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定不能做成宣传片，这个路我们当时就把它堵死了，”回忆起制作纪录片《超级工程》的初衷，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想了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去年4月，《超级工程》正式立项。历时一年多的拍摄和剪辑，这部针对中国各类超级工程的纪录片最近出炉。拍摄对象包括港珠澳跨海大桥、海中心、北京地铁网络，海上巨型风机和LNG液化天然气船。
　　从画而到解说，再到音乐和节奏，“都努力向国际化的制片方向靠拢”。纪录频道希望它能以专业的形象进入国际市场。
　　片子在国内播出后让人有些意外。习惯了以往类似题材宏大叙事的中国观众，看到这样的片子显然有些兴奋。“像BBC拍的”，“很有国际范儿”，这是对这部片子最多的评价。
　　换掉之前的拍摄习惯
　　“一定要做一个能走国际市场的片子，”这是央视纪录频道对《超级工程》的一个硬性要求。
　　去年11月，央视纪录频道总监刘文去四川参加一个电视纪录片活动，一位外国同行向他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他发现大部分小国播出的纪录片，“完全都是宣传”，“他说这种片子怎么会被当成纪录片在电视上播出呢？”刘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这段插曲，感慨颇深：“中国人都习惯了这种叙事方式。关键是怎么打破这个习惯。”
　　这是中国纪录片行业的现实，尤其涉及到宏大题材的时候，宣传化的摄制方式已经成为习惯。画面积极向上，解说词煽情歌颂，“其实也确实没有什么收视率，都是自娱自乐。”刘文对《中国新闻周刊》坦陈。
　　如何尽量寻求国际化、中立、客观的表达，是中国现实题材纪录片面临的一大难题。长期的工作习惯导致导演和摄影都有了条框，要寻求改变，的确不是什么容易的事。
　　作为纪录片《超级工程》的总导演，李炳生于1977年。和绝大多数中国纪录片导演一样，李炳擅长历史和人文方面的题材。然而这次要用纯粹国际纪录片的视角，来拍摄这样一部现实题材的片子，有很多东西观念上的东西需要颠覆。李炳笑称自己这个团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工作进入到拍摄阶段，李炳自己心里也没底。他对分集导演们提出要求，“寻求陌生化的表达”。一定要换掉脑子，换掉自己之前的拍摄习惯。“基本上部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李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将和各分集导演的合作称为，个“洗脑”的过程。
　　一开始怎么也拍不到想要的东西，从至请来的摄影都换了好几拨。“不断地推倒重来。”李炳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此外，对细节的把握，也容易流于习惯性思路。
　　上海中心那一集中有一个场景，是特殊材质玻璃的抗高温试验。这个试验其实是在厦门做的，有人建议不川人队人马跑那么远，在片子解釋‘下这个玻璃勺普通玻璃的区别即可。
　　李炳不同意，还是专门派了一个队仇到厦门，把不同材质的玻璃在高温下试验的场景一一用镜头表现出来。“和一句话相比，效果显然很不一样，”他想了想，加了一句总结。“这就是和国际纪录片的差距之处吧，细节表现的确很重要。”
　　流产的高铁计划
　　“这个片子真的是顶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完成的。”虽然不愿意详述细节，李炳还是忍不住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作为片子的总导演，除了具体的拍摄剪辑外，他也要负责定选题，以及和拍摄对象的前期沟通，这些环节困难重重。最初，他们想做的项目很多，比如号称中国GPS的北斗计划，还有高铁。
　　北斗计划是李炳最想做的选题之一。一切都准备就绪，“可能后天这个卫星就要发射厂。”但就在发射的前两天，摄制组临时接到消息，停止拍摄。“本来应该拿到的许可没有拿到。”
　　选题的标准有四个方面，一是拍摄的工程体量上火，要在国际上排在前列；其次是科技含量高，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然后关注未来和民生；还要“处于正在进行的时态”，中国高铁无疑符合这样的标准。然而高铁出了事故，事情一下子扑朔迷离起来，“很多东西都没有定论，”李炳说。
　　“这个都是大家知道的原因嘛，它的数据也好，成果也好，都没有定论，所以我们决定把这个先放一下。”刘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希望《超级工程》明年启动第二季的时候，高铁能进入拍摄之列。
　　最终确定要拍摄五集，但在联系拍摄时又多次遇到问题。“它不像做历史人文类的题材，这个有太多的现实问题。”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面对媒体的镜头，工程施工方面似乎都有意无意地选择回避，这是习惯性的自我保护。更何况他们拍摄的都是极具野心也颇具争议的巨型项目。比如，上海中心这样的超高层建筑是否有必要，风力发电能否成为未来主要的能源等等，这些超级工程本身就一直争议不断，
　　尽管一遍又一遍地沟通解释，告诉对方要拍的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态度绝对中立，然而收效甚微，“大家都不配合，各方面总是有各种疑虑”。
　　为了尽量呈现客观的态度，片子最后选择不回避现实。比如，解说词一再提及北京的交通问题，配以街道匕车流拥堵不堪的画面；上海中心面临的争议也多次提出，上海地下的软土结构不适合建设超高层建筑等等。然而这部片子侧重点非常明确：解说工程技术，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面临的问题。
　　片子播出后，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的一次会上，谈到政府如何面对公众的关注，《超级工程》被作为正面的例子点名提出。上海中心到底是否要建，这一直是一个公众关心的问题。“它旁边街道上的一条裂缝都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李炳说，这个片子把所有关注的问题都事无巨细地表达出来，反而起到了答疑解惑和疏解公众舆论压力的作用。
　　“你把这些东西都掩盖掉，或者不去表达，反而会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李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他更关心片子本身的创作，这样的效果对他来说有些意外。
　　“我们要做的不是感动中国”
　　《超级工程》播出后，观众陳呼很像《伟大工程巡礼》。后者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同类型纪录片，以大量的档案资料、专业的拍摄和解说，记录全球最具野心的王程建筑过程。片子一共一百多集，除其他国家的著名建筑工程外，也包括中国的鸟巢、水立方和长城。
　　刘文也承认，这类工程题材的片子，有其固定的叙述风格，中国目前没有这样的类型片，借鉴和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你只有进入它的叙述方式了，你才能贏得更多的观众”。
　　所以，此次选题方面则有一些创新，刻意避免了鸟巢、长城这种众所周知的“伟大建筑”，转而追求纪录正在进行中的工程。上海中心预计在2014年竣工；港珠澳大桥目前还处于铺海底隧道的环节，完全建成要到2016年……在现场拍摄，完全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这是拍摄现实题材的难度之一。而这样的纪录，又恰恰是纪录片本身的魅力所在。
　　给《超级工程》这组纪录片确定标题的时候，也刻意去掉了“伟大”和“巡礼”这样的字眼。解说词避免用“我国”这样的词汇，目的是避免自我吹嘘的效果。片子中所有穿插的地图，用的都是世界版图，这也是向国际化方向的努力，“希望站在整个人类的平台上来看这些工程，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李炳这样说道。“我跟导演说，我们要做的不是感动中国，”
　　拍回来的素材有很多感人的片段，素材很好，导演舍不得删掉。总制片人陈晓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海中心那一集，原本有一场是三干人的年夜饭，有好几分钟。大家吃着年夜饭很热闹的场景，本来很长的画面，剪完后就留下了一句话：“三千人吃完了年夜饭就开工。”
　　北京地铁这一集釆访了一位老工程师，他亲历过上世纪60年代北京建地铁。老人在镜头前声泪俱下。这个镜头很感人，导演自己也很满意。但李炳最后还是剪掉了这个镜头。他用雕塑家罗丹“砍手”的故事来打比方，老地铁专家的感慨的确很感人，但是跟整个片子的解析工程技术的风格不符合，“太跳了。”
　　片子播出后，观众评价说这“不像中国人拍的片子，”这让刘文很高兴。“最初的目标应该是达到了。”据刘文介绍，目前已经有多家国外电视台购买了这部片子，应该很快就会进入国外纪录片观众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