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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于台北、长于苏澳的日本女子，三代世居台湾，15岁前过着殖民地生活。台湾是她的故乡，也是他乡。
眼见有台湾经验的日本女性逐渐凋零，她怀志20年，研究10年，从明治、大正到昭和，以百万字记录殖民地的生活百态。
透过她的眼睛，异文化中的日本女人辉映着多样却朴实的庶民风采。
民政时代最初渡台的女性几乎都是娼妇。在军政时代，官吏和士兵为了争夺台湾艺伎，不断发生争执，因此娼妇陆续进入缺少日本女人的台湾。要讲台湾的日本女性史，不得不从为人藐视的艺伎、娼妓开始谈起。
艺伎进驻
军政时代，男人会相互炫耀美女的照片和锦绘，甚至为之骚动。他们千方百计弄一张美女照片，自豪地向台湾人炫耀：“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姐妹!”
当时的台湾人因此深信所有的日本女性都是美女。
只要有船进港，男人就会群聚在基隆港看日本女性。那些让日本男性迷恋的娼妓，用手巾包着头、脸，像男人般地把衣服下摆撩起来，甚至可看到像兜裆布的东西。她们赤着脚，单手拎着木屐，背上披着红毯子，一边大声唱歌、一边下船。
台湾人非常惊讶：“那些是日本女人啊?她们真是你们的妻子吗?”日本男人战胜的骄傲心情一扫而空，悄然无言。虽然日本男人都推说“那是日本女苦力，是日本的女生蕃”，但是这些妇女在餐馆卸下行李后，每晚总有十几、二十圈的日本男性围在她们身边团团转。
这样的女性陆续抵达台湾，很少见到有地位的女人。在这个医疗、教育都不完善的殖民地，恶疾横行，连像样的房舍也没有，男人们不会轻率地要求养尊处优的妻女过来。“不要的妻子就叫她来台湾，有用的妻子就不要叫她来。”也就是说，重视妻子的人就不会让她来台湾，不把妻子当回事儿的就把她叫来。
但是下层女性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论自发或是被卖，大多是掉人男性的陷阱才被带来台湾。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台湾，明治初期20余年间，很多日本女性到国外工作。
当时艺伎的行情是，一小时3元，小费5元。赚钱如此容易，许多艺伎便跟进，来台的艺伎有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加，“女性人数渐渐足够分配给男性”。
扬名新桥的米坡、米若等艺伎，气势非常惊人。若想和米坡过夜，必须在3天前预约。米坡回家后解开衣带，多达1000余元的纸币就会散落一地，被称为“艺伎总督”。
寻欢作乐之地越来越多，一幅繁荣景象。
跳舞盛行
1930年，不景气仍冲击着日本和台湾，百业凋零，当局呼吁各界“隐忍持重”，唯独弥漫酒气和风月情色的咖啡厅却日益繁盛。
烟花界正朝着透明、简便的方向改变，过去受欢迎的娼妓业开始走下坡，而咖啡厅正要进入全盛时代。料理屋等的宴会减少了，飘出爵士乐和烈酒香气的咖啡厅却日益繁盛。台北也进入了女招待的全盛时代，艺、娼妓穿着围裙，以女招待的装扮接待客人。
跳舞在台北市内转瞬间就流行开来。即使警方公布出取缔方针，“禁止在公开场所跳舞”，舞厅却自有方法突破禁令，台北市内瞬间进入跳舞时代。
盛夏的台湾，由于不景气，似乎颇为冷清。台北繁华大街见不到几个人影，唯独咖啡厅和酒吧生意兴隆。
避免华美
1940年，因应时局，以日本精神为依归，全面推行新体制运动。台湾烟花界也随后跟进。
以前，宜兰郡的咖啡厅、料理屋、饮食店从业员都烫着夸张的卷发，穿着台湾服。现在，要求她们只能穿和服或洋装，卷发造型也力求简单。还发行了女侍证，并要求她们每天下午到日语讲习所上两小时课。
繁华一时的花街柳巷、撞球场、电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必须严守关门时限；一位客人只能点一瓶酒，宴席禁止敬酒；料理屋、娼妓业、咖啡厅，禁止演奏台湾音乐，也绝对禁止划台湾拳；店内不准兜售饮食、酒等，也禁止女侍通勤。不久，全岛只剩台南还有舞厅，其他都自行关店或转行。
随后，当局开始禁止艺伎穿着挑逗性的上海式旗袍，并决定强制有碍风俗、不符合时局的咖啡厅店名改名，例如将“梦巴黎”改为“聚乐园”，“大小姐”改为“大黑”，“处女”改为“八千代”等。
当局强行要求业者自律的同时，也禁止青年团到花街柳巷玩乐。这使得烟花界顿时萧条起来。许多女侍从不健康的工作转到生产业。台北原先有1000名女侍，锐减到200名左右，或许有很多人也转往外地工作。
大稻埕300余名女侍与当地检番所属的120名艺伎，自发地决定今后不再戴戒指、耳环等奢侈的饰品；北投的艺伎、娼妓组织了女子奉公会，组织学习插花、裁缝、礼仪、茶道等，穿着由浴衣改制染成黑色的蒙背装，身上用白布条写着：“避免华美服装吧!”
动物遇难
二次大战台湾饱受空袭之际，受影响的不只是人类，还有——动物们!
与德国开战后不久，伦敦的动物园处置了部分猛兽，部分则予以疏散，让人印象深刻。然而，日本则在一段时期，因为没有获得疏散动物的许可，而使用硝酸番木鳖碱加以毒杀，没有吃下药物的动物便用各种道具加以杀害。被饿死的印度象，最有名的技艺就是弯曲前腿、高举鼻子向饲育员索讨食物。人类随意操控动物的生杀大权，那些可怜动物的模样，至今仍让人不胜欷嘘。
在台湾的元山动物园又是如何呢?一年一度举行的动物慰灵祭，原是以大象作为灵前代表，因大象被饿死，到次年只能改用猿猴。
他们在栅栏内设有一个开关，并且铺设了通电的铁板，在铁板上放着动物爱吃的肉类。因饲料不足而饥饿的动物都被赶入栏内。就在它们踏上铁板吃肉时，电流立刻窜流全身。狮子及老虎都是用这种方法处死的，但熊好像还能站起来两三次，可能是长毛覆盖脚底的关系。
学者将动物解剖，试吃它们的肉。结论是老虎肉很硬不能吃，熊的肉也很臭不能吃，但狮子的肉较柔软可以吃之类的。
动物因卷入战争留下这一页残酷的受难史，研究者却因而获得难得的珍贵资料。
回归之苦
《海角七号》电影中，友子依依不舍为老师送行的一幕。为日治的台湾下了一个脚注。现实中，遣返的航程却是纷扰不断……
根据遣返者的乘船日期以及利用的船只种类，航行状况各不相同。有人幸运地在晴天平稳的海上顺利航行，度过几天愉快的旅程；有人晕船晕到痛苦不堪甚至生病；也有人必须在船舱内照顾病人；对于遣返船上形形色色的人而言，可以说是每天过着“特殊的生活”。
从台湾遣返的人因为“不知疾苦”，遭照顾他们的军人和船员怒骂，原因竟然是对食物不满意。在遣返列车上，还有人像要去野餐一般带着便当。战后物资立刻回流，嘴巴习惯了的日本人在港口的货栈等候时说：“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就把东西洒掉了。这些话传到船员耳中，生气地说：“不给那些不知道我们辛苦的人东西吃了。”光是吃饭就有很多纷争。
带着婴儿的母亲非常辛苦，要换洗尿布、婴儿哭闹会让周围的人心烦，还发生相当悲惨的事：年轻母亲在摇晃的船上摔倒不小心压死婴儿，因而精神异常。如果有人在船上死亡，一律海葬。若船上有僧侣，死者遗体就在其诵经声中回归大海。
摘自《日治台湾生活史》，蔡龙像、曾淑卿、熊凯弟译
责任编辑 王克峰
眼见有台湾经验的日本女性逐渐凋零，她怀志20年，研究10年，从明治、大正到昭和，以百万字记录殖民地的生活百态。
透过她的眼睛，异文化中的日本女人辉映着多样却朴实的庶民风采。
民政时代最初渡台的女性几乎都是娼妇。在军政时代，官吏和士兵为了争夺台湾艺伎，不断发生争执，因此娼妇陆续进入缺少日本女人的台湾。要讲台湾的日本女性史，不得不从为人藐视的艺伎、娼妓开始谈起。
艺伎进驻
军政时代，男人会相互炫耀美女的照片和锦绘，甚至为之骚动。他们千方百计弄一张美女照片，自豪地向台湾人炫耀：“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姐妹!”
当时的台湾人因此深信所有的日本女性都是美女。
只要有船进港，男人就会群聚在基隆港看日本女性。那些让日本男性迷恋的娼妓，用手巾包着头、脸，像男人般地把衣服下摆撩起来，甚至可看到像兜裆布的东西。她们赤着脚，单手拎着木屐，背上披着红毯子，一边大声唱歌、一边下船。
台湾人非常惊讶：“那些是日本女人啊?她们真是你们的妻子吗?”日本男人战胜的骄傲心情一扫而空，悄然无言。虽然日本男人都推说“那是日本女苦力，是日本的女生蕃”，但是这些妇女在餐馆卸下行李后，每晚总有十几、二十圈的日本男性围在她们身边团团转。
这样的女性陆续抵达台湾，很少见到有地位的女人。在这个医疗、教育都不完善的殖民地，恶疾横行，连像样的房舍也没有，男人们不会轻率地要求养尊处优的妻女过来。“不要的妻子就叫她来台湾，有用的妻子就不要叫她来。”也就是说，重视妻子的人就不会让她来台湾，不把妻子当回事儿的就把她叫来。
但是下层女性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不论自发或是被卖，大多是掉人男性的陷阱才被带来台湾。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台湾，明治初期20余年间，很多日本女性到国外工作。
当时艺伎的行情是，一小时3元，小费5元。赚钱如此容易，许多艺伎便跟进，来台的艺伎有如雨后春笋，不断增加，“女性人数渐渐足够分配给男性”。
扬名新桥的米坡、米若等艺伎，气势非常惊人。若想和米坡过夜，必须在3天前预约。米坡回家后解开衣带，多达1000余元的纸币就会散落一地，被称为“艺伎总督”。
寻欢作乐之地越来越多，一幅繁荣景象。
跳舞盛行
1930年，不景气仍冲击着日本和台湾，百业凋零，当局呼吁各界“隐忍持重”，唯独弥漫酒气和风月情色的咖啡厅却日益繁盛。
烟花界正朝着透明、简便的方向改变，过去受欢迎的娼妓业开始走下坡，而咖啡厅正要进入全盛时代。料理屋等的宴会减少了，飘出爵士乐和烈酒香气的咖啡厅却日益繁盛。台北也进入了女招待的全盛时代，艺、娼妓穿着围裙，以女招待的装扮接待客人。
跳舞在台北市内转瞬间就流行开来。即使警方公布出取缔方针，“禁止在公开场所跳舞”，舞厅却自有方法突破禁令，台北市内瞬间进入跳舞时代。
盛夏的台湾，由于不景气，似乎颇为冷清。台北繁华大街见不到几个人影，唯独咖啡厅和酒吧生意兴隆。
避免华美
1940年，因应时局，以日本精神为依归，全面推行新体制运动。台湾烟花界也随后跟进。
以前，宜兰郡的咖啡厅、料理屋、饮食店从业员都烫着夸张的卷发，穿着台湾服。现在，要求她们只能穿和服或洋装，卷发造型也力求简单。还发行了女侍证，并要求她们每天下午到日语讲习所上两小时课。
繁华一时的花街柳巷、撞球场、电影院及其他娱乐场所，必须严守关门时限；一位客人只能点一瓶酒，宴席禁止敬酒；料理屋、娼妓业、咖啡厅，禁止演奏台湾音乐，也绝对禁止划台湾拳；店内不准兜售饮食、酒等，也禁止女侍通勤。不久，全岛只剩台南还有舞厅，其他都自行关店或转行。
随后，当局开始禁止艺伎穿着挑逗性的上海式旗袍，并决定强制有碍风俗、不符合时局的咖啡厅店名改名，例如将“梦巴黎”改为“聚乐园”，“大小姐”改为“大黑”，“处女”改为“八千代”等。
当局强行要求业者自律的同时，也禁止青年团到花街柳巷玩乐。这使得烟花界顿时萧条起来。许多女侍从不健康的工作转到生产业。台北原先有1000名女侍，锐减到200名左右，或许有很多人也转往外地工作。
大稻埕300余名女侍与当地检番所属的120名艺伎，自发地决定今后不再戴戒指、耳环等奢侈的饰品；北投的艺伎、娼妓组织了女子奉公会，组织学习插花、裁缝、礼仪、茶道等，穿着由浴衣改制染成黑色的蒙背装，身上用白布条写着：“避免华美服装吧!”
动物遇难
二次大战台湾饱受空袭之际，受影响的不只是人类，还有——动物们!
与德国开战后不久，伦敦的动物园处置了部分猛兽，部分则予以疏散，让人印象深刻。然而，日本则在一段时期，因为没有获得疏散动物的许可，而使用硝酸番木鳖碱加以毒杀，没有吃下药物的动物便用各种道具加以杀害。被饿死的印度象，最有名的技艺就是弯曲前腿、高举鼻子向饲育员索讨食物。人类随意操控动物的生杀大权，那些可怜动物的模样，至今仍让人不胜欷嘘。
在台湾的元山动物园又是如何呢?一年一度举行的动物慰灵祭，原是以大象作为灵前代表，因大象被饿死，到次年只能改用猿猴。
他们在栅栏内设有一个开关，并且铺设了通电的铁板，在铁板上放着动物爱吃的肉类。因饲料不足而饥饿的动物都被赶入栏内。就在它们踏上铁板吃肉时，电流立刻窜流全身。狮子及老虎都是用这种方法处死的，但熊好像还能站起来两三次，可能是长毛覆盖脚底的关系。
学者将动物解剖，试吃它们的肉。结论是老虎肉很硬不能吃，熊的肉也很臭不能吃，但狮子的肉较柔软可以吃之类的。
动物因卷入战争留下这一页残酷的受难史，研究者却因而获得难得的珍贵资料。
回归之苦
《海角七号》电影中，友子依依不舍为老师送行的一幕。为日治的台湾下了一个脚注。现实中，遣返的航程却是纷扰不断……
根据遣返者的乘船日期以及利用的船只种类，航行状况各不相同。有人幸运地在晴天平稳的海上顺利航行，度过几天愉快的旅程；有人晕船晕到痛苦不堪甚至生病；也有人必须在船舱内照顾病人；对于遣返船上形形色色的人而言，可以说是每天过着“特殊的生活”。
从台湾遣返的人因为“不知疾苦”，遭照顾他们的军人和船员怒骂，原因竟然是对食物不满意。在遣返列车上，还有人像要去野餐一般带着便当。战后物资立刻回流，嘴巴习惯了的日本人在港口的货栈等候时说：“这种东西怎么能吃?”就把东西洒掉了。这些话传到船员耳中，生气地说：“不给那些不知道我们辛苦的人东西吃了。”光是吃饭就有很多纷争。
带着婴儿的母亲非常辛苦，要换洗尿布、婴儿哭闹会让周围的人心烦，还发生相当悲惨的事：年轻母亲在摇晃的船上摔倒不小心压死婴儿，因而精神异常。如果有人在船上死亡，一律海葬。若船上有僧侣，死者遗体就在其诵经声中回归大海。
摘自《日治台湾生活史》，蔡龙像、曾淑卿、熊凯弟译
责任编辑 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