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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股票过河
电话提及采访，刘向一开始是拒绝的，股市行情不好，没有兴致，虽然已升至沈阳某证券公司副总，仍需遵循公司的封口令。即使通过层层审批，获准对媒体开讲，最好也是简单含糊，以免说多错多。
“隐去姓名，单讲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历史呢？”
“这个可以，大家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对熟悉，其实沈阳差点也建成证券交易所。”刘向说这话的语气，颇有遗憾。
刘向从1990年代开始炒股，这之前他租柜台做小百货生意。朋友说他脑瓜灵活，炒股票保准行。这一做就做了近30年。“那时候进这行门槛不高，现在和我级别差不多的人，有保安出身，也有做泥瓦匠转行的，讲起金叉、熔断照样头头是道。”
入行前，刘向听说过股票，“沈阳企业多，发行股票有基础，沈阳金杯的股票都卖到中南海去了嘛。”1980年代初期，大多数人对股份制、股票是什么一无所知。据说某省响应中央股份制改革要求，来者不拒——只要企业提出申请，直接盖章批，至于股票怎么卖给职工，职工又能拿股票干什么，没人清楚。炒高出售是许多人最直接的想法。
无法阻挡的热情
1986年8月5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主办的沈阳市证券市场开业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期的证券市场。为了防止当天交易冷清，信托公司经理派了两辆卡车，拉来100个职工当托造势，必要时还得假买假卖。结果这些托没派上用场，带着野心的真股民把小小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当晚中央级媒体对此事做了报道，西方媒体甚至把它评为中国当年十大新闻之一。
不过，说是证券市场，其实只是一个40平米左右的营业部而已，还只能交易债券，不能买卖股票。这种攥着股票依然换不着钱的情况，催生了黑市。在沈阳市十一纬路大西菜行附近，人们把叠得方方正正的雨衣放在地上，排队占位，就像现在的“黄牛”一样。“有股票吗？哪个厂的，多少钱卖？”“有，100元面额的，你多少钱收？”“70。”“80吧。”“成交，你把身份证给我。”那时，股票和身份证是捆绑的，有职工为了卖股票，把身份证一并卖了，回头再去补办。买股票的人多半会“炒作”，说某某企业马上要上市啦，100元股票要变成1000元。这样，他就能以150元的价格再卖出去。至于能不能翻倍上涨，谁知道呢？就像赌桌上没人确定是开大还是开小，玩的就是心跳。
“资本市场，人们都是逐利的，哪管什么七亏两平一赢的定律。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指望一夜暴富的人太多了，那种狂热真的可以称为股疯。”《股疯》是1994年由潘虹、刘青云主演的一部电影，展现的是悄然兴起的股市对全民的吸引和冲击。刘向说那时并未意识到炒股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但它竟然以巨大的影响力一直存在着。刘向看过资金数千万的客户赔到只剩几十万，也遇过搂着装满股票资料的公文包跳楼的男子，当然也听闻赚到第一桶金就抽身而去的潇洒人士。
深沪开启大时代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1月26日宣布成立的，正式开业日期定在了12月19日，地点是在上海北外滩浦江饭店的孔雀厅。负责筹建交易所的尉文渊花600多元从城隍庙旧货市场淘来了一面铜锣，他用足力气，当一声，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槌，也敲开了中国股市的“大时代”。
《大时代》是刘向非常熟悉的一部电视剧，它以196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金融市场为背景，写尽了两个家庭、两代情仇如何在股市了结。郑少秋饰演的丁蟹是个“股魔”一样的人物。这部片子一重播就会造成香港股市大跌，坊间称为“丁蟹效应”。
香港股票交易所曾是尉文渊取经之地，它的发达让尉文渊一边惊呼神奇，一边哀叹难学。最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日上市的股票仅有8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八股”：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和浙江凤凰。今天的股民大概很难想象“老八股”发行规模的可怜程度：8只股票的发行总量按面值计算仅2.6亿元，流通股总额不足7000万元，还比不上现在的一只小板。然而，这些股票却像插上了翅膀，一飞冲天，真空电子一度冲到了800元。1992年金杯上市的时候，价格也是翻了近20倍。
1991年7月，已经“试营业”半年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拿到了中央的批准。沪深两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股市最终形成。建立更早的沈阳证券交易市场却在1993年时关闭，大大小小的证券公司开始在沈阳粉墨登场。
“在这场角力中，上海优势明显，论经济实力和辐射范围沈阳应该不输当时的深圳。假设沈阳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就可以设立基金分部，经济发展能更好。后来，大连建个期货交易所，给辽宁挣了点面子。”刘向对此耿耿于怀。
从跑火车到“宅操作”
沈阳建立交易所未成，最大的不便就是股民得坐火车去上海柜台交易。
刘向记得，那时开户至少得有2万元以上的本金。客户先填资料，然后由证券公司邮寄给上交所，半个月左右，股东卡才能到手。
上交所成立之初，就已经运行计算机交易系统了，但其他省市的股民是没办法远程计算机操作的。买卖股票要填委托单。这单子有时卖5毛钱一张，有时候卖一块钱，股民们往往一次买好几张，揣兜里，随时准备买卖。他们填完单子，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初步审核后，再给报单员。有的证券公司在上交所有席位，可以直接和红马甲（驻场交易员）联系，有的证券公司没有席位，就得统一报给沈阳证券交易中心，再统一报到上海。一来二去的时间差让人跳脚。
“那时候看不到行情，股民挂单填价凭运气。有时候挂单13元买，结果股价都涨到16元了，买不着；有时候那边都跌到11元了，你还挂单15元卖，根本卖不出嘛。”回忆起那时的交易场景，刘向最慨叹的就是技术的进步，1993年4月，深交所利用卫星，率先开通了行情直播。“当然，规则也越来越健全了。”
即便难买难卖，沈阳股民的热情依旧不减。散户们开始搞三人组合。最前面的人一手拿笔，一手拿单子，趴在柜台上随时准备填价格，另一个人在后面死死顶住他，以免被别人挤走。第三个人一边帮着挤，一边打听消息，手里还得举着望远镜，随时看前面黑板上的报价。这是一场体力更重于脑力的活动。
股民费力，交易所也不轻松。股票成交后过户时，实物交割极其繁琐。人们或背着背包，或拉着皮箱，很难两手空空一脸轻松。直至有了股票账户，实行股票无纸化，才有了交易大厅的整洁明亮。
“沈阳的交易大厅有点儿像舞厅，人挨着人。排队是常态，犄角旮旯全是唠股票的。多数人不知道因为什么赔钱，又因为什么赚钱。”炒股培训是当时最火爆的讲座，“证券公司的咨询人员都可以讲也愿意讲，感觉干这行有义务普及股票知识。”
刘向进证券公司不久，便见识了电脑的神奇。“散户大厅只有大屏幕，中户室有电脑。通常是五六个人挤在一个沙发上，眼睛死死盯着电脑屏幕看大盘走势。2000万以上级别的可以进大户室，一圈电脑，一排键盘，一边看盘一边做盘，又累又兴奋。”
2015年，上交所总成交金额266.37万亿元，其中股票成交金额133.10万亿元。这与中国实力雄厚的国企源源不断地公开募股集资密不可分。这样的成绩是当年从零起步的尉文渊们未曾预料的，也是刘向们引以为傲的。上交所的地位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全球排位也名列前茅。近年来，深交所中小私有企业募股集资，“沪强深弱”的局面逐渐扭转。不管谁强谁弱，这两个交易所都由证监会一手监管。刘向说最强的其实是证监会，所以被抓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才会有“发审皇帝”之称。
相较于皇帝，刘向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喽[喽] [罗]，“以前的佣金是千分之三，现在的佣金才万分之三。”曾经被又累又兴奋的感觉支撑着彻夜不眠的刘向萌生退意，但他知道，这个市场的魅力和诱惑未减毫分。
典典滴滴
中国第一支股票是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发行的。厂长秦其斌最初对股票的理解是，发行股票可以筹到钱，盈利了再按股份分红。他向上级汇报时，以“将职工的命运和企业捆绑在一起”的说辞，获得了支持。
有记者采访秦其斌是否向社会发行，他随口回答是，结果“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消息传遍上海，报社和工厂的电话被打爆了，市民都来询问如何认购飞乐音响股票。本来只准备内部发行的股票，不得不为这个理解上的偏差埋单——秦其斌临时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发行。正是这10%，让飞乐音响区别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冠名为股票的集资凭证，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
电话提及采访，刘向一开始是拒绝的，股市行情不好，没有兴致，虽然已升至沈阳某证券公司副总，仍需遵循公司的封口令。即使通过层层审批，获准对媒体开讲，最好也是简单含糊，以免说多错多。
“隐去姓名，单讲新中国证券交易所历史呢？”
“这个可以，大家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对熟悉，其实沈阳差点也建成证券交易所。”刘向说这话的语气，颇有遗憾。
刘向从1990年代开始炒股，这之前他租柜台做小百货生意。朋友说他脑瓜灵活，炒股票保准行。这一做就做了近30年。“那时候进这行门槛不高，现在和我级别差不多的人，有保安出身，也有做泥瓦匠转行的，讲起金叉、熔断照样头头是道。”
入行前，刘向听说过股票，“沈阳企业多，发行股票有基础，沈阳金杯的股票都卖到中南海去了嘛。”1980年代初期，大多数人对股份制、股票是什么一无所知。据说某省响应中央股份制改革要求，来者不拒——只要企业提出申请，直接盖章批，至于股票怎么卖给职工，职工又能拿股票干什么，没人清楚。炒高出售是许多人最直接的想法。
无法阻挡的热情
1986年8月5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主办的沈阳市证券市场开业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期的证券市场。为了防止当天交易冷清，信托公司经理派了两辆卡车，拉来100个职工当托造势，必要时还得假买假卖。结果这些托没派上用场，带着野心的真股民把小小柜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当晚中央级媒体对此事做了报道，西方媒体甚至把它评为中国当年十大新闻之一。
不过，说是证券市场，其实只是一个40平米左右的营业部而已，还只能交易债券，不能买卖股票。这种攥着股票依然换不着钱的情况，催生了黑市。在沈阳市十一纬路大西菜行附近，人们把叠得方方正正的雨衣放在地上，排队占位，就像现在的“黄牛”一样。“有股票吗？哪个厂的，多少钱卖？”“有，100元面额的，你多少钱收？”“70。”“80吧。”“成交，你把身份证给我。”那时，股票和身份证是捆绑的，有职工为了卖股票，把身份证一并卖了，回头再去补办。买股票的人多半会“炒作”，说某某企业马上要上市啦，100元股票要变成1000元。这样，他就能以150元的价格再卖出去。至于能不能翻倍上涨，谁知道呢？就像赌桌上没人确定是开大还是开小，玩的就是心跳。
“资本市场，人们都是逐利的，哪管什么七亏两平一赢的定律。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指望一夜暴富的人太多了，那种狂热真的可以称为股疯。”《股疯》是1994年由潘虹、刘青云主演的一部电影，展现的是悄然兴起的股市对全民的吸引和冲击。刘向说那时并未意识到炒股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但它竟然以巨大的影响力一直存在着。刘向看过资金数千万的客户赔到只剩几十万，也遇过搂着装满股票资料的公文包跳楼的男子，当然也听闻赚到第一桶金就抽身而去的潇洒人士。
深沪开启大时代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1990年11月26日宣布成立的，正式开业日期定在了12月19日，地点是在上海北外滩浦江饭店的孔雀厅。负责筹建交易所的尉文渊花600多元从城隍庙旧货市场淘来了一面铜锣，他用足力气，当一声，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第一槌，也敲开了中国股市的“大时代”。
《大时代》是刘向非常熟悉的一部电视剧，它以1960年代到1990年代香港金融市场为背景，写尽了两个家庭、两代情仇如何在股市了结。郑少秋饰演的丁蟹是个“股魔”一样的人物。这部片子一重播就会造成香港股市大跌，坊间称为“丁蟹效应”。
香港股票交易所曾是尉文渊取经之地，它的发达让尉文渊一边惊呼神奇，一边哀叹难学。最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当日上市的股票仅有8种，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八股”：飞乐音响、延中实业、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和浙江凤凰。今天的股民大概很难想象“老八股”发行规模的可怜程度：8只股票的发行总量按面值计算仅2.6亿元，流通股总额不足7000万元，还比不上现在的一只小板。然而，这些股票却像插上了翅膀，一飞冲天，真空电子一度冲到了800元。1992年金杯上市的时候，价格也是翻了近20倍。
1991年7月，已经“试营业”半年多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也拿到了中央的批准。沪深两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股市最终形成。建立更早的沈阳证券交易市场却在1993年时关闭，大大小小的证券公司开始在沈阳粉墨登场。
“在这场角力中，上海优势明显，论经济实力和辐射范围沈阳应该不输当时的深圳。假设沈阳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就可以设立基金分部，经济发展能更好。后来，大连建个期货交易所，给辽宁挣了点面子。”刘向对此耿耿于怀。
从跑火车到“宅操作”
沈阳建立交易所未成，最大的不便就是股民得坐火车去上海柜台交易。
刘向记得，那时开户至少得有2万元以上的本金。客户先填资料，然后由证券公司邮寄给上交所，半个月左右，股东卡才能到手。
上交所成立之初，就已经运行计算机交易系统了，但其他省市的股民是没办法远程计算机操作的。买卖股票要填委托单。这单子有时卖5毛钱一张，有时候卖一块钱，股民们往往一次买好几张，揣兜里，随时准备买卖。他们填完单子，交给柜台的工作人员，初步审核后，再给报单员。有的证券公司在上交所有席位，可以直接和红马甲（驻场交易员）联系，有的证券公司没有席位，就得统一报给沈阳证券交易中心，再统一报到上海。一来二去的时间差让人跳脚。
“那时候看不到行情，股民挂单填价凭运气。有时候挂单13元买，结果股价都涨到16元了，买不着；有时候那边都跌到11元了，你还挂单15元卖，根本卖不出嘛。”回忆起那时的交易场景，刘向最慨叹的就是技术的进步，1993年4月，深交所利用卫星，率先开通了行情直播。“当然，规则也越来越健全了。”
即便难买难卖，沈阳股民的热情依旧不减。散户们开始搞三人组合。最前面的人一手拿笔，一手拿单子，趴在柜台上随时准备填价格，另一个人在后面死死顶住他，以免被别人挤走。第三个人一边帮着挤，一边打听消息，手里还得举着望远镜，随时看前面黑板上的报价。这是一场体力更重于脑力的活动。
股民费力，交易所也不轻松。股票成交后过户时，实物交割极其繁琐。人们或背着背包，或拉着皮箱，很难两手空空一脸轻松。直至有了股票账户，实行股票无纸化，才有了交易大厅的整洁明亮。
“沈阳的交易大厅有点儿像舞厅，人挨着人。排队是常态，犄角旮旯全是唠股票的。多数人不知道因为什么赔钱，又因为什么赚钱。”炒股培训是当时最火爆的讲座，“证券公司的咨询人员都可以讲也愿意讲，感觉干这行有义务普及股票知识。”
刘向进证券公司不久，便见识了电脑的神奇。“散户大厅只有大屏幕，中户室有电脑。通常是五六个人挤在一个沙发上，眼睛死死盯着电脑屏幕看大盘走势。2000万以上级别的可以进大户室，一圈电脑，一排键盘，一边看盘一边做盘，又累又兴奋。”
2015年，上交所总成交金额266.37万亿元，其中股票成交金额133.10万亿元。这与中国实力雄厚的国企源源不断地公开募股集资密不可分。这样的成绩是当年从零起步的尉文渊们未曾预料的，也是刘向们引以为傲的。上交所的地位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全球排位也名列前茅。近年来，深交所中小私有企业募股集资，“沪强深弱”的局面逐渐扭转。不管谁强谁弱，这两个交易所都由证监会一手监管。刘向说最强的其实是证监会，所以被抓的证监会副主席姚刚才会有“发审皇帝”之称。
相较于皇帝，刘向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喽[喽] [罗]，“以前的佣金是千分之三，现在的佣金才万分之三。”曾经被又累又兴奋的感觉支撑着彻夜不眠的刘向萌生退意，但他知道，这个市场的魅力和诱惑未减毫分。
典典滴滴
中国第一支股票是1984年上海飞乐音响发行的。厂长秦其斌最初对股票的理解是，发行股票可以筹到钱，盈利了再按股份分红。他向上级汇报时，以“将职工的命运和企业捆绑在一起”的说辞，获得了支持。
有记者采访秦其斌是否向社会发行，他随口回答是，结果“上海飞乐音响公司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股票”的消息传遍上海，报社和工厂的电话被打爆了，市民都来询问如何认购飞乐音响股票。本来只准备内部发行的股票，不得不为这个理解上的偏差埋单——秦其斌临时决定拿出10%的股份向社会发行。正是这10%，让飞乐音响区别于当时为数不多的几个被冠名为股票的集资凭证，成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只真正意义上的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