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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馆学的客观性依据是基于批判现实基础上的理性要求。它与古典图书馆学家崇尚的“实事求是”、“凸显本真”有着显著的区别。“实事求是”之所以不等同于客观性,缘由在于其实质上是一种高下分明的品级性。与之相反,客观性的实质体现在它的平等性上。图书馆学的客观性原则在过往的古典图书馆文化演进史上得以长久的承袭,主要在于其刻意求索着一种理想化的精神世界。这一理想化精神世界的内在底蕴是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偏见能够凭藉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加以克服,同时,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及真理永恒本体的偏见又能被图书馆学发展史所克服。
〔关键词〕图书馆学;客观性;平等性;原则
DOI:10.3969/j.issn.1008-081.016.10.006
〔中图分类号〕G5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1(016)10-0034-05
〔Abstract〕The objectivity principle in library science is the rational requirement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realism.I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principles of“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and“Highlight the Genuine”upheld by classical library scientists.The reason leading to such differences is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ive ranks while,on the contrary,the essence of objectivity principle is equality.The inheritance of objectivity principle along the long history of classical library culture evolution lied in its deliberate pursuit of ideal spiritual world.The intrinsic implications of such a world are humanity-oriented,free development and immortal truth.The preconceptions of library science could be overcame by the above three feat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bias of these features could in turn be surmoun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Key words〕library science;objectivity;equality;principle
图书馆学家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相信所有的人均会对此表示认同的。然而图书馆学研究的进程中是否需要承袭这一客观性原则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发人深省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警醒,关键在于其牵涉到一连串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问题。诸如: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到底是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是否有清晰的疆界?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古典图书馆学家所推崇的“实事求是”、“凸显本真”的区别在哪里?
1客观性异于实事求是
依笔者之见,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未可同日而语。因此,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无法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直接提供可资参验的依据。换而言之,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绝对不是由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中自然而然地衍化而来的。它一定有其本体的内在依据。这里所说的依据就是图书馆学的理性根基——图书馆学观。图书馆学观将图书馆学从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授予其一种思想层维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隐性内涵是:图书馆学既不是高于图书馆学发展史的一部分,也不是外在于图书馆学发展史的一部分,其本质是图书馆学发展史的内在构成元素。何为图书馆学发展史的内在构成元素,并不是说图书馆学比图书馆学发展史本体更内在,而是说图书馆学只可以是图书馆学发展史本体中最内核、最本质的一部分。正是基于此因,图书馆学研究方才无法由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之中获得其自身的客观性,但是客观性又不能缺席。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必然有其自体的内蕴与定性。
可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依据是什么?依我之见,这种依据就是基于批判现实基础上的理性要求。那么批判现实,无疑客观是第一位的,务必做到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由个体联系到系统。因此,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必须以理性为根基。所以,它必定与古典图书馆学家所推崇的“实事求是”、“凸显本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原因在于,古典图书馆学家所崇尚的“实事求是”、“凸显本真”基本的内在意蕴有二:一是对古典图书馆学家本身的道德伦理及职业定性,这可说是古典图书馆学家的“行业操守”;二是对古典图书馆学家的研究对象即古典图书馆系统与古典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所持有的态度或立场。前者要求古典图书馆学家理应秉持一种“实事求是”的行业操守,后者需要古典图书馆学家对研究对象必须坚持“凸显本真”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不论是作为古典图书馆学家行业操守的“实事求是”要求,或者是对研究对象所坚持的“凸显本真”的态度,两者本体都存有逻辑上的吊诡之处。单从行业操守来说,其无法规范所有古典图书馆学家的个体行为。假如事情到此为止,尚且算不上很糟糕。可是以之作为古典图书馆学家的行业操守,并且无法限制古典图书馆学家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那么一定是它的本体出现了异化状况。“实事求是”大体与此相类。中华古典图书馆学史上做到纯粹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图书馆学家少之又少,与此相对的是,曲意逢迎的图书馆学家不在少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无法一概用“实事求是”加以诠释,也不见得能经由“实事求是”来规避。诚然东周列国时代前有不畏权贵的晋国董狐载“赵盾弑其君”,后有置生死于度外的齐国南史氏记“崔杼弑其君”,二人皆是秉持“实事求是”行业操守的古典图书馆学家的典范,然而由于“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不过那些时代的学术社会处于积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怀疑的批评。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2]。这样看来,二人或许是古典图书馆学时代理想化造神运动的道德典范化身罢了。因此也就不会具有任何理性层面的影响与价值。董狐以“赵盾弑其君”式的规劝话语昭示出图书馆学家的时代使命和群体担当,由外而观,它映射出有良知的图书馆学家对朝堂显贵本能的鄙弃和对现实政治的时刻警醒,以及对古典图书馆文化长久传承所滋生的神圣与庄严的天然使命感;但是由其本质而言,这仅仅体现了董狐对“赵盾”显贵个体的诘难,而非对于专制集权整体的批判;并且董狐诘责“赵盾”的终极目的正是出于维护神圣的图书馆学古典文化传统、精神信仰及道德信念之需。也就是说,董狐的立场始终没有脱离回护专制集权政体的主观本能。因此,可以说“实事求是”的古典图书馆学家只是一个主观意识形态场域内的道德典范。 盛唐之际,太宗首先打破“当朝皇帝未可查阅国史”的古制,出于维护“为尊者讳”的目的,要求古典图书馆学家刻意隐晦记录“玄武门政变”,他们慑于太宗的权威,如是载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3]。这种人为歪曲后的“凸显本真”的撰述之作,从侧面隐射出古典图书馆学家身处皇权专制政体威慑下精神世界中的抉择两难与逡巡不已。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古典图书馆学家刘知几则显得相当世故,其明言古典图书馆学家的历史使命在于“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实事求是的“书其事,不掩其瑕”,使得“贼臣逆子,淫君乱主”之“秽迹、恶名被于千载”,然而关于“实事求是”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需要因君主而异,理性的权衡适用的尺度或底线,智者“为于可为之时”,结局是“则从”;驽钝者“为于不可为之时”,等待他的宿命则是“凶”[4]。出于合理规避“凶”的现实所需,古典图书馆学家理性的掌握好“可为”与“不可为”的“时”显得尤为必要。这就是说,古典图书馆学家“实事求是”的行业操守需要掌握好尺度,即场合变化,所说之语要随之更易;时间不同,策略理应变更;对象不同,立场则有区别。务必做到明哲保身、识大体、识时务。只有这样,方可在盛世雄主、乱世昏君主政的夹缝之中八面玲珑、游刃有余。
由上而知,古典图书馆学家崇尚的“实事求是”在道德层面上的要求包含的内蕴有二:其一,对古典图书馆学家的要求,这属于行业操守;其二,对执掌权柄者的要求,这则是政治操守。即想要“实事求是”,好的,它需要两方面的配合,古典图书馆学家与执掌权柄者都要有行业操守,后者尤其要有容人之量的大度,准许古典图书馆学家褪去浮华、虚伪,真实的勾勒自己。两种行业操守都是不可或缺的。古典图书馆学家有行业操守而执掌权柄者无政治操守,则“实事求是”难以如愿。与之相对,执掌权柄者有政治操守,古典图书馆学家群体中的多数必定具备行业操守。因此,“实事求是”的支配性力量源出执掌权柄者而非古典图书馆学家,是执掌权柄者决定了“实事求是”可否最终成为现实,这绝不是古典图书馆学家可以率性而为的事情。所以,一切决定权直接取决于执掌权柄者的政治操守,或说其是否具有广阔的胸襟。如此说来,“实事求是”本身的内蕴就产生了某种异化。“实事求是”的决定权就发生位移,即从古典图书馆学家之手转移到执掌权柄者手中。“实事求是”从对古典图书馆学家行业操守的要求衍化成对执掌权柄者的政治操守的要求。这种现实之下,“实事求是”已然无法成为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即典籍)本身的内在法则,而成为典籍之外的政治法则。
中华古典图书馆学史上,政治法则是一种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包罗万象的权威-文化法则。这种权威-文化法则的内核元素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5],即君、臣、父、子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如此以来,君臣父子各有各的准则与规范。上下、长幼、尊卑之间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准则,也就无法用大一统的准则来规范和品评地位差异的个体。问题的最终导向是:大一统准则的阙位,也就无法产生广泛实用的客观性。正是基于此因,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自身也就不存在客观性。恰是因为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根本没有为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提供滋生其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土壤。故而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仅有道德准则层面的“实事求是”,却无法具有理性准则层面的客观性。因为,臣下的准则不能以之评判九五王者,无论君上任性而为,只能采用君上的准则加以衡量。君上的准则适用对象是君上,反之亦然。以君上的准则品评君上的行为,是为“实事求是”。背离君上的准则妄议君上,则不是“实事求是”。这种现实格局中,广泛适用的客观性必定无法生成。因为客观性存续的首要前提是平等。然而平等这个首要的前提条件在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从未存在过。中华权威-文化政治体制实质上是品级高下分明的。所以它只能滋生出品级性的“实事求是”,即高下分明品级内部的惟能对同一品级卓有成效的相对而非绝对的真实性。
南宋时期古典图书馆学家郑樵误解了问题的实质。他错误的认为酿成历朝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不甚讲究“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因在于载体凡例上的断代为限,一俟会通,问题旋即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由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那种品级高下分明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正是因为“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6],下郑樵由此单纯的以为只要撰写如司马迁般“会通古今”的典籍,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中的不讲求“实事求是”的风气就可合理的规避。
参照郑樵的观点,他自信满满地认为已然觅得解决问题的良方。实际上,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他依旧徘徊在问题的真相之外。否则,其撰述的“会通古今”的典籍之主体部分缘何至隋即收官封笔?他明言要效仿司马迁“自神话传说时代讫于‘今上’(汉武帝)”。依据司马氏之例,郑氏之作理应终于“今上”(宋高宗),或北宋,甚至五代,可是盛唐亦不在其列。如此以来,名曰“会通古今”的典籍,实为残缺不全之著。个中缘由,从郑氏话语可窥见一斑,他认为两宋时期的古典图书馆学家之撰述业已涵盖唐、五代、宋,因此“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6]。下郑樵于此并未和盘托出其中的深层原因,只是敷衍应对,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其实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中的纪传体部分最能体现是否“实事求是”,也最是需要的部分,他由于担心授人以口实,故意从略,而作为“礼乐政刑”的典章制度多为中性,对于“实事求是”的要求不太高,所以能够“引而至唐”,多多益善。
是而郑樵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却未曾洞察造成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史上典籍大多曲解真相而不甚讲究“实事求是”的问题实质不在于典籍凡例是否为“会通古今”,完全取决于约束典籍撰述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这种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是品级高下分明的、上下有序的,所以其对社会个体的要求是循规蹈矩、安守本分。规矩即为品级、身份,守规矩即是知晓自身的社会身份、所处的品级。行事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分之事。那么,个体的人,就是“顺民”。古典图书馆学家,则是顺从者。因此,顺从的古典图书馆学家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精神及其所撰之典籍所具有的“凸显本真”的特性,完全为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所左右。在这一权威-文化政治体制内,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规定古典图书馆学家仅可在界定的品级范围中撰述与行事,就是将身份地位不同的个体归置到相应的社会阶层中,依照尊卑有序的标准来品评和衡量不同品级的个体。与之契合,则为“实事求是”,反之,则不是。 在这种权威-文化政治体制及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传承中,我们除了对古典图书馆学家提出“实事求是”的行业操守和道德伦理规范之外,实在难以对古典图书馆学家提出理性的、严谨的客观性要求。同时,我们无法指望从“中华古典式”的“实事求是”领域内肇启和内生出我们当代所崇尚和亟需的客观性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古典图书馆学和当代图书馆学彼此失联的重要一环,也是古典图书馆学与当代图书馆学之间紧张与分歧的实质所在。
客观性的本真内蕴
“实事求是”与客观性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实质上是一种高下分明的品级性。这突显在三个方面:首先,君上与臣下地位不对等,上下有序;其次,国家与庶民地位不对等,强弱分明;最后,华族与夷狄地位不对等,“夷夏之防”观念严重。因此,古典图书馆学家所言的“实事求是”无疑是一种品级性的、主观意念上的“客观”。它既不遵循客观现实,更不探究现象的本质。
这种信念左右下的古典图书馆学家,曲意宏扬国家的文治武功却漠视民众的疾苦,浮夸本国本族的优势文化而贬抑他国他族的文化,从而构成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史上“实事求是”的主体内容。鉴于上述推断,我们可知古典图书馆学的客观性原则与“实事求是”必定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在底蕴。其一,它力倡众生平等,毋分“劳心”、“劳力”; 其二,它认同国家、庶民不分轻重,是对等的;其三,它认可本国与异国、本族与外族对等的理念;其四,它认为不同种属的文化是对等的,无所谓优劣;其五,它觉得意见相左者彼此同样是平等的;其六,它认为归属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是平等的;其七,它不主张“成王败寇”论英雄,认为个体的人都是平等的。显而易见的是,前三条主要是对“实事求是”内容所作的相反的界定,后面四条业已逾越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实事求是”的内容范畴,进而将客观性原则演化成当代图书馆学必备的基本原则。
这就映射出一点,当代图书馆学理应是一种致力于消弭诸多陈腐旧观的科学,更是一种勇于突破各种文化传承束缚而力主创新的科学。要是图书馆学不主动抛却由古典图书馆文化形成的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固有偏见,则图书馆学就会背离图书馆学自身的内在要求,进而成为一种丧失现实批判、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精神的陈腐学问。由之,抛却固有偏见成为图书馆学的第一要义。如何抛却固有偏见呢?答案就是提倡客观性原则。所以客观性原则理所当然的成为图书馆学的首要原则。它的内在底蕴有二:一是超越不同阶层、不同国别、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见相左者、不同的人类个体之上,自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二是消释不同阶层、不同国别、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见相左者、不同的人类个体的固有偏见,完全是有可能的。图书馆学有实力能做到这一点,对此更应充满自信。图书馆学理应深信自身对客观性原则的追求会成为一种永恒。
图书馆学需要维系一种客观性原则,其中深层次原因在于图书馆学亟需超越的各种束缚和力图克服的种种偏见实质上均是一种特定的束缚与有限的偏见。它不具备广泛性和无穷的特性。或者是说,无论是哪个层面(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的束缚皆是特定的,无论何种角度(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的偏见均是有限的,它只是针对特定的、明确的层面(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方才是合用的、灵验的。所以图书馆学历经涅?重生的精神求索,无疑是能够消弭这些现实中的偏见的。换言之,图书馆学凭藉着本体的理性力量是完全可以渐趋实现客观性原则建构的,而且可借用这一准则对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发展史加以系统的、公允的理性批判,由此获得全新的认知。
图书馆学缘何可以实现这一客观性目标,究其本因,在于图书馆学矢志不渝地求索着一种理想化的精神世界,这一理想化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底蕴是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作为精神世界的愿景一经确立,其对图书馆学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驱动力,推动着图书馆学朝向这个愿景不断前行。因为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总是客观的现实存在。它比任何群体、个体、阶层、族群的利益都更加具有广泛性和恒久性的价值。因此,图书馆学必然有能力克服任何群体、个体、阶层、族群出于一己之利而内生出的种种特定偏见。完全是基于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基础之上,笔者方说图书馆学势必能最终导向一种客观的境界。
不言而喻,图书馆学的客观性是以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为终极目标的。舍弃了这一点,也就无从谈起任何客观性了。对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求索使图书馆学获得了一种超越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等各种偏见的内在理性依据和现实可能。这彰显出一点,图书馆学的客观性既是可能的,也是应然的。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可能性还是应然性都是以图书馆学对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为基本前提的。恰是以这一基本前提为原点,我们方可提出图书馆学的客观性这一命题,并由此将客观性定性为衡量图书馆学是否有现实价值的一个基本准则,进而推动客观性成为图书馆学的内在要求。由此需要说明一点,图书馆学的现实场域中,客观性与本真性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两者的差异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对象而观,客观性极力抵制的是偏见,本真性力主克服的是失实。另一方面,由形式来说,客观性彰显的是一种主观层面的价值衡量,本真性则是一种现实角度的勾勒和刻画。同时,两者有着显著的共性,即它们均是以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为终极归宿。这一归宿作为终极目标,就建构起图书馆学客观性与本真性两者的内在理性依据。或许基于此因,多数情况下客观性可直接等同于本真性,偏见常常也等同于失实。着重的强调此点,因为它有利于我们更加真切的通晓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之于图书馆学的本质规定。恰是有了图书馆学对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思索,图书馆学的客观性方才有了确实的保障。因此,当我们去考察图书馆学的客观性之时,当我们尝试着去揭示和克服古典图书馆学研究中所产生的诸多源自不同阶层、不同国别、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见相左者、不同的人类个体的偏见之时,我们只有依托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并自其中获取精神力量和担纲的勇气。 3客观性的底限
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偏见能够凭藉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加以克服,同时,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本体的偏见又能被图书馆学所克服,因此它能消弭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偏见并且无法形成一种束缚和阻碍。即使这样,我们依旧有必要强调的是,图书馆学中永恒的存有一种无法消逝的偏见,可称其为“绝对偏见”。它是由图书馆学家个体的亲身体验、社会阅历、天性、心理、修养等一系列特定的因素融汇而成的图书馆学家个体所特有的认知角度、思想范式、价值取向和衡量准则。这是基于个体认知而形成的主观意识产物,也是一种绝对而非相对的偏见。只要图书馆学家依然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而客观存在着,这种偏见将是永恒的存在。它与图书馆学家休戚相关、一脉相连、唇齿相依。它形成了每个图书馆学家之所以成为其个体的那种独有的特性。
我们进而可以发现: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如国别偏见、族群偏见、文化偏见、意见相左者的偏见、道德伦理偏见)都是能够消解的,惟有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难以消除,足见两种偏见是无法等量齐观的。从特定的视角而言,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比较类似于黑格尔所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或说其是确定的,无法更改的。我们否认图书馆学中宏观偏见的客观合理性,与此同时,却极力认可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存在的合理性。图书馆学场域中的宏观偏见能被更加宏观层面的偏见(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所克服,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实在无法为更加微观的偏见所克服。这其实是人类个体的独特性所致。这种独特性充分说明了人的主观性、意识性、社会性永远无法根除。假如人类个体的独特性都不复存在的话,那么人类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宗教意义上“全知全能的上帝”了。人类是无法逾越自体的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永远达不到上帝那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境界。人类的局限性从客观层面上界定了人类与上帝的区别。这种区别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内在规定性和实然的界限。
由此而言,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不单是坦然的直面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而且要竭尽全力的消除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只从表象来说,貌似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紧张与冲突,可实质上却是一种内在的韧劲。由于它映射出图书馆学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只是一种充斥着困惑与自相矛盾性的规定,所以它注定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要求。它的内在意蕴必定是抽象而繁复的,惟有历经艰辛的、系统的爬梳,方有完全揭示其本相的可能。我们认可了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却不认同绝对客观的观点;我们否认了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却不认同相对客观的观点。因此,我们的见解既不从属于绝对客观层面的,也不是相对客观层面的。我们的立场或说出发点与此截然不同。是时候亮明我们的观点了,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对于古典图书馆学研究是有益的,而古典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则对其研究是无益的。前者能够用其个体的微观偏见为古典图书馆学注入多元化的新鲜血液和活力,后者则只是因为其宏观偏见而导致古典图书馆学深陷主观人为的灾难和困境之中。这两种性质分殊的偏见,对古典图书馆学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
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实质上是其本身气质与个性修养的外化。假如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全部消逝,那么其个体的气质就会泯然众矣,个性修养亦将不复存在,归于平庸。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微观偏见必须受到某种节制,否则有可能演变为偏激。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发展史上声名显赫的图书馆学家大都能掌控好个体微观偏见的适用尺度。维系个体微观偏见,成就自身所独有的气质。然而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为何图书馆学家的个体微观偏见无法被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所克服?原因在于,两者压根不是一回事。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是精神意念的产物,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也是精神意念的产物(只是其所从属的层位稍低于前者),但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则是个体阅历的浓缩。精神意念的产物是精神意念的理性架构,个体阅历的浓缩是个体阅历的感性聚合。因此,两者注定无法实现全面对接。如此以来,作为精神意念产物的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必然无法对作为个体阅历浓缩的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进行有效的规避,而只可对作为相同类属的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加以合理消弭。虽然这样,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这类精神意念产物则能对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施加一定的引导和指向的作用。实际上,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的确需要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引导和指向。两者的关系表述如下:一是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能够为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这类精神意念产物提供充分感性的亲身阅历和个性感悟,进而推动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不断地朝向具体与朴素演化;二是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则能依托其深邃的理性张力将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升华到一个更加高远和超脱的理想世界,打破其对一叶障目的自体感悟的迷恋,抛却幼稚的、偏狭的自我经验,如此,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就会由于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这类精神意念产物的融汇而彰显出莫测高深的思想深度。两者彼此交融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导向分崩离析的境地。
由于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导致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不再有任何精神意念依据,而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导致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不再有任何个体阅历依据。精神意念依据的消弭致使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不再有本体论层面的权威性和应然性,个体阅历依据的消弭致使图书馆中的宏观偏见不再具有现实世界中的公正性和价值性。因为图书馆学家只是凭借自身的个体阅历即可衡量出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是否具有承袭下去的价值,进而判断出其价值的高低,甚或是谬误的还是伪善的。因此,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非但对古典图书馆学研究有益,而且对消弭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也是卓有成效的。恐怕正是由于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的客观存在,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方才渐趋甚嚣尘上。
因而我们理当创设一种规则:图书馆学中的客观性没有必要扼杀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而只是需要舍弃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因为微观偏见是必不可少的,宏观偏见是可有可无的;微观偏见是有用的,宏观偏见是无益的;微观偏见理当存续,宏观偏见必须舍弃。换言之,图书馆学的客观性首要前提是认同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进而借助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一般精神意念去克服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宏观偏见。如此以来,我们即可对图书馆学的客观性原则有一个本质性的体悟。惟有基于这个原点,图书馆学方可无限地接近理想境界。原因在于,不管怎样,客观性原则始终是建构理想化图书馆学的最重要的奠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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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1.
〔关键词〕图书馆学;客观性;平等性;原则
DOI:10.3969/j.issn.1008-081.016.10.006
〔中图分类号〕G5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1(016)10-0034-05
〔Abstract〕The objectivity principle in library science is the rational requirement on the basis of critical realism.I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principles of“Be Practical and Realistic”and“Highlight the Genuine”upheld by classical library scientists.The reason leading to such differences is that they are essentially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ive ranks while,on the contrary,the essence of objectivity principle is equality.The inheritance of objectivity principle along the long history of classical library culture evolution lied in its deliberate pursuit of ideal spiritual world.The intrinsic implications of such a world are humanity-oriented,free development and immortal truth.The preconceptions of library science could be overcame by the above three featur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 bias of these features could in turn be surmoun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cience.
〔Key words〕library science;objectivity;equality;principle
图书馆学家的实践活动是客观的,这一点没有任何异议。相信所有的人均会对此表示认同的。然而图书馆学研究的进程中是否需要承袭这一客观性原则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发人深省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之所以令人警醒,关键在于其牵涉到一连串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问题。诸如: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到底是相对的抑或是绝对的?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是否有清晰的疆界?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古典图书馆学家所推崇的“实事求是”、“凸显本真”的区别在哪里?
1客观性异于实事求是
依笔者之见,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与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未可同日而语。因此,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无法为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直接提供可资参验的依据。换而言之,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绝对不是由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中自然而然地衍化而来的。它一定有其本体的内在依据。这里所说的依据就是图书馆学的理性根基——图书馆学观。图书馆学观将图书馆学从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授予其一种思想层维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的隐性内涵是:图书馆学既不是高于图书馆学发展史的一部分,也不是外在于图书馆学发展史的一部分,其本质是图书馆学发展史的内在构成元素。何为图书馆学发展史的内在构成元素,并不是说图书馆学比图书馆学发展史本体更内在,而是说图书馆学只可以是图书馆学发展史本体中最内核、最本质的一部分。正是基于此因,图书馆学研究方才无法由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的客观性之中获得其自身的客观性,但是客观性又不能缺席。这就决定了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必然有其自体的内蕴与定性。
可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依据是什么?依我之见,这种依据就是基于批判现实基础上的理性要求。那么批判现实,无疑客观是第一位的,务必做到由表及里,透过现象看本质,由个体联系到系统。因此,图书馆学研究的客观性原则必须以理性为根基。所以,它必定与古典图书馆学家所推崇的“实事求是”、“凸显本真”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原因在于,古典图书馆学家所崇尚的“实事求是”、“凸显本真”基本的内在意蕴有二:一是对古典图书馆学家本身的道德伦理及职业定性,这可说是古典图书馆学家的“行业操守”;二是对古典图书馆学家的研究对象即古典图书馆系统与古典图书馆学家实践活动所持有的态度或立场。前者要求古典图书馆学家理应秉持一种“实事求是”的行业操守,后者需要古典图书馆学家对研究对象必须坚持“凸显本真”的态度。
现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不论是作为古典图书馆学家行业操守的“实事求是”要求,或者是对研究对象所坚持的“凸显本真”的态度,两者本体都存有逻辑上的吊诡之处。单从行业操守来说,其无法规范所有古典图书馆学家的个体行为。假如事情到此为止,尚且算不上很糟糕。可是以之作为古典图书馆学家的行业操守,并且无法限制古典图书馆学家群体中大多数人的行为,那么一定是它的本体出现了异化状况。“实事求是”大体与此相类。中华古典图书馆学史上做到纯粹意义上的“实事求是”的图书馆学家少之又少,与此相对的是,曲意逢迎的图书馆学家不在少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无法一概用“实事求是”加以诠释,也不见得能经由“实事求是”来规避。诚然东周列国时代前有不畏权贵的晋国董狐载“赵盾弑其君”,后有置生死于度外的齐国南史氏记“崔杼弑其君”,二人皆是秉持“实事求是”行业操守的古典图书馆学家的典范,然而由于“古史古书之伪,自唐以后书籍流通,学者闻见广博,早已致疑。不过那些时代的学术社会处于积威的迷信之下,不能容受怀疑的批评。到了现在,理性不受宗教的约束,批评之风大盛,昔时许多学问思想上的偶像都不攻自倒了。加以古物出土愈多,时常透露一点古代文化的真相,反映出书籍中所写的幻相,更使人对于古书增高不信任的意念”[2]。这样看来,二人或许是古典图书馆学时代理想化造神运动的道德典范化身罢了。因此也就不会具有任何理性层面的影响与价值。董狐以“赵盾弑其君”式的规劝话语昭示出图书馆学家的时代使命和群体担当,由外而观,它映射出有良知的图书馆学家对朝堂显贵本能的鄙弃和对现实政治的时刻警醒,以及对古典图书馆文化长久传承所滋生的神圣与庄严的天然使命感;但是由其本质而言,这仅仅体现了董狐对“赵盾”显贵个体的诘难,而非对于专制集权整体的批判;并且董狐诘责“赵盾”的终极目的正是出于维护神圣的图书馆学古典文化传统、精神信仰及道德信念之需。也就是说,董狐的立场始终没有脱离回护专制集权政体的主观本能。因此,可以说“实事求是”的古典图书馆学家只是一个主观意识形态场域内的道德典范。 盛唐之际,太宗首先打破“当朝皇帝未可查阅国史”的古制,出于维护“为尊者讳”的目的,要求古典图书馆学家刻意隐晦记录“玄武门政变”,他们慑于太宗的权威,如是载述,“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3]。这种人为歪曲后的“凸显本真”的撰述之作,从侧面隐射出古典图书馆学家身处皇权专制政体威慑下精神世界中的抉择两难与逡巡不已。
对于这个问题的认知,古典图书馆学家刘知几则显得相当世故,其明言古典图书馆学家的历史使命在于“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实事求是的“书其事,不掩其瑕”,使得“贼臣逆子,淫君乱主”之“秽迹、恶名被于千载”,然而关于“实事求是”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需要因君主而异,理性的权衡适用的尺度或底线,智者“为于可为之时”,结局是“则从”;驽钝者“为于不可为之时”,等待他的宿命则是“凶”[4]。出于合理规避“凶”的现实所需,古典图书馆学家理性的掌握好“可为”与“不可为”的“时”显得尤为必要。这就是说,古典图书馆学家“实事求是”的行业操守需要掌握好尺度,即场合变化,所说之语要随之更易;时间不同,策略理应变更;对象不同,立场则有区别。务必做到明哲保身、识大体、识时务。只有这样,方可在盛世雄主、乱世昏君主政的夹缝之中八面玲珑、游刃有余。
由上而知,古典图书馆学家崇尚的“实事求是”在道德层面上的要求包含的内蕴有二:其一,对古典图书馆学家的要求,这属于行业操守;其二,对执掌权柄者的要求,这则是政治操守。即想要“实事求是”,好的,它需要两方面的配合,古典图书馆学家与执掌权柄者都要有行业操守,后者尤其要有容人之量的大度,准许古典图书馆学家褪去浮华、虚伪,真实的勾勒自己。两种行业操守都是不可或缺的。古典图书馆学家有行业操守而执掌权柄者无政治操守,则“实事求是”难以如愿。与之相对,执掌权柄者有政治操守,古典图书馆学家群体中的多数必定具备行业操守。因此,“实事求是”的支配性力量源出执掌权柄者而非古典图书馆学家,是执掌权柄者决定了“实事求是”可否最终成为现实,这绝不是古典图书馆学家可以率性而为的事情。所以,一切决定权直接取决于执掌权柄者的政治操守,或说其是否具有广阔的胸襟。如此说来,“实事求是”本身的内蕴就产生了某种异化。“实事求是”的决定权就发生位移,即从古典图书馆学家之手转移到执掌权柄者手中。“实事求是”从对古典图书馆学家行业操守的要求衍化成对执掌权柄者的政治操守的要求。这种现实之下,“实事求是”已然无法成为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即典籍)本身的内在法则,而成为典籍之外的政治法则。
中华古典图书馆学史上,政治法则是一种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包罗万象的权威-文化法则。这种权威-文化法则的内核元素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5],即君、臣、父、子各司其职,各守其位。如此以来,君臣父子各有各的准则与规范。上下、长幼、尊卑之间没有形成整齐划一的准则,也就无法用大一统的准则来规范和品评地位差异的个体。问题的最终导向是:大一统准则的阙位,也就无法产生广泛实用的客观性。正是基于此因,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自身也就不存在客观性。恰是因为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根本没有为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提供滋生其客观性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土壤。故而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仅有道德准则层面的“实事求是”,却无法具有理性准则层面的客观性。因为,臣下的准则不能以之评判九五王者,无论君上任性而为,只能采用君上的准则加以衡量。君上的准则适用对象是君上,反之亦然。以君上的准则品评君上的行为,是为“实事求是”。背离君上的准则妄议君上,则不是“实事求是”。这种现实格局中,广泛适用的客观性必定无法生成。因为客观性存续的首要前提是平等。然而平等这个首要的前提条件在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从未存在过。中华权威-文化政治体制实质上是品级高下分明的。所以它只能滋生出品级性的“实事求是”,即高下分明品级内部的惟能对同一品级卓有成效的相对而非绝对的真实性。
南宋时期古典图书馆学家郑樵误解了问题的实质。他错误的认为酿成历朝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不甚讲究“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因在于载体凡例上的断代为限,一俟会通,问题旋即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由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那种品级高下分明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所造成的。正是因为“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6],下郑樵由此单纯的以为只要撰写如司马迁般“会通古今”的典籍,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中的不讲求“实事求是”的风气就可合理的规避。
参照郑樵的观点,他自信满满地认为已然觅得解决问题的良方。实际上,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他依旧徘徊在问题的真相之外。否则,其撰述的“会通古今”的典籍之主体部分缘何至隋即收官封笔?他明言要效仿司马迁“自神话传说时代讫于‘今上’(汉武帝)”。依据司马氏之例,郑氏之作理应终于“今上”(宋高宗),或北宋,甚至五代,可是盛唐亦不在其列。如此以来,名曰“会通古今”的典籍,实为残缺不全之著。个中缘由,从郑氏话语可窥见一斑,他认为两宋时期的古典图书馆学家之撰述业已涵盖唐、五代、宋,因此“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6]。下郑樵于此并未和盘托出其中的深层原因,只是敷衍应对,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其实古典图书馆文化载体中的纪传体部分最能体现是否“实事求是”,也最是需要的部分,他由于担心授人以口实,故意从略,而作为“礼乐政刑”的典章制度多为中性,对于“实事求是”的要求不太高,所以能够“引而至唐”,多多益善。
是而郑樵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却未曾洞察造成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史上典籍大多曲解真相而不甚讲究“实事求是”的问题实质不在于典籍凡例是否为“会通古今”,完全取决于约束典籍撰述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这种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是品级高下分明的、上下有序的,所以其对社会个体的要求是循规蹈矩、安守本分。规矩即为品级、身份,守规矩即是知晓自身的社会身份、所处的品级。行事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不说过头的话,不做过分之事。那么,个体的人,就是“顺民”。古典图书馆学家,则是顺从者。因此,顺从的古典图书馆学家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精神及其所撰之典籍所具有的“凸显本真”的特性,完全为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的权威-文化政治体制所左右。在这一权威-文化政治体制内,所谓“实事求是”就是规定古典图书馆学家仅可在界定的品级范围中撰述与行事,就是将身份地位不同的个体归置到相应的社会阶层中,依照尊卑有序的标准来品评和衡量不同品级的个体。与之契合,则为“实事求是”,反之,则不是。 在这种权威-文化政治体制及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传承中,我们除了对古典图书馆学家提出“实事求是”的行业操守和道德伦理规范之外,实在难以对古典图书馆学家提出理性的、严谨的客观性要求。同时,我们无法指望从“中华古典式”的“实事求是”领域内肇启和内生出我们当代所崇尚和亟需的客观性原则。这可以说是中华古典图书馆学和当代图书馆学彼此失联的重要一环,也是古典图书馆学与当代图书馆学之间紧张与分歧的实质所在。
客观性的本真内蕴
“实事求是”与客观性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实质上是一种高下分明的品级性。这突显在三个方面:首先,君上与臣下地位不对等,上下有序;其次,国家与庶民地位不对等,强弱分明;最后,华族与夷狄地位不对等,“夷夏之防”观念严重。因此,古典图书馆学家所言的“实事求是”无疑是一种品级性的、主观意念上的“客观”。它既不遵循客观现实,更不探究现象的本质。
这种信念左右下的古典图书馆学家,曲意宏扬国家的文治武功却漠视民众的疾苦,浮夸本国本族的优势文化而贬抑他国他族的文化,从而构成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史上“实事求是”的主体内容。鉴于上述推断,我们可知古典图书馆学的客观性原则与“实事求是”必定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在底蕴。其一,它力倡众生平等,毋分“劳心”、“劳力”; 其二,它认同国家、庶民不分轻重,是对等的;其三,它认可本国与异国、本族与外族对等的理念;其四,它认为不同种属的文化是对等的,无所谓优劣;其五,它觉得意见相左者彼此同样是平等的;其六,它认为归属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是平等的;其七,它不主张“成王败寇”论英雄,认为个体的人都是平等的。显而易见的是,前三条主要是对“实事求是”内容所作的相反的界定,后面四条业已逾越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时期“实事求是”的内容范畴,进而将客观性原则演化成当代图书馆学必备的基本原则。
这就映射出一点,当代图书馆学理应是一种致力于消弭诸多陈腐旧观的科学,更是一种勇于突破各种文化传承束缚而力主创新的科学。要是图书馆学不主动抛却由古典图书馆文化形成的各种显性的或隐性的固有偏见,则图书馆学就会背离图书馆学自身的内在要求,进而成为一种丧失现实批判、求实创新、锐意进取精神的陈腐学问。由之,抛却固有偏见成为图书馆学的第一要义。如何抛却固有偏见呢?答案就是提倡客观性原则。所以客观性原则理所当然的成为图书馆学的首要原则。它的内在底蕴有二:一是超越不同阶层、不同国别、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见相左者、不同的人类个体之上,自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二是消释不同阶层、不同国别、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见相左者、不同的人类个体的固有偏见,完全是有可能的。图书馆学有实力能做到这一点,对此更应充满自信。图书馆学理应深信自身对客观性原则的追求会成为一种永恒。
图书馆学需要维系一种客观性原则,其中深层次原因在于图书馆学亟需超越的各种束缚和力图克服的种种偏见实质上均是一种特定的束缚与有限的偏见。它不具备广泛性和无穷的特性。或者是说,无论是哪个层面(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的束缚皆是特定的,无论何种角度(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的偏见均是有限的,它只是针对特定的、明确的层面(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方才是合用的、灵验的。所以图书馆学历经涅?重生的精神求索,无疑是能够消弭这些现实中的偏见的。换言之,图书馆学凭藉着本体的理性力量是完全可以渐趋实现客观性原则建构的,而且可借用这一准则对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发展史加以系统的、公允的理性批判,由此获得全新的认知。
图书馆学缘何可以实现这一客观性目标,究其本因,在于图书馆学矢志不渝地求索着一种理想化的精神世界,这一理想化的精神世界的内在底蕴是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作为精神世界的愿景一经确立,其对图书馆学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驱动力,推动着图书馆学朝向这个愿景不断前行。因为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总是客观的现实存在。它比任何群体、个体、阶层、族群的利益都更加具有广泛性和恒久性的价值。因此,图书馆学必然有能力克服任何群体、个体、阶层、族群出于一己之利而内生出的种种特定偏见。完全是基于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基础之上,笔者方说图书馆学势必能最终导向一种客观的境界。
不言而喻,图书馆学的客观性是以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为终极目标的。舍弃了这一点,也就无从谈起任何客观性了。对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求索使图书馆学获得了一种超越国家、族群、文化、意见相左、道德伦理等各种偏见的内在理性依据和现实可能。这彰显出一点,图书馆学的客观性既是可能的,也是应然的。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可能性还是应然性都是以图书馆学对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为基本前提的。恰是以这一基本前提为原点,我们方可提出图书馆学的客观性这一命题,并由此将客观性定性为衡量图书馆学是否有现实价值的一个基本准则,进而推动客观性成为图书馆学的内在要求。由此需要说明一点,图书馆学的现实场域中,客观性与本真性多少还是有点区别的。两者的差异呈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从对象而观,客观性极力抵制的是偏见,本真性力主克服的是失实。另一方面,由形式来说,客观性彰显的是一种主观层面的价值衡量,本真性则是一种现实角度的勾勒和刻画。同时,两者有着显著的共性,即它们均是以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为终极归宿。这一归宿作为终极目标,就建构起图书馆学客观性与本真性两者的内在理性依据。或许基于此因,多数情况下客观性可直接等同于本真性,偏见常常也等同于失实。着重的强调此点,因为它有利于我们更加真切的通晓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之于图书馆学的本质规定。恰是有了图书馆学对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思索,图书馆学的客观性方才有了确实的保障。因此,当我们去考察图书馆学的客观性之时,当我们尝试着去揭示和克服古典图书馆学研究中所产生的诸多源自不同阶层、不同国别、不同族群、不同文化、意见相左者、不同的人类个体的偏见之时,我们只有依托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并自其中获取精神力量和担纲的勇气。 3客观性的底限
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偏见能够凭藉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加以克服,同时,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本体的偏见又能被图书馆学所克服,因此它能消弭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偏见并且无法形成一种束缚和阻碍。即使这样,我们依旧有必要强调的是,图书馆学中永恒的存有一种无法消逝的偏见,可称其为“绝对偏见”。它是由图书馆学家个体的亲身体验、社会阅历、天性、心理、修养等一系列特定的因素融汇而成的图书馆学家个体所特有的认知角度、思想范式、价值取向和衡量准则。这是基于个体认知而形成的主观意识产物,也是一种绝对而非相对的偏见。只要图书馆学家依然作为一个鲜活的个体而客观存在着,这种偏见将是永恒的存在。它与图书馆学家休戚相关、一脉相连、唇齿相依。它形成了每个图书馆学家之所以成为其个体的那种独有的特性。
我们进而可以发现: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如国别偏见、族群偏见、文化偏见、意见相左者的偏见、道德伦理偏见)都是能够消解的,惟有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难以消除,足见两种偏见是无法等量齐观的。从特定的视角而言,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比较类似于黑格尔所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或说其是确定的,无法更改的。我们否认图书馆学中宏观偏见的客观合理性,与此同时,却极力认可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存在的合理性。图书馆学场域中的宏观偏见能被更加宏观层面的偏见(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所克服,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实在无法为更加微观的偏见所克服。这其实是人类个体的独特性所致。这种独特性充分说明了人的主观性、意识性、社会性永远无法根除。假如人类个体的独特性都不复存在的话,那么人类也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宗教意义上“全知全能的上帝”了。人类是无法逾越自体的局限性的,所以我们也永远达不到上帝那种“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境界。人类的局限性从客观层面上界定了人类与上帝的区别。这种区别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内在规定性和实然的界限。
由此而言,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不单是坦然的直面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而且要竭尽全力的消除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只从表象来说,貌似两者存在着明显的紧张与冲突,可实质上却是一种内在的韧劲。由于它映射出图书馆学的客观性原则实质上只是一种充斥着困惑与自相矛盾性的规定,所以它注定不可能是一个单纯的要求。它的内在意蕴必定是抽象而繁复的,惟有历经艰辛的、系统的爬梳,方有完全揭示其本相的可能。我们认可了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却不认同绝对客观的观点;我们否认了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却不认同相对客观的观点。因此,我们的见解既不从属于绝对客观层面的,也不是相对客观层面的。我们的立场或说出发点与此截然不同。是时候亮明我们的观点了,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对于古典图书馆学研究是有益的,而古典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则对其研究是无益的。前者能够用其个体的微观偏见为古典图书馆学注入多元化的新鲜血液和活力,后者则只是因为其宏观偏见而导致古典图书馆学深陷主观人为的灾难和困境之中。这两种性质分殊的偏见,对古典图书馆学发展所产生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
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实质上是其本身气质与个性修养的外化。假如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全部消逝,那么其个体的气质就会泯然众矣,个性修养亦将不复存在,归于平庸。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微观偏见必须受到某种节制,否则有可能演变为偏激。中华古典图书馆文化发展史上声名显赫的图书馆学家大都能掌控好个体微观偏见的适用尺度。维系个体微观偏见,成就自身所独有的气质。然而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命题,为何图书馆学家的个体微观偏见无法被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所克服?原因在于,两者压根不是一回事。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是精神意念的产物,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也是精神意念的产物(只是其所从属的层位稍低于前者),但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则是个体阅历的浓缩。精神意念的产物是精神意念的理性架构,个体阅历的浓缩是个体阅历的感性聚合。因此,两者注定无法实现全面对接。如此以来,作为精神意念产物的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必然无法对作为个体阅历浓缩的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进行有效的规避,而只可对作为相同类属的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加以合理消弭。虽然这样,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这类精神意念产物则能对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施加一定的引导和指向的作用。实际上,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的确需要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引导和指向。两者的关系表述如下:一是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能够为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这类精神意念产物提供充分感性的亲身阅历和个性感悟,进而推动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不断地朝向具体与朴素演化;二是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则能依托其深邃的理性张力将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升华到一个更加高远和超脱的理想世界,打破其对一叶障目的自体感悟的迷恋,抛却幼稚的、偏狭的自我经验,如此,图书馆学家的微观偏见就会由于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这类精神意念产物的融汇而彰显出莫测高深的思想深度。两者彼此交融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图书馆学中的各种宏观偏见导向分崩离析的境地。
由于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导致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不再有任何精神意念依据,而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导致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不再有任何个体阅历依据。精神意念依据的消弭致使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不再有本体论层面的权威性和应然性,个体阅历依据的消弭致使图书馆中的宏观偏见不再具有现实世界中的公正性和价值性。因为图书馆学家只是凭借自身的个体阅历即可衡量出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是否具有承袭下去的价值,进而判断出其价值的高低,甚或是谬误的还是伪善的。因此,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非但对古典图书馆学研究有益,而且对消弭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也是卓有成效的。恐怕正是由于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的客观存在,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方才渐趋甚嚣尘上。
因而我们理当创设一种规则:图书馆学中的客观性没有必要扼杀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而只是需要舍弃图书馆学中的宏观偏见。因为微观偏见是必不可少的,宏观偏见是可有可无的;微观偏见是有用的,宏观偏见是无益的;微观偏见理当存续,宏观偏见必须舍弃。换言之,图书馆学的客观性首要前提是认同图书馆学家个体的微观偏见,进而借助人性为本、自由发展和真理永恒的一般精神意念去克服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宏观偏见。如此以来,我们即可对图书馆学的客观性原则有一个本质性的体悟。惟有基于这个原点,图书馆学方可无限地接近理想境界。原因在于,不管怎样,客观性原则始终是建构理想化图书馆学的最重要的奠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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