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竟陵派是晚明时代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诗歌创作追求幽情孤绪、生涩奇拗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文化土壤，包括晚明特定的时代文化环境、竟陵文人个人的生活遭际以及文学理论上的新变。通过对其诗风成因的浅析，有利于人们对竟陵派的诗歌和文学理论有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
关键词：竟陵派;生涩奇拗;诗风成因
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各种创作倾向、各种理论主张，分立门户，议论纷纷。竟陵派是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钟惺、谭元春。这个流派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同时，为了矫正公安派的俚俗，独辟蹊径，采取了学习古人真精神的创作宗旨，表现为追求幽情孤绪、生涩奇拗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因此研究竟陵派诗风形成原因，应当着眼于其文化环境、个人遭际以及文学理论的状况。
一、“狂不成形”的时代文化环境
任何文学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与特定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竟陵派崛起于明代万历年间，此时心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人们更多追求现世的享乐，个性自由的张扬。士人们感受到国家的无望之后，转向关心一己之适意，竟陵派的文人钟情于孤行独往，诗歌生涩奇拗，体现诗人在晚明这个黑暗时代氛围中的忧郁、孤寂和苦涩之感。
万历开始，明代社会走向了最黑暗、动荡的时期，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路，严迪昌称其为“狂不成形”的时代。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独揽朝政大权。神宗是一个荒殆国事、急于敛财和荒淫无度的皇帝，他沉迷酒色，又染上鸦片，长期殆政达三十多年。万历十四年之后，神宗多不上朝，不批奏疏，不举办经筳、日讲，也不祭祀，国家政治处于瘫痪半停顿的状态。他不断敛财，用来供其穷奢极欲的生活。上行下效，皇帝的不作为，导致国家的贪欲之风盛行。这个时期也是明代党争激烈时期，基于国家的混乱现状，许多官员往往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皇帝与大臣、大臣内部之间的矛盾纷杂，这一切都昭示着国家的腐败不堪。对此《明史》卷二七九评价为“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晚明时期，统治者纵情声色，往往无暇关注国家的思想层面。因此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控制出现了松懈，王阳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成为了人们认可的观念。王阳明的“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充分肯定了个人的精神自由。李贽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必有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大胆地明确人欲的合理性，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具体到文学创作，李贽的童心即个人最真实的情感表达。社会的黑暗，思想上的心学盛行，士人心态发生了转变。及时行乐、个性张扬成为他们的追求。整个社会风气“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因此在这种社会环境所孕育出的竟陵一派主要也是追求个人的适意。谭元春所谓：“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 [1]622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的集体沉沦，情感的直接宣泄，到竟陵派这里就是以生涩奇拗的诗风，抒发历史变化的幽情孤绪。
二、作家个人的生活遭际
除了大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个人的遭际对于诗人诗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钟惺、谭元春处于明代党争愈演愈烈的时代，作为历史里的人物，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党争之中。钟惺在从政初秉持着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思想，这使得他在党派之争中不苟同于任意党派，企图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但是这种社会现实使得他的理想破灭，集中表现为三次政治事件：韩敬科场案、丁巳京察和甲子参劾。在多次党争的漩涡中沉浮，钟惺未能得到起用，反而不断被连累，几次被黜，最后在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疏劾惺科场舞弊，兼父丧而与妻妾游武夷，疏上，奉旨“该部知道”。由是坐废家居。做官走投无路，感受到的只有相互倾軋的矛盾，可知钟惺自入仕到死都在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沉浮。宦海风波、个人命运，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无法捉摸。其用世之志也就在每况愈下的政治局势中消磨殆尽。因此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宦海风波之后，他的诗歌也就转变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情调。谭元春一生科考不举，多年困顿于科场之中，至死也未获得一官半职。他没有为官的经历，他对党争的感受都是间接的，而导致其悲凉情调的产生更多是来自其个人独立的人格精神和命运的不偶。谭元春的个性是孤傲的，钟惺说他：“居心托意，本自孤迥。”（《简远堂诗序》）他也自称“门无俗士、残客。”（《求母氏五十文说》）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使得其具有清新脱俗的品质。但不幸的是他以桀骜之姿却生不逢时，其科举之途较之常人尤为坎坷。久困科场的不幸遭遇使得其个性受到压抑，内心苦闷，这一切因素都对其诗风产生了影响。
政治上的走投无路，驱使得他们将目光投向文学，诗文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支撑性力量，具有其他方式无可取代的地位。他们在诗歌中宣泄出生活中的不幸、不遇以及无奈。竟陵派诗歌幽深孤蛸的体貌特征正是其性情心态的最好表征。侧重抒发避世绝俗的幽情孤绪，追求“孤行静寄”的“精神”，在物象的选择上也是用有助于表现其幽静情怀或孤情单绪之物。这种求奇求奥的风格正是反映了那些因处于王朝末期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的文学倾向，已经不再是盛世那种开容的气度，而是走向陶冶心灵、锻炼熔铸，有收敛孤高之态的趋势了。
三、文学理论的新变
明代的文学思潮十分多元，从内阁体的兴盛、茶陵派、到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大大小小众多派别体系，在明代文坛上先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明一代，文学思潮变化最为剧烈，各种文学派别此消彼长，究其原因在于求新求变意识的突出。竟陵派的钟惺指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 因此，这种求新求变的意识也是竟陵派的追求所在。竟陵派的大家钟惺青年也曾追随时风，追求拟古和反古。七子复古之风在公安派手中已经有所削弱，但袁宏道的早逝客观上限制了公安诗派的影响力。此外，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局限也逐渐暴露出来。面对这种现状，竟陵派作家将二者结合起来，企图以七子的“厚”来弥补公安派的浅率俚易，以公安派的“灵”救七子的模拟抄袭，以达到师心和师古的结合，这种追求的产物就是生涩奇拗的诗歌风格。 竟陵派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沿性灵一路继续清理复古模拟余波，这主要是对复古派的批判展开的。钟惺和谭元春共同指责七子派的学古并非真知古人，而是取其便利，以格调字句为尚，因而只能得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者，或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误认古人之真诗在是。公安派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弊端而兴起，竟陵派也同样沿着这一条路子继续进行。钟惺和谭元春提出了求古人之真精神。钟惺认为真诗就是真精神，要想真正实现真诗，就必须学古人之精神。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区别，七子派的复古重在格调，而竟陵派的复古重在古人之性情，而古人的精神就是公安派的“灵”的体现。而这种性情，与公安派的发抒个性不同，重在清高离俗，强调内心的与道冥合。由此可见，竟陵派仍然是沿着公安派性灵的路子来对复古进行矫正，但性灵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们偏偏把“性情”规范得更“偏”，以为只有清幽深刻、孤傲严峭式的玄境才是最高的。而这种幽情孤绪式的性灵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生涩奇拗的诗歌风格。
竟陵派面临的任务之二就是反思公安诗论之不足，完善性灵派自身之理论。公安派发展至后期，其弊病明显暴露出来。高扬的自我精神表现，伴随着重自我、重真情的是其诗歌创作中浅白、直露、俚俗的审美特征。钱谦益指出：“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针对于这一缺陷，钟惺指出了公安众人为了追求新异和反古，走向了险俗的歧路中。为了弥补这种缺陷，竟陵派借七子的“厚”来改正公安的俗。谭元春在《诗归序》中指出：“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厚”与传统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相同，体现的是复古的理论。具体途径则是通过学习来追求厚，企图通过丰厚的学养来弥补公安派的俚俗之弊。在竟陵派那里，“厚”与“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学者指出钟惺经常使用“幽厚”这个词来评点诗词，反映出了诗中‘极无烟火处’的清幽隽永之境，可见钟惺的“厚”最后落脚仍在“幽”上。因此，竟陵二子努力在七子和公安之间做调和，两者之间相互弥补，最终走向了幽情孤绪式的性灵复古之路。无论是复古人之精神还是追求“厚”，最后都是走向了“幽”这一条狭窄的路子，而其生涩奇拗的诗歌风格正是这种文学创作观念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竟陵派的生涩奇拗诗风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社会历史的黑暗压抑、竟陵文人命运的坎坷以及文学理论上的新变，这一切因素共同造就了竟陵派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竟陵诗人在政治崩坏的社会环境下，没有消沉而是转向文学创作，转向内心世界，转向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抒发。所以他们是在孤行静寂中寻找幽情孤绪，最终形成了生涩奇拗的诗歌風格。
参考文献
[1]（明）钟惺著.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09.
[2]（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2.
作者简介：
岳秀芝（1997-），女，汉族，山西晋中人，青岛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
关键词：竟陵派;生涩奇拗;诗风成因
明代是一个文学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各种创作倾向、各种理论主张，分立门户，议论纷纷。竟陵派是产生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文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钟惺、谭元春。这个流派在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同时，为了矫正公安派的俚俗，独辟蹊径，采取了学习古人真精神的创作宗旨，表现为追求幽情孤绪、生涩奇拗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因此研究竟陵派诗风形成原因，应当着眼于其文化环境、个人遭际以及文学理论的状况。
一、“狂不成形”的时代文化环境
任何文学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与特定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竟陵派崛起于明代万历年间，此时心学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人们更多追求现世的享乐，个性自由的张扬。士人们感受到国家的无望之后，转向关心一己之适意，竟陵派的文人钟情于孤行独往，诗歌生涩奇拗，体现诗人在晚明这个黑暗时代氛围中的忧郁、孤寂和苦涩之感。
万历开始，明代社会走向了最黑暗、动荡的时期，已经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之路，严迪昌称其为“狂不成形”的时代。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明神宗亲政，独揽朝政大权。神宗是一个荒殆国事、急于敛财和荒淫无度的皇帝，他沉迷酒色，又染上鸦片，长期殆政达三十多年。万历十四年之后，神宗多不上朝，不批奏疏，不举办经筳、日讲，也不祭祀，国家政治处于瘫痪半停顿的状态。他不断敛财，用来供其穷奢极欲的生活。上行下效，皇帝的不作为，导致国家的贪欲之风盛行。这个时期也是明代党争激烈时期，基于国家的混乱现状，许多官员往往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皇帝与大臣、大臣内部之间的矛盾纷杂，这一切都昭示着国家的腐败不堪。对此《明史》卷二七九评价为“明自神宗而后，浸微浸灭，不可复振。揆厥所由，国是纷呶，朝端水火。”晚明时期，统治者纵情声色，往往无暇关注国家的思想层面。因此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控制出现了松懈，王阳心学和李贽的“童心说”成为了人们认可的观念。王阳明的“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充分肯定了个人的精神自由。李贽在此基础上提出“人必有私”、“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大胆地明确人欲的合理性，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具体到文学创作，李贽的童心即个人最真实的情感表达。社会的黑暗，思想上的心学盛行，士人心态发生了转变。及时行乐、个性张扬成为他们的追求。整个社会风气“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因此在这种社会环境所孕育出的竟陵一派主要也是追求个人的适意。谭元春所谓：“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 [1]622在黑暗的社会背景之下，社会的集体沉沦，情感的直接宣泄，到竟陵派这里就是以生涩奇拗的诗风，抒发历史变化的幽情孤绪。
二、作家个人的生活遭际
除了大的时代氛围的影响，个人的遭际对于诗人诗风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钟惺、谭元春处于明代党争愈演愈烈的时代，作为历史里的人物，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党争之中。钟惺在从政初秉持着儒家的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思想，这使得他在党派之争中不苟同于任意党派，企图保持政治上的中立。但是这种社会现实使得他的理想破灭，集中表现为三次政治事件：韩敬科场案、丁巳京察和甲子参劾。在多次党争的漩涡中沉浮，钟惺未能得到起用，反而不断被连累，几次被黜，最后在天启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疏劾惺科场舞弊，兼父丧而与妻妾游武夷，疏上，奉旨“该部知道”。由是坐废家居。做官走投无路，感受到的只有相互倾軋的矛盾，可知钟惺自入仕到死都在随着政局的变化而沉浮。宦海风波、个人命运，对他来说都是那么的无法捉摸。其用世之志也就在每况愈下的政治局势中消磨殆尽。因此在经历了这么多的宦海风波之后，他的诗歌也就转变成了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凉情调。谭元春一生科考不举，多年困顿于科场之中，至死也未获得一官半职。他没有为官的经历，他对党争的感受都是间接的，而导致其悲凉情调的产生更多是来自其个人独立的人格精神和命运的不偶。谭元春的个性是孤傲的，钟惺说他：“居心托意，本自孤迥。”（《简远堂诗序》）他也自称“门无俗士、残客。”（《求母氏五十文说》）这种独立的人格精神，使得其具有清新脱俗的品质。但不幸的是他以桀骜之姿却生不逢时，其科举之途较之常人尤为坎坷。久困科场的不幸遭遇使得其个性受到压抑，内心苦闷，这一切因素都对其诗风产生了影响。
政治上的走投无路，驱使得他们将目光投向文学，诗文成为了他们生命的支撑性力量，具有其他方式无可取代的地位。他们在诗歌中宣泄出生活中的不幸、不遇以及无奈。竟陵派诗歌幽深孤蛸的体貌特征正是其性情心态的最好表征。侧重抒发避世绝俗的幽情孤绪，追求“孤行静寄”的“精神”，在物象的选择上也是用有助于表现其幽静情怀或孤情单绪之物。这种求奇求奥的风格正是反映了那些因处于王朝末期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的文学倾向，已经不再是盛世那种开容的气度，而是走向陶冶心灵、锻炼熔铸，有收敛孤高之态的趋势了。
三、文学理论的新变
明代的文学思潮十分多元，从内阁体的兴盛、茶陵派、到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大大小小众多派别体系，在明代文坛上先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明一代，文学思潮变化最为剧烈，各种文学派别此消彼长，究其原因在于求新求变意识的突出。竟陵派的钟惺指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 因此，这种求新求变的意识也是竟陵派的追求所在。竟陵派的大家钟惺青年也曾追随时风，追求拟古和反古。七子复古之风在公安派手中已经有所削弱，但袁宏道的早逝客观上限制了公安诗派的影响力。此外，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局限也逐渐暴露出来。面对这种现状，竟陵派作家将二者结合起来，企图以七子的“厚”来弥补公安派的浅率俚易，以公安派的“灵”救七子的模拟抄袭，以达到师心和师古的结合，这种追求的产物就是生涩奇拗的诗歌风格。 竟陵派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沿性灵一路继续清理复古模拟余波，这主要是对复古派的批判展开的。钟惺和谭元春共同指责七子派的学古并非真知古人，而是取其便利，以格调字句为尚，因而只能得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者，或得其“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误认古人之真诗在是。公安派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弊端而兴起，竟陵派也同样沿着这一条路子继续进行。钟惺和谭元春提出了求古人之真精神。钟惺认为真诗就是真精神，要想真正实现真诗，就必须学古人之精神。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区别，七子派的复古重在格调，而竟陵派的复古重在古人之性情，而古人的精神就是公安派的“灵”的体现。而这种性情，与公安派的发抒个性不同，重在清高离俗，强调内心的与道冥合。由此可见，竟陵派仍然是沿着公安派性灵的路子来对复古进行矫正，但性灵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们偏偏把“性情”规范得更“偏”，以为只有清幽深刻、孤傲严峭式的玄境才是最高的。而这种幽情孤绪式的性灵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生涩奇拗的诗歌风格。
竟陵派面临的任务之二就是反思公安诗论之不足，完善性灵派自身之理论。公安派发展至后期，其弊病明显暴露出来。高扬的自我精神表现，伴随着重自我、重真情的是其诗歌创作中浅白、直露、俚俗的审美特征。钱谦益指出：“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针对于这一缺陷，钟惺指出了公安众人为了追求新异和反古，走向了险俗的歧路中。为了弥补这种缺陷，竟陵派借七子的“厚”来改正公安的俗。谭元春在《诗归序》中指出：“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厚”与传统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相同，体现的是复古的理论。具体途径则是通过学习来追求厚，企图通过丰厚的学养来弥补公安派的俚俗之弊。在竟陵派那里，“厚”与“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学者指出钟惺经常使用“幽厚”这个词来评点诗词，反映出了诗中‘极无烟火处’的清幽隽永之境，可见钟惺的“厚”最后落脚仍在“幽”上。因此，竟陵二子努力在七子和公安之间做调和，两者之间相互弥补，最终走向了幽情孤绪式的性灵复古之路。无论是复古人之精神还是追求“厚”，最后都是走向了“幽”这一条狭窄的路子，而其生涩奇拗的诗歌风格正是这种文学创作观念下的产物。
综上所述，竟陵派的生涩奇拗诗风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社会历史的黑暗压抑、竟陵文人命运的坎坷以及文学理论上的新变，这一切因素共同造就了竟陵派与众不同的诗歌风格。竟陵诗人在政治崩坏的社会环境下，没有消沉而是转向文学创作，转向内心世界，转向追求精神的自由和个性的抒发。所以他们是在孤行静寂中寻找幽情孤绪，最终形成了生涩奇拗的诗歌風格。
参考文献
[1]（明）钟惺著.隐秀轩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09.
[2]（明）谭元春著;陈杏珍标校.谭元春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12.
作者简介：
岳秀芝（1997-），女，汉族，山西晋中人，青岛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
（青岛大学 文学院 山东 青岛 266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