会大学、公立大学、私立科研院所、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教育机构对近代生物学的推动，以及中国生物学家的学术活动，等等。全书洋洋40万字，史料翔实，可读性强，当之无愧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的学术创见
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科学史显然是一面重要的镜子，而当中又以生物学史为代表。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研究，而是混杂在其他的应用性研究当中。正如李约瑟所说：“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其研究既不成体系，也缺乏逻辑性。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等作品中对于动物的分类与描述，仅为浮光掠影而已；古代中国关于植物学的研究，又多在《肘后备急方》《本草纲目》等中药书目当中，主要倾向于对药性、对病症的介绍，其体系之芜杂可见一斑。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生物学是浅陋、落后的，学界一般认为，近代生物学源于16世纪由意大利生物学家契沙尔比诺（AndreaCesalpino，1524—1604）、荷兰生物学家洛比留斯（Lobelius，1538—1616）等生物学先驱创立的生物分类法，其后瑞典科学家林耐（CarlvonLinné，1707—1778）进行了科学化的整理，提出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物种分类法，被沿用至今。
东西方文明在早期时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生物学竟然也是从分类学开始的。早在《周礼》中就有“动物”“植物”之辨，而在其后的《尔雅》《图经本草》与《救荒本草》等著述中，将植物、动物的分类做到了条分缕析，甚至提出了“穗状”“伞盖形”与“蒴”等不同种类的植物分类法，明代生物学家叶子奇更是将动物区别为“胎生”与“卵生”，这比林耐的分类法整整早了近两百年。但先进的生物分类法并未带来生物学的发展，中国的近代生物学并非根植于老祖宗们的积累，而是从西方近代生物学“移植”而来，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谱系入手，细致入微地对近代生物学在华发生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此为该书的第一个创建。众所周知，有清一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自然科学完全无法形成与世界对话的格局，发展严重滞后，生物学尤甚。及至晚清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生物学与西方其他科学知识一道，挟船坚炮利之势进入中国，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之一。
正如该著所言，晚清的学术史，在很大程度上由“西学东渐”来表现，具体说来，则是以西方现代科学的“格致之学”为主，如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等，所涉及造船、军械、冶炼、通讯、制药、交通等各个门类。笔者认为，并非当中所有的学科都有管窥整个晚清至民国期间学术史的意义，而与“西学东渐”几乎相伴始终的生物学则显然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代表价值。
“生物学”是博物之史，在晚清“格致之学”中尤其有特殊性。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的近代生物学起步早，成果丰硕，特别在实地考察、标本采集与制作以及对传统生物学（特别是中医中药理论）的继承、发展上，取得了较多的成就，体现出了西方现代科学“在地性”传播的一面。
从教会学校的启蒙，到协和医学院对西方生物学的引进，到以秉志、戴芳澜为代表的生物学先驱们的努力，再到自办高校的生物学教育与私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对中国生物学研究的贡献，以及民国年间生物学的考察与采集等，《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以宏大的视野向我们阐释了一门学科从出现、发展到壮大的整个历史，不但对生物史做出了深刻细致的研究，而且对于“西学东渐”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也有着镜鉴之义。
笔者浅识，该著的第二个创见在于，丰富翔实的史料与个人的个性化著史相结合，形成了有别于教科书的著史风格，开创了科学史特别是学科史的另一种写法。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所采用的档案、卷宗、日记等一手文献不胜枚举，在钩沉史料、寻踪探微的研究路径中可见作者严谨、求真的史家风范。正如前文所言，中国近代生物学研究属于冷门学科，该领域在当下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研究者若想对此进行系统性研究，则几无“巨人肩膀”可以攀踩，诸多问题的探赜需“平地起高楼”，许多一手史料尚待挖掘与整理。因此，关于中国近代生物学史的研究可谓是困难重重，而《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从浩如烟海的一手文献中披沙沥金，努力挖掘新史料，逐渐发现新问题，不断佐证新观点，堪称无一字无来处，为中国近代生物学史的系统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个人著史是历史写作的一种，体现了撰史者的学术志趣与历史观。譬如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特立独行，将钱钟书与张爱玲的小说列入文学史，开域外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之新风；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发前人未发之声，把归隐之士胡承诺与大儒王夫之并列，颠覆了前人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弗·卡约里的《物理学史》更是个性昭然，将晦涩的物理学典籍变成老妪能读的科普读本。上述这些都是个人著史的典范佳作，窃以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也应是个人著史的经典之一，理应在当代中国学术史里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毋庸讳言，历史写作很容易沦为教科书式的说教，科学史的系统专著尤甚，而《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则力图摆脱这一窠臼。通观全书，皆是采取平实可读的语言来进行叙述，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文字功底。尤其在“到西方学习生物学的先行者”一章中，所涉及介绍的生物学家数十人，如何避免写成词条式的枯燥叙述？就此方面而言，作者的用心之处值得称道：在介绍诸位学者生平时，作者以欧美的国家、大学来分类，先循循善诱地谈该国的生物学对中国的影响，进而再鞭辟入里地阐释中国留学生在生物学方面的贡献。凡此种种，皆可看出作者求真、求新、求变的学术追求，因而也使得《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书更具生命力与学术价值。
二、是革命，还是启蒙？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致力于研究晚清至1949年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广义上看，它属于中国现代史研究。这段历史是封闭且静态的。因此，它可以被不同的学者所关注、研究，在不同的研究中，即使面对同一段历史，所得出的观点自然也不会相同。
因此，《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历史系教授劳伦斯·施耐德（LaurenceSchneider）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名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BiologyandRevolutioninTwentiethCenturyChina，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2005）。这两本书在关注的对象上有着共性，后者不但关注1949年之前的中国生物学史，而且还对1949年之后甚至21世纪中国生物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因此，这两本书的对读以及对两者之间差异性的寻求，更能展现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书的学术价值。
同样一段历史或是一片风景，在不同的叙述者笔下，显然各具特色。朱自清与俞平伯笔下的秦淮河虽同为一条河流，但由于视角不同，差异不可谓之不大；同样是画马，徐悲鸿与郎世宁相去何止以道理计。因此，上述二书虽然同样面对中国近代生物学史，但出发点不同、立意迥异，所采用的史料也各取所需，无疑从研究视角到方法论也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自然会不尽相同。笔者浅识，两书的差异恰恰反映了《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的高屋建瓴之处，是后者所不逮的。
首先，中国的近代生物学的确来自于“西学东渐”，但中国学者为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贡献之大，无疑令人高山仰止。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相比，《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此方面着墨更多，更具有历史的客观性。
《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用了三章（第一部分）的内容探讨了美国如何推动近代生物学进入中国这一问题。且不说篇幅上显然无法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的鸿篇巨制相比，即使在研究视角上，也难以僭越美国学者本身的局限性。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而言，该书只介绍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对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的扶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界之间的关系，刻意强调了美国在中国生物学史中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中国科学家自发组织的生物学考察与采集工作、抗战时期大后方生物学研究的艰辛开拓、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在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特别贡献等，几未着墨，甚至对留日、留欧等非留美学生都极少提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治史贵客观，否则无意义。纵观20世纪上半叶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传播，美国的学者、社团与大学确实发挥了积极的意义，但是绝非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更非我们全盘接受、照搬照抄美国的生物学研究。中国生物学家早年的开路之功不容忽视，中国生物学界所取得的杰出成果更不可抹杀。《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也是用了一章来探讨留学生借助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生物学研究的贡献，但全书其余80%多的内容，都是对中国生物学界自力更生所取得成果的研究与评述，这是客观的，也是符合史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显然比《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更胜一筹。
其次，《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从“革命”的角度阐释中国的生物学，而《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则倾向于对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的启蒙价值进行探索，两相比较，“启蒙现代性”的意义显然要大于“革命现代性”。
是启蒙还是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西学东渐”为现代中国既带来了以“五四”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同时也带来了20世纪的各种革命运动（包括文学革命、政治革命与技术革命等）。正如《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的书名所写的那样，“革命”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关键词。在该书作者看来，革命，不过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与其他西方现代科学一样，近代生物学传入中国势必会造成意识形态的排异现象，新旧不同的事物、理念与方式方法必然会产生碰撞且难以共融，形成一种“革命性”的表征。
这是作者的学术观点，我们理应尊重。但笔者对此当有疑虑：这是否真的可以客观地描述近代生物学乃至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显然，这种近似于后殖民观点的“东西之辨”似乎已经过时（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劳伦斯先生是一位年迈的荣休教授），当下科学史界是否应该为近代生物学在中国发展的研究寻找一条更切实际的探寻之路？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客观的回答。作者认识到近代生物学传入中国的启蒙意义，要远远大于所谓的“革命”。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并非如蛟龙入海、悟空腾云一般，非要弄出一个天翻地覆的动静不可，而是以润物无声的姿态，试图与中国传统的植物学、动物学以及中国本土的物种调查研究开展对话，进而产生一种“在地性”的效应。譬如钟观光、钱崇澍与胡先等科学家对中国本土植物的考察、采集与归类，纠正了传统植物学分类中的误区，同时也丰富了近代生物学的研究样本。这实际上鉴证了近代生物学对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的启蒙意义。
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视角与方法论上比《二十世纪的中国生物学与革命》都更胜一筹，其视角更宏大、治史态度上更实事求是，因此立论也更为研究客观。作为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研究，《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所展现出的学术品格与观点立意，都有着标杆的意义。 三、学科史写作的圭臬
诚然，中国近代生物学史是一个冷门课题，但事关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却是学界普遍关注的一门显学，而且近十年来，无论是海外汉学界，还是国内历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热度有增无减，所出版的专著、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史、技术史以及学科史的研究，在今后或会成为未来海内外学术界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如何在大历史观的框架下进行学科史的写作，将会成为学术界所共同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此，《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前瞻性上显得尤其具有启示意义，它向学术界展示了现代中国科学史特别是学科史的写作路径。一方面，该书立足学术史，从大时代背景出发，对生物学史的学科地位问题做了切合实际的定义，这对于今后科学史、学科史的研究无疑有着镜鉴的启发价值。
科学史如果不能从成就描述阶段上升到文化史、思想史的更高阶段，那么科学史的意义就很难被展现，作为科学史分支的自然科学学科史，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立足现代中国学术史脉络的《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显然为当下学科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贵的圭臬。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叙述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的同时，对生物学史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的地位问题也做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处处可见著史的显微阐幽之处。譬如该书的第五章从壬戌学制的颁布谈到中国大学生物教育的兴起，对当时生物学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角色与影响做了系统且深入的辨析，这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再譬如该书的第十章从近代生物学研究的社团、期刊入手，试图探讨社团、期刊在近代生物学体系中的意义，这实际上对近代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也有管窥烛照的价值。
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所研究的个案，实际上并不是仅限于某一学科的孤立之物，而是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乃至现代科学诸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共同要素。这些要素既可以研究生物学史，也可以对物理学史、地质学史、医学史、建筑史乃至工程写史等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生发研究，是对现代中国知识启蒙的独特性总结，有助于为科学史研究与学科史的写作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书为中国现代学科史的研究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尤其强调了近代中国科学史的主体身份问题，阐明了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应有之义。
中国的近代生物学与现代中国社会息息相关，长远地看，一部中国近代生物学史，就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史。从洋务运动之下的“西学东渐”，到乘槎浮海的负笈留洋，再到教会大学的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以及其后私立与公立并举的科学研究，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科学考察、兴办社团与出书办刊等学术活动，使得中国的近代生物学研究在世界近代生物学体系中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近年来，国内学界受西方学界后殖民意识形态影响，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一部分近代史学者只看一粟，不观沧海，罔顾现代中国科学家们的艰辛开拓，将现代中国科学所取得的成就算到西方科学家、基金会、科学社团甚至欧美大学的头上，片面地认为“中不如洋，今不如昔”。不少学术著述言必称“西学”，却无视“东渐”，在学术结论上“反客为主”。这些积弊，已经严重干扰到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特别容易将青年研究者们引入误区甚至歧路。
正如前文所述，近代生物学之于中国来说确属舶来，但如钱崇澍、秉志等中国科学家们的开路之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的。《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用了全书80%的篇幅来肯定中国学者的努力，申明了中国科学家在中国近代生物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肯定了中国科学家们所付出的艰巨努力与巨大成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该书为中国现代学科史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历史观，有力地推进了今后国内学界关于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的研究，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是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更是中国现代学科史写作的范例，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严谨的史家精神与开阔的治学视野，它在中国近代生物学史研究范畴内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并为后世的近代生物学史、自然科学史与教育史的研究指明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路向。
因此，不得不承认，关于这一学科仍有许多问题尚属空白。近代生物学如何进入近代中国？西方生物学研究界对中国生物学研究的贡献究竟为何？诸如此类的问题，皆需要一部系统专著来进行整体性的论述。笔者认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罗桂环先生的新著《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以晚清“西学东渐”语境下近代生物学在华传播为起点，系统地探究了其传播与演进的基本脉络与若干特征，以及留学归国的中国生物学者对近代生物学研究筚路蓝缕的艰辛开拓，以及教会大学、公立大学、私立科研院所、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等研究、教育机构对近代生物学的推动，以及中国生物学家的学术活动，等等。全书洋洋40万字，史料翔实，可读性强，当之无愧为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一、《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的学术创见
研究近代中国的变迁，科学史显然是一面重要的镜子，而当中又以生物学史为代表。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生物学研究，而是混杂在其他的应用性研究当中。正如李约瑟所说：“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道家。”其研究既不成体系，也缺乏逻辑性。如《夏小正》《诗经·豳风·七月》等作品中对于动物的分类与描述，仅为浮光掠影而已；古代中国关于植物学的研究，又多在《肘后备急方》《本草纲目》等中药书目当中，主要倾向于对药性、对病症的介绍，其体系之芜杂可见一斑。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生物学是浅陋、落后的，学界一般认为，近代生物学源于16世纪由意大利生物学家契沙尔比诺（AndreaCesalpino，1524—1604）、荷兰生物学家洛比留斯（Lobelius，1538—1616）等生物学先驱创立的生物分类法，其后瑞典科学家林耐（CarlvonLinné，1707—1778）进行了科学化的整理，提出界、门、纲、目、科、属、种的物种分类法，被沿用至今。
东西方文明在早期时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无独有偶，中国古代生物学竟然也是从分类学开始的。早在《周礼》中就有“动物”“植物”之辨，而在其后的《尔雅》《图经本草》与《救荒本草》等著述中，将植物、动物的分类做到了条分缕析，甚至提出了“穗状”“伞盖形”与“蒴”等不同种类的植物分类法，明代生物学家叶子奇更是将动物区别为“胎生”与“卵生”，这比林耐的分类法整整早了近两百年。但先进的生物分类法并未带来生物学的发展，中国的近代生物学并非根植于老祖宗们的积累，而是从西方近代生物学“移植”而来，这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从晚清“西学东渐”的学术谱系入手，细致入微地对近代生物学在华发生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此为该书的第一个创建。众所周知，有清一代，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的自然科学完全无法形成与世界对话的格局，发展严重滞后，生物学尤甚。及至晚清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生物学与西方其他科学知识一道，挟船坚炮利之势进入中国，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组成之一。
正如该著所言，晚清的学术史，在很大程度上由“西学东渐”来表现，具体说来，则是以西方现代科学的“格致之学”为主，如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化学等，所涉及造船、军械、冶炼、通讯、制药、交通等各个门类。笔者认为，并非当中所有的学科都有管窥整个晚清至民国期间学术史的意义，而与“西学东渐”几乎相伴始终的生物学则显然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具备的代表价值。
“生物学”是博物之史，在晚清“格致之学”中尤其有特殊性。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国的近代生物学起步早，成果丰硕，特别在实地考察、标本采集与制作以及对传统生物学（特别是中医中药理论）的继承、发展上，取得了较多的成就，体现出了西方现代科学“在地性”传播的一面。
从教会学校的启蒙，到协和医学院对西方生物学的引进，到以秉志、戴芳澜为代表的生物学先驱们的努力，再到自办高校的生物学教育与私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对中国生物学研究的贡献，以及民国年间生物学的考察与采集等，《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以宏大的视野向我们阐释了一门学科从出现、发展到壮大的整个历史，不但对生物史做出了深刻细致的研究，而且对于“西学东渐”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也有着镜鉴之义。
笔者浅识，该著的第二个创见在于，丰富翔实的史料与个人的个性化著史相结合，形成了有别于教科书的著史风格，开创了科学史特别是学科史的另一种写法。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所采用的档案、卷宗、日记等一手文献不胜枚举，在钩沉史料、寻踪探微的研究路径中可见作者严谨、求真的史家风范。正如前文所言，中国近代生物学研究属于冷门学科，该领域在当下仍然存在着相当多的空白。研究者若想对此进行系统性研究，则几无“巨人肩膀”可以攀踩，诸多问题的探赜需“平地起高楼”，许多一手史料尚待挖掘与整理。因此，关于中国近代生物学史的研究可谓是困难重重，而《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从浩如烟海的一手文献中披沙沥金，努力挖掘新史料，逐渐发现新问题，不断佐证新观点，堪称无一字无来处，为中国近代生物学史的系统研究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个人著史是历史写作的一种，体现了撰史者的学术志趣与历史观。譬如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特立独行，将钱钟书与张爱玲的小说列入文学史，开域外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之新风；内藤湖南在《中国史学史》中发前人未发之声，把归隐之士胡承诺与大儒王夫之并列，颠覆了前人关于明代思想史的研究；弗·卡约里的《物理学史》更是个性昭然，将晦涩的物理学典籍变成老妪能读的科普读本。上述这些都是个人著史的典范佳作，窃以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也应是个人著史的经典之一，理应在当代中国学术史里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毋庸讳言，历史写作很容易沦为教科书式的说教，科学史的系统专著尤甚，而《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则力图摆脱这一窠臼。通观全书，皆是采取平实可读的语言来进行叙述，反映了作者深厚的学养与文字功底。尤其在“到西方学习生物学的先行者”一章中，所涉及介绍的生物学家数十人，如何避免写成词条式的枯燥叙述？就此方面而言，作者的用心之处值得称道：在介绍诸位学者生平时，作者以欧美的国家、大学来分类，先循循善诱地谈该国的生物学对中国的影响，进而再鞭辟入里地阐释中国留学生在生物学方面的贡献。凡此种种，皆可看出作者求真、求新、求变的学术追求，因而也使得《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书更具生命力与学术价值。
二、是革命，还是启蒙？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致力于研究晚清至1949年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广义上看，它属于中国现代史研究。这段历史是封闭且静态的。因此，它可以被不同的学者所关注、研究，在不同的研究中，即使面对同一段历史，所得出的观点自然也不会相同。
因此，《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很容易让人想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历史系教授劳伦斯·施耐德（LaurenceSchneider）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名著《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BiologyandRevolutioninTwentiethCenturyChina，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3，2005）。这两本书在关注的对象上有着共性，后者不但关注1949年之前的中国生物学史，而且还对1949年之后甚至21世纪中国生物学与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因此，这两本书的对读以及对两者之间差异性的寻求，更能展现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书的学术价值。
同样一段历史或是一片风景，在不同的叙述者笔下，显然各具特色。朱自清与俞平伯笔下的秦淮河虽同为一条河流，但由于视角不同，差异不可谓之不大；同样是画马，徐悲鸿与郎世宁相去何止以道理计。因此，上述二书虽然同样面对中国近代生物学史，但出发点不同、立意迥异，所采用的史料也各取所需，无疑从研究视角到方法论也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自然会不尽相同。笔者浅识，两书的差异恰恰反映了《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的高屋建瓴之处，是后者所不逮的。
首先，中国的近代生物学的确来自于“西学东渐”，但中国学者为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贡献之大，无疑令人高山仰止。与《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相比，《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此方面着墨更多，更具有历史的客观性。
《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用了三章（第一部分）的内容探讨了美国如何推动近代生物学进入中国这一问题。且不说篇幅上显然无法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的鸿篇巨制相比，即使在研究视角上，也难以僭越美国学者本身的局限性。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而言，该书只介绍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对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的扶持、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近代生物学界之间的关系，刻意强调了美国在中国生物学史中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中国科学家自发组织的生物学考察与采集工作、抗战时期大后方生物学研究的艰辛开拓、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在生物学研究领域的特别贡献等，几未着墨，甚至对留日、留欧等非留美学生都极少提及，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治史贵客观，否则无意义。纵观20世纪上半叶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传播，美国的学者、社团与大学确实发挥了积极的意义，但是绝非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更非我们全盘接受、照搬照抄美国的生物学研究。中国生物学家早年的开路之功不容忽视，中国生物学界所取得的杰出成果更不可抹杀。《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也是用了一章来探讨留学生借助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对中国生物学研究的贡献，但全书其余80%多的内容，都是对中国生物学界自力更生所取得成果的研究与评述，这是客观的，也是符合史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显然比《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更胜一筹。
其次，《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从“革命”的角度阐释中国的生物学，而《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则倾向于对中国近代科学思潮的启蒙价值进行探索，两相比较，“启蒙现代性”的意义显然要大于“革命现代性”。
是启蒙还是革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讨论较多的一个话题。“西学东渐”为现代中国既带来了以“五四”为中心的启蒙思想，同时也带来了20世纪的各种革命运动（包括文学革命、政治革命与技术革命等）。正如《二十世纪中国的生物学与革命》的书名所写的那样，“革命”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关键词。在该书作者看来，革命，不过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取代。与其他西方现代科学一样，近代生物学传入中国势必会造成意识形态的排异现象，新旧不同的事物、理念与方式方法必然会产生碰撞且难以共融，形成一种“革命性”的表征。
这是作者的学术观点，我们理应尊重。但笔者对此当有疑虑：这是否真的可以客观地描述近代生物学乃至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显然，这种近似于后殖民观点的“东西之辨”似乎已经过时（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劳伦斯先生是一位年迈的荣休教授），当下科学史界是否应该为近代生物学在中国发展的研究寻找一条更切实际的探寻之路？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刻、客观的回答。作者认识到近代生物学传入中国的启蒙意义，要远远大于所谓的“革命”。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并非如蛟龙入海、悟空腾云一般，非要弄出一个天翻地覆的动静不可，而是以润物无声的姿态，试图与中国传统的植物学、动物学以及中国本土的物种调查研究开展对话，进而产生一种“在地性”的效应。譬如钟观光、钱崇澍与胡先等科学家对中国本土植物的考察、采集与归类，纠正了传统植物学分类中的误区，同时也丰富了近代生物学的研究样本。这实际上鉴证了近代生物学对中国传统植物学研究的启蒙意义。
不难看出，《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视角与方法论上比《二十世纪的中国生物学与革命》都更胜一筹，其视角更宏大、治史态度上更实事求是，因此立论也更为研究客观。作为中国本土学者对中国近代生物学的研究，《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所展现出的学术品格与观点立意，都有着标杆的意义。 三、学科史写作的圭臬
诚然，中国近代生物学史是一个冷门课题，但事关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却是学界普遍关注的一门显学，而且近十年来，无论是海外汉学界，还是国内历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究热度有增无减，所出版的专著、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笔者认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史、技术史以及学科史的研究，在今后或会成为未来海内外学术界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如何在大历史观的框架下进行学科史的写作，将会成为学术界所共同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
因此，《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前瞻性上显得尤其具有启示意义，它向学术界展示了现代中国科学史特别是学科史的写作路径。一方面，该书立足学术史，从大时代背景出发，对生物学史的学科地位问题做了切合实际的定义，这对于今后科学史、学科史的研究无疑有着镜鉴的启发价值。
科学史如果不能从成就描述阶段上升到文化史、思想史的更高阶段，那么科学史的意义就很难被展现，作为科学史分支的自然科学学科史，更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立足现代中国学术史脉络的《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显然为当下学科史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可贵的圭臬。
《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在叙述近代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的同时，对生物学史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中的地位问题也做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处处可见著史的显微阐幽之处。譬如该书的第五章从壬戌学制的颁布谈到中国大学生物教育的兴起，对当时生物学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角色与影响做了系统且深入的辨析，这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再譬如该书的第十章从近代生物学研究的社团、期刊入手，试图探讨社团、期刊在近代生物学体系中的意义，这实际上对近代中国学术共同体的研究也有管窥烛照的价值。
一言以蔽之，《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所研究的个案，实际上并不是仅限于某一学科的孤立之物，而是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乃至现代科学诸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共同要素。这些要素既可以研究生物学史，也可以对物理学史、地质学史、医学史、建筑史乃至工程写史等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生发研究，是对现代中国知识启蒙的独特性总结，有助于为科学史研究与学科史的写作开拓出更为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一书为中国现代学科史的研究树立了正确的历史观，尤其强调了近代中国科学史的主体身份问题，阐明了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应有之义。
中国的近代生物学与现代中国社会息息相关，长远地看，一部中国近代生物学史，就是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史。从洋务运动之下的“西学东渐”，到乘槎浮海的负笈留洋，再到教会大学的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以及其后私立与公立并举的科学研究，最终形成了以中国学者为主体的科学考察、兴办社团与出书办刊等学术活动，使得中国的近代生物学研究在世界近代生物学体系中有了不可或缺的地位。
近年来，国内学界受西方学界后殖民意识形态影响，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一部分近代史学者只看一粟，不观沧海，罔顾现代中国科学家们的艰辛开拓，将现代中国科学所取得的成就算到西方科学家、基金会、科学社团甚至欧美大学的头上，片面地认为“中不如洋，今不如昔”。不少学术著述言必称“西学”，却无视“东渐”，在学术结论上“反客为主”。这些积弊，已经严重干扰到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特别容易将青年研究者们引入误区甚至歧路。
正如前文所述，近代生物学之于中国来说确属舶来，但如钱崇澍、秉志等中国科学家们的开路之功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无视的。《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用了全书80%的篇幅来肯定中国学者的努力，申明了中国科学家在中国近代生物学研究中的主体地位，肯定了中国科学家们所付出的艰巨努力与巨大成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该书为中国现代学科史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历史观，有力地推进了今后国内学界关于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的研究，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发展》是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更是中国现代学科史写作的范例，反映了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严谨的史家精神与开阔的治学视野，它在中国近代生物学史研究范畴内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并为后世的近代生物学史、自然科学史与教育史的研究指明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