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浪潮荡涤整个社会，把百年老店传统招牌冲洗无遗，全得换上 “东方红”“ 向阳花” “跃进”等符合当时形势需要的名称。但到了1972年，许多企事业单位逐渐消除文革影响，又恢复原来的名称，这一起一落忙坏了写招牌和做招牌的有关人士。父亲费新我早在解放前就为“苏州明报”“万国袜厂”等机关、商店、学校写了好多招牌，如今大批更换，自然大有其用武之地，义不容辞地当上了时新的“市容化妆师”， 人们甚至给他“招牌老板”之称号。一年中写了130家招牌，平均三天就要写一块，也有外地的，有的甚至横竖二式，有的还得考虑行业特色变换书体、格式。
　　那是个“为人民服务”的时代，不取酬金是反对“两手抓”;不落款是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有两个例子印象深刻： 写了“苏州土特产商店”报酬竟是自已出钱买两斤“虾子鲞鱼”，享受四个人不排队，因为当时物资稀缺，难得供应不需用券的“虾子鲞鱼”，排长队每人购买半斤。“东吴丝织厂”写了字样没办法报销，经手人是工会主席，有权“变相”谢了两份毛巾牙膏之類的劳保用品。后来“东吴丝织厂”撤销拆除，我想把这几个铜字留存起来，一问下来顿时冒汗，那位管建筑垃圾的知情后说一个字换一瓶茅台，只得感叹作罢，它的下场肯定是回收站！“本是千金难求一个字，而今垃圾成千金”。
　　费老认为在书法中“对联”和“招牌”是较为难写的，前者须两相均衡，后者字形放大驻望人多。写招牌绝非臆想中的“大笔一挥而就”，为从协调中求得满意，父亲往往写得满台满地，部分不舒服还得拼接双钩。那时没有复印、投影等设备，有时我也帮着打格子放大。写十多米高大纪念塔名，由上稍大逐渐递减讲究仰视透视效果，也真算是到位了！我初写招牌，父亲是少不了的“检验师”，七个字花三个黄昏刚摆平，父亲一看便说：两个好的，两个不行，三个还可以，但七个字在一起还不贯气，当然得重写。
　　费老曾写过“中国民俗文化村”“潍坊国际风筝博物馆”“湖州图书馆”“上海知味观”“南京农业大学”等， 现今苏州能见到有“苏州饭店”“苏州刺绣研究所”“苏州市文学艺术联合会” 等。我前后总共也写有一百多块：“小吕宋”“川福楼”“江枫园”“金融大厦”“无锡医药商厦”四川绵竹灾区的“苏州慈善爱心学城”，校训为“立德立公，化愚化顽”的“新加坡立化中学”等。其中，有一块“苏州吴中区人民医院”的招牌在屋顶，门石，楼前，楼后用了四次，院内门窗也用上小样，楼面这九个字有六层楼高，有人认为是苏州最大的招牌。我们父子都写过苏州最负盛名的“苏纶纺织厂”，这是厂方有意请苏州名书法家轮番书写的。另外父子写招牌也有巧合，如父写“苏州电视台”，子写“苏州人民广播电台”;父写“苏州评弹团”，子写“苏州电视书场”;父写“人民桥” “泰让桥”等，子写“草桥”“竹辉桥”，父写正门“善卷洞” ，子写后门“飞来峰”等。
　　在招牌安装过程中也发生多次错误，后来却成趣事。常熟某商店的落款“新我左笔”带些草，安装工不识把拉扁的“我”竖起来，几次路过也没见调整过来。我为“胥城大厦”写过一块招牌，二层高架子横挂在三香路人行道沿边，“大”字捺脚反装，脚尖触在腰眼里，“腰痛”好几年无人问讯，去说了也无碍大妨，到拆除才了结！九十年代，曾为苏州市新落成于接驾桥南的“丝绸大厦”题写招牌，“丝绸大厦”四个金字每个字足有米半见方，贴在玻璃幕墙上十分显眼，落款“之雄书”并钤上了一颗“吴兴费氏”朱红印章，待等建筑阴架拆除，一天路过发现印章是颠倒的，由于印章用强力胶粘贴在玻璃墙上的，如不改正岂非贻笑大方，研究再三只能动用消防队云梯方能操作，“吴兴费氏”这方印章由于按装工不明底细出了差错，被颠倒了近一个月，再被颠倒过来。
　　费老到晚年第一个挂“免战牌”的就是招牌，后来连“碑刻”也停写了，当时也留下个小故事：八十年代末，宜兴建了个“人民剧院”，宜兴市委书记提名请“新我左笔”书写，派员携陶制圆桌圆凳登门求字，费老因年迈体弱事多，早已停写招牌，只得谢绝，来人周旋良久无效，败兴而归。《宜兴日报》资深记者韩其楼，曾著有《紫砂壶》全书，与父交往甚密，得讯竟自告奋勇，拍胸包在身上，岂不知时过境迁，非比往常，韩说下不为例，费老说答应了你就对不住前来者，只能一视同仁。韩顿生一计，前来找我书之，不用落款自可交差。其间蹊跷二十多年无人过问，而今说穿却也成艺坛佳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