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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借助早期“分工”理论再到晚期“机器大生产”理论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构建，揭示出机器生产促进资本增殖并对产业工人的造成剥削的资本主义机制。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以及机器的形式不断变化，人工智能以其迅猛的发展超越了传统机器的结构与功能。当代人工智能虽然在设计和一定程度的表征上体现为对“人”本身的直接模仿，但从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价值关涉，其发展仍取决于生产关系与资本的运行逻辑。通过分析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差异性与一致性，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批判理论对反思人工智能的应用仍具有多重启示。
关键词：机器;人工智能;主体性哲学
引言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及《资本论》等文本中构建了机器体系批判理论，认为机器是基于工具与使用者、并能够通过组合和分工形成更大生产规模的整体化技术物体。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实现的是机器体系智能化的转变，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批判理论在更加宏观的社会图景下彰显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从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差异性看，人工智能消解了机器作为“工具机”的概念，在设计和一定程度的表征上体现为对“人”本身的直接模仿;从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一致性看，二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阶段的自然结果，一方面蕴含着与活劳动之间的物化关系，另一方面也为人的解放提供现实的可能性。由此，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批判理论对当代人工智能的价值关涉就体现在：从社会的、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于技术和专业领域的评价进行相对客观的补充，并加深“劳动本体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机器”理论的提出与机器体系批判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的功能首先体现在对人的传统劳动形式和劳动价值的替代。其中单个机器取代的是“使用单一工具的个人”，随着现实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不同类型机器的使用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机器体系。因此，机器体系的形成是分工形式扩展的结果，不同工具因其自身的属性或技术形成了彼此的差别。马克思将早期分析传统手工工厂的分工形式扩展到了对机器体系批判中，不同工人之间的技术差别就等同于不同工具机之间的差别，不同工人隶属的不同产业部门也就等同于力学、电学及化学技术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机器不是蒲鲁东所谓“分工的反题”，而是分工的强化，即机器使得社会内部分工进一步加剧，作坊内人的关系被进一步分割，简化为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据机器运行的结构与过程将机器具体地分为了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三个部分。按照马克思的划分，超出了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形式与质料划分，动力机是机器的动力来源，比如提供电力的机器;工具机则是按照机器功能划分的，代替了传统手工工厂时期不同类型的技术匠人;而传动机则是二者的连接，保障三种动能的持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机器相对核心的部分是“动力机”和“工具机”，即为机器供能和真正能体现机器功能和业务的部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于机器各个结构的界定不仅针对于作为个体的机器，同样也适用于由功能类似的个体机器的集合来分别担任这三种结构的机器体系。在机器基本结构的基础上，马克思同样指出了机器在生产中所表现出的功能。一方面，机器的功能体现在对人的传统劳动形式和劳动力地位的替代;另一方面，机器体系能够作为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形式。机器体系也形成了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固定资本”，机器生产在促进资本主义增殖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产业工人的剥削。
早期马克思用斯密式的“分工”来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即传统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造成了工人能力的分化，效率的提高也降低了工人的收入。这一逻辑在机器体系批判中同样适用：机器体系大大提高了工業生产效率，因而相对地缩减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所需数量。所以剩余劳动一方面体现在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过剩的劳动人口”。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不仅造成对人的剥削，引起的“剩余劳动”毋宁是一种“追加劳动”、“强化劳动”。而作为在资本影响下商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劳动的变化也必然引起着商品价值的变化。而机器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新的生产力形式，使得自由人的联合成为可能，为社会关系的变革提供动力。马克思在对机器体系批判的同时，也揭示出“机器大生产”的解放力量，即机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消除阶级与剥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
二、“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差异性与一致性
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尚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其核心是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目前的人工智能领域及其产品既在其核心技术属性与发展方向上既有别于“机器”，在设计和一定程度的表征上体现为对“人”本身的直接模仿;但作为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机器与人工智具有一致的地位。
上文提到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机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淘汰了手工工场的劳动力，却并没有实现凭借对人类知识或经验的复制而对某一行业或领域内劳动者的替代。按照马克思对机器结构的划分，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动力机与工具机进行了整合，不仅是人类科技线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即技术及技术的产品对以往由人来主要承担的劳动活动的不断取代），更是技术所期望的一种“非线性”的“质变”（虽然这种质变尚未真正完成），即对“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进行模拟从而实现某种真正“智能”。因此，人工智能在两方面实现了对机器的超越：其一，就人工智能而言，单一或某几种功能已经不符合“通用性”的发展方向，消解了机器作为“工具机”的概念;其二，就人类的操作而言，程度和难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和降低，人类甚至依赖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算法和数据来进行能源或动力配置。
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异化”概念来描述当前社会的劳动者失去自身本质属性、逐渐沦为异己的工具的社会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与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劳动者同自身本质的劳动愿望相背地进行生产劳动就使得在生产秩序中的人已然失去了劳动活动的自由，从而成为了与机器无异的生产资料。虽然马克思因为对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抛弃从而在之后的作品中逐渐放弃了对于异化概念的使用，然而异化所描述的人的“非人”化、机器化的社会现象却从未停止，甚至伴随着技术在20世纪的不断突破而愈演愈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马尔库塞都指出，技术已经成为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如果“人”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机器”，那么由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创造力”的“人”所生产的，并以学习人、模仿人、创造人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就更加失去了突破机器概念范畴的可能。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凭借分工逐步加深了机器化，那么机器化的人所创造的“人工智能”即便本身旨在超越“机器”，也一定是以“机器化的人”作为标志物、参考系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机器化的背景下所追求的机器的人化也就必然导致了人工智能的机器化。这一过程并不只是科学的、技术的，同样是人（类）学的、逻辑的。换言之，正是“人”这一马克思论域中的核心概念成为了链接人工智能与机器的中间环节。 正如马克思将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机器在马克思看来也应当被置于更加宏观的社会图景下来加以审视。在1847年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就曾指出，机器是资本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在后来创作《资本论》的相关手稿中，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本质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即机器为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变化内在于“生产方式”的，即“这一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尽管意识到了技术的革新对于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其更多地将“技术”概念隐去，而代以技术的具体表现——机器来加以分析。也就是说，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是依赖于机器来体现的，如果机器所服务于的根植于资本的生产模式没有产生变革，那么“技术”的真正突破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并未实现。而就人工智能而言，虽然近年在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等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使得人工智能产品在速度、精度上较以往有了显著提高，但却并未对马克思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运行的内在模式产生较大程度的变革。换言之，人工智能目前依然有足够的理由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又一自然结果。因此，就社会经济层面的现象或结果而言，人工智能同样未能摆脱机器的概念范畴。
三、机器体系批判与人工智能的当代反思
人工智能在当前社会中所具备的性质和所处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既体现于、也取决于当前的生产关系与资本的运行逻辑，那么唯物史观对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反思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缺席。马克思对机器与资本的分析为调节现代生产中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使得劳动者的主体性能够获得比以往工业社会中更加显著的实践意义。
针对彼时新兴的大工业机器生产，马克思就从根本上指出了对机器问题实质的反思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即从异化劳动出发，将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移到对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应用方式上去。在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持续而深入的影响之下，当前人们并未做好将具备“智能”的某类全新存在物归入除了“物”（客体）与“我”（主体）之外的第三类存在的准备。因此，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转换为传统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张力。本身作为机器的人工智能具备了与作为传统的主体的人高度类似的主体性行为，因此便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类“主体性”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否还是单一的主体，抑或人工智能的“智能”可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或心理学的层面上被认为可以与人类心灵加以等同或接近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当前，人们的争论主要在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以及这种难以评估的智能水平所可能带来的主體性危机。
当今人工智能在相当的意义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提到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物化的知识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因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同样更是从知识形式到社会实践的直接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与人就已然形成了基于劳动的本体论次序。这种次序的形成一方面为人工智能与机器的关系判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即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由人类劳动所生产的，那么人工智能就一定是“机器”;在另一方面，这种秩序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所可能加剧的人自身的认同危机。一旦人工智能有足够的依据被认为是“机器”，那么其对与人类主体性的威胁也就大大降低。总而言之，对人工智能“劳动产品”第一本质的明确不仅能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技术、伦理困境提供实在的逻辑起点，同样也能够在缺乏确定性的意识哲学之外为人与人工智能“主体性”关系的哲学梳理提供依据。
结语
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彻底摆脱传统的机器概念是存在可能的。对于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的社会与技术现象的评价和定位，价值关涉总能从社会的、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于技术和专业领域的评价进行相对客观的补充，在知识论中形成一元与多元、同质与异质共存的总体性共识，彰显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与地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0.
[3] 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6.
[5]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9.
[6] 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97.
[7]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9.
[8] 尼克.人工智能简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3.
关键词：机器;人工智能;主体性哲学
引言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及《资本论》等文本中构建了机器体系批判理论，认为机器是基于工具与使用者、并能够通过组合和分工形成更大生产规模的整体化技术物体。当今时代人工智能实现的是机器体系智能化的转变，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批判理论在更加宏观的社会图景下彰显理论价值与当代意义。从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差异性看，人工智能消解了机器作为“工具机”的概念，在设计和一定程度的表征上体现为对“人”本身的直接模仿;从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一致性看，二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阶段的自然结果，一方面蕴含着与活劳动之间的物化关系，另一方面也为人的解放提供现实的可能性。由此，马克思的机器体系批判理论对当代人工智能的价值关涉就体现在：从社会的、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于技术和专业领域的评价进行相对客观的补充，并加深“劳动本体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机器”理论的提出与机器体系批判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机器的功能首先体现在对人的传统劳动形式和劳动价值的替代。其中单个机器取代的是“使用单一工具的个人”，随着现实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不同类型机器的使用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机器体系。因此，机器体系的形成是分工形式扩展的结果，不同工具因其自身的属性或技术形成了彼此的差别。马克思将早期分析传统手工工厂的分工形式扩展到了对机器体系批判中，不同工人之间的技术差别就等同于不同工具机之间的差别，不同工人隶属的不同产业部门也就等同于力学、电学及化学技术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机器不是蒲鲁东所谓“分工的反题”，而是分工的强化，即机器使得社会内部分工进一步加剧，作坊内人的关系被进一步分割，简化为资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根据机器运行的结构与过程将机器具体地分为了动力机、传动机和工具机三个部分。按照马克思的划分，超出了传统西方哲学中的形式与质料划分，动力机是机器的动力来源，比如提供电力的机器;工具机则是按照机器功能划分的，代替了传统手工工厂时期不同类型的技术匠人;而传动机则是二者的连接，保障三种动能的持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机器相对核心的部分是“动力机”和“工具机”，即为机器供能和真正能体现机器功能和业务的部分。在此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于机器各个结构的界定不仅针对于作为个体的机器，同样也适用于由功能类似的个体机器的集合来分别担任这三种结构的机器体系。在机器基本结构的基础上，马克思同样指出了机器在生产中所表现出的功能。一方面，机器的功能体现在对人的传统劳动形式和劳动力地位的替代;另一方面，机器体系能够作为机器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形式。机器体系也形成了资本流通过程中的“固定资本”，机器生产在促进资本主义增殖的过程中，也加深了对产业工人的剥削。
早期马克思用斯密式的“分工”来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即传统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造成了工人能力的分化，效率的提高也降低了工人的收入。这一逻辑在机器体系批判中同样适用：机器体系大大提高了工業生产效率，因而相对地缩减了工人的劳动时间和所需数量。所以剩余劳动一方面体现在剩余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也体现在“过剩的劳动人口”。在马克思看来，机器不仅造成对人的剥削，引起的“剩余劳动”毋宁是一种“追加劳动”、“强化劳动”。而作为在资本影响下商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劳动的变化也必然引起着商品价值的变化。而机器体系在发展过程中，形成新的生产力形式，使得自由人的联合成为可能，为社会关系的变革提供动力。马克思在对机器体系批判的同时，也揭示出“机器大生产”的解放力量，即机器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消除阶级与剥削，实现自由人的联合。
二、“机器”理论与“人工智能”的差异性与一致性
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尚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其核心是让计算机完成人类心智能做的各种事情。目前的人工智能领域及其产品既在其核心技术属性与发展方向上既有别于“机器”，在设计和一定程度的表征上体现为对“人”本身的直接模仿;但作为生产方式的一部分，机器与人工智具有一致的地位。
上文提到在传统的大工业时代，机器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淘汰了手工工场的劳动力，却并没有实现凭借对人类知识或经验的复制而对某一行业或领域内劳动者的替代。按照马克思对机器结构的划分，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动力机与工具机进行了整合，不仅是人类科技线性发展的自然结果（即技术及技术的产品对以往由人来主要承担的劳动活动的不断取代），更是技术所期望的一种“非线性”的“质变”（虽然这种质变尚未真正完成），即对“人”的行为模式、思维方式进行模拟从而实现某种真正“智能”。因此，人工智能在两方面实现了对机器的超越：其一，就人工智能而言，单一或某几种功能已经不符合“通用性”的发展方向，消解了机器作为“工具机”的概念;其二，就人类的操作而言，程度和难度都得到了进一步的简化和降低，人类甚至依赖人工智能高度发达的算法和数据来进行能源或动力配置。
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使用了“异化”概念来描述当前社会的劳动者失去自身本质属性、逐渐沦为异己的工具的社会现象。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与资本家的剥削压迫下，劳动者同自身本质的劳动愿望相背地进行生产劳动就使得在生产秩序中的人已然失去了劳动活动的自由，从而成为了与机器无异的生产资料。虽然马克思因为对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抛弃从而在之后的作品中逐渐放弃了对于异化概念的使用，然而异化所描述的人的“非人”化、机器化的社会现象却从未停止，甚至伴随着技术在20世纪的不断突破而愈演愈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卢卡奇、马尔库塞都指出，技术已经成为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中的物化。如果“人”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机器”，那么由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创造力”的“人”所生产的，并以学习人、模仿人、创造人为特征的人工智能就更加失去了突破机器概念范畴的可能。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凭借分工逐步加深了机器化，那么机器化的人所创造的“人工智能”即便本身旨在超越“机器”，也一定是以“机器化的人”作为标志物、参考系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机器化的背景下所追求的机器的人化也就必然导致了人工智能的机器化。这一过程并不只是科学的、技术的，同样是人（类）学的、逻辑的。换言之，正是“人”这一马克思论域中的核心概念成为了链接人工智能与机器的中间环节。 正如马克思将人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机器在马克思看来也应当被置于更加宏观的社会图景下来加以审视。在1847年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就曾指出，机器是资本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在后来创作《资本论》的相关手稿中，马克思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本质作了更为明确的说明，即机器为资本主义带来的巨大变化内在于“生产方式”的，即“这一生产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尽管意识到了技术的革新对于生产力的重大作用，但其更多地将“技术”概念隐去，而代以技术的具体表现——机器来加以分析。也就是说，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是依赖于机器来体现的，如果机器所服务于的根植于资本的生产模式没有产生变革，那么“技术”的真正突破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并未实现。而就人工智能而言，虽然近年在机器学习与人工神经网络等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使得人工智能产品在速度、精度上较以往有了显著提高，但却并未对马克思早在二百年前就已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运行的内在模式产生较大程度的变革。换言之，人工智能目前依然有足够的理由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又一自然结果。因此，就社会经济层面的现象或结果而言，人工智能同样未能摆脱机器的概念范畴。
三、机器体系批判与人工智能的当代反思
人工智能在当前社会中所具备的性质和所处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既体现于、也取决于当前的生产关系与资本的运行逻辑，那么唯物史观对于人工智能的社会反思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无法缺席。马克思对机器与资本的分析为调节现代生产中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使得劳动者的主体性能够获得比以往工业社会中更加显著的实践意义。
针对彼时新兴的大工业机器生产，马克思就从根本上指出了对机器问题实质的反思所应当注意的问题，即从异化劳动出发，将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移到对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应用方式上去。在西方近代以来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持续而深入的影响之下，当前人们并未做好将具备“智能”的某类全新存在物归入除了“物”（客体）与“我”（主体）之外的第三类存在的准备。因此，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可以转换为传统的“主体”与“客体”间的张力。本身作为机器的人工智能具备了与作为传统的主体的人高度类似的主体性行为，因此便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人类“主体性”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是否还是单一的主体，抑或人工智能的“智能”可否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或心理学的层面上被认为可以与人类心灵加以等同或接近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在当前，人们的争论主要在于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以及这种难以评估的智能水平所可能带来的主體性危机。
当今人工智能在相当的意义上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提到的“人类头脑的器官”、“物化的知识力量”。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因而不仅仅是技术的进步，同样更是从知识形式到社会实践的直接生产。在这个意义上，人工智能与人就已然形成了基于劳动的本体论次序。这种次序的形成一方面为人工智能与机器的关系判定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即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是由人类劳动所生产的，那么人工智能就一定是“机器”;在另一方面，这种秩序同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人工智能时代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所可能加剧的人自身的认同危机。一旦人工智能有足够的依据被认为是“机器”，那么其对与人类主体性的威胁也就大大降低。总而言之，对人工智能“劳动产品”第一本质的明确不仅能够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和一系列可能出现的技术、伦理困境提供实在的逻辑起点，同样也能够在缺乏确定性的意识哲学之外为人与人工智能“主体性”关系的哲学梳理提供依据。
结语
随着整个社会生产力与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彻底摆脱传统的机器概念是存在可能的。对于人工智能和其他新兴的社会与技术现象的评价和定位，价值关涉总能从社会的、历史的视角出发对于技术和专业领域的评价进行相对客观的补充，在知识论中形成一元与多元、同质与异质共存的总体性共识，彰显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与地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6.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30.
[3] 徐向东.怀疑论、知识与辩护[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4]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6.
[5] 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9.
[6] 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97.
[7] 张华夏.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89.
[8] 尼克.人工智能简史[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