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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发展、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动力,唤醒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意识,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培育了民主意识、个性意识、发展意识和新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也呈现出雇佣意识增强、臣民意识严重、公民意识缺乏,政治主体意识激昂与冷漠并存,网络生存方式下主体意识的偏激与弱化等问题。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源发性生存事实原因是寻求解决之道的关键。
关键词:主体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状;原因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3-0056-06
主体意识指人对自身作为对象性活动主体的地位、本质和价值的真正觉识以及由此形成的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的实践理念。即,人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主体而存在、活动,并以主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存在、发展和活动,力求自由自主地表现和发挥自己的内在本质力量和独创性。就载体不同可表现为群体主体意识、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相互统一的产物。它一方面张扬人的主体性,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另一方面重视客观世界的约束性,并力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日益科技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弘扬与完善人的主体性,唤起人的主体意识,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在学习、借鉴和实践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渐进式道路。在市场经济实践推动主体意识不断提升发展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与形式上呈现出自己特有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主体意识的提升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和自由选择的可能,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发展、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动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唤醒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意识
从人的主体性的实现而言,为我性和我为性不可分割。为我是目的性的前提和结果,我为是手段性的状态和过程。正如社会主义者常说的,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意识是主体的重要标志,是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这就助长了许多人的“坐、等、靠、要”的依赖、依附观念和“单位意识”。权利本位导致主体意识丧失,“三铁”机制导致主体创造力的萎缩。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优胜劣汰、按劳分配,公开倡导人们追求合法合理的个人利益,强调的是能力本位。它使人们的每一份劳动都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唤醒了人们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特别是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1978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姓“资”姓“社”的束缚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为唤醒主体意识,张扬个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人们不仅在政治上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经济上也有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培育了民主意识、个性意识、发展意识、和谐意识
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个人与类的统一。在过去单纯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企业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仅仅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经济发展与企业和企业人员的切身利益脱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从对指令性计划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按照商品平等竞争的原则,走向市场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以承认个人、企业的利益合法性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为前提,它必然呼唤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人道意识,等等,特别是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例如,据2009年11月16日14:01深圳卫视《正午30分》报道,火星新闻在网络上走红。这是吉林四个青年在播客上自己设计的新闻节目,用自己的角度调侃新闻。随着世界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产生、联系的建立,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觉醒,呈现出鲜明的自主、自立、自强的个性特征。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进行的中国民众“打拼”心态调查显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已潜移默化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民众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更加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自己内心的幸福感以及更加敢于设计自我。43.53%的受访者选择“无论成败,只有努力打拼才是对生活负责任的态度”[1]。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人们在世界市场的打拼磨练与对比中,逐步树立了和谐意识和科学发展、全面发展、自由发展意识,民族主体意识浓厚。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塑了劳动者,新主人翁意识逐渐形成,责任意识、敬业意识、实干意识、协作意识、大局意识增强
由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多强调主人翁地位的政治含义,一味夸大精神作用,忽视其经济含义,人们在总体上更多地表现为主人翁,而在个体上则更多地表现为劳动者。人们依赖于政府的安排,企业习惯于上级的指令,“主人翁”真正的主体性并没有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变了企业、职工从属、被动的客体地位,重新塑造了劳动者与劳动集体、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组织变革,集责、权、利于一身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单纯物质激励的局限性,转向人本管理。把管理的重点从对“事”的管理转移到对“人”的管理上来。通过多种途径让工人参与企业规划、管理与经营,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塑造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例如,邯郸钢铁集团公司把成本指标细化分解,落实到人,全体职工都有家可当、有财可理、有责可负、有利可得,实现了全员的成本管理,每一个人都为企业一分钱一分钱地精打细算[2]。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山东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运作显示,60%以上的职工感到主体地位上升,比改制前高22.3%[3]。劳动者在激烈的竞争中也逐渐认识到只有丰富、充实、提高自己,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主动参与企业事务、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自觉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把自己的命运同企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个人、企业、国家的共赢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奉献与索取正趋向新的统一。“职工中更多地把行使主人权利与履行主人地位联系起来,把保障主人地位与促进企业发展联系起来。问卷调查表明,87%的职工赞同‘主人翁的价值在于尽主人责任’的观点,78%的职工赞同‘主人翁地位要在积极参与、平等竞争中实现’,93%的职工表示‘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密相联,愿与企业风雨同舟、共度难关’”[3]。当代形成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新主人翁意识的最好体现。
二、目前我国特有的主体意识问题
主体的觉醒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空境遇中,各种文化交融与碰撞,各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严重生存悖谬、急剧变化的生存方式等问题又把人们的视角聚集于人本身,引发对主体的关注与探索。这说明人们要重新确认“人”的规定性,并希望借此解答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就目前我国主体意识的状况而言,既在一定程度上有类似于当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人的意义世界的淡化和精神家园的失落、碎片化的存在等,又有在自己历史、民族发展中形成的特有现象。具体而言:
(一)雇佣意识增强,个人利益主体分化加剧,弱势群体的主体意识问题多
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部分商品化。雇佣关系使一部分人不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具有独立的社会人格,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能自觉地认识自身利益所在,更不懂得如何表示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努力使其在社会公德及政治规范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合法性活动,出现了主体意识削弱,雇佣意识增强的现象。在非理性利益要求的推动下,部分企业职工明知自己的正当权利和自主地位受到侵害,大多忍气吞声,抑或辞职返乡。自己有不同的想法、意见不直接表达,保持缄默,对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政策,缺乏基本的热情和关心,消极等待政治权利的赐予,如果不危及基本生存,一般不会起来反抗。
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社会的转型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激烈动荡,个体利益主体分化加剧,弱势群体问题凸显。弱势群体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不同于传统的由于主观方面的低下或自身缺陷造成的弱势群体,而是指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的人群。李琼博士的《政府管理与边界冲突:社会冲突中的群体、组织和制度分析》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代表权利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义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用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广大农民和工人却因为贫穷而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弱势群体在金钱、财产、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弱势,同主流人群不能平起平坐。其中无业所导致的贫困,实际上是劳动者的主体能力得不到开发利用。他们有着较普遍的消极心理、强烈的受挫情绪和一定程度的反社会倾向。这阻碍了他们实现自身主体价值,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认可和积极参与,严重损害了他们为自己、为社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依附心理、臣民意识仍然严重,缺乏公民意识、个性与创造性
依附心理和臣民意识在我国根深蒂固。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尊卑有差、长幼有序、上下递延的依附性身份关系。这种身份关系下人不是自我的人,而是家庭的人、国家的人。个人作为人的价值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名份、地位等因素来体现的。这样一种严格有序的封建等级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使人们习惯于被动地受人支配,一味地只知顺从,随风倒,甚至不顾是非地盲目从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强化了奴化意识,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破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冲击着封建思想,但封建残余思想远未彻底根除。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主要靠国家指令办事,国家垄断着一切社会领域和社会事务,行政权利支配社会的现象非常突出。一切参与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被要求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行动,上级(少数人)拍板决策,下级(多数人)服从照办,个人不可能普遍地获得发挥创造性才能的独立性,反倒适应了传统观念中的依附心理和普遍的依赖心理。条块分割的封闭型管理格局,强化了垂直纵向的权利依附关系,无形中延续了集体、国家和组织对个人的控制,亦强化着人们的依附与趋同人格。“文化大革命”后,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一直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权利的崇拜与依附。中国传统历来有的不争思想、随大流的社会心理也仍然在压抑着个性的发展。目前,在现实生活中,国人遇到问题仍然较多的喜欢依靠领导、依靠组织解决。大众的公民意识仍然比较单薄,法律意识不足,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中既不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信仰意识缺失,很多人不知道究竟应该敬畏什么,缺乏精神意义上的追求。
(三)政治主体意识激昂与冷漠并存
政治冷漠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即公民不参加政治生活,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冷淡而不关心[4](p.219)。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大众的统治,人民大众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一些政治风波后,国人的热情更多地转向经济领域,政治主体意识表现为激昂与冷漠并存。一方面表现为愤青、愤老的出现,另一方面“表现在人们的参政热情下降了,对社会和各种公益活动的关心度降低了,‘莫谈国事’、‘远离政治’等现象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包括形式主义的政治参与、敬而远之的政治态度、实用主义的参政观念、极度薄弱的政治效能感和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等”[5](p.28)。目前网络中“被”字一词的广泛流行也反映了政治冷漠的状况与特点。很多人在博客中说了自己的那些“被”事[6],出现了“被代表”、“被失踪”、“被捐款”、“被涨工资”、“被失踪”、“被自愿”等词汇。现代国家政治的典型特色之一是政治权利总是努力谋求大众传媒的支持,这种媒介强势往往使一部分官员不顾公众的意愿和利益,肆意篡改事实,以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空间。“被”字句式的唱红,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个体以自嘲或者戏谑式的语言方式对话强权并进行个人抵抗,展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体现了国人高昂的权利主体意识。同时,这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政治行为的无奈与隔膜。公众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其中暗含着人们对权力运行机制的谙熟,政治参与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被动员型的。人们有的抱应付态度,随心所欲地投票;有的甚至怀着游戏心态,随大流,对贿选、暗箱操作熟视无睹,甚至乐于接受别人包办代替。日益丧失在现实层面上改造政治形态的欲望,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顺从意向,并相互传递着“冷漠”、“疏远”政治诉求的情绪,导致高参与率和低质量相并存。以下三个表格以数字的形式论证了这种情况。
(四)网络生存方式下主体意识的偏激与弱化并存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我国已步入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进程。信息网络的隐匿性、虚拟性和无标识性等特点,增强了主体的安全感、平等感和自由感,促进了主体的自主性、选择性、创造性、开放性,提高了主体意识。据统计,目前全球互联网服务器内存中,中文信息只占4%(内含新加坡、我国台湾),而美国的信息却占80%,它提供的服务信息更是占95%[7]。网络生存方式中,这种海量信息的冲击淹没了主体选择的标准,成为信仰缺失、选择盲目随意的符号化存在。有的依赖网络甚至到了没有计算机和网络就无法生活的程度;有的把网络堪称万能之源,将自己的需要托付于网络,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严重退化;有的把网络当作牟利或泄愤的工具,肆无忌惮地散播色情、暴力以及各种诋毁和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垃圾信息。
(五)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中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
信仰是一种统摄性的信念,是对现有世界的超越,指向人类精神生活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一面。它是主体目标意识、超越意识的最好体现,决定着主体意识的作用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体制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精神文化上的开放与交流日益增多和便捷。碰撞、对抗、交融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发展着。这使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生活观念受到冲击而具有不确定性。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受挫、一个时期党忽视对精神文明建设和党自身仍存在官僚腐败现象等原因,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成为当前较严重的主体意识问题。不仅部分普通民众甚至部分党员、干部和学者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在弱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问卷调查中,在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时,受访者2711人中,有179人认为马列主义过时,占7%;有431人回答“说不清”,占16%,两项相加达23%。这些数据显示,“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仍有相当的市场。某些理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甚至在课堂内外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主张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7]。
三、现实中主体意识问题的省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p.72)。在主体意识问题背后有源发性的生存事实原因,其状况是现实的客观境遇和主体自身的情态综合作用的结果。分析这种状况出现的缘由是我们进一步建构与完善主体意识的前提。
(一)生产力因素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p.24)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除了有生理的物质基础外,主要是在人类世世代代实际地改变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实践活动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两个互动的发展,每一方都可以作为对方发展状况的量度。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唤起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进化。主体意识的每一次觉醒与进化都反过来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时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两个矛盾着的任务:既要克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又要超越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对现代化的干扰和延缓;既要努力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又要尽一切可能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当社会主义仅仅属于一种美好理想的时候,它的存在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的时候,它只有作为成功的榜样,才能成为吸引人类的伟大理想。因此,现代化的实现与超越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必经之路。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之下,生产力分布非常不平衡。扫描我国的国情可以发现,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期,处于前现代、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从工业化的进程来看,若以人均GDP指标和就业结构指标为主要依据,以工业产出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目前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而且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以及信息化的挑战。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民群体,小生产方式大量存在,以至于许多农村地区至今仍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许多地区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所使用的工具仍是祖辈流传下来的镰刀、镐头和马车,保留着以小生产方式经营的家庭副业。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处于四重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是文化、政治、经济前提均已具备的条件下由传统社会迅速向现代社会转型,首先表现在这个农业大国向工业文明的迈进;二是由扭曲的理想模式向客观现实回复,突出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的民族文化自循环主动走向世界,加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循环,逐步形成开放的文明体系,谋求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融会互补;四是自觉顺应世界文明发展大势,向后工业文明靠拢,探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生态文明,在全球性环境、生态、能源危机中探索人类文明新出路”[10](pp.9-10]。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境遇,使社会生产力的时空分布参差不齐,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分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占4.8%[11]。由此,人们的精神意识领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层次、多阶段并存的复杂局面。
(二)生产关系因素
人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只有结成社会,相互合作,才能生存发展。人类共同体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内部交往关系中实现、确证自身作为主体的价值。在主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主体意识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主体意识的觉醒并非要使个人摆脱与他人的关系变成天马行空,也不是要削弱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才叫独立自主,而是要打破那种固定化的人身依附式的群体关系,建立起人与人全面的相互交往关系;打破血缘、地域等自然形成的狭隘联系,代之以社会性的普遍联系;打破物欲至上的个人主义的金钱关系,建立起主体全面发展的交往关系。而且,只有当人们从生产关系以至社会关系中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作用和价值,把自己不但看作自然界的主体,而且看作社会的主体,并主动利用和改造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时,人类的主体意识才真正开始走向成熟。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的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9](pp.295-296)“只有社会存在这个本体随着科技引入和大工业生产的发达而造成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巨大改变,才能真正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人生观和宇宙观”[12](p.44)。我国幅员辽阔,历史发展曲折,当前生产关系整体上仍处于转型期。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在降低改革的剧烈动荡的同时,造成生产关系变革中的时间差距。如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差异;也引发了生产关系变革的空间距离,如东、中、西部,沿海和内地的差异。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分布不平衡形成主体意识发展状况的不平衡。
(三)主体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也是造成主体意识差距的重要因子。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身的主体,人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外部世界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人成为自身的主体、人对自身内在自然性的超越是人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体的最重要保证。这种超越来自自身的社会实践和外在的教育。教育是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捷径。倘若一个人对自然规律无知乃至迷信,将自然现象当成神灵顶礼膜拜,那么他就很难确认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更不用说发挥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通过教育,可以改善处境不利群体的就业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素质和技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作用日益明显,个人拥有的文化和技能高低决定其竞争力的强弱,也决定了其经济回报的多少。弱势群体中大多数人没有技术专长,综合素质低下,就业竞争力很弱。据调查表明,失业下岗职工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0%,而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则高达90%,其中文盲占2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他们的能力和思想意识的发展。
概言之,我国实践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意识状况证明了两个结论:一是市场经济是个体主体意识发展的必经路途,我们必须通过市场经济催生潜在的人力资源与劳动积极性,提高每一个人的劳动能力;二是市场经济本身无法克服其固有的消极后果,这既要求市场经济之外的力量介入,以破解其难题,市场经济不是人类的最后选择,它必将被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共生存,就有可能对人的发展具有尽可能少的负面影响,并自觉发展、运用主体意识,促使市场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从根本上消除造成人的个性畸形发展的社会根源,为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和丰富的社会关系。毋庸置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人为本,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缓解矛盾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全覆盖的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实现超越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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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体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状;原因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3-0056-06
主体意识指人对自身作为对象性活动主体的地位、本质和价值的真正觉识以及由此形成的能动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及自身的实践理念。即,人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主体而存在、活动,并以主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存在、发展和活动,力求自由自主地表现和发挥自己的内在本质力量和独创性。就载体不同可表现为群体主体意识、个体主体意识和类主体意识。主体意识是主客体交互作用、相互统一的产物。它一方面张扬人的主体性,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另一方面重视客观世界的约束性,并力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日益科技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弘扬与完善人的主体性,唤起人的主体意识,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有其特殊性。在学习、借鉴和实践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渐进式道路。在市场经济实践推动主体意识不断提升发展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与形式上呈现出自己特有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主体意识的提升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的改革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为人们提供了众多的机会和自由选择的可能,为人们主体意识的发展、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动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唤醒了人们的独立自主意识
从人的主体性的实现而言,为我性和我为性不可分割。为我是目的性的前提和结果,我为是手段性的状态和过程。正如社会主义者常说的,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独立自主意识是主体的重要标志,是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以及对自我的反思和责任意识。计划经济体制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这就助长了许多人的“坐、等、靠、要”的依赖、依附观念和“单位意识”。权利本位导致主体意识丧失,“三铁”机制导致主体创造力的萎缩。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实行优胜劣汰、按劳分配,公开倡导人们追求合法合理的个人利益,强调的是能力本位。它使人们的每一份劳动都同他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唤醒了人们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意识。特别是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1978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与对“两个凡是”的批判、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破除姓“资”姓“社”的束缚和1997年党的十五大冲破姓“公”姓“私”的束缚,为唤醒主体意识,张扬个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人们不仅在政治上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在经济上也有了独立自主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定了人的主体地位,培育了民主意识、个性意识、发展意识、和谐意识
人作为历史发展的主体,是个人与类的统一。在过去单纯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经济运行的主体,企业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仅仅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经济发展与企业和企业人员的切身利益脱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从对指令性计划的人身依附中解放出来,按照商品平等竞争的原则,走向市场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以承认个人、企业的利益合法性和主体之间的差异性为前提,它必然呼唤民主意识、平等意识、人道意识,等等,特别是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例如,据2009年11月16日14:01深圳卫视《正午30分》报道,火星新闻在网络上走红。这是吉林四个青年在播客上自己设计的新闻节目,用自己的角度调侃新闻。随着世界范围的经济文化交往的产生、联系的建立,人的主体意识也逐步觉醒,呈现出鲜明的自主、自立、自强的个性特征。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进行的中国民众“打拼”心态调查显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已潜移默化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民众更加关注自己的生活、更加注重自身价值的实现与自己内心的幸福感以及更加敢于设计自我。43.53%的受访者选择“无论成败,只有努力打拼才是对生活负责任的态度”[1]。随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入认识,人们在世界市场的打拼磨练与对比中,逐步树立了和谐意识和科学发展、全面发展、自由发展意识,民族主体意识浓厚。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塑了劳动者,新主人翁意识逐渐形成,责任意识、敬业意识、实干意识、协作意识、大局意识增强
由于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多强调主人翁地位的政治含义,一味夸大精神作用,忽视其经济含义,人们在总体上更多地表现为主人翁,而在个体上则更多地表现为劳动者。人们依赖于政府的安排,企业习惯于上级的指令,“主人翁”真正的主体性并没有体现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理想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改变了企业、职工从属、被动的客体地位,重新塑造了劳动者与劳动集体、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激烈的竞争中,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的规律进行组织变革,集责、权、利于一身的企业开始认识到单纯物质激励的局限性,转向人本管理。把管理的重点从对“事”的管理转移到对“人”的管理上来。通过多种途径让工人参与企业规划、管理与经营,调动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塑造积极向上的组织文化。例如,邯郸钢铁集团公司把成本指标细化分解,落实到人,全体职工都有家可当、有财可理、有责可负、有利可得,实现了全员的成本管理,每一个人都为企业一分钱一分钱地精打细算[2]。据调查,20世纪90年代末,山东省现代企业制度试点企业运作显示,60%以上的职工感到主体地位上升,比改制前高22.3%[3]。劳动者在激烈的竞争中也逐渐认识到只有丰富、充实、提高自己,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主动参与企业事务、技术进步和管理的改善,提高自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自觉维护企业的信誉和形象,把自己的命运同企业的命运、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个人、企业、国家的共赢中实现自身的价值最大化。奉献与索取正趋向新的统一。“职工中更多地把行使主人权利与履行主人地位联系起来,把保障主人地位与促进企业发展联系起来。问卷调查表明,87%的职工赞同‘主人翁的价值在于尽主人责任’的观点,78%的职工赞同‘主人翁地位要在积极参与、平等竞争中实现’,93%的职工表示‘自己的命运与企业紧密相联,愿与企业风雨同舟、共度难关’”[3]。当代形成的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是新主人翁意识的最好体现。
二、目前我国特有的主体意识问题
主体的觉醒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空境遇中,各种文化交融与碰撞,各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严重生存悖谬、急剧变化的生存方式等问题又把人们的视角聚集于人本身,引发对主体的关注与探索。这说明人们要重新确认“人”的规定性,并希望借此解答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就目前我国主体意识的状况而言,既在一定程度上有类似于当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如,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人的意义世界的淡化和精神家园的失落、碎片化的存在等,又有在自己历史、民族发展中形成的特有现象。具体而言:
(一)雇佣意识增强,个人利益主体分化加剧,弱势群体的主体意识问题多
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部分商品化。雇佣关系使一部分人不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具有独立的社会人格,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能自觉地认识自身利益所在,更不懂得如何表示自身的利益要求,并努力使其在社会公德及政治规范范围内进行必要的合法性活动,出现了主体意识削弱,雇佣意识增强的现象。在非理性利益要求的推动下,部分企业职工明知自己的正当权利和自主地位受到侵害,大多忍气吞声,抑或辞职返乡。自己有不同的想法、意见不直接表达,保持缄默,对国家制定的一系列制度、政策,缺乏基本的热情和关心,消极等待政治权利的赐予,如果不危及基本生存,一般不会起来反抗。
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过程中,社会的转型引发了社会各个层面的激烈动荡,个体利益主体分化加剧,弱势群体问题凸显。弱势群体是一个分析现代社会的经济利益分配和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结构不协调、不合理的概念,也是社会学、政治学、社会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概念。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弱势群体,不同于传统的由于主观方面的低下或自身缺陷造成的弱势群体,而是指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竞争能力等方面均处于劣势的人群。李琼博士的《政府管理与边界冲突:社会冲突中的群体、组织和制度分析》指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代表权利主体的政治精英、代表资本主义的经济精英和代表文化主体的知识精英,在“合法”地享用社会主要经济成果的同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形成了具有相对稳定边界的社会统治集团。广大农民和工人却因为贫穷而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成为社会弱势群体。目前我国的弱势群体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弱势群体在金钱、财产、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处于弱势,同主流人群不能平起平坐。其中无业所导致的贫困,实际上是劳动者的主体能力得不到开发利用。他们有着较普遍的消极心理、强烈的受挫情绪和一定程度的反社会倾向。这阻碍了他们实现自身主体价值,影响了他们对社会发展的认可和积极参与,严重损害了他们为自己、为社会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依附心理、臣民意识仍然严重,缺乏公民意识、个性与创造性
依附心理和臣民意识在我国根深蒂固。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社会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尊卑有差、长幼有序、上下递延的依附性身份关系。这种身份关系下人不是自我的人,而是家庭的人、国家的人。个人作为人的价值是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名份、地位等因素来体现的。这样一种严格有序的封建等级社会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使人们习惯于被动地受人支配,一味地只知顺从,随风倒,甚至不顾是非地盲目从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强化了奴化意识,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破除了封建专制制度,冲击着封建思想,但封建残余思想远未彻底根除。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主要靠国家指令办事,国家垄断着一切社会领域和社会事务,行政权利支配社会的现象非常突出。一切参与经济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被要求按照国家统一规定的计划行动,上级(少数人)拍板决策,下级(多数人)服从照办,个人不可能普遍地获得发挥创造性才能的独立性,反倒适应了传统观念中的依附心理和普遍的依赖心理。条块分割的封闭型管理格局,强化了垂直纵向的权利依附关系,无形中延续了集体、国家和组织对个人的控制,亦强化着人们的依附与趋同人格。“文化大革命”后,政府在改革开放中一直扮演主导者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导致人们对权利的崇拜与依附。中国传统历来有的不争思想、随大流的社会心理也仍然在压抑着个性的发展。目前,在现实生活中,国人遇到问题仍然较多的喜欢依靠领导、依靠组织解决。大众的公民意识仍然比较单薄,法律意识不足,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在现实中既不维护自己的权利,也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信仰意识缺失,很多人不知道究竟应该敬畏什么,缺乏精神意义上的追求。
(三)政治主体意识激昂与冷漠并存
政治冷漠是消极的政治态度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即公民不参加政治生活,对政治问题和政治活动冷淡而不关心[4](p.219)。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大众的统治,人民大众是政治生活的主体。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一些政治风波后,国人的热情更多地转向经济领域,政治主体意识表现为激昂与冷漠并存。一方面表现为愤青、愤老的出现,另一方面“表现在人们的参政热情下降了,对社会和各种公益活动的关心度降低了,‘莫谈国事’、‘远离政治’等现象开始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包括形式主义的政治参与、敬而远之的政治态度、实用主义的参政观念、极度薄弱的政治效能感和非理性的政治参与等”[5](p.28)。目前网络中“被”字一词的广泛流行也反映了政治冷漠的状况与特点。很多人在博客中说了自己的那些“被”事[6],出现了“被代表”、“被失踪”、“被捐款”、“被涨工资”、“被失踪”、“被自愿”等词汇。现代国家政治的典型特色之一是政治权利总是努力谋求大众传媒的支持,这种媒介强势往往使一部分官员不顾公众的意愿和利益,肆意篡改事实,以营造有利于自己的舆论空间。“被”字句式的唱红,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个体以自嘲或者戏谑式的语言方式对话强权并进行个人抵抗,展示自己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体现了国人高昂的权利主体意识。同时,这也反映了人们对社会政治行为的无奈与隔膜。公众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其中暗含着人们对权力运行机制的谙熟,政治参与行为是被动的消极的被动员型的。人们有的抱应付态度,随心所欲地投票;有的甚至怀着游戏心态,随大流,对贿选、暗箱操作熟视无睹,甚至乐于接受别人包办代替。日益丧失在现实层面上改造政治形态的欲望,呈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顺从意向,并相互传递着“冷漠”、“疏远”政治诉求的情绪,导致高参与率和低质量相并存。以下三个表格以数字的形式论证了这种情况。
(四)网络生存方式下主体意识的偏激与弱化并存
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我国已步入了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进程。信息网络的隐匿性、虚拟性和无标识性等特点,增强了主体的安全感、平等感和自由感,促进了主体的自主性、选择性、创造性、开放性,提高了主体意识。据统计,目前全球互联网服务器内存中,中文信息只占4%(内含新加坡、我国台湾),而美国的信息却占80%,它提供的服务信息更是占95%[7]。网络生存方式中,这种海量信息的冲击淹没了主体选择的标准,成为信仰缺失、选择盲目随意的符号化存在。有的依赖网络甚至到了没有计算机和网络就无法生活的程度;有的把网络堪称万能之源,将自己的需要托付于网络,思维能力、实践能力严重退化;有的把网络当作牟利或泄愤的工具,肆无忌惮地散播色情、暴力以及各种诋毁和歪曲社会主义制度的垃圾信息。
(五)多元文化碰撞与交融中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
信仰是一种统摄性的信念,是对现有世界的超越,指向人类精神生活终极的、无限的、无条件的一面。它是主体目标意识、超越意识的最好体现,决定着主体意识的作用方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体制的变化,社会结构的调整,精神文化上的开放与交流日益增多和便捷。碰撞、对抗、交融时时刻刻都在发生发展着。这使原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生活观念受到冲击而具有不确定性。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受挫、一个时期党忽视对精神文明建设和党自身仍存在官僚腐败现象等原因,共产主义信仰危机成为当前较严重的主体意识问题。不仅部分普通民众甚至部分党员、干部和学者的共产主义信仰也在弱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课题组问卷调查中,在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过时时,受访者2711人中,有179人认为马列主义过时,占7%;有431人回答“说不清”,占16%,两项相加达23%。这些数据显示,“在知识分子队伍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观点,仍有相当的市场。某些理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甚至在课堂内外公开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解决不了当前中国的实际问题,主张用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7]。
三、现实中主体意识问题的省思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8](p.72)。在主体意识问题背后有源发性的生存事实原因,其状况是现实的客观境遇和主体自身的情态综合作用的结果。分析这种状况出现的缘由是我们进一步建构与完善主体意识的前提。
(一)生产力因素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9](p.24)人的意识产生和发展,除了有生理的物质基础外,主要是在人类世世代代实际地改变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体意识的发展与实践活动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是两个互动的发展,每一方都可以作为对方发展状况的量度。人类实践活动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唤起了主体意识的觉醒和进化。主体意识的每一次觉醒与进化都反过来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时的历史背景,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面临两个矛盾着的任务:既要克服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所付出的代价,又要超越前现代的封建主义的思想对现代化的干扰和延缓;既要努力追求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又要尽一切可能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生产力。当社会主义仅仅属于一种美好理想的时候,它的存在主要取决于资本主义的丑恶现实。当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种现实的时候,它只有作为成功的榜样,才能成为吸引人类的伟大理想。因此,现代化的实现与超越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必经之路。我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双重压力之下,生产力分布非常不平衡。扫描我国的国情可以发现,我们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期,处于前现代、前工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化过渡的阶段。从工业化的进程来看,若以人均GDP指标和就业结构指标为主要依据,以工业产出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目前基本处于工业化中期,而且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以及信息化的挑战。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农民群体,小生产方式大量存在,以至于许多农村地区至今仍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许多地区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所使用的工具仍是祖辈流传下来的镰刀、镐头和马车,保留着以小生产方式经营的家庭副业。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正处于四重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是文化、政治、经济前提均已具备的条件下由传统社会迅速向现代社会转型,首先表现在这个农业大国向工业文明的迈进;二是由扭曲的理想模式向客观现实回复,突出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的民族文化自循环主动走向世界,加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循环,逐步形成开放的文明体系,谋求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融会互补;四是自觉顺应世界文明发展大势,向后工业文明靠拢,探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生态文明,在全球性环境、生态、能源危机中探索人类文明新出路”[10](pp.9-10]。正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复杂境遇,使社会生产力的时空分布参差不齐,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分层。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教授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将当代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占2.1%;经理人员阶层,占1.6%;私营企业主阶层,占1%;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占4.6%;办事人员阶层,占7.2%;个体工商户阶层,占7.1%;商业服务人员阶层,占11.2%;产业工人阶层,占17.5%;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2.9%;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占4.8%[11]。由此,人们的精神意识领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多层次、多阶段并存的复杂局面。
(二)生产关系因素
人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只有结成社会,相互合作,才能生存发展。人类共同体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在内部交往关系中实现、确证自身作为主体的价值。在主体意识的形成发展中,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主体意识的产生过程,也就是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主体意识的觉醒并非要使个人摆脱与他人的关系变成天马行空,也不是要削弱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才叫独立自主,而是要打破那种固定化的人身依附式的群体关系,建立起人与人全面的相互交往关系;打破血缘、地域等自然形成的狭隘联系,代之以社会性的普遍联系;打破物欲至上的个人主义的金钱关系,建立起主体全面发展的交往关系。而且,只有当人们从生产关系以至社会关系中意识到自身的主体地位、作用和价值,把自己不但看作自然界的主体,而且看作社会的主体,并主动利用和改造社会关系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时,人类的主体意识才真正开始走向成熟。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牲其他一切特性而单方面的发展某一种特性,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和时间,那末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畸形的发展。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不能有所帮助。”[9](pp.295-296)“只有社会存在这个本体随着科技引入和大工业生产的发达而造成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模式的巨大改变,才能真正强有力地作用于人们的观念意识、思想感情、人生观和宇宙观”[12](p.44)。我国幅员辽阔,历史发展曲折,当前生产关系整体上仍处于转型期。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在降低改革的剧烈动荡的同时,造成生产关系变革中的时间差距。如国有经济与其他经济成分的差异;也引发了生产关系变革的空间距离,如东、中、西部,沿海和内地的差异。正是这种生产关系分布不平衡形成主体意识发展状况的不平衡。
(三)主体自身的文化教育水平
受教育程度也是造成主体意识差距的重要因子。人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自身的主体,人就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外部世界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人成为自身的主体、人对自身内在自然性的超越是人成为自然和社会的主体的最重要保证。这种超越来自自身的社会实践和外在的教育。教育是认识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捷径。倘若一个人对自然规律无知乃至迷信,将自然现象当成神灵顶礼膜拜,那么他就很难确认自己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更不用说发挥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通过教育,可以改善处境不利群体的就业能力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文化素质和技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作用日益明显,个人拥有的文化和技能高低决定其竞争力的强弱,也决定了其经济回报的多少。弱势群体中大多数人没有技术专长,综合素质低下,就业竞争力很弱。据调查表明,失业下岗职工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60%,而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初中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则高达90%,其中文盲占24%。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他们的能力和思想意识的发展。
概言之,我国实践市场经济中的主体意识状况证明了两个结论:一是市场经济是个体主体意识发展的必经路途,我们必须通过市场经济催生潜在的人力资源与劳动积极性,提高每一个人的劳动能力;二是市场经济本身无法克服其固有的消极后果,这既要求市场经济之外的力量介入,以破解其难题,市场经济不是人类的最后选择,它必将被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共生存,就有可能对人的发展具有尽可能少的负面影响,并自觉发展、运用主体意识,促使市场经济向更高阶段演进,从根本上消除造成人的个性畸形发展的社会根源,为人的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社会活动空间和丰富的社会关系。毋庸置疑,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人为本,坚持改革,推进发展,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缓解矛盾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全覆盖的高质量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我们实现超越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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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责任编辑:王 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