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早在出仕之初就把人生视为一个不定的和漫长的持续过程。为了减轻人因生命有限、宇宙无穷的强烈反差而产生的悲观绝望和心理失衡，他主张把人的有尽的个体生命纳入人类生命延续的无穷过程，实现新的心理平衡；人的得失沉浮组成了人生起伏不定的漫长过程，主观意志不能完全左右，他主张只有采取随缘自适、超然于物外以观物的态度，才能不失时机地抓住新的希望。熙宁时期，苏轼被新法派排挤出朝廷，他开始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从直陈政见到寄寓托讽，从满怀信心地追求政治抱负的实现到淡化功名意识而追求精神满足，对人生采取一任陶铸的态度，把人生视为一个不断超越现实与自我的精神追求过程。“乌台诗案”与黄州之贬，使苏轼深切感受到苦难遭遇中的人生况味，从此，他由追求社会公认的人生价值，转向探求心灵和宇宙的奥秘，努力寻求自身存在价值的实现。因此，黄州之贬，对苏轼人格境界的升华，对他更深切地体认生命，对他后半生坚定地走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