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11月22日，“中国当代建筑设计发展战略”国际高端论坛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由中国工程院主办，以中国当代建筑为主题的国际会议。
部长级“炮手”
这次会议开门见山，直指积弊。“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已成为制约我们建筑设计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会议伊始，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的报告就充满了危机感。
原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在致辞时同样强调危机：“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千城一面，过分追求大广场、大马路……”
前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的主题发言，更是言辞犀利。几乎都是“炮声”。
“我们现在讲千城一面，什么面？是浅薄俗气、伪装洋气的假面具、洋面具！”
“到处都在跟风刮风……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是迪拜的高层楼，一个是扎哈、盖里（均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的非线性之风。好像不做非线性，建筑师就不行了。”
他的现场PPT播放简单有力：GDP（国内生产总值）崇拜，大干快上；政绩冲动，人治所为；规划管理软弱缺位；建筑设计缺乏创意。
千城一面已是老话题，但宋春华的发言依然引起了建筑师们的共鸣，台下掌声一片。
共鸣声在第二天圆桌讨论时延续，多位院士和建筑师对此意犹未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敦山举例道，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全国一窝蜂上马大剧院。“舞台都是升降推拉转，真正用的没几次。”
“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荒谬体制。”宋春华引用外界的评论说，“在中国的城市里，你能找到若干个美国城市的复制品，找到埃菲尔铁塔，找到若干个欧洲名城的拷贝件，更能看到众多的罗马式建筑。”
“我们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很多两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但现在，改造后的城市，越来越看不到城市大树的年轮，看不到城市老人的皱纹，倒像是用激素催生的树木。”宋春华感慨道。
城镇化进程在延续。宋春华对着台下的建筑师们说，如果说上一个30年已经失败，那么下一个30年，“我们建筑师要反思自问：我们能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到新中国100年，我们又给共和国留下了什么样的建筑？”
“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结构学大师沈祖炎展示了详尽数据，目标对准“四大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中央电视台新楼和水立方。“铺张浪费的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在他看来，国家大剧院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产物”。“追求建筑效果的大屋盖，没有任何实用功能”，而其结构迫使主体建筑向地下延伸24到34米，存在安全隐患。
“鸟巢”用钢达到712KG/㎡。沈祖炎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这一数字，“它的结构自重占总荷载70%以上，存在安全隐患。”
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是“追求奇特造型”。他曾受邀做研究，认为这种“严重不规则的超限高层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北京有过地震史，一旦发生强震，不敢想象”。
“水立方”则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整个结构2万多个杆件和1万多个节点球无一相同，施工图纸3万多张，光绘制就耗时一年。”而充气枕能耗大，负担沉重。
这四大建筑争议早已有之，但像沈祖炎用结构学数据来批判的，却还是第一次。
他批评说，建筑本身失去了本该具有的价值，成了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甚至异化为“超尺度的装置艺术”。
这无疑违背了《北京宪章》所提出的“回归基本原理”——它要求建筑设计能够满足实用、安全、生态节能以及技术经济合理等基本要求，而非过度着眼于美学概念。这是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达成的共识，被公认为建筑界的纲领性文献，正是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建设性破坏”而来。
“这股风是有传染性的，重大工程一搞，全国都开始流行。”沈祖炎说。程泰宁也举例说，一些城市行政建筑的超标准建设、部分高铁站房追求高大空间以至建筑耗能严重。“这情景可算是世界罕见。”程泰宁说，甚至那些西方最前卫的建筑思想，在中国也被无条件接受，以至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的设计不可能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西方设计师的“超国民待遇”
内忧之外，中国建筑界亦处在外患的包围中。这也是此次会议反复被热议的话题。
“20年来，中国的高端建筑设计市场已基本上为西方建筑师所占领。”程泰宁说，崇洋之风弥漫全国，“当前在中国，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跟风而上的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
此前，程泰宁的课题组已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这个区域内，26幢建筑无一为国内设计师设计；广州的12幢建筑中，仅3幢为国内设计师设计；而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在二三线城市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标准定得非常高，一搞就是‘普利兹克奖’（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这等于中国人就几乎不能准入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说。
“大家的要求，只是希望能打破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让外国和中国的设计师有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条件，大家凭本事吃饭。”邹德慈说。
程泰宁回忆说，他参与设计的一个项目中标后，业主方一定要求有国外设计机构挂名，最后公司不得不花钱邀请国外设计师署名。
这让整个中国建筑界形成恶性循环。多位院士和设计机构负责人纷纷附和、抱怨，说由于无法获得项目，一些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只能沦为外国事务所的“绘图机构”，中国建筑师罕有参与大型项目设计的机会，更毋庸谈创意设计。
“年轻，本是思潮最活跃的时候，但现在年轻人却难有平等的机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昀说。这直接导致年轻一代缺乏成长机会。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30、5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程泰宁说。
这是“领导”的城市
专题讨论的圆桌会，几乎成了建筑师们的诉苦大会。
“违反科学、民主决策精神的权力决策机制，正是造成当前建设领域种种乱象的根源。”程泰宁的课题组研究指出。
“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笼？舆论特别关注的‘鬼城’现象，以及破坏城市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的恶劣案例又为什么会不断发生？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程泰宁说。
“现在很多官员都是建筑发烧友。领导热情澎湃的时候，都是直接画草图。”一名建筑师打趣说。“不懂还好，如果领导是博士，还是学建筑学的，那就完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孙一民说。
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欣，则以一则黑色幽默自嘲：以前在学校里碰到一个老师，他问道，如果发生争议，碰到官大的人怎么办？老师答：谁官大听谁的、谁钱多听谁的。开始工作后，他才发现这是“真理”。
领导的任期制，也是加剧乱象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官员总是有一种‘抱负’，他就希望要快，在离任前看到。”与会的一名建筑师抱怨，为了赶工期，设计法律和科学都被扔到了一边。
领导的能量，更体现在招投标过程中。上海现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蔡镇钰抱怨，他的创作室参与东北某地火车站项目的设计招标，通过程序拿下项目应无碍了，但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突然提出给另一家设计院。“他无视程序进行的投标，谁也没办法。”
现行的设计方案招投标遴选模式，正是此次论坛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与会者纷纷批评，由于评审过程缺乏透明，贿赂评委、串标定标的暗箱操作成了常态。
要求匿名的知情者告诉记者，在这方面，体制内的一些大型建筑设计院为害尤甚。“他们跟政府走得近，也更容易拿到项目。”也因此，“领导、开发商要什么就给什么”。
“这是‘领导’的城市。”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王幼芬嘲讽说。
（摘自《南方周末》 本文作者：吕明合）
部长级“炮手”
这次会议开门见山，直指积弊。“价值判断失衡、跨文化对话失语、体制和制度建设失范，已成为制约我们建筑设计进一步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会议伊始，执行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的报告就充满了危机感。
原建设部部长叶如棠在致辞时同样强调危机：“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我们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千城一面，过分追求大广场、大马路……”
前建设部副部长、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宋春华的主题发言，更是言辞犀利。几乎都是“炮声”。
“我们现在讲千城一面，什么面？是浅薄俗气、伪装洋气的假面具、洋面具！”
“到处都在跟风刮风……现在最流行的，一个是迪拜的高层楼，一个是扎哈、盖里（均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的非线性之风。好像不做非线性，建筑师就不行了。”
他的现场PPT播放简单有力：GDP（国内生产总值）崇拜，大干快上；政绩冲动，人治所为；规划管理软弱缺位；建筑设计缺乏创意。
千城一面已是老话题，但宋春华的发言依然引起了建筑师们的共鸣，台下掌声一片。
共鸣声在第二天圆桌讨论时延续，多位院士和建筑师对此意犹未尽。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敦山举例道，国家大剧院建成后，全国一窝蜂上马大剧院。“舞台都是升降推拉转，真正用的没几次。”
“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荒谬体制。”宋春华引用外界的评论说，“在中国的城市里，你能找到若干个美国城市的复制品，找到埃菲尔铁塔，找到若干个欧洲名城的拷贝件，更能看到众多的罗马式建筑。”
“我们是一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很多两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但现在，改造后的城市，越来越看不到城市大树的年轮，看不到城市老人的皱纹，倒像是用激素催生的树木。”宋春华感慨道。
城镇化进程在延续。宋春华对着台下的建筑师们说，如果说上一个30年已经失败，那么下一个30年，“我们建筑师要反思自问：我们能给下一代留下什么？到新中国100年，我们又给共和国留下了什么样的建筑？”
“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中国工程院院士、建筑结构学大师沈祖炎展示了详尽数据，目标对准“四大建筑”：国家大剧院、鸟巢、中央电视台新楼和水立方。“铺张浪费的四大建筑应该一票否决。”
在他看来，国家大剧院是“典型的形式主义产物”。“追求建筑效果的大屋盖，没有任何实用功能”，而其结构迫使主体建筑向地下延伸24到34米，存在安全隐患。
“鸟巢”用钢达到712KG/㎡。沈祖炎用“惊世骇俗”来形容这一数字，“它的结构自重占总荷载70%以上，存在安全隐患。”
中央电视台新大楼是“追求奇特造型”。他曾受邀做研究，认为这种“严重不规则的超限高层建筑存在安全隐患。北京有过地震史，一旦发生强震，不敢想象”。
“水立方”则是“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整个结构2万多个杆件和1万多个节点球无一相同，施工图纸3万多张，光绘制就耗时一年。”而充气枕能耗大，负担沉重。
这四大建筑争议早已有之，但像沈祖炎用结构学数据来批判的，却还是第一次。
他批评说，建筑本身失去了本该具有的价值，成了违背理性的“炫技表演”，甚至异化为“超尺度的装置艺术”。
这无疑违背了《北京宪章》所提出的“回归基本原理”——它要求建筑设计能够满足实用、安全、生态节能以及技术经济合理等基本要求，而非过度着眼于美学概念。这是1999年第二十届世界建筑师大会达成的共识，被公认为建筑界的纲领性文献，正是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建设性破坏”而来。
“这股风是有传染性的，重大工程一搞，全国都开始流行。”沈祖炎说。程泰宁也举例说，一些城市行政建筑的超标准建设、部分高铁站房追求高大空间以至建筑耗能严重。“这情景可算是世界罕见。”程泰宁说，甚至那些西方最前卫的建筑思想，在中国也被无条件接受，以至一位美国前卫建筑师坦言：“如果在美国，我的设计不可能真的建起来。而在中国，一切都是可能的……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西方设计师的“超国民待遇”
内忧之外，中国建筑界亦处在外患的包围中。这也是此次会议反复被热议的话题。
“20年来，中国的高端建筑设计市场已基本上为西方建筑师所占领。”程泰宁说，崇洋之风弥漫全国，“当前在中国，西方建筑师的作品以及大量跟风而上的仿制品充斥大江南北”。
此前，程泰宁的课题组已对北、上、广的城市核心区约1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调查，发现在上海这个区域内，26幢建筑无一为国内设计师设计；广州的12幢建筑中，仅3幢为国内设计师设计；而北京的8幢建筑全部由西方建筑师设计。
“在二三线城市这种风气尤其严重。标准定得非常高，一搞就是‘普利兹克奖’（建筑学界的‘诺贝尔奖’），这等于中国人就几乎不能准入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说。
“大家的要求，只是希望能打破国外建筑师在中国的超国民待遇，让外国和中国的设计师有公平、公正的环境和条件，大家凭本事吃饭。”邹德慈说。
程泰宁回忆说，他参与设计的一个项目中标后，业主方一定要求有国外设计机构挂名，最后公司不得不花钱邀请国外设计师署名。
这让整个中国建筑界形成恶性循环。多位院士和设计机构负责人纷纷附和、抱怨，说由于无法获得项目，一些大型建筑师事务所只能沦为外国事务所的“绘图机构”，中国建筑师罕有参与大型项目设计的机会，更毋庸谈创意设计。
“年轻，本是思潮最活跃的时候，但现在年轻人却难有平等的机会。”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王昀说。这直接导致年轻一代缺乏成长机会。 “如果这种文化失语、建筑失根的现状不能尽快得到改变，再过30、50年，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基本结束，到那时，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和城市形象来圆‘美丽中国’之梦？建筑作为‘石头书写的史书’，又怎样向我们的后代展示21世纪中国崛起的这段历史？”程泰宁说。
这是“领导”的城市
专题讨论的圆桌会，几乎成了建筑师们的诉苦大会。
“违反科学、民主决策精神的权力决策机制，正是造成当前建设领域种种乱象的根源。”程泰宁的课题组研究指出。
“山寨建筑、方圆大厦以及那些贪大、求洋、超高标准的建筑怎么会出笼？舆论特别关注的‘鬼城’现象，以及破坏城市历史文脉的大拆大建的恶劣案例又为什么会不断发生？所有这些的最初‘创意’和最后的决策往往都出自各级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程泰宁说。
“现在很多官员都是建筑发烧友。领导热情澎湃的时候，都是直接画草图。”一名建筑师打趣说。“不懂还好，如果领导是博士，还是学建筑学的，那就完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孙一民说。
齐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齐欣，则以一则黑色幽默自嘲：以前在学校里碰到一个老师，他问道，如果发生争议，碰到官大的人怎么办？老师答：谁官大听谁的、谁钱多听谁的。开始工作后，他才发现这是“真理”。
领导的任期制，也是加剧乱象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官员总是有一种‘抱负’，他就希望要快，在离任前看到。”与会的一名建筑师抱怨，为了赶工期，设计法律和科学都被扔到了一边。
领导的能量，更体现在招投标过程中。上海现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蔡镇钰抱怨，他的创作室参与东北某地火车站项目的设计招标，通过程序拿下项目应无碍了，但当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刘志军突然提出给另一家设计院。“他无视程序进行的投标，谁也没办法。”
现行的设计方案招投标遴选模式，正是此次论坛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与会者纷纷批评，由于评审过程缺乏透明，贿赂评委、串标定标的暗箱操作成了常态。
要求匿名的知情者告诉记者，在这方面，体制内的一些大型建筑设计院为害尤甚。“他们跟政府走得近，也更容易拿到项目。”也因此，“领导、开发商要什么就给什么”。
“这是‘领导’的城市。”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王幼芬嘲讽说。
（摘自《南方周末》 本文作者：吕明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