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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高华的离去，形成了一次震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公共事件，强烈的良知情感和学术关怀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在高华离去的身影中，人们的目光穿越过学术体制而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悲哀，感受到自由独立精神与学术良知的无比珍贵。可以期待的是，高华所留下的学术遗产和思想效应将会对中国人文学术研究和现当代史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民间立场：高尚者的墓志铭
早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在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格局中已经形成了三大板块：一是在体制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研究体系，仍然在精心地建构着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释文本。高华曾对1980年代的主流研究体系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但也必须看到近十多年来出现某些变化，在这种体系中也部分地出现了重视运用史料和轻度修正解释话语的趋向。二是主要以海外学界为主的研究话语，多是以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为解释框架，角度多元和观点新颖是其重要特征。三是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独立学术话语解释系统，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与研究功力，它强调的是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和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警醒世道人心。在这板块中的研究者既有属于体制内的身份，也有在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但是身份的色彩在这里已经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学术品格上相互引为同道，相互切磋。
俯瞰这种学术景观，是我们思考“现当代史何为”的基本前提，由此而可以把高华的中共党史研究定位在民间立场话语体系中所产生的最优秀代表。
但是，在上述三大板块的学术取向之别的背后，还应该看到的是当下的学术体制及学术资源的分配状况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对整体上的研究事业产生严重的阻碍力，这也是高华的离去所引发的“现当代史何为”的重要思考。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中，高华自述：“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这种窘况与体制内主流板块中的科研经费黑洞之令人触目惊心相比，形成极大反差。
2005年5月，广东美术馆举办“毛泽东时代美术展览”，研讨会在延安举行。我作为学术主持人邀请高华出席并做专题演讲，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令我大为吃惊；在延安参观的时候，高华对各处史事如数家珍，更使我感叹。一位以研究延安整风运动而闻名于国际史学界的学者，竟然在体制下得不到任何资助，高华说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恐怕也是实情。在这种状况中坚持做自己的研究，是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的。
在《革命年代》的后记中，高华的自述对于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前后两个阶段中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以及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形成有重要价值：“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止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进入新世纪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使得思考的空间更显得逼仄，面对着渗入到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
在高华的境遇中可以看到，在权力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语境中，真正的学术规范、自由的探索精神、独立的学术立场难有立锥之地。在政治学、历史学这样的人文社科领域，许多被知识界和社会公众争相阅读、反复讨论的学术专著根本不可能从垄断科研机制中获得任何研究资源，因而那些研究者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高华的现当代史研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来自于他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从理想主义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品格，这正是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赖以建立的稳固根基。在民间立场的研究话语体系的入口处可以刻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以求真求实精神突破史料难关
作为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历史学家，高华的学术遗产首先体现在以学术良知与学术功力的高度融合，而在学术性方面作出的巨大超越，这是连体制内的一些主流史学家都不得不佩服的。
这种学术性的超越来自于高华一贯强调的学术研究原则：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穷搜博采、细心考辨、谨慎运用的史料观，以求还原历史语境而避免“历史误读”、严肃揭示历史真实的研究宗旨。关于现当代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他在《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见《革命年代》）中有比较全面的阐释，他的经验和识见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借鉴。他认为“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事后所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考辨、核查。领导人的年谱也一样，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回避敏感问题。而对于在“文革”中由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认为很有价值，其中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大都未编入大陆出版的各种毛泽东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我和高华在延安的讨论中，也曾向他请教关于“文革”中红卫兵出版物的资料可信性问题，他认为绝不能因为其民间性而忽略其内在重大价值。他在文章中强调要有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底、小心的鉴别与判断和史识的修养和眼光，才能“真正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对此有更深入的阐述：“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在这里，对中国的生活体验和对史料的广泛涉猎就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有时候阅读海外学者的大著，虽然常有框架、观点之新颖的收获，但是时常也会感到由于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而造成的隔膜。
高华的学术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非常难得的是在史料来源很受局限的情况下，能够运用目前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物的资料作出如此深入和充满洞见的研究。据称在《红》被机场海关没收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案的审理中，有关人士指出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的一大特色就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显然，在像高华这样有深厚学术功力和求真求实精神的学者面前，企图以封锁资料来阻挠历史研究前进的步伐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现当代史何为”这个巨大问号前，高华对公开史料的卓越运用和深刻识见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他为仍处于威权时代中的年青一代研究者树立了很好的范例：即使只能依靠公开出版物，通过精心的辨别和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真相、历史人物的伟大与卑劣、历史发展趋向的光明与黑暗、历史事件的真相与谎言等等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昭然若揭，所有的大是大非问题都已经朗然呈现。
学术独立，探索自由的潮流不可阻挡
在对高华的学术遗产进行分析的时候，更应该看到，高华在“史料关”之上有着更基本的价值观作为研究的动力，这更是回应“现当代史何为”的核心命题，是民间写作话语体系的安身立命之处。关于价值与情感的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在《红》的后记中，高华这样写道：“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我认为这种情感和观念是高华真实的想法，也是对目前关于高华的悼念、评论中出现某种过于简单化地贴标签的言述的应有回应。二是他对自己的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关怀作出了明确表述：“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我想这两方面是认识和评价高华的基本要点，也是在“现当代史何为”的价值观问题上的很好表述。
在研究模式上，高华分别对“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种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现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这是对于“现当代史何为”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工具的思考，史学界也有人把高华看做是“新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
最后，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现当代史何为”思考还有重要的一环：“修辞策略”的问题。在后威权主义时代的史学写作中，有写作经验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修辞学家”，高华在这种修辞景观中更是难得的高手，其笔法之简炼、修辞把握之准确和重现历史氛围之生动，都使人佩服不已。他对于修辞策略的准确把握和恰当运用，既表现出探索的自由、学术的尊严，同时以建设性的努力推动着不可阻挡的学术独立、探索自由的潮流。从中可以看到，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在后威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已经走向成熟，就如史料的封锁无法阻挡探索者敏锐的目光一样，文字的“过滤”也难以阻隔在修辞策略推动下奔涌的思想交流。
高华走了，想起和他在延安度过的日子，想起2011年10月29日我还和他在医院里讨论土改运动的情景，感慨万千。我相信，在现当代史研究乃至中国当代的人文科学研究中，高华留下的学术遗产与思想效应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
民间立场：高尚者的墓志铭
早有不少研究者指出，在当下的中共党史研究格局中已经形成了三大板块：一是在体制主宰下的主流话语研究体系，仍然在精心地建构着原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释文本。高华曾对1980年代的主流研究体系作过这样的概括：“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就是官学盛行，为圣人避讳，或研究为某种权威著述作注脚，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的风尚”。但也必须看到近十多年来出现某些变化，在这种体系中也部分地出现了重视运用史料和轻度修正解释话语的趋向。二是主要以海外学界为主的研究话语，多是以西方社会人文科学的理论为解释框架，角度多元和观点新颖是其重要特征。三是站在民间立场上的独立学术话语解释系统，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新一代学人的学术良知与研究功力，它强调的是以客观中立的立场和对历史的宏观把握为前提，对史料进行广泛的搜集和细心的考辨，避免由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有意或无意的“历史误读”，以求揭示历史真实、警醒世道人心。在这板块中的研究者既有属于体制内的身份，也有在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但是身份的色彩在这里已经完全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思想上、学术品格上相互引为同道，相互切磋。
俯瞰这种学术景观，是我们思考“现当代史何为”的基本前提，由此而可以把高华的中共党史研究定位在民间立场话语体系中所产生的最优秀代表。
但是，在上述三大板块的学术取向之别的背后，还应该看到的是当下的学术体制及学术资源的分配状况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平，对整体上的研究事业产生严重的阻碍力，这也是高华的离去所引发的“现当代史何为”的重要思考。
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后记”中，高华自述：“由于这是一本站在民间立场的个人写作，十多年来我从自己不多的工资里挤出钱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资料，我从没有以此选题申请国家、省级或大学的任何社科研究项目的资助，我知道，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所以我的另一个遗憾是，我无法对一些当年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如果我做了这样的工作，一定会对本书的内容有所充实。最后，我的遗憾是我应该去莫斯科搜寻有关资料”。这种窘况与体制内主流板块中的科研经费黑洞之令人触目惊心相比，形成极大反差。
2005年5月，广东美术馆举办“毛泽东时代美术展览”，研讨会在延安举行。我作为学术主持人邀请高华出席并做专题演讲，他对我说这是他第一次到延安，令我大为吃惊；在延安参观的时候，高华对各处史事如数家珍，更使我感叹。一位以研究延安整风运动而闻名于国际史学界的学者，竟然在体制下得不到任何资助，高华说即使申请也不会成功，恐怕也是实情。在这种状况中坚持做自己的研究，是需要有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的。
在《革命年代》的后记中，高华的自述对于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前后两个阶段中的成长和心路历程以及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形成有重要价值：“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止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进入新世纪后，资本和权力的扩张使得思考的空间更显得逼仄，面对着渗入到大学校园的项目化、数字化、标准化的压力，只能自我放逐，而埋头读书和研究，成了自我超越的唯一途径……”
在高华的境遇中可以看到，在权力化、意识形态化的学术语境中，真正的学术规范、自由的探索精神、独立的学术立场难有立锥之地。在政治学、历史学这样的人文社科领域，许多被知识界和社会公众争相阅读、反复讨论的学术专著根本不可能从垄断科研机制中获得任何研究资源，因而那些研究者的艰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高华的现当代史研究在思想上的巨大感召力首先来自于他的学术良知和道德勇气，从理想主义的道德批判精神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品格，这正是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赖以建立的稳固根基。在民间立场的研究话语体系的入口处可以刻一句诗：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以求真求实精神突破史料难关
作为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历史学家，高华的学术遗产首先体现在以学术良知与学术功力的高度融合，而在学术性方面作出的巨大超越，这是连体制内的一些主流史学家都不得不佩服的。
这种学术性的超越来自于高华一贯强调的学术研究原则：客观中立的学术立场，穷搜博采、细心考辨、谨慎运用的史料观，以求还原历史语境而避免“历史误读”、严肃揭示历史真实的研究宗旨。关于现当代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他在《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见《革命年代》）中有比较全面的阐释，他的经验和识见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借鉴。他认为“档案是极其重要的，但鉴别、分析更为重要”；他指出政治人物的文集都为事后所编，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在使用时要小心、谨慎、考辨、核查。领导人的年谱也一样，他认为有一个重要特点是：有较多的取舍和省略，回避敏感问题。而对于在“文革”中由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思想万岁》则认为很有价值，其中收入的毛泽东的讲话大都未编入大陆出版的各种毛泽东文集中，其真实性基本可靠。我和高华在延安的讨论中，也曾向他请教关于“文革”中红卫兵出版物的资料可信性问题，他认为绝不能因为其民间性而忽略其内在重大价值。他在文章中强调要有史学研究的基本功底、小心的鉴别与判断和史识的修养和眼光，才能“真正读懂这些语意曾被膨胀或修饰的浩如烟海的史料”。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对此有更深入的阐述：“由于延安整风在主流话语中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有关史料的开放一直非常有限，这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但在八十年代以后，官方也陆续披露了某些与延安整风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除了少量档案、文件集外，也出版了不少回忆资料，这给研究者既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分析、辨别、解释这些材料。应该说，我在中国大陆长期的生活体验以及我对有关史料的广泛涉猎，加强了我阅读资料的敏感性，我逐渐能够判断在那些话语后面所隐蔽的东西”。在这里，对中国的生活体验和对史料的广泛涉猎就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有时候阅读海外学者的大著，虽然常有框架、观点之新颖的收获，但是时常也会感到由于缺乏真实的生活体验而造成的隔膜。
高华的学术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非常难得的是在史料来源很受局限的情况下，能够运用目前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物的资料作出如此深入和充满洞见的研究。据称在《红》被机场海关没收而引起的行政诉讼案的审理中，有关人士指出据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红》书的一大特色就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资料。显然，在像高华这样有深厚学术功力和求真求实精神的学者面前，企图以封锁资料来阻挠历史研究前进的步伐已经是越来越困难了。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现当代史何为”这个巨大问号前，高华对公开史料的卓越运用和深刻识见是极其鼓舞人心的，他为仍处于威权时代中的年青一代研究者树立了很好的范例：即使只能依靠公开出版物，通过精心的辨别和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真相、历史人物的伟大与卑劣、历史发展趋向的光明与黑暗、历史事件的真相与谎言等等根本性的问题已经昭然若揭，所有的大是大非问题都已经朗然呈现。
学术独立，探索自由的潮流不可阻挡
在对高华的学术遗产进行分析的时候，更应该看到，高华在“史料关”之上有着更基本的价值观作为研究的动力，这更是回应“现当代史何为”的核心命题，是民间写作话语体系的安身立命之处。关于价值与情感的问题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在《红》的后记中，高华这样写道：“吾细读历史，站在二十世纪全局观二十年代后中共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我认为这种情感和观念是高华真实的想法，也是对目前关于高华的悼念、评论中出现某种过于简单化地贴标签的言述的应有回应。二是他对自己的现当代史研究的价值关怀作出了明确表述：“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我想这两方面是认识和评价高华的基本要点，也是在“现当代史何为”的价值观问题上的很好表述。
在研究模式上，高华分别对“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种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革命叙事’仍有其重要意义，它表达了左翼革命主义的世界观，为人们认识这个纷繁而多元的世界及其来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取代的视角；增强‘现代化叙事’的本土性，也会有助于发现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所以这两种叙述方式是可以互相补充的，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选择问题。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度可以把不同的认识框架置放在一个平台上，为叙述者提供更广阔的选择空间。在这个开放性的平台上，一种中立、客观的历史观，即‘灰色的历史观’，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新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或许能够成为人们认识、分析历史现象的新的工具”（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现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这是对于“现当代史何为”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和研究工具的思考，史学界也有人把高华看做是“新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
最后，民间话语解释系统的“现当代史何为”思考还有重要的一环：“修辞策略”的问题。在后威权主义时代的史学写作中，有写作经验的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成了“修辞学家”，高华在这种修辞景观中更是难得的高手，其笔法之简炼、修辞把握之准确和重现历史氛围之生动，都使人佩服不已。他对于修辞策略的准确把握和恰当运用，既表现出探索的自由、学术的尊严，同时以建设性的努力推动着不可阻挡的学术独立、探索自由的潮流。从中可以看到，独立的民间话语解释系统在后威权时代的史学写作中已经走向成熟，就如史料的封锁无法阻挡探索者敏锐的目光一样，文字的“过滤”也难以阻隔在修辞策略推动下奔涌的思想交流。
高华走了，想起和他在延安度过的日子，想起2011年10月29日我还和他在医院里讨论土改运动的情景，感慨万千。我相信，在现当代史研究乃至中国当代的人文科学研究中，高华留下的学术遗产与思想效应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