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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留言】2012年是《国营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颁布实施30周年。早在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上就强调，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站在当下工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回首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职代会的坎坷浮沉，工会工作者的切肤之痛和疾呼坚守，愈显真理本色，越发弥足珍贵。
向奔波在国企改制第一线的全体工会工作者致敬！
那人那厂
发端于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几乎是一夜之间，千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冒出，而国企的工人，却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弱势群体的境地。
李南（化名），某国营机械厂的工会主席，他的特殊经历见证了那一时期的波诡云谲。当时国企改制有个前提，绩效好的工厂先行一步，这叫“靓女先嫁”。机械厂是老国企，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都很多，绝对不是“靓女”。所以，当一拨接一拨的改制消息狂风般吹来时，李主席和他的同事还有近千名职工，都觉得是距己尚远的事情。
但在200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刚刚步入办公室的李南，就被厂办秘书的一句话震呆了：经厂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工厂改制，整体卖给个体老板，工人全部买断工龄，再由买方重新招聘上岗。
这么重大的决定，工会主席不知晓1000多名职工，广大职工更是蒙在鼓里，缓过神的李南顿感事态严重。他当即找到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强烈要求召开职代会。领导们的回答是，“没必要，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他去了上级局机关，局长说机械厂是国有资产，改制不用征求职工意见，有主管部门的批件就行。见李南急得两颊通红，局长拍拍他的肩，和蔼地说：“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你们厂搭上‘靓女’这趟车，这是好事啊。作为工会主席，要有大局意识，要做改革的急先锋，而不是绊脚石。”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李南又去了与国企改制相关的所有职能部门，得到的答复跟那位局长的基本一致：改制洪流势不可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工会主席，要顺应时代大潮，做坚定不移的改革派。
千人离厂、孑然一身，然后重新寻找自我，那将是一幅怎样揪心的景象啊！此时此刻的李南，已倾尽所能，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职代会！这是职工维权唯一也是最后的平台。但是，任他千般奔走，万般呼吁，职代会最终也没开成。工厂被硬性转制，近千职工没了退路，只有携起手来，开出厂里的几十台卡车，打出要吃饭、要民主的标语，聚到市委办公楼的大门口。作为工会主席的李南，自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这场事件的领导者。
难忘的会议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调查组迅速组成。魏益（化名），时任市总工会民管部部长，调查组成员，调查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回首10年前的那个春天，满头白发的他仍感慨不已，“工会方面的态度十分明确，职工用这种方式表达诉求肯定不对，但机械厂对改制这样的重大事情，无视职代会，无视1000多职工的利益，才是这场事件的根本原因。可就在我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时，市公安局却发布了对李南的逮捕令，理由是违反治安条例。”
魏益和他的同事一面收集中央六部委，针对国企改制出台的所有文件，向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发放，一面找到某大报驻当地记者站的记者，以期借助舆论为李主席维权。
一篇关于李南该不该负刑责的文章，很快就出炉了，准备在这家大报的内参上发表。于是，4月17日那天，就“李主席该不该负刑责”这一议题，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召开了紧急会议，魏益是与会者之一。
“我们以中央文件为盾牌，立场十分坚定，改制不开职代会不行，工会主席为职工利益代言，虽然方式不当，负有责任，但不该是刑责。但主要领导站在全市国企改制的大格局里，自然有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考量，还是主张刑责。两种意见对立严重，火药味很浓。这时，我们抛出了那篇文章，说此文若在大报内参上登出来，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各位领导要有心理准备，要想好应对的办法。”
说到此，魏益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这话起作用了，它为几位在改革前沿热血澎湃的领导，打了一针镇静剂，让他们冷静下来，理智起来，意识到职代会在国企改制中的关键作用，意识到没有职代会的改革成本，他们承受不起。”
李南没有负刑责。半个月后，机械厂在市总下派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职代会，改制方案被否决。一个月后，经过多方协商，机械厂第二次召开职代会，职工同意工厂改制，但职工一个也不买断，而是变身为合同制职工继续工作。买方接受了职代会意见，改制随即顺利展开，整个事件历时两个月。
“当时的某些领导，在认识上有个误区，一提职工权益，就是反对改革。可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支持改革的。他们要求不高，让他们吃亏，甚至作出牺牲都行。但你不能让他们不知情、不讲话，不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而开职代会恰恰就是知情说话、互相协商的最好方法。”魏益边说边翻开当年的工作笔记，泛黄的本子映着花白的头发，让那段历史更显沧桑。
工会的独苗
就在李南、魏益这样的基层工会工作者，在改制一线为职工利益奔走呼吁时，2006年4月，一份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批示，下达到辽宁省总工会：
辽宁省本溪市总工会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在改革中切实维护职工权益方面，探索出了很好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宣传，以推动各地国企工会在改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兆国
一时间，本溪经验带着中国工会万千工作者的探索和期待，浮出了水面。
半年前，也就是2005年11月，辽宁省总工会就在《辽宁工运动态》（参与企业改革专刊第8期）上，全文发表了本溪市总工会参与国企改制的调查报告，题为《坚持改制民主程序，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充分代表和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2006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将王兆国主席的批示和这份调查报告，通报给全国各地工会。
国企改制素有全国看东北，东北看辽宁之说。的确，作为计划经济年代的工业重镇，这里的国有企业最多，产业工人队伍庞大，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根深蒂固。于是，在改制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和冲突事件，在过去的10年中便很集中和突出。
怎样站在国企改制的大方向上，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带领工人阶级积极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做改革的主力军，辽宁省总工会责无旁贷。本溪经验的精髓，就是紧紧抓住职代会这个载体，坚持改制过程中的民主程序，与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建立并完善一整套参与改制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职工信任工会，政府依靠工会，企业需要工会的良好局面。
吴文敏，时任辽宁省总工会民管部部长，他对本溪经验里一再强调的民主程序，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改制前期职代会的虚弱化、形式化、暗箱化甚至绕开或不经过职代会，跟改制过程中民主程序的不规范，缺乏与时俱进的刚性规章密切相关。伴随着改制的步伐，辽宁省的各级工会组织，一直都在摸索、推动着职代会标准化的建设。为落实职代会职权，为职代会的审议企业改制方案、审议通过职工安置方案、实行改制重大事项公开等职能，成为改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必须履行的民主程序，做着不懈的努力。
辽宁省委常委、时任辽宁省总工会主席王俊莲多次在讲话中指出，职代会标准化建设是工会工作走向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维权的标志性工作。而职代会有了标准，民主程序就有章可依，工会依法维权，法律赋予职代会的权利运行才会标准和规范，才会成为改革中企业必须遵守的刚性制度。
这项重要工作在2005年有了突破。这一年，辽宁省总工会参与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民管部设立。辽宁省总工会与辽宁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的《深化企业改革中充分发挥工会作用的意见》里，把坚持和规范改制中的民主程序，作为维护职工利益的底线，纳入到企业改制的全过程。2006年起，辽宁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令规章，强化、规范了国企改制中的职代会制度。2008年2月1日，《辽宁省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正式颁布并施行。
有了这些政令法规的保驾护航，如今的职代会，已经成为国企改制的必经门坎。在改制方案、职工安置、债权界定、资产评估等事项，不召开职代会，没有职代会的表决意见，就进不了改制程序。为了更好落实职代会的这些职能，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都有制度创新。像职代会观察员制度、职代会核准制度、职代会一票否决制度、预留职工安置费保证金制度，等等，等等。这些小制度合力支撑起职代会这个大制度，成为国企改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改制进程中保护职工利益的利器。
“不得了，不得了，职代会，这个中国工会的独苗，它生在工厂，长在工会，30年风风雨雨，现在已是棒小伙了。”面对当下职代会在企业里的强势地位，魏益百感交集。“当年，那些先行改制的企业职工，牺牲是巨大的。30多年的工龄，仅用七八千块钱就买断了，然后是一个个个体起起落落、生生死死的艰难历程。十来年过去了，我现在想起来心都发酸。好在工会组织始终跟他们同在，上至全总主席，下到像李南那样的基层工会干部，一直都在关注着职工，保护着职工，其实，这也是在保护着国企改制，保护着改革开放。”
2011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在东北大地如期而至。清凛的空气，晨练的公园，闪现出李南的身影。早已离厂退休的他，夹在一群悠闲健身群体中，宁静得如一片落雪。只有抬眼远望的瞬间，2000年的经历如在昨天，在心海涌起阵阵风云。W
责编／陈洁雅
cjy@lnddgr.cn
向奔波在国企改制第一线的全体工会工作者致敬！
那人那厂
发端于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制，在世纪之交达到高潮。几乎是一夜之间，千万富翁如雨后春笋般破土冒出，而国企的工人，却从一个社会的领导阶级，被边缘化到弱势群体的境地。
李南（化名），某国营机械厂的工会主席，他的特殊经历见证了那一时期的波诡云谲。当时国企改制有个前提，绩效好的工厂先行一步，这叫“靓女先嫁”。机械厂是老国企，现实问题和历史遗留问题都很多，绝对不是“靓女”。所以，当一拨接一拨的改制消息狂风般吹来时，李主席和他的同事还有近千名职工，都觉得是距己尚远的事情。
但在200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刚刚步入办公室的李南，就被厂办秘书的一句话震呆了：经厂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工厂改制，整体卖给个体老板，工人全部买断工龄，再由买方重新招聘上岗。
这么重大的决定，工会主席不知晓1000多名职工，广大职工更是蒙在鼓里，缓过神的李南顿感事态严重。他当即找到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强烈要求召开职代会。领导们的回答是，“没必要，就这么定了。”第二天，他去了上级局机关，局长说机械厂是国有资产，改制不用征求职工意见，有主管部门的批件就行。见李南急得两颊通红，局长拍拍他的肩，和蔼地说：“国企改制是大势所趋，你们厂搭上‘靓女’这趟车，这是好事啊。作为工会主席，要有大局意识，要做改革的急先锋，而不是绊脚石。”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李南又去了与国企改制相关的所有职能部门，得到的答复跟那位局长的基本一致：改制洪流势不可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工会主席，要顺应时代大潮，做坚定不移的改革派。
千人离厂、孑然一身，然后重新寻找自我，那将是一幅怎样揪心的景象啊！此时此刻的李南，已倾尽所能，最后的办法只有一个——职代会！这是职工维权唯一也是最后的平台。但是，任他千般奔走，万般呼吁，职代会最终也没开成。工厂被硬性转制，近千职工没了退路，只有携起手来，开出厂里的几十台卡车，打出要吃饭、要民主的标语，聚到市委办公楼的大门口。作为工会主席的李南，自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为这场事件的领导者。
难忘的会议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调查组迅速组成。魏益（化名），时任市总工会民管部部长，调查组成员，调查工作的主要执行者。回首10年前的那个春天，满头白发的他仍感慨不已，“工会方面的态度十分明确，职工用这种方式表达诉求肯定不对，但机械厂对改制这样的重大事情，无视职代会，无视1000多职工的利益，才是这场事件的根本原因。可就在我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时，市公安局却发布了对李南的逮捕令，理由是违反治安条例。”
魏益和他的同事一面收集中央六部委，针对国企改制出台的所有文件，向市委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发放，一面找到某大报驻当地记者站的记者，以期借助舆论为李主席维权。
一篇关于李南该不该负刑责的文章，很快就出炉了，准备在这家大报的内参上发表。于是，4月17日那天，就“李主席该不该负刑责”这一议题，市委市政府的决策者们召开了紧急会议，魏益是与会者之一。
“我们以中央文件为盾牌，立场十分坚定，改制不开职代会不行，工会主席为职工利益代言，虽然方式不当，负有责任，但不该是刑责。但主要领导站在全市国企改制的大格局里，自然有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考量，还是主张刑责。两种意见对立严重，火药味很浓。这时，我们抛出了那篇文章，说此文若在大报内参上登出来，引起全国性的大讨论，各位领导要有心理准备，要想好应对的办法。”
说到此，魏益的脸上露出得意之色，“这话起作用了，它为几位在改革前沿热血澎湃的领导，打了一针镇静剂，让他们冷静下来，理智起来，意识到职代会在国企改制中的关键作用，意识到没有职代会的改革成本，他们承受不起。”
李南没有负刑责。半个月后，机械厂在市总下派同志的主持下召开了职代会，改制方案被否决。一个月后，经过多方协商，机械厂第二次召开职代会，职工同意工厂改制，但职工一个也不买断，而是变身为合同制职工继续工作。买方接受了职代会意见，改制随即顺利展开，整个事件历时两个月。
“当时的某些领导，在认识上有个误区，一提职工权益，就是反对改革。可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是最支持改革的。他们要求不高，让他们吃亏，甚至作出牺牲都行。但你不能让他们不知情、不讲话，不顾他们今后的生活。而开职代会恰恰就是知情说话、互相协商的最好方法。”魏益边说边翻开当年的工作笔记，泛黄的本子映着花白的头发，让那段历史更显沧桑。
工会的独苗
就在李南、魏益这样的基层工会工作者，在改制一线为职工利益奔走呼吁时，2006年4月，一份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批示，下达到辽宁省总工会：
辽宁省本溪市总工会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在改革中切实维护职工权益方面，探索出了很好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宣传，以推动各地国企工会在改制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王兆国
一时间，本溪经验带着中国工会万千工作者的探索和期待，浮出了水面。
半年前，也就是2005年11月，辽宁省总工会就在《辽宁工运动态》（参与企业改革专刊第8期）上，全文发表了本溪市总工会参与国企改制的调查报告，题为《坚持改制民主程序，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充分代表和维护广大职工合法权益》。2006年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将王兆国主席的批示和这份调查报告，通报给全国各地工会。
国企改制素有全国看东北，东北看辽宁之说。的确，作为计划经济年代的工业重镇，这里的国有企业最多，产业工人队伍庞大，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根深蒂固。于是，在改制中出现的矛盾、问题和冲突事件，在过去的10年中便很集中和突出。
怎样站在国企改制的大方向上，发挥企业工会的作用，带领工人阶级积极支持改革，参与改革，做改革的主力军，辽宁省总工会责无旁贷。本溪经验的精髓，就是紧紧抓住职代会这个载体，坚持改制过程中的民主程序，与政府有关部门建立联动机制，建立并完善一整套参与改制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职工信任工会，政府依靠工会，企业需要工会的良好局面。
吴文敏，时任辽宁省总工会民管部部长，他对本溪经验里一再强调的民主程序，有着深刻的体会。他说，改制前期职代会的虚弱化、形式化、暗箱化甚至绕开或不经过职代会，跟改制过程中民主程序的不规范，缺乏与时俱进的刚性规章密切相关。伴随着改制的步伐，辽宁省的各级工会组织，一直都在摸索、推动着职代会标准化的建设。为落实职代会职权，为职代会的审议企业改制方案、审议通过职工安置方案、实行改制重大事项公开等职能，成为改制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必须履行的民主程序，做着不懈的努力。
辽宁省委常委、时任辽宁省总工会主席王俊莲多次在讲话中指出，职代会标准化建设是工会工作走向依法建会、依法治会、依法维权的标志性工作。而职代会有了标准，民主程序就有章可依，工会依法维权，法律赋予职代会的权利运行才会标准和规范，才会成为改革中企业必须遵守的刚性制度。
这项重要工作在2005年有了突破。这一年，辽宁省总工会参与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民管部设立。辽宁省总工会与辽宁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的《深化企业改革中充分发挥工会作用的意见》里，把坚持和规范改制中的民主程序，作为维护职工利益的底线，纳入到企业改制的全过程。2006年起，辽宁省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令规章，强化、规范了国企改制中的职代会制度。2008年2月1日，《辽宁省职工代表大会规定》正式颁布并施行。
有了这些政令法规的保驾护航，如今的职代会，已经成为国企改制的必经门坎。在改制方案、职工安置、债权界定、资产评估等事项，不召开职代会，没有职代会的表决意见，就进不了改制程序。为了更好落实职代会的这些职能，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都有制度创新。像职代会观察员制度、职代会核准制度、职代会一票否决制度、预留职工安置费保证金制度，等等，等等。这些小制度合力支撑起职代会这个大制度，成为国企改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成为改制进程中保护职工利益的利器。
“不得了，不得了，职代会，这个中国工会的独苗，它生在工厂，长在工会，30年风风雨雨，现在已是棒小伙了。”面对当下职代会在企业里的强势地位，魏益百感交集。“当年，那些先行改制的企业职工，牺牲是巨大的。30多年的工龄，仅用七八千块钱就买断了，然后是一个个个体起起落落、生生死死的艰难历程。十来年过去了，我现在想起来心都发酸。好在工会组织始终跟他们同在，上至全总主席，下到像李南那样的基层工会干部，一直都在关注着职工，保护着职工，其实，这也是在保护着国企改制，保护着改革开放。”
2011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在东北大地如期而至。清凛的空气，晨练的公园，闪现出李南的身影。早已离厂退休的他，夹在一群悠闲健身群体中，宁静得如一片落雪。只有抬眼远望的瞬间，2000年的经历如在昨天，在心海涌起阵阵风云。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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