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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巡
1929年秋天从欧洲回来后，陈光甫的日记里就很少看到那些叱咤风云的军政要员们了。他是一个持身谨严的人，明白一个人的历史是由在世时的业绩写就，亦是由文字所塑就，因此不管有多忙碌，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对一日里所经、所遇、所思予以記录。
这些日记有的写在装订成册的本子上，有的就随手涂抹在银行信笺纸上。意态从容时，用毛笔，事多心杂时，就用自来水笔潦草记之。但跟1928年之前不同的是，此后他的日记里虽少了天下大局，却多了交游、读书、行务处置、修身束德等日常记录。他好像是刻意要把政客、将军这些大人物全都驱除出他的世界，而只是埋头一心一意地打造他的金融王国。
陈光甫不是一个政治欲望强烈的人，他与政界的关系，向来若即若离。
上海银行的同事们把他巡游各地时的日记和讲话经整理后，用铅字排印成册，下发给各地分行和旅行社的职员们，多年来，他的下属就是通过这样的小册子了解总裁层出不穷的新想法。新近编印成册的《视察日记》，记录的是他于1930年底，自上海沿津浦线北上视察华北各地分行及旅行社的情事。
此次视察，历时五十天，自津浦而胶济，而平汉，再沿江直下，经行南京、徐州、济南、青岛、天津、北平、郑州、武汉等十城，既为规划行务，也是为查找各地分行是否有贪腐、怠工等问题。上海银行虽是一家现代化的商业银行，管理体系皆取法于外，择人也严，但一个酱缸式的社会里，必不可能人人洁身自好，舞弊案也屡有发生，让陈光甫为之头痛。趁这次视察，给各地分行敲敲警钟，也是他早就想好了的。
12月7日从南京出发，到江边乘轮渡至浦口，尔后登上津浦线特别快车，旋由蚌埠、临淮、彭城而至济南、青岛，各地皆小作停留，考察行务及旅行社开展情况，与行员聚谈。此次北巡，同行者有上海银行第二区经理李桐村、四弟翼祖及陶笔勋、徐谢康、张水淇等，皆为行内得力干将。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一路所经行处，冰雪弥天，战垒荒凉，北方人民皆脸带菜色，令人思之恻然。时下中国，就像一辆老旧的机车，实业家和银行家想把它往建设的轨道上引，政客和军头们为争意气，争地盘，驱使民众去做内战炮灰，这样的国家还会好吗？
徐州站下车时，他见车站里难民壅塞，候车时大多席地而坐，过道里、车站广场都躺满了人，门窗皆无，朔风刺骨，非常人所能忍受，心下愀然。中国旅行社徐州分社的胡经理告诉他，现在旅行社只招待持一二等车票的客人，持三等车票的旅客太多，实在是招待无方，只能任由他们餐风饮露，火车总要晚点，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空气中站几个小时是寻常事。陈光甫说，“吾人当以为社会服务之精神，博社会上之信用”，他提议，在火车站附近增设一备有浴室、卧室的大招待所，略备茶水、火炉，使这些风尘劳顿的旅客能喝上一口热水、有一处地方歇脚。
他一向把中国旅行社视作各地分行的“先锋队”，乱世之际，民众如羔羊失途，他深信，好的服务，不仅是一种良好的商业行为，亦是一种社会责任。
他的得力助手、时任总行副经理兼第一区经理杨介眉，正好在郑州办事，坐陇海线的三等慢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特来与他相会。他们原计划次日共往新浦，但前去打前站的传来消息说，新浦地方不靖，常有匪徒出没，于是再议行程，决定从济南直接北上。
在徐州的几天里，实业界朋友、宝兴面粉厂主杨树诚过访，邀请他前往参观。杨君出身寒微，做过矿工，近年创办面粉厂，引入德国机器，事业蒸蒸日上，正在计划徐州新厂。杨不识字，却性情豪爽，对文化人无比尊崇，几年前，丁文江在大连落魄，输款接济的即是此君。
陈光甫素喜结交各路俊彦，也很乐于与这样有事业心的实业界朋友交往。杨君厚道又重情义，平素行事又有一种农民式的质朴，席间听说不数日就是陈光甫生日，他竟于生日前夜悄悄悬彩旗、挂寿幔，布置了寿庆礼堂，想要给陈光甫一个惊喜。陈光甫一早起来，见到布置好的寿堂，又吃惊，又感动。他要求杨君马上把彩幔撤去，说，人生世上，当努力为社会服务，为生日而大吹大擂，张旗击鼓，劳民伤财，实在无谓之至。话是这么说，心下还是感激杨树诚的盛情。
杨树诚是个直性子，听了陈光甫批评，也不以为忤，只是呵呵憨笑，把布置了一夜的寿幔彩旗一一撤去了事。又说酒席已备好，陈总务必赏脸。陈光甫见情不可却，只得受之。
因明日起，杨、李及四弟等将搭陇海车西去，他率徐、张二人继续北上，分手在即，酒就多了几分。席间，又说到当今新潮流四起，无论办实业，还是做生意，顺之多吉，逆之辄凶。陈光甫说：“所谓生意云者，新意生生不息之谓也。我行做生意，当天天发生新意，方可站住脚跟，一日不进则退，在座各位都要以此自警。”
次日一大早，和另一拨人马道过别，陈光甫即和徐、张二人前往火车站。杨树诚已经换下了昨天的华服，换上农民式的粗布褂子，又引得陈光甫好一阵感慨。人须吃得苦中苦，方能苦尽甘来，杨君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够身践之，着实可佩。
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六时刚过，太阳尚在地平线下，而车站周边的路灯电源已全部切断，一行人只得于黑暗中摸索进站。陈光甫说：“若得延长二十分钟，旅客就省去了摸黑之苦，这种小事情，铁路当局都不思改良，可见吾国服务精神之缺乏，实已深入骨髓，而一般人民，又是如此温顺，可为一叹。”
火车亮着前灯，轰隆轰隆地驶进了站。一行人放好行李，靠着车窗看携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心头掠过一丝乱离之感。为祸数月的蒋阎冯中原大战，造成北方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津浦线桥梁路轨，也损坏许多，火车不时要停下来，等前头路险排除后再行。到济南的车程，竟比平时多了一倍还不止。而沿途所经各站，因道路不畅货车缺乏，造成货物堆积如山，更使陈光甫一路嗟叹不已。他一直认为，要扑灭党争的火苗，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消除贫困，人民愈是疲困，则匪盗愈多，种种邪说愈易煽惑，而眼下铁路部门不作为，造成大量农货产口滞阻，不令流通，说严重点，实际上是在间接制造匪盗。 济南分行因前番遭军阀石友三横征勒索，不得已收市，不久前才重新开张。济行经理龚祥霖来陪他用早餐，问：“前山东省主席石友三勒派之款五万元，可否于本年盈余中打出？”陈光甫脸有愠色：“此等不幸事，我最不愿听。放出去的款项，宜努力设法收回，万不可存于盈余中打出之念，这是无用人最易做之办法，实为最不合理、最不名誉、最可羞耻之办法。”
看到龚愤愤不平之态，他又说：“如此一做，即正式宣告办理无能，虽勒派亦如人力不可抗之灾祸，但事前必须尽力避免，事后必须竭力追还。苟一存打出之心，则不思补救，自处于弱者地位，岂我等所宜为？又放款必须谨慎，发生坏账，最为不幸。”
胶济铁路自经战乱，车速如同蜗行，火车从济南开出，开开停停一晚上才到青岛。上海银行尚未在青岛成立分行，仅设一代理处，主任由龚祥霖兼。青岛有铁路之便，又为出海口吞吐重埠，陈光甫有意在此设立分行。一到青岛，他就在龚君陪同下前往走访商会主席、人称本地四大家族之首的巨商丁敬臣先生。事毕，又访中国、交通两行分行，考察太古洋行及英美烟公司。对即将开办的青岛分行，他认为目前代理处的位置不够理想，且与旅行社分隔两处，他吩咐龚祥霖，务必选一门临中山路大道的高敞屋子租赁迁移，只要可以互收相助之效果，多付一点租金也不要紧。
晚餐是与行员和旅行社员一起用的。这在陈光甫几乎已成为惯例，一则可以节省时间，省去无谓的宴饮应酬，更重要的是可以增进与行员感情，于轻松的气氛下谈话。龚祥霖办事萎缩，气魄不足，他不想把青岛分行交与此人，共膳时他有心考校，从中简拨有用人材，故而抛出一个问题：“吾等当如何服务社会？”
一个叫黄恂伯的行员站起来说：“我等应以和易之态度、平等之精神待客，不论百元之客，一元之客，皆须竭诚接待。”
这话让陈光甫大感契合。上海银行确立“服务”宗旨，推出“一元开户”等项目，实源于他在美国所受自由经济思想的熏陶，美国人最初让他懂得了什么叫“服务”。那时他还是沃顿金融商学院的一个穷学生，每周他总要去费城的一家银行提取微薄的十美元的津贴。每次去，那个出纳员总是笑眯眯地对他说：“孩子，你已把钱用完了？现在你不该花得这么多。”他一直说，这是他所接受的第一堂银行服务课程。
他对黄恂伯道：“即便没有一元生意之客，亦须恭慎款接，客人来行，此种厚意，已可感谢，何况还有一元钱的生意！今后青岛分行柜台上的事务，即请黄君多加以注意。”
日后，他把赏识的黄恂伯提拔为新开张的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
新业即将开张，心情大好，陈光甫一行在青岛多盘桓了两日，还在龚祥霖、黄恂伯等陪同下游了崂山。
崂山在城东七十里外，车子只能开到松树饭店。隆冬时节，山上空气清冽，树石奇秀，一行人缓步行去，遥瞩诸山苍松翠柏，郁若碧云，不由胸襟为之畅净。
过了柳树台，山路不平，不可行车，惟见乡人牵载货之驴行过。前往七八里，见一泓清水，穿山石曲折蜿蜒而下，其声清越，最后汇为一湖，清可鉴底，砂粒可数，陈光甫一个南方人，见北地亦有如此秀色，只觉其景只有杭州之九溪十八涧方可比拟，而诸山列峙，背景宏壮，又觉得西湖山水比之，也不过一盆景。
一行人越湖而过，至一庙，有老道煮水待客，众人取出所携面包、腊肠分食，只觉味胜平常多多。此行登山，往来三十余里，诸人皆无疲态，都说能够走出城市来吸山林清秀之气，荡涤胸怀，也是人生一乐。
沿途所经松树饭店、柳树台，都是德人占据胶州湾后所经营，林木蓊葱，显见得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又引得陈光甫大发感慨。大好河山，竟成广漠无边不毛之地，究是谁之罪过？天赐佳土，不知治理，就好比荡子得父遗产，但知浪用，不自增值，如此懒惰、不思振作的国民，怎么会不被世人所轻？他忧心忡忡地说，若国人再不抱振作做事之决心，这个国家不亡于武力也会亡于经济，国民不做政治下之奴隶，也一定会成为经济上的奴隶。
青岛几日的愉快心情，很快被一则凶讯冲淡了。那是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刚到天津的陈光甫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报上登载的一则新闻让他吃惊得瞪大了眼，上海银行董事、前副经理兼旅行社社长朱成章，竟于日前在上海遭暴徒绑架抢劫并被击伤。
朱成章是他相交二十年的老友，也是他开办上海银行最早的合伙人之一。出生于安徽泾县的朱成章，留美入读耶魯大学时曾为孔祥熙同学，获法学士后归国，初任川汉铁路英文秘书，旋调外交部任主事，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后，于1917年邀聘其为副经理兼储蓄处经理，后来添设旅行部（即中国旅行社前身）也请其打理。
两年前，工商部创办国货银行，力邀朱任总经理，陈光甫虽舍不得，但为了国货银行前途，还是支持他去了，只是提出一个要求，要他继续担任本行董事并兼旅行社社长。朱成章学问深博，性情和蔼，从不与人结怨，这样一个温良君子，怎么会不逢天佑，降此鞠凶？陈光甫慌忙去电上海，询问详情。
当日下午，留守上海主持行务的杨介眉接连发来两通电报，陈光甫才知出事大概：12月23日晚上，朱成章和爱女润珠坐车回寓时，突遭一伙带枪匪徒拦劫。司机阿毛为朱成章开了多年车，护主心切，当下猛打方向，想要冲出包围圈。匪徒大怒，开枪连击，阿毛中枪立毙，朱和爱女也都受了伤。工部局巡捕闻枪响赶到时，朱已被匪徒劫持而去。
待天亮，红十字会医院来电，方知昨夜朱成章被枪匪挟去时，因其腰腹部枪伤过重，流血不止，匪徒将之弃之路旁，是好心人把他送进了医院。杨介眉在电报里说，朱君生命垂危，靠强心针维持着一脉元阳，因其出血过多，目下还不能施行手术把枪弹取出。
陈光甫闻此凶耗，惊痛交集。他知朱兄上有老父，家乏恒产，妻病子幼，如果朱真的不治身亡，这一家如之奈何！他骂歹徒心毒，图谋钱财，又何至动枪杀人。又恨自己远在津门，不能到朱兄床前探看。只得祈天佑护，保佑朱兄逢凶化吉安然无恙。
几日没有上海电报来，他心存一丝侥幸，或许朱成章尚有生望。圣诞节就要到了，他和朋友逛了街市，也去南开一带看了冰河。津地多洋人，商店和一些人家的居家窗饰上已有彩灯布置，空气中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节日气息。延至12月29日，那时他已到了北平，突然接到上海消息，朱成章已在医院因伤重不治而殒。良友云亡，他对着北平灰扑扑的天空，一时泪坠如雨。 去北平的车上，读到报上所载美国银行倒闭风潮，一行人讨论其因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影响。陈光甫乐观地说，这都是因股票落价、资产缩小而引起，美国的金融根底甚厚，倒闭一批小银行，谅对全球经济不会有大的影响。他不知道，这年冬天在美国爆发的实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随后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将使本就脆弱的中国金融业雪上加霜。
首都南迁已有年半，金融中心也早已让与上海，陈光甫觉得北平市面虽有沉寂之象，但洗去繁华，反而有了一种坚定朴实的可喜之象。看来随着首都搬迁，把骄奢的官场习气也带走不少。这让陈光甫对即将重新开张的北平分行充满了新的希望。
只是北方稳重，自古使然，旧都人民有闲雅雍容之态，却少进取奋斗之心，行员应对顾客，也大多死板面孔，此种通病，也或为旧时礼教所养成，然要革除旧习，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他反思本行的一些做法，专业化程度较之欧美同行，还是不如远甚，以后当常自鞭挞，日谋革新。即以北平分行而言，此地自元明以来，久为都城，宫殿庭园，宏伟壮丽，以旅行社为先导开展业务，实是大有可为，他已经在想着提醒旅行社，把各处名胜编成一游览指南，再聘请英语好又熟习掌故的招待员，总之要用种种服务手段，务使本行在北方生根壮大。
心情一好，游兴顿起，这一日是1931年的元旦，风日晴好，陈光甫和友人作北海之游。数九寒天，北海全都冻结了，看到年轻人在湖面上溜冰，陈光甫也不觉跃跃欲试。有一身着红衣少女，脚蹬冰鞋，疾驰于白山绿水间，静寂世界中有如许活泼泼人物，令人胸怀为之一畅。
一行人沿岸步行至五龙亭，再从冰面上直往漪澜堂，远望景山，老翠如云，黄亭高耸，与琼岛白塔，遥相映照，积雪未融，苍松翠柏之间，衬以一白色之地，这故都的冬景把一行人都看痴了去。出北海后，再游武英殿、文华殿各处，欣赏历代书画文物，都叹此行不虚。
本来还想作西山之行，然大雪阻途，去西山的车都开不了，雪天读书、访友，也算是平常日子里得不着的闲趣。这几日在北平，和朋友談得最多的是苏俄。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对苏俄几无影响，且其农业、工业都有超乎寻常之发展，又一个五年计划也将进行，谈到其国力之增强，朋友用了一个词，“实可惊恐”。苏联人的铁路已经修到了海参崴，就好像巨熊的利爪已经伸向东方，陈光甫担心，日后的北方边境，尤其是东三省和新疆，怕是要直接面临苏俄人武力和经济的侵略了。而国人犹自酣睡如梦，连边境地图都是抄袭日本人的，和朋友一说起，皆连叹“可耻”。
北平待了一周后，陈光甫一行又沿平汉铁路南下，计划考察郑州、武汉后，于旧历新年之前坐长江轮回上海。时近年底，平汉铁路乘客拥挤，每有攀登车顶者跌落殒命，所幸他们所乘这一趟，尚有暖气设备，只是车速缓慢，要比中原战事前慢十来个小时。
机车的蒸汽声有如老人喘息，随时要断气的模样。从车窗向外望，沿途白雪皑皑，遍于大地，人烟寥落，树木凋枯，偶尔经停的小站，上车的旅客皆有憔悴困乏之色，昔日的燕赵卫郑，都是中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大战之后，已是满目凄凉。郑州处于平汉、陇海铁路交会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有战事，郑州商民就要受军人劫掠，堆栈房室被军人强占，也不发还，这也是上海银行在郑州不设分行的原因，只在旅行社内派员驻办银行业务。
从郑州开往武汉的特别快车，比列车时刻表晚点了一天还不止。这让陈光甫深感郁闷。更恼人的是火车的暖气管冻结了，车行雪国中，窗外寒风丝丝灌入，重裘不暖，睡着的人都会被冻醒。车上的人都骂铁路当局腐败，说坐这趟车真是花钱买苦受。车过一无名小站，停着一辆正在等待交会的列车，没有车顶，即俗称的棚车，人都直立车中，脸色发僵，想是在寒风中站了一通宵，都还没缓过劲来。陈光甫真想知道，这样的火车开了一夜，会不会有人冻毙。
又过花园口站，他们下到月台上活动冻麻了的手脚，竟然看到车上的机工卸下油筒，交给路旁等候的人，然后收下一叠子钱。有人说机工卖掉的是节省下来的机油。铁路上竟有如此明目张胆的作弊，把陈光甫看得目瞪口呆。
平汉路上所遭的这份罪，让陈光甫心绪大坏。国家破坏得如此厉害，路政糜烂至此，横亘两千余里的平汉铁路上，跑着的几乎全是破车，办铁路的人究竟是干什么吃的？那些主席部长将军们又是干什么吃的？
第一区经理杨介眉是武汉本地人，带了人来接站，陪他视察了汉口和武昌两分行，看到两行营业隆盛，可为武汉银行界之翘楚，堆栈所堆棉花，又几乎占上本地棉花存量的半数，他的心情才略微缓和过来。
杨介眉设家宴，欢迎总裁一行，还请了汉行一些同事作陪。陈光甫看到在座大多是新面孔，这才想到此地先进行员，好多已调往新建分行担任要职，想到此，心情已转开朗。顾念十余岁即来汉上打拼，昔时每日行于泥泞道路的情状，闭目皆在眼前，虽说这近三十年来，社会无甚进步，但荒地变华厦，泥址成坦途，种种小变终将积成日后的大变。席间他说到一桩二十五年前的旧事，那时他刚随同父亲来到汉口，在一家报关行做学徒工，每天清晨，附近铁厂的放气声一起，父亲就把他叫起床。这些工厂，都是张之洞任总督时创办的实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张南皮去世多年，却在湖广大地留下了实业的种子，吾人生此兴新时代，从事金融业，正如怀抱利器者，又岂能罔顾肩头的使命与责任？
二、风潮
这次为时近两月的巡游，陈光甫所到之处，皆在鼓动全行上下共同振作，一路行来也算不无小获。到1931年6月上海银行迁入新楼，行中气氛又为一振。
据陈光甫自称，处于宁波路、北京路、江西路之中央的上海银行新楼，占地八亩余，建筑造价一百十万两，自开工至落成两年有余，诚为本行精神物化之象征。为了使新大楼的一切陈设更加体现本行之服务精神，一切对外营业部门皆设在一楼大厅，管理部门在二楼，他倚为臂膀和“脑外之脑”的调查部则在总经理办公室旁，以便随时就近询问。
6月22日，是上海银行搬迁之日。为避免招摇铺张之积习，上海银行这次新屋开幕，未发一张请柬，但各界感于其服务精神，这一日到场贺喜者还是络绎不绝，让陈光甫深为感动。 是日晨，总行全体同人四百余人先齐集于总行旧屋，七时三刻，整队鱼贯出旧屋，由陈光甫、庄得之、杨敦甫等领头，过宁波路启门入新屋后，即分头办事。行事如此低调，既省去了一切繁文缛节，尤足表示本行崇实、黜虚之精神，业界为之侧目。
陈光甫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回溯余创办此行历十六年，始则旧屋二三间，行员七八人，今则全行同人达九百叁十余人，今日迁入新屋不无今昔之感。创业难，守成尤难，是在吾人今后之努力。”
新楼门面富丽堂皇，再加行员热情待客，上海银行业务大增，不久，按着调查部主任资耀华的提议，本埠的九个分行也一一开张，同行虽有眼红，却也无可奈何。但不久后的一场天灾，却让上海银行几乎遭受没顶之灾。
欧游归来的头一年，陈光甫目睹中原大战爆发，当时就有国事崩溃、将近末日之感。大战打了近半年，至1930年10月，各方收兵，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布《告全国父老书》，各大城市集会庆祝。接下来的半年，虽无大事，社会气氛总觉不安。到1931年下半年，又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起。他说自己返国后的两年，除了办银行是认真的，其他所说之话、所做之事，“半皆鬼混”，无他，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只能少言少语。
就在上海银行迁居新楼后不久，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打了个陈光甫措手不及。
这场雨，先是起于春夏之交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梅雨，淅沥不断，渐向南方扩展。按往年成例，进入7月，气温抬高，雨季即自然中止，然而这一年非常奇怪的是，不惟长江中下游上空的雨带经久不散，除去东北之外，全中国似乎都在下雨，至7月底，灾区已扩展至十六省，受灾民众达上千万人。似乎连年不息的战乱，都到了天人共怒的地步，要对凡间众生施以薄惩了。
陈光甫最为揪心的是长江洪峰何时通过汉口。上海银行在汉口仓库存放着作为押款的几十万担食盐，盐最怕的就是雨淋水浸，一旦仓库进水，后果堪忧。
7月27日，《申报》报道了长江、汉水暴涨溢岸的消息。8月2日，汉口丹水池、张公堤子堤相繼溃决，汉口全市被淹。至8月15日，江水继续上涨，日租界防堤溃决，汉口发电站被淹，武汉大堤亦溃决，汉阳兵工厂水深已达两丈……
灾情触目惊心，水势却还在持续上涨。17日，上海各轮船局接到汉口急电，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陈光甫抱着的最后一丝侥幸破灭了，上海银行的几十万担食盐，终于都付之汪洋了。
汉口在大水中泡了一个月，市面才渐渐恢复正常。上海银行在汉口大水中遭受损失的消息，上海市面虽有传闻，但未引起大的波动。以上海银行眼下的实力，应付这次损失带来的缺口，应该也不是太吃力。到9月，又连出两件大事。
先是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攻击。这一波的愤怒和恐慌还未过去，9月21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引发债券暴跌。有价证券业务利润高，风险也大，陈光甫对之一向持稳健态度，但毕竟也有涉足经营，损失自不可免。于是有眼红的同业乘机造谣，说上海银行汉口损失数百万元，此次债券损失又达两千余万元，马上就要关门歇业。
提存风潮自9月22日爆发，持续数日，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饶是陈光甫素来稳健，对着门前涌动的人潮和一片焦灼的目光，也感到背脊发冷。支付最多的一日，上海银行付出了一千多万元现金。总行的现金准备向来以充足著称，面对如此凶猛的提存势头，金库也掏得快见底了。
最早施以援手的是张嘉璈。看到上海银行被提存潮围困，张嘉璈即令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尽力支持，帮助上海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渡过险境。他还给陈光甫出主意，把刚刚落成的上海银行新大楼作抵押，贷借八十万元，用以应付提存。储户来提存，大多是因为恐慌蔓延，看到从仁记路的中国银行开仓运出的一箱箱现金，源源不断地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在柜台和楼道处堆积成一座座小山，摆放在排着长队的提存者面前，人群中嚣动的恐慌终得以稍解，挤兑风潮终得平息。
最难的几天里，陈光甫想尽各种办法解套，一向倨傲的他还跑去向帮会兄弟纳礼求援，甚至三年前已经分道扬镳的唐寿民那里，他也亲自登门拜访。
此时的唐寿民已辞去交行上海分行经理，专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业务局局长。自他离开上海银行，与陈光甫的私交已不复存在，但毕竟都在上海的金融圈子里，还是会偶尔碰面。昔日老板上门告急，唐寿民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唐寿民后来回忆说：“当上海银行提存风潮来临时，陈光甫在某日清晨亲来找我，面上海银行提存危急，不可终日，要求我壮壮他的胆量。我听了他的话后，感到事态严重，为了不使这一风潮扩大，遂当机立断，允由央行尽量支援，请他回行坐镇。”
宋子文是央行董事长，对唐寿民不经请示就擅自动用库金十分恼火，趁着有一次从南京到上海，当面质问唐，问他为什么不提交理事会共同商决。唐寿民答：“此次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来势凶猛，急如星火，故不及请示办理，至未提出理事会者，深恐事未办而消息透露，即难以善其后，为迅赴时机，故敢冒不韪，我这样做法正是不负使命。”宋子文知道唐寿民行事风格素来异于常人，又喜先斩后奏，也就发作不得。
事后有人转述唐寿民回答宋的那番话给他听，陈光甫穆立良久，好半天没说一句话。
风潮过后，许多储户把从上海银行提出来的钱转身又存入了外国银行，这让陈光甫深感屈辱，却又无可奈何。这么多年，自己费尽心血培植银行信用，到头来，再好的信用也如流水，这钱竟都势利地要往高处去走。
三、暗流
随后到来的1932年，岁在壬申，用陈光甫的说法是“正乃国家多事之秋”。先是开年初“一二八”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再是淞沪停战协定谈判、国联调查代表团来华、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成立，身在上海的陈光甫都一一亲历。
3月14日，淞沪战事停火不久，以英国人李顿勋爵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陈光甫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交际组主任，参与了接待工作。这是一个以新闻界、金融实业界人士为主的民间组织，怕事务过多，他带了总行襄理邹秉文一同参与。 中方作为首席代表参加淞沪停战谈判的是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为了表示对国际代表团的尊崇，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多为中国说话，这个老资格的外交家发起了一次茶会招待贵客，出面的主人是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和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
是夜，贵宾如云，两位女主人皆长袖善舞，音乐、舞曲和西式甜点让客人们都微醺了。一直忙着招待外宾的邹秉文报告说，国际代表团提出要与上海实业金融界和市民维持会的代表谈话，最好先排出一个名单，有人提议让《申报》老总、市民维持会长史量才去。陈光甫以为史并非合适人选，但这一年多来他锋芒渐藏，并没有把想着的这些话说出。
茶会后，贝祖诒与他说的一番话却让他着实懊恼了起来。如果贝祖诒说的属实，他在与宋子文的对抗中是越来越落单了。
他与宋子文的关系一向不睦，两人都是留美生，又从事金融业，关系却一直形同水火。当时宋子文组建中央银行，他勉为出任董事，但对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兼央行总裁他一向是反对的，认为这涉足以大吃小，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孙科内阁倒台后，黄汉梁辞去财长，陈光甫即与李铭、徐寄庼、贝祖诒等决定退出中央银行理监事名单，并约定一致行动。陈光甫很快寄出了辞职信，宋子文函复挽留，任命状照旧寄来，陈光甫接到后，用快邮代电重申前议。
但从贝祖诒这天的话来看，他们几个人的步调并不一致，李、徐、贝三人根本就没有辞职。
贝祖诒说，宋子文昨天来了上海，神色很不安，找李铭谈，嘱其勿辞。李铭对宋说，此事须问淞荪。贝祖诒问陈光甫，这事到底该如何办？
陈光甫已经看出贝不想辞，就说：你照你的决心做事。
不想贝祖诒这样回答他：如此还是辞。
贝祖诒此时任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中国银行新设董事长一职后，李铭已由浙江实业银行调到中行任董事长，并兼任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主席，他们的退缩，自可看作是明哲保身，不想与政府方面闹得太僵，不想与宋子文结怨。让陈光甫暗自生气的是，李馥荪他们这样做事也太无担当了。都是相处近二十年的朋友，商量好的事，怎么临到头却丝毫没了担当？
他想到一星期前，市民维持会开会，唐寿民对自己说的一番话。虽然唐寿民已算是宋子文的人了，那番话却是明显向着他的，说是通风报信也毫不为过。
唐寿民劝他，李馥荪现在一心想着与宋恢复感情，中央辞职事，怎么会坚决呢，今打电话，他还说此事要问光甫，你又何必做对头，他人都不这样啊。
当时陈光甫听了心下黯然，好久无语，只搪塞说，我与汉梁交情太深（黄汉梁曾任上海银行国外汇兑处主任），不得不辞。实际上他也知道这辩白有多无力。唐寿民说，他会再向宋子文善言疏通，以免再有误会。
自提存风潮后，他与唐寿民的关系大有改观，他相信唐寿民说那些话纯出于好意，不忍看着他被单独抛出。
各人肚里一本账，趋利避害本是人之天性，外人看来和气一团的上海金融界，实也是暗流丛生，步调不一。贝祖诒说那番话，难保不是奉了其他几人之命來试探自己的。贝信誓旦旦的表白，可能也是怕他下不来台，也当不得真的。看开了这一层，他有了主意，第二天与贝祖诒见面时，他说有几句话请带给馥荪，如果是为了顾全与宋子文的感情，不至闹僵，以防其对中国银行有不利之事，这也算是为公牺牲，切勿以为前后不一，现值乱世之秋，吾人皆应在大处着眼，不拘小节。
贝祖诒答应一定转达，又问自己该怎么办？陈光甫说，仍照旧复职。贝神色一松，又问，辉德兄何以自处？陈光甫答：彼此立场不同，我始终反对财部兼中央银行总裁，又，我与汉梁交情深切，自愿辞职，与他人无干。
几天后，中国银行开董东会，陈光甫与贝祖诒又见面了。贝祖诒说了张嘉璈的意见，说中央辞职事，公权主张“搁起”，叫馥荪对子文说，将来我们大家皆要来，此时不要太急云云。他笑了。这个张公权，这叫什么办法？散会时，李铭也特意和他走在一处，悄声说，中央银行事已有办法，你们三人一致慢慢地复职，后知失言，脸色赧然，连忙改口说四人。陈光甫知他性急说错，只是笑笑。
不管多忙，他基本上是下午在行办公，一日下午，杨介眉来他办公室，汇报完行务后，又特意多坐了一会。他问杨介眉还有什么事。杨介眉说，今天上午，唐寿民来找了我和杨敦甫，我们在敦甫家中谈话。他知道又是为中央银行辞职的事，就静静地听着。杨介眉说，唐寿民谈及宋子文嘱其劝光甫勿辞中央理事，我和敦甫都告诉他，光甫实因中央办法与其意思不合，才提出要辞，对于宋个人并无意见，对于张、李、贝诸人，亦无连带关系。
陈光甫说，你们答得很好。
杨介眉说，寿民说的一些话，我都记下来了，寿民云，光甫处现在时代，亦是一代人物，吾辈应保全其人格，对于中央银行，如果以宗旨不合，即可直言，或迳往见宋，告以辞职实因上海银行事忙之故，对于个人声明毫无意见，对于他人亦无连带关系，方为光明磊落，不可被人利用。
陈光甫心下不悦。让我去找宋子文，亏他说得出来，他以为所有人都得了软骨病吗？却不露声色，问道，这个唐寿民，他还说了什么？
“寿民又言，前晤宋时，谈及光甫事，曾解释云，宋疑光甫与他有意见，渠以为决无之事，光甫办光甫的银行，不一定要财政部帮忙，宋为部长，亦不必要光甫帮忙，彼此既无私怨，何至有意见？宋云，汝谓光甫对余无意见，光甫对汝亦未见要好，闻前上海银行之挤兑，光甫向人言系由于中央一次支出现银七十万两（元）之故。寿民答以上海银行被挤之时，渠与光甫时时见面，中央何曾有支出巨款之事，光甫亦何能有此言？” （《陈光甫日记》，1932年3月21日。日记原文标注，此段文字系杨介眉代记。）
“这么说，他倒是在为我说话了？”他对唐寿民的恶感不是那么容易驱除干净的。
杨介眉说，寿民说此事显见得背后有挑拨是非之人，故请光甫格外注意，以防吃了暗亏，这么看来，寿民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
两天后，市民维持会派出与国际代表团谈话的银行实业界代表四人，来到了和平饭店北楼的华懋饭店，他们是陈光甫、张嘉璈、李铭和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 陈光甫想到杨介眉那天说的“挑拨是非”之人，张、李系相交多年的旧友，徐虽接触不多，也是品行端方的君子，这些人都不像是会做出挑拨离间之事的小人。那么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呢？真是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来。或许根本就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之事，一切都起于宋子文对自己的恶感，故处处设绊、刁难。与宋子文嫌隙已久，怕是怎么也弥合不拢了。
5月间还有一事，忽一日，宋子安持着不久前刚去世的其母倪桂珍的存折来行提款。宋老太太是本行开办至今的老存户，又兼身份特殊，陈光甫郑重其事地把此事写入了日记：“宋太太为本行老存户之一，生前存有定期款项洋四万元、银三万一千九百九十两，均已陆续到期，本月十五日其子子安持存折来晤敦甫，欲如数提去，本行当即给予英文本票二纸，一为洋四万二千四百元，一为银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两四钱五，均用子安抬头。翌日大通银行来收，因悉该项存款已存入外商银行矣。”
本年淞沪战事初起时，李铭、贝祖诒、徐新六三人同访汇丰银行，曾与经理亨齐曼有约，外商银行在此危难时期不收华人存款。宋家这一转移存款之事，让陈光甫大感不满，私底下发牢骚说：“窃思华人对于本国金融不知爱护维持，又何能苛责外商银行之言行不相顾哉？”
这几年，面对宋子文的历次作梗，陈光甫真有相煎何急之感。也许，自从他出任苏、沪财委会主任帮助北伐军筹饷的那天起，他与宋子文的梁子就结下了。他反对宋以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职，还闹着要辞去央行董事，更使宋视之为银行家中的“刺儿头”。反思这几年与宋子文暗里的争斗，他不无悲哀地发现，每一次，自己都落在了下风。站在宋子文的角度，对他屡施打压，或许是一时瑜亮的阴暗心理作祟，但让他更觉可怕的，是宋子文炽盛的权力欲。
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便假手全国经济委员会，经营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控股了许多企业。宋氏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对那些有抵押贷款又不能按期归还的企业，更是实施鲸吞。荣氏兄弟的“申新” 纺织公司七厂首当其冲。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申新”，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企业，最鼎盛时下设九个分厂，职工达三万人。因长江水灾和淞沪战事影响，再加全球性经济萧条导致纱厂产品销路锐减，到1934年底，“申新”欠英商汇丰银行的二百万元借款无力偿还，“申新”七厂面临被拍卖。荣氏兄弟束手无策，不得不向其另两个大债主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求救，还请求他们向政府高层说项，“商请中央银行垫款”。
陈光甫作为第二债权人，认为“申新”虽困难重重，但还未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主张组织银团对之进行经营管理。宋子文却想来个趁火打劫，以“整理”为名，将之“收归国有”。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是先拿下“申新”，然后发行公司债券偿还债务，并把“申新”的银行借款利率由一分减为五厘。这一来中国银行是轻松了，对“申新”借款最多的上海银行却要蒙受巨大损失。上海银行当然不干，陈光甫让人转告宋子文：“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行就承担不了。”
荣宗敬还找了唐寿民，请交通銀行出面帮“申新”度过这一坎。唐寿民在上海金融界一向被视作宋派人马，这一次没有听宋子文的。唐的脾气是对于强者处处不饶人，对于弱者却总抱同情，他派人调查后发现，“申新”只是资金周转不灵才暂时发生困难，于是告诉荣氏兄弟，“申新”所欠各行押款，如果各行无意继续，则交通银行愿意接做。这句话救了荣家，“申新”拍卖的事遂搁置。日后，唐寿民因附逆案发落难，荣家顾念旧情还不时接济他，此是后话不提。
再一件招致宋子文强烈不满的，是陈光甫联合李铭、徐新六等上海银行家试图成立不动产抵押银行一事。
1935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大量收购白银，致使世界市场行情看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趋紧，物价下跌，一时造成经济大面积萎缩，经济学家和金融业内外人士皆感到必须尽快改革币制，废除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1935年11月3日晚，国民政府连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规定完全禁止银元及一切硬辅币的流通使用，除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外，任何银行都不得发行钞票。此令一出，国家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银钱业的最后信用直接依赖于国家银行，使各商业银行银根趋紧，地盘越来越小。
掌控了中国银行大权的宋子文想要对各家私营银行各个击破，一时也很难下手，各大私营银行也都心存危惧，深感朝不保夕。上海的银行家们想联手成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目的在于另辟途径，以各银行不动产作抵押发行债券，把死资产变为活资产，以缓解银根收紧、业务萎缩的困难。于是陈光甫与李铭、徐新六等人商量停当，一是派资耀华前往东京，把日本劝业银行用不动产发行债券那一整套办法弄来，一是以上海银行公会的名义向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注册立案。
1936年初，资耀华来到日本，在劝业银行顺利取到了相关资料。当他前往京都帝国大学探访学友时，老同学对他在这个时候出现不胜惊讶。说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资耀华这才意识到有点不大对劲，距上次来日本才相隔四年，但变化真是极大，以前军人很少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时常看到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的军人。他赶紧从京都回到东京，准备即刻回国。
一到东京的旅店，上海已有电报发来，要他立刻中止调查，即刻回国。他还以为国内已经知悉了大战即将爆发的消息。一回到上海，才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原来，陈光甫、李铭等人兴兴头头向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注册立案时，财政部却提出，立案不成问题，但有一个条件，必须由宋子良担任不动产抵押银行总经理。此举等于扼住了其他各商业银行的咽喉，将各大银行赖以生存的命脉即不动产一股脑儿捆起来送上祭台，任由宋子文宰割。故此，陈光甫等人无奈撤回了申请登记。
这年初，陈光甫按惯例沿津浦线北上视察上海银行徐州、济南、天津分行时，还曾受到过一次蓄意阻挠。他刚到徐州，即接到上海总行发来密电，称有人在上海、南京散布消息，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联络韩复渠、宋哲元，有政治企图。种种迹象表明，谣言的幕后指使者是宋子文。陈光甫又惊又怕，遂取消计划中的济南、天津之行，改在徐州与两地分行经理面商行务。 与宋家的关系搞得如此之僵，于陈光甫是情非所以，宋子文挟官家之威，一味欺凌，若再退，势必让辛苦打拼了二十年的上海银行无以立足。如何改变总是受制于人的窘境？只有往政治上谋求发展，提高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陈光甫一向是个不愿做官的人，对官场取若即若离态度，从那时起，逼着他要在政治上谋一番作为了。
中日战事随时有扩大趋势，此时的国民政府已越来越倚重美国，中美关系变得举足轻重。陈光甫早年留美，投身银行界后与美国政界商界多有往来，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缘源颇深。他很快就要走上前台，宋子文也不能对他奈何了。
四、“最远的一支军队”
进入1938年，全面战争爆发已一年有余，国家财政问题随着军事失利、机构后撤、法币贬值、外币枯竭而日趋严重，抗战已进行到極为艰难的阶段。争取外援、尤其是美国的援助愈益迫切。撤回王正廷，改派与美国朝野关系较好的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正是意欲争取美国对华援助的第一步棋。
国难临头之际，一直宣称不做官的胡适也抛弃了先前的等国亡了再来救的论调，毅然受命。出使前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
谁是争取美援的最合适人选？据驻法大使顾维钧谈及，7月间，他与访问巴黎的美国财长摩根韬见面，摩根韬一再赞扬陈光甫的人品，言谈之间对陈“异常钦羡信任”。
摩根韬与陈光甫早有源缘，出任财长之前，摩根韬曾是纽约化学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与上海银行有过多年业务往来，前年又接待陈光甫赴美白银谈判，对陈的为人和能力十分推崇。当顾维钧向之探询有无意向对中国进行积极的经济援助时，摩根韬暗示说，如果中方再派陈光甫赴美，他会想方设法帮助中国争取贷款，并会派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沿途照料，派私人助理劳海与陈对接。总之，将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
陈光甫明白，尽管有摩根韬顾念旧情，答应帮忙，但要完成这趟使命，还是阻力重重。要之在于美国此时的注意力放在欧洲，罗斯福政府不太愿意理会亚洲的事，美国的商界也只想与日本保持商贸往来，不愿开罪日本。而最关键的是，他获悉宋子文另有中意的赴美人选，此人即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这更让他不愿去蹚浑水了。
人称“学者银行家”的徐新六是清末民初著名文人徐珂的独子，少有神童之誉。他在留欧归国后的近三十年间，辗转中国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织起了一张覆盖政商两界的巨大的人际网络，在上海的华洋两界都左右逢源。这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喜欢跳舞、宴集，在大大小小的社会性事务中露脸，在上海地面上一向被看作是长袖善舞的人物。
1938年8月，宋子文通知在香港的徐新六，告知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命速返重庆。徐新六遂与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一起搭乘“桂林号”邮机飞赴重庆。机上共有乘客及机组人员十九人。飞至广东中山境内时，突遭五架日机拦截扫射，机体多处中弹，迫降河面后，又遭日机再三投弹扫射，徐新六和胡笔江夫妇不幸殒命。有一种说法称，日军预定的袭击目标，是准备乘坐此架飞机的孙科，孙科因事耽搁，未赶上航班，而徐新六面貌酷似孙科，且都喜戴墨镜，致使日军误认为孙科仍在飞机上，并派机拦截。
美籍机长泅于水中被急流冲到下游，才大难不死，据这位机长向报界披露，当“桂林号”飞出香港约六十五里时，日驱逐机凌空扫射，他见情形紧急，即入云躲避，但云层稀疏，不能将机遮掩，此时日机已追及，向“桂林号”密集枪击，致机身多处中弹，他见下面为一大禾田，周围有水堤环绕，即紧急迫降于一条小河，时机在河中，离岸不过五十码，机上乘客均安全。但日机兀自不肯放过，先是凌空扔下炸弹数枚，企图将“桂林号”炸毁，见不能命中，竟从高空低飞以机关枪扫射，轮番达二三十次之多，致机上十余人同遭毒手。
噩耗传出，国人愤慨，中航公司港渝线暂时停航，并向日方严重抗议。上海银行业公会在香港孔圣堂追悼胡笔江、徐新六，下半旗致哀，国府派宋子文代表致祭。得知徐新六罹祸消息，与徐交好的胡适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道：“自从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继而去，真使人感觉孤凄寂寞。新六的性情最忠厚，心思最细密，天资最聪明，在朋友之中最不可多得……新六最后一次写信（六月七日）给我，说‘此时能尽此一分力，尽此一日力而已’，现在我也只能作此想，以报答国家，报答朋友。”
袭机事件后，经孔祥熙再三恳请，加之蒋介石亲自督促，陈光甫再无推辞理由。1938年9月9日，陈光甫一行乘美国专机自香港启程。一路行踪十分隐秘，沿途停留各站都由美国军方人士安排。
此行能够成行，徐新六意外罹难固然是原因之一，更关键的是他先前修筑的良好人脉起了作用，由他去打开美国援华大门，可说既意外，也不意外，个中缘由，陈光甫了然于胸：“此中因果关系，不知如何凑成。固然不布其因，不得其果，但有此因而得此果，则非当初意料所及也”。
但他也预感到，此行困难重重，日记中也有吐露：“奉命之初，病体未复，极感责任重大。美国孤立主义及姑息分子活跃，如何避重就轻？我国求援之切与希望之大，如何达成使命？加以战局正急，未来变化未可预测，我财政当局对牵涉借款之种种问题一时未能拟具明确方案。”
得知陈光甫率团来美商谈借款，胡适松了一口气。就任大使职后，他已数电孔祥熙，称“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最好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在尚不脱少年心性的胡适看来，大他十岁的陈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毫无私心，其秉性又“忠厚可爱”，是一个很好相与的人。之前两人相交不深，但自20年代后期以来有限的几次通信和交往中，他已感觉到，早年留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和自己同属西化派。在奉自由为圭臬的胡适看来，一个人是可爱还是可憎，就看他在时下热门的东西方文明论争中是个西化派还是国粹派。国粹派近乎跳大神，西化派才是真正的头脑清醒者。而陈光甫近乎白手起家、积二十年之功建起一个金融帝国的商业传奇，更让胡适服膺于此人的专业精神。他对借款成功充满期待。 但陈光甫却乐观不起来，以美国现行的远东政策，政治借款几无可能，那又怎样才能从美国人的兜里掏出钱来？作为国内金融界抵押贷款的首创者，陈光甫明白，所能走的也只有抵押一途了。领命之初，行事缜密的陈光甫就已在着手研究，中国有什么农产品可以卖给美国。一番实地调查后，陈光甫拟成了一份桐油借款的计划，即以美方紧缺的重要战备物资桐油为抵押进行借款。
美国财政部初步同意的借钱，国会那边却一直通不过。中国战事节节败退，各战区接连丢城失地，他们担心中国会扛不住，借出去的钱打了水漂，又担心会招致违反中立的攻击，得罪日本人。陈光甫提出，在中国设一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桐油收购，同时在纽约注册设立世界贸易公司，负责在美销售桐油。随后再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合同，并由中国银行纽约经理處担保。这一来，这一借贷行为在形式上就成了中国公司与美国银行之间的业务关系，摩根韬对陈光甫的这一变通十分满意，因为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外声称，“这是商业，不是外交”。
来美后一场接一场的谈判，让陈光甫心力交瘁，借款未定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他几乎天天跟胡适在一起，胡适日记中时常出现此类记载：“与光甫细谈借款事”，“下午光甫去看财部长，谈的无结果”，“光甫来谈两次。下午我们两人从六点半谈到十点半！”当国内战局让陈光甫无比懊丧，甚至心生退意时，胡适还乐观地跟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职守。”（胡适日记，1938年10月23日）
10月25日，华中重镇武汉沦陷，消息传来，胡适、陈光甫愀然不乐，直觉得是来美后最黑暗的一天。当天晚上，两人同时接到摩根韬电话，约他们到家中作客。摩根韬向他们宣布美方同意借款2500万美元。胡、陈二人只顾着高兴时，摩根韬又说：今天中午向总统请示。总统略加思考，即称：不幸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如果我今天批准借款，明天中国忽然换了政府，我一定遭到非议，若在数日内，蒋介石将军能明白表示，中国政府安定而政策不变，我可以立即批准此项借款。
日后，胡适有函专致摩根韬，称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胡、陈当即联名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孔表示，这笔借款数量过小，与期望的距离委实太大（孔祥熙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借到三四亿美元），询问数字是否有误。胡、陈当即复称，数字虽小，却是美国援华的第一笔款子，意义重大，眼下国内战局吃紧，再加谣传政府改组，美国人暂行观望，也在情理之中。两人建议，先接受美方方案，一面加紧公司运转，将作抵押的桐油源源运来，以证明运输确有办法，再相机行事，“只在我方情形相当稳定，继续援助，似有可能”。
因国务卿赫尔认定此笔借款纯系政治性，桐油借款合同又搁置了一段时间。焦急等待中，10月31日，胡适有小照题赠陈光甫，在背面题了一首小诗相勉：“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时年，胡适四十七岁，在他是“微近中年”，但对时年五十七岁的陈光甫来说，已是尝遍世味，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能助他们走出卑微现实的，也只有“过河卒子”般的坚忍不拔了。
是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出口银行与世界贸易公司达成2500万美元信贷协议的通告。蒋介石闻讯即致电胡适、陈光甫：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二千五百万美元在战时能干多少事呢？它可以把被日本空军炸烂的滇缅公路重作抢修，也可以用来组建一个飞行中队。然而，抗战是一场耗资巨大的经济战，这笔款子毕竟于事无济，它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价值。于是，重庆方面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想办法，从美国人那里争取商借一笔更大的款子。
前番以桐油作抵押，这次又拿什么作抵押呢？陈光甫研究美国国内需求后，发现“需锡甚殷”。1939年2月，陈光甫曾短暂回国一趟，一边亲往滇缅公路督运物资，派人把中国军民在崎岖的山道上运送桐油的情景摄制成纪录片，以博美国朝野同情，一边派员考察云南锡矿存量。回到美国后，即非正式地向美财政部提出以锡矿作抵押申请贷款。他与胡适作了分工，先由胡适直接找罗斯福谈，以大使资格与外交部交涉，然后他再与财政部进入实质性谈判。
首次借款成功后，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住过一阵子医院，在这期间，一些不满他外交风格的人散布流言，说陈光甫将继任驻美大使。陈光甫来美后与胡适共事八个月，深谙其学识和为人，认为胡适可称数十年来最好的大使，他在日记中写道：“以书生出任大使，本为革命外交，旧外交系系员认为破天荒之举。试问今日外交，岂能尽如人意，一旦有机可乘，群起而攻之，造谣生事，无所不用其极。适之向抱乐观，全不在意，余料此类谣言，再过一月半月，即可冰消瓦解矣！”
几次谈判中，素以头脑精明著称的摩根韬并不因与陈光甫私谊好而稍有松口。商业谈判掺杂着战时外交，一方架子摆得老大，一方也不卑不亢，谈判桌上进行着的是智力的较量，也是耐力的比拼。陈光甫来美后的大半年，时常看人脸色，仰人鼻息，这不堪的情状，他在日记中曾作吐露：“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进言，藉以维持好感。自（二十七年）九月来此，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陈光甫有时憋不住了，也发牢骚，“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种气恼，何苦来！”胡适也为之抱屈，却又不知如何安慰。6月22日，两人作了一次深谈，胡适说：“我最佩服你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当日，胡适在日记中感慨道：“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 陈光甫有一次跟胡适说，他真受不了美国佬的气了，很想回国去，已经托人在云南呈贡湖边买了几亩地，筑了几间房子，预备着十二月或明年初回去休养。胡适大笑道：“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他实在很担心陈光甫受不了气，撇下他一个人在美国孤掌难鸣。
他还给陈光甫举美国独立战争时派本杰明·富兰克林赴法求援的例子。当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待了八年，终于与法国政府签订条约，借得巨额经费，为美国独立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他说：“此事可使我与光甫增加一点勇气。今日之事，与当年相同，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有一次，两人一道吃过晚饭，他还翻出自己的一首旧作读给陈光甫听，“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近代史家杨天石先生参阅了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往来电稿，又对胡适日记和陈光甫未刊日记多方比照，在《胡适与陈光甫》一文中大致勾勒出了二次借款的基本经过：
1939年7月27日，陈光甫再次到华盛顿看望胡适，从下午一直谈到晚十点半，重点商讨第二次借款如何发动。陈光甫计划年底脱身回国，因此建议此次借款由胡适发动。9月1日，欧洲大战爆发。7日，胡适与陈光甫再作商量，决定借款原则可以桐油为押，不足时加锡为抵押品。陈光甫一直觉得罗斯福对胡适有好感，由胡出面，成功的把握更大，由自己出面，如果罗斯福情绪不佳，说一否字，一切就都完了。次日，胡适拜会罗斯福，请求美国再打一次强心针。罗斯福答应交财部商办，随后即通知摩根韬。
9月26日，胡适和陈光甫拜会摩根韬，摩根韬说：“我等候了你们两个星期了！”随即，陈光甫把早就拟好的以云南纯锡作押借款的详细计划交与摩根韬，还把锡矿开采计划和运输状况制作成表格附上，以备查询。对方对陈光甫精细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很快谈妥先运500吨抵美，“先行交易，以利其行”。
在高阳写的陈光甫的传记中说，滇锡借款中方最初提出借7500万，但摩根韬听了竟作聋作哑道：“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听起来好像是七块五毛。”这般暗含讥讽的话，任谁听了都会感到屈辱，但陈光甫只能强忍着，与之继续周旋。没办法呀，“钱在他人手中，央告良非易事”，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诉苦道。但他还是感到成功有望，在日记中写道，“此次由大使发动，余可早日脱身。大使究属国家代表，余之职务本属畸形现象，早应更正，今得机会，私心庆幸。”
胡适要说服国会那帮自以为是的先生们，难度一点也不亚于陈光甫跟财政部的周旋。9月28日，胡适和陈光甫共同约请摩根韬的助手劳海夫妇吃饭。10月，两人又再次作东，邀请罗斯福政府中的几个“少年才士”吃“中国饭”。做好这些外围工作后，胡适即起草了一份说帖递交给外交部。但某些抱定孤立主义、中立主义立场的美国人，援助中国的话半句也听不进去，让胡适颇有对牛弹琴之感。陈光甫也为搭档感到憋气，说美国国务院的某些官员不仅架子大，还“暮气沉沉”，“只以保全个人地位为目标，其他概非所计，欲求其出力助华，殆如登天之难，能不从中阻挠已属万幸矣！”
国内政治，孔、宋各成一派，也是借款一大障碍。宋子文在美国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在运作，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美国人对胡、陈求援的重视程度。达官贵人在美私人存款不少，更难免有人诘难，为何不动用这笔款子？1939年下半年，国内政局又变，孔祥熙失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有传闻说宋子文将出任财政或贸易部长。这让知悉陈宋关系不睦的胡适深感忧虑。11月26日，胡适在陈光甫家吃晚饭，商议此事，当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向来主张打孔家店的人，今反过来为庸之说好话，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为国家计，故不避嫌疑，决心发此电。”“打孔家店”云云，系指孔系的某些人物已惹得物议汹汹。
胡适的电报是第二天返回华盛顿后打给陈布雷的。内称：“弟向不满于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然弟在美观察，此一年中庸之对陈光甫兄之事事合作，处处尊重光甫意见，实为借款购货所以能有如许成绩之一大原因。”电文同时还盛赞陈光甫在美的工作：“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输送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信。不但在抗战中为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
胡适明确表示，宋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陈光甫合作，如果贸易委员会改以宋子良代陈光甫，则借款事恐不能顺利进行。胡适要陈布雷向蒋密陈，由蒋出面切嘱孔祥熙，屏除手下贪佞小人，命孔继续担任财政部长，这样对陈在美国的借款、购货诸事，最为有益，若改由他人出掌财部或贸易部，也务必叮嘱之与陈诚意合作，力戒邀功生事，造成贻讥国外、妨害事机的不良效果。
12月6日，陈光甫再访摩根韬，说中国的抗战已坚持两年，实在是国困人乏，到了最需帮助的时候，并力陈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抗战到底的决心。一席话说得摩根韬颇得动容，表示将竭力设法。陈光甫又说，今天是自己59岁的生日，能得到部长先生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摩根韬闻言十分感动，为陈光甫预订了回纽约的机票，让他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并表示会与联邦贷款署主任杰西琼斯商量促成。
拜会琼斯是陈光甫和胡适一起去的。琼斯年纪大了，有点耳聋，谈话很吃力。胡适像喊口号一样在他耳边扯着嗓子喊，中国决不讲和，决不投降！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渐渐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表示他听明白了的笑容。陈光甫随即递上借款说帖，还有前番桐油借款历次还贷的相关资料。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陈光甫的估计是正确的，债信是第二次借款能否成功的关键。琼斯在国会就出口银行增资一事作证时，挥舞着陈光甫给他的一叠资料，竭力为中国辩护：“如果各借款国都像中国一样履行借款条约，那么，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将比目前更为稳妥可靠……”
听证会后，琼斯通知陈光甫，尽管先前有过各国贷款不得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规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还是通过了向中国再次借款二千万美元，分期支用。
1940年4月20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合同。
一周后，陈光甫在胡适和摩根韬陪同下去向罗斯福辞行。那天，罗斯福兴致很高，盛赞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要他回去后改进油锡的运输，并欢迎他秋天再来。胡适也感谢罗斯福这一年半来对陈光甫的特别好意。罗斯福笑着说：我是最看重外交部与大使馆的，但我想，我的办法似乎比较便捷一点吧。胡适、摩根韬、陈光甫三人皆大笑。摩根韬私下对陈光甫说：“我要写本书，你在这本书里将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胡适与陈光甫共事一年半，此时要分别，都觉不舍。就在本年新正之际，胡适曾在日记里说，自己先前写过一篇文章，列举了九位当代中国“新圣贤”，如果要补充几人的话，陈光甫是当仁不二的人选。“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先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5月3日，陈光甫从纽约打电话给胡适告别，是日，胡適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光甫从纽约打电话来辞行。我们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容易得的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当日下午，陈光甫又发电报给胡适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幸福的回忆。”
因胡适的建议，蒋介石在陈光甫离美前发去了慰问电，内称：“两借美款，悉赖账才力，厥功至伟，尤念勤劳。”
陈光甫回重庆复命后，政府有意任命他为贸易部长。陈光甫没有履任，请求让他重回银行本业。他说自己，“所能办之事为在美接洽，所不能办之事为周旋中国复杂环境”。
派来接替陈光甫工作的是宋子文。重获蒋介石信任的宋子文被委以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的全权（不久出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人谈过几次后，就对继续借款十分乐观。胡适提醒他，“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宋子文批评陈光甫主持的两次借款条件太苛刻，胡适不客气地打断他说：“我要Warn（警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对胡适的反对之声也一直没有停歇过。大概书生一入官场，往往在人际关系上照应不全，对胡适在大使任上的批评，一是说他与宋外长没处好关系，二是说他为美国人辩护多了点、为中国人说话少了点。陈光甫离美两年后，胡适被解除大使职务，国民政府委了他一个行政院特别顾问的空衔。但胡适没有到任，继续留在美国。他想与政府作完全之切割，也没有成功。
对胡适的批评最烈的时候，陈光甫总是坚定的挺胡派。与两人都有交情的王世杰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兄自抵华盛顿使署以后，所谓进退问题，便几无日不在传说着。有的传说，出于‘公敌’，有的传说，出于‘小人’，有的传说，也不是完全无根。同时与这些公敌或小人对抗的，也不少，譬如最近返国的陈光甫，就是一个。”
1929年秋天从欧洲回来后，陈光甫的日记里就很少看到那些叱咤风云的军政要员们了。他是一个持身谨严的人，明白一个人的历史是由在世时的业绩写就，亦是由文字所塑就，因此不管有多忙碌，每当夜深人静，他总会对一日里所经、所遇、所思予以記录。
这些日记有的写在装订成册的本子上，有的就随手涂抹在银行信笺纸上。意态从容时，用毛笔，事多心杂时，就用自来水笔潦草记之。但跟1928年之前不同的是，此后他的日记里虽少了天下大局，却多了交游、读书、行务处置、修身束德等日常记录。他好像是刻意要把政客、将军这些大人物全都驱除出他的世界，而只是埋头一心一意地打造他的金融王国。
陈光甫不是一个政治欲望强烈的人，他与政界的关系，向来若即若离。
上海银行的同事们把他巡游各地时的日记和讲话经整理后，用铅字排印成册，下发给各地分行和旅行社的职员们，多年来，他的下属就是通过这样的小册子了解总裁层出不穷的新想法。新近编印成册的《视察日记》，记录的是他于1930年底，自上海沿津浦线北上视察华北各地分行及旅行社的情事。
此次视察，历时五十天，自津浦而胶济，而平汉，再沿江直下，经行南京、徐州、济南、青岛、天津、北平、郑州、武汉等十城，既为规划行务，也是为查找各地分行是否有贪腐、怠工等问题。上海银行虽是一家现代化的商业银行，管理体系皆取法于外，择人也严，但一个酱缸式的社会里，必不可能人人洁身自好，舞弊案也屡有发生，让陈光甫为之头痛。趁这次视察，给各地分行敲敲警钟，也是他早就想好了的。
12月7日从南京出发，到江边乘轮渡至浦口，尔后登上津浦线特别快车，旋由蚌埠、临淮、彭城而至济南、青岛，各地皆小作停留，考察行务及旅行社开展情况，与行员聚谈。此次北巡，同行者有上海银行第二区经理李桐村、四弟翼祖及陶笔勋、徐谢康、张水淇等，皆为行内得力干将。
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一路所经行处，冰雪弥天，战垒荒凉，北方人民皆脸带菜色，令人思之恻然。时下中国，就像一辆老旧的机车，实业家和银行家想把它往建设的轨道上引，政客和军头们为争意气，争地盘，驱使民众去做内战炮灰，这样的国家还会好吗？
徐州站下车时，他见车站里难民壅塞，候车时大多席地而坐，过道里、车站广场都躺满了人，门窗皆无，朔风刺骨，非常人所能忍受，心下愀然。中国旅行社徐州分社的胡经理告诉他，现在旅行社只招待持一二等车票的客人，持三等车票的旅客太多，实在是招待无方，只能任由他们餐风饮露，火车总要晚点，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空气中站几个小时是寻常事。陈光甫说，“吾人当以为社会服务之精神，博社会上之信用”，他提议，在火车站附近增设一备有浴室、卧室的大招待所，略备茶水、火炉，使这些风尘劳顿的旅客能喝上一口热水、有一处地方歇脚。
他一向把中国旅行社视作各地分行的“先锋队”，乱世之际，民众如羔羊失途，他深信，好的服务，不仅是一种良好的商业行为，亦是一种社会责任。
他的得力助手、时任总行副经理兼第一区经理杨介眉，正好在郑州办事，坐陇海线的三等慢车颠簸了十几个小时特来与他相会。他们原计划次日共往新浦，但前去打前站的传来消息说，新浦地方不靖，常有匪徒出没，于是再议行程，决定从济南直接北上。
在徐州的几天里，实业界朋友、宝兴面粉厂主杨树诚过访，邀请他前往参观。杨君出身寒微，做过矿工，近年创办面粉厂，引入德国机器，事业蒸蒸日上，正在计划徐州新厂。杨不识字，却性情豪爽，对文化人无比尊崇，几年前，丁文江在大连落魄，输款接济的即是此君。
陈光甫素喜结交各路俊彦，也很乐于与这样有事业心的实业界朋友交往。杨君厚道又重情义，平素行事又有一种农民式的质朴，席间听说不数日就是陈光甫生日，他竟于生日前夜悄悄悬彩旗、挂寿幔，布置了寿庆礼堂，想要给陈光甫一个惊喜。陈光甫一早起来，见到布置好的寿堂，又吃惊，又感动。他要求杨君马上把彩幔撤去，说，人生世上，当努力为社会服务，为生日而大吹大擂，张旗击鼓，劳民伤财，实在无谓之至。话是这么说，心下还是感激杨树诚的盛情。
杨树诚是个直性子，听了陈光甫批评，也不以为忤，只是呵呵憨笑，把布置了一夜的寿幔彩旗一一撤去了事。又说酒席已备好，陈总务必赏脸。陈光甫见情不可却，只得受之。
因明日起，杨、李及四弟等将搭陇海车西去，他率徐、张二人继续北上，分手在即，酒就多了几分。席间，又说到当今新潮流四起，无论办实业，还是做生意，顺之多吉，逆之辄凶。陈光甫说：“所谓生意云者，新意生生不息之谓也。我行做生意，当天天发生新意，方可站住脚跟，一日不进则退，在座各位都要以此自警。”
次日一大早，和另一拨人马道过别，陈光甫即和徐、张二人前往火车站。杨树诚已经换下了昨天的华服，换上农民式的粗布褂子，又引得陈光甫好一阵感慨。人须吃得苦中苦，方能苦尽甘来，杨君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人，也能够身践之，着实可佩。
冬天的太阳出得晚，六时刚过，太阳尚在地平线下，而车站周边的路灯电源已全部切断，一行人只得于黑暗中摸索进站。陈光甫说：“若得延长二十分钟，旅客就省去了摸黑之苦，这种小事情，铁路当局都不思改良，可见吾国服务精神之缺乏，实已深入骨髓，而一般人民，又是如此温顺，可为一叹。”
火车亮着前灯，轰隆轰隆地驶进了站。一行人放好行李，靠着车窗看携着大包小包的旅客，心头掠过一丝乱离之感。为祸数月的蒋阎冯中原大战，造成北方数十万人民流离失所，津浦线桥梁路轨，也损坏许多，火车不时要停下来，等前头路险排除后再行。到济南的车程，竟比平时多了一倍还不止。而沿途所经各站，因道路不畅货车缺乏，造成货物堆积如山，更使陈光甫一路嗟叹不已。他一直认为，要扑灭党争的火苗，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消除贫困，人民愈是疲困，则匪盗愈多，种种邪说愈易煽惑，而眼下铁路部门不作为，造成大量农货产口滞阻，不令流通，说严重点，实际上是在间接制造匪盗。 济南分行因前番遭军阀石友三横征勒索，不得已收市，不久前才重新开张。济行经理龚祥霖来陪他用早餐，问：“前山东省主席石友三勒派之款五万元，可否于本年盈余中打出？”陈光甫脸有愠色：“此等不幸事，我最不愿听。放出去的款项，宜努力设法收回，万不可存于盈余中打出之念，这是无用人最易做之办法，实为最不合理、最不名誉、最可羞耻之办法。”
看到龚愤愤不平之态，他又说：“如此一做，即正式宣告办理无能，虽勒派亦如人力不可抗之灾祸，但事前必须尽力避免，事后必须竭力追还。苟一存打出之心，则不思补救，自处于弱者地位，岂我等所宜为？又放款必须谨慎，发生坏账，最为不幸。”
胶济铁路自经战乱，车速如同蜗行，火车从济南开出，开开停停一晚上才到青岛。上海银行尚未在青岛成立分行，仅设一代理处，主任由龚祥霖兼。青岛有铁路之便，又为出海口吞吐重埠，陈光甫有意在此设立分行。一到青岛，他就在龚君陪同下前往走访商会主席、人称本地四大家族之首的巨商丁敬臣先生。事毕，又访中国、交通两行分行，考察太古洋行及英美烟公司。对即将开办的青岛分行，他认为目前代理处的位置不够理想，且与旅行社分隔两处，他吩咐龚祥霖，务必选一门临中山路大道的高敞屋子租赁迁移，只要可以互收相助之效果，多付一点租金也不要紧。
晚餐是与行员和旅行社员一起用的。这在陈光甫几乎已成为惯例，一则可以节省时间，省去无谓的宴饮应酬，更重要的是可以增进与行员感情，于轻松的气氛下谈话。龚祥霖办事萎缩，气魄不足，他不想把青岛分行交与此人，共膳时他有心考校，从中简拨有用人材，故而抛出一个问题：“吾等当如何服务社会？”
一个叫黄恂伯的行员站起来说：“我等应以和易之态度、平等之精神待客，不论百元之客，一元之客，皆须竭诚接待。”
这话让陈光甫大感契合。上海银行确立“服务”宗旨，推出“一元开户”等项目，实源于他在美国所受自由经济思想的熏陶，美国人最初让他懂得了什么叫“服务”。那时他还是沃顿金融商学院的一个穷学生，每周他总要去费城的一家银行提取微薄的十美元的津贴。每次去，那个出纳员总是笑眯眯地对他说：“孩子，你已把钱用完了？现在你不该花得这么多。”他一直说，这是他所接受的第一堂银行服务课程。
他对黄恂伯道：“即便没有一元生意之客，亦须恭慎款接，客人来行，此种厚意，已可感谢，何况还有一元钱的生意！今后青岛分行柜台上的事务，即请黄君多加以注意。”
日后，他把赏识的黄恂伯提拔为新开张的上海银行青岛分行经理。
新业即将开张，心情大好，陈光甫一行在青岛多盘桓了两日，还在龚祥霖、黄恂伯等陪同下游了崂山。
崂山在城东七十里外，车子只能开到松树饭店。隆冬时节，山上空气清冽，树石奇秀，一行人缓步行去，遥瞩诸山苍松翠柏，郁若碧云，不由胸襟为之畅净。
过了柳树台，山路不平，不可行车，惟见乡人牵载货之驴行过。前往七八里，见一泓清水，穿山石曲折蜿蜒而下，其声清越，最后汇为一湖，清可鉴底，砂粒可数，陈光甫一个南方人，见北地亦有如此秀色，只觉其景只有杭州之九溪十八涧方可比拟，而诸山列峙，背景宏壮，又觉得西湖山水比之，也不过一盆景。
一行人越湖而过，至一庙，有老道煮水待客，众人取出所携面包、腊肠分食，只觉味胜平常多多。此行登山，往来三十余里，诸人皆无疲态，都说能够走出城市来吸山林清秀之气，荡涤胸怀，也是人生一乐。
沿途所经松树饭店、柳树台，都是德人占据胶州湾后所经营，林木蓊葱，显见得非一朝一夕之功，这又引得陈光甫大发感慨。大好河山，竟成广漠无边不毛之地，究是谁之罪过？天赐佳土，不知治理，就好比荡子得父遗产，但知浪用，不自增值，如此懒惰、不思振作的国民，怎么会不被世人所轻？他忧心忡忡地说，若国人再不抱振作做事之决心，这个国家不亡于武力也会亡于经济，国民不做政治下之奴隶，也一定会成为经济上的奴隶。
青岛几日的愉快心情，很快被一则凶讯冲淡了。那是三天后的一个早晨，刚到天津的陈光甫边吃早餐边看报纸，报上登载的一则新闻让他吃惊得瞪大了眼，上海银行董事、前副经理兼旅行社社长朱成章，竟于日前在上海遭暴徒绑架抢劫并被击伤。
朱成章是他相交二十年的老友，也是他开办上海银行最早的合伙人之一。出生于安徽泾县的朱成章，留美入读耶魯大学时曾为孔祥熙同学，获法学士后归国，初任川汉铁路英文秘书，旋调外交部任主事，陈光甫创办上海银行后，于1917年邀聘其为副经理兼储蓄处经理，后来添设旅行部（即中国旅行社前身）也请其打理。
两年前，工商部创办国货银行，力邀朱任总经理，陈光甫虽舍不得，但为了国货银行前途，还是支持他去了，只是提出一个要求，要他继续担任本行董事并兼旅行社社长。朱成章学问深博，性情和蔼，从不与人结怨，这样一个温良君子，怎么会不逢天佑，降此鞠凶？陈光甫慌忙去电上海，询问详情。
当日下午，留守上海主持行务的杨介眉接连发来两通电报，陈光甫才知出事大概：12月23日晚上，朱成章和爱女润珠坐车回寓时，突遭一伙带枪匪徒拦劫。司机阿毛为朱成章开了多年车，护主心切，当下猛打方向，想要冲出包围圈。匪徒大怒，开枪连击，阿毛中枪立毙，朱和爱女也都受了伤。工部局巡捕闻枪响赶到时，朱已被匪徒劫持而去。
待天亮，红十字会医院来电，方知昨夜朱成章被枪匪挟去时，因其腰腹部枪伤过重，流血不止，匪徒将之弃之路旁，是好心人把他送进了医院。杨介眉在电报里说，朱君生命垂危，靠强心针维持着一脉元阳，因其出血过多，目下还不能施行手术把枪弹取出。
陈光甫闻此凶耗，惊痛交集。他知朱兄上有老父，家乏恒产，妻病子幼，如果朱真的不治身亡，这一家如之奈何！他骂歹徒心毒，图谋钱财，又何至动枪杀人。又恨自己远在津门，不能到朱兄床前探看。只得祈天佑护，保佑朱兄逢凶化吉安然无恙。
几日没有上海电报来，他心存一丝侥幸，或许朱成章尚有生望。圣诞节就要到了，他和朋友逛了街市，也去南开一带看了冰河。津地多洋人，商店和一些人家的居家窗饰上已有彩灯布置，空气中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节日气息。延至12月29日，那时他已到了北平，突然接到上海消息，朱成章已在医院因伤重不治而殒。良友云亡，他对着北平灰扑扑的天空，一时泪坠如雨。 去北平的车上，读到报上所载美国银行倒闭风潮，一行人讨论其因和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影响。陈光甫乐观地说，这都是因股票落价、资产缩小而引起，美国的金融根底甚厚，倒闭一批小银行，谅对全球经济不会有大的影响。他不知道，这年冬天在美国爆发的实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随后十年的经济大萧条将使本就脆弱的中国金融业雪上加霜。
首都南迁已有年半，金融中心也早已让与上海，陈光甫觉得北平市面虽有沉寂之象，但洗去繁华，反而有了一种坚定朴实的可喜之象。看来随着首都搬迁，把骄奢的官场习气也带走不少。这让陈光甫对即将重新开张的北平分行充满了新的希望。
只是北方稳重，自古使然，旧都人民有闲雅雍容之态，却少进取奋斗之心，行员应对顾客，也大多死板面孔，此种通病，也或为旧时礼教所养成，然要革除旧习，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他反思本行的一些做法，专业化程度较之欧美同行，还是不如远甚，以后当常自鞭挞，日谋革新。即以北平分行而言，此地自元明以来，久为都城，宫殿庭园，宏伟壮丽，以旅行社为先导开展业务，实是大有可为，他已经在想着提醒旅行社，把各处名胜编成一游览指南，再聘请英语好又熟习掌故的招待员，总之要用种种服务手段，务使本行在北方生根壮大。
心情一好，游兴顿起，这一日是1931年的元旦，风日晴好，陈光甫和友人作北海之游。数九寒天，北海全都冻结了，看到年轻人在湖面上溜冰，陈光甫也不觉跃跃欲试。有一身着红衣少女，脚蹬冰鞋，疾驰于白山绿水间，静寂世界中有如许活泼泼人物，令人胸怀为之一畅。
一行人沿岸步行至五龙亭，再从冰面上直往漪澜堂，远望景山，老翠如云，黄亭高耸，与琼岛白塔，遥相映照，积雪未融，苍松翠柏之间，衬以一白色之地，这故都的冬景把一行人都看痴了去。出北海后，再游武英殿、文华殿各处，欣赏历代书画文物，都叹此行不虚。
本来还想作西山之行，然大雪阻途，去西山的车都开不了，雪天读书、访友，也算是平常日子里得不着的闲趣。这几日在北平，和朋友談得最多的是苏俄。此次世界经济危机，对苏俄几无影响，且其农业、工业都有超乎寻常之发展，又一个五年计划也将进行，谈到其国力之增强，朋友用了一个词，“实可惊恐”。苏联人的铁路已经修到了海参崴，就好像巨熊的利爪已经伸向东方，陈光甫担心，日后的北方边境，尤其是东三省和新疆，怕是要直接面临苏俄人武力和经济的侵略了。而国人犹自酣睡如梦，连边境地图都是抄袭日本人的，和朋友一说起，皆连叹“可耻”。
北平待了一周后，陈光甫一行又沿平汉铁路南下，计划考察郑州、武汉后，于旧历新年之前坐长江轮回上海。时近年底，平汉铁路乘客拥挤，每有攀登车顶者跌落殒命，所幸他们所乘这一趟，尚有暖气设备，只是车速缓慢，要比中原战事前慢十来个小时。
机车的蒸汽声有如老人喘息，随时要断气的模样。从车窗向外望，沿途白雪皑皑，遍于大地，人烟寥落，树木凋枯，偶尔经停的小站，上车的旅客皆有憔悴困乏之色，昔日的燕赵卫郑，都是中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大战之后，已是满目凄凉。郑州处于平汉、陇海铁路交会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一有战事，郑州商民就要受军人劫掠，堆栈房室被军人强占，也不发还，这也是上海银行在郑州不设分行的原因，只在旅行社内派员驻办银行业务。
从郑州开往武汉的特别快车，比列车时刻表晚点了一天还不止。这让陈光甫深感郁闷。更恼人的是火车的暖气管冻结了，车行雪国中，窗外寒风丝丝灌入，重裘不暖，睡着的人都会被冻醒。车上的人都骂铁路当局腐败，说坐这趟车真是花钱买苦受。车过一无名小站，停着一辆正在等待交会的列车，没有车顶，即俗称的棚车，人都直立车中，脸色发僵，想是在寒风中站了一通宵，都还没缓过劲来。陈光甫真想知道，这样的火车开了一夜，会不会有人冻毙。
又过花园口站，他们下到月台上活动冻麻了的手脚，竟然看到车上的机工卸下油筒，交给路旁等候的人，然后收下一叠子钱。有人说机工卖掉的是节省下来的机油。铁路上竟有如此明目张胆的作弊，把陈光甫看得目瞪口呆。
平汉路上所遭的这份罪，让陈光甫心绪大坏。国家破坏得如此厉害，路政糜烂至此，横亘两千余里的平汉铁路上，跑着的几乎全是破车，办铁路的人究竟是干什么吃的？那些主席部长将军们又是干什么吃的？
第一区经理杨介眉是武汉本地人，带了人来接站，陪他视察了汉口和武昌两分行，看到两行营业隆盛，可为武汉银行界之翘楚，堆栈所堆棉花，又几乎占上本地棉花存量的半数，他的心情才略微缓和过来。
杨介眉设家宴，欢迎总裁一行，还请了汉行一些同事作陪。陈光甫看到在座大多是新面孔，这才想到此地先进行员，好多已调往新建分行担任要职，想到此，心情已转开朗。顾念十余岁即来汉上打拼，昔时每日行于泥泞道路的情状，闭目皆在眼前，虽说这近三十年来，社会无甚进步，但荒地变华厦，泥址成坦途，种种小变终将积成日后的大变。席间他说到一桩二十五年前的旧事，那时他刚随同父亲来到汉口，在一家报关行做学徒工，每天清晨，附近铁厂的放气声一起，父亲就把他叫起床。这些工厂，都是张之洞任总督时创办的实业，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张南皮去世多年，却在湖广大地留下了实业的种子，吾人生此兴新时代，从事金融业，正如怀抱利器者，又岂能罔顾肩头的使命与责任？
二、风潮
这次为时近两月的巡游，陈光甫所到之处，皆在鼓动全行上下共同振作，一路行来也算不无小获。到1931年6月上海银行迁入新楼，行中气氛又为一振。
据陈光甫自称，处于宁波路、北京路、江西路之中央的上海银行新楼，占地八亩余，建筑造价一百十万两，自开工至落成两年有余，诚为本行精神物化之象征。为了使新大楼的一切陈设更加体现本行之服务精神，一切对外营业部门皆设在一楼大厅，管理部门在二楼，他倚为臂膀和“脑外之脑”的调查部则在总经理办公室旁，以便随时就近询问。
6月22日，是上海银行搬迁之日。为避免招摇铺张之积习，上海银行这次新屋开幕，未发一张请柬，但各界感于其服务精神，这一日到场贺喜者还是络绎不绝，让陈光甫深为感动。 是日晨，总行全体同人四百余人先齐集于总行旧屋，七时三刻，整队鱼贯出旧屋，由陈光甫、庄得之、杨敦甫等领头，过宁波路启门入新屋后，即分头办事。行事如此低调，既省去了一切繁文缛节，尤足表示本行崇实、黜虚之精神，业界为之侧目。
陈光甫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回溯余创办此行历十六年，始则旧屋二三间，行员七八人，今则全行同人达九百叁十余人，今日迁入新屋不无今昔之感。创业难，守成尤难，是在吾人今后之努力。”
新楼门面富丽堂皇，再加行员热情待客，上海银行业务大增，不久，按着调查部主任资耀华的提议，本埠的九个分行也一一开张，同行虽有眼红，却也无可奈何。但不久后的一场天灾，却让上海银行几乎遭受没顶之灾。
欧游归来的头一年，陈光甫目睹中原大战爆发，当时就有国事崩溃、将近末日之感。大战打了近半年，至1930年10月，各方收兵，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发布《告全国父老书》，各大城市集会庆祝。接下来的半年，虽无大事，社会气氛总觉不安。到1931年下半年，又是天灾人祸接踵而起。他说自己返国后的两年，除了办银行是认真的，其他所说之话、所做之事，“半皆鬼混”，无他，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只能少言少语。
就在上海银行迁居新楼后不久，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雨打了个陈光甫措手不及。
这场雨，先是起于春夏之交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梅雨，淅沥不断，渐向南方扩展。按往年成例，进入7月，气温抬高，雨季即自然中止，然而这一年非常奇怪的是，不惟长江中下游上空的雨带经久不散，除去东北之外，全中国似乎都在下雨，至7月底，灾区已扩展至十六省，受灾民众达上千万人。似乎连年不息的战乱，都到了天人共怒的地步，要对凡间众生施以薄惩了。
陈光甫最为揪心的是长江洪峰何时通过汉口。上海银行在汉口仓库存放着作为押款的几十万担食盐，盐最怕的就是雨淋水浸，一旦仓库进水，后果堪忧。
7月27日，《申报》报道了长江、汉水暴涨溢岸的消息。8月2日，汉口丹水池、张公堤子堤相繼溃决，汉口全市被淹。至8月15日，江水继续上涨，日租界防堤溃决，汉口发电站被淹，武汉大堤亦溃决，汉阳兵工厂水深已达两丈……
灾情触目惊心，水势却还在持续上涨。17日，上海各轮船局接到汉口急电，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陈光甫抱着的最后一丝侥幸破灭了，上海银行的几十万担食盐，终于都付之汪洋了。
汉口在大水中泡了一个月，市面才渐渐恢复正常。上海银行在汉口大水中遭受损失的消息，上海市面虽有传闻，但未引起大的波动。以上海银行眼下的实力，应付这次损失带来的缺口，应该也不是太吃力。到9月，又连出两件大事。
先是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向沈阳北大营发动攻击。这一波的愤怒和恐慌还未过去，9月21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引发债券暴跌。有价证券业务利润高，风险也大，陈光甫对之一向持稳健态度，但毕竟也有涉足经营，损失自不可免。于是有眼红的同业乘机造谣，说上海银行汉口损失数百万元，此次债券损失又达两千余万元，马上就要关门歇业。
提存风潮自9月22日爆发，持续数日，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饶是陈光甫素来稳健，对着门前涌动的人潮和一片焦灼的目光，也感到背脊发冷。支付最多的一日，上海银行付出了一千多万元现金。总行的现金准备向来以充足著称，面对如此凶猛的提存势头，金库也掏得快见底了。
最早施以援手的是张嘉璈。看到上海银行被提存潮围困，张嘉璈即令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尽力支持，帮助上海银行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渡过险境。他还给陈光甫出主意，把刚刚落成的上海银行新大楼作抵押，贷借八十万元，用以应付提存。储户来提存，大多是因为恐慌蔓延，看到从仁记路的中国银行开仓运出的一箱箱现金，源源不断地运往宁波路的上海银行，在柜台和楼道处堆积成一座座小山，摆放在排着长队的提存者面前，人群中嚣动的恐慌终得以稍解，挤兑风潮终得平息。
最难的几天里，陈光甫想尽各种办法解套，一向倨傲的他还跑去向帮会兄弟纳礼求援，甚至三年前已经分道扬镳的唐寿民那里，他也亲自登门拜访。
此时的唐寿民已辞去交行上海分行经理，专任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业务局局长。自他离开上海银行，与陈光甫的私交已不复存在，但毕竟都在上海的金融圈子里，还是会偶尔碰面。昔日老板上门告急，唐寿民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唐寿民后来回忆说：“当上海银行提存风潮来临时，陈光甫在某日清晨亲来找我，面上海银行提存危急，不可终日，要求我壮壮他的胆量。我听了他的话后，感到事态严重，为了不使这一风潮扩大，遂当机立断，允由央行尽量支援，请他回行坐镇。”
宋子文是央行董事长，对唐寿民不经请示就擅自动用库金十分恼火，趁着有一次从南京到上海，当面质问唐，问他为什么不提交理事会共同商决。唐寿民答：“此次上海银行发生提存风潮，来势凶猛，急如星火，故不及请示办理，至未提出理事会者，深恐事未办而消息透露，即难以善其后，为迅赴时机，故敢冒不韪，我这样做法正是不负使命。”宋子文知道唐寿民行事风格素来异于常人，又喜先斩后奏，也就发作不得。
事后有人转述唐寿民回答宋的那番话给他听，陈光甫穆立良久，好半天没说一句话。
风潮过后，许多储户把从上海银行提出来的钱转身又存入了外国银行，这让陈光甫深感屈辱，却又无可奈何。这么多年，自己费尽心血培植银行信用，到头来，再好的信用也如流水，这钱竟都势利地要往高处去走。
三、暗流
随后到来的1932年，岁在壬申，用陈光甫的说法是“正乃国家多事之秋”。先是开年初“一二八”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再是淞沪停战协定谈判、国联调查代表团来华、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废止内战大同盟会成立，身在上海的陈光甫都一一亲历。
3月14日，淞沪战事停火不久，以英国人李顿勋爵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陈光甫作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交际组主任，参与了接待工作。这是一个以新闻界、金融实业界人士为主的民间组织，怕事务过多，他带了总行襄理邹秉文一同参与。 中方作为首席代表参加淞沪停战谈判的是时任外交部长顾维钧。为了表示对国际代表团的尊崇，让他们在谈判桌上多为中国说话，这个老资格的外交家发起了一次茶会招待贵客，出面的主人是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和宋子文的夫人张乐怡。
是夜，贵宾如云，两位女主人皆长袖善舞，音乐、舞曲和西式甜点让客人们都微醺了。一直忙着招待外宾的邹秉文报告说，国际代表团提出要与上海实业金融界和市民维持会的代表谈话，最好先排出一个名单，有人提议让《申报》老总、市民维持会长史量才去。陈光甫以为史并非合适人选，但这一年多来他锋芒渐藏，并没有把想着的这些话说出。
茶会后，贝祖诒与他说的一番话却让他着实懊恼了起来。如果贝祖诒说的属实，他在与宋子文的对抗中是越来越落单了。
他与宋子文的关系一向不睦，两人都是留美生，又从事金融业，关系却一直形同水火。当时宋子文组建中央银行，他勉为出任董事，但对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兼央行总裁他一向是反对的，认为这涉足以大吃小，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发展。孙科内阁倒台后，黄汉梁辞去财长，陈光甫即与李铭、徐寄庼、贝祖诒等决定退出中央银行理监事名单，并约定一致行动。陈光甫很快寄出了辞职信，宋子文函复挽留，任命状照旧寄来，陈光甫接到后，用快邮代电重申前议。
但从贝祖诒这天的话来看，他们几个人的步调并不一致，李、徐、贝三人根本就没有辞职。
贝祖诒说，宋子文昨天来了上海，神色很不安，找李铭谈，嘱其勿辞。李铭对宋说，此事须问淞荪。贝祖诒问陈光甫，这事到底该如何办？
陈光甫已经看出贝不想辞，就说：你照你的决心做事。
不想贝祖诒这样回答他：如此还是辞。
贝祖诒此时任中国银行外汇部主任。中国银行新设董事长一职后，李铭已由浙江实业银行调到中行任董事长，并兼任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主席，他们的退缩，自可看作是明哲保身，不想与政府方面闹得太僵，不想与宋子文结怨。让陈光甫暗自生气的是，李馥荪他们这样做事也太无担当了。都是相处近二十年的朋友，商量好的事，怎么临到头却丝毫没了担当？
他想到一星期前，市民维持会开会，唐寿民对自己说的一番话。虽然唐寿民已算是宋子文的人了，那番话却是明显向着他的，说是通风报信也毫不为过。
唐寿民劝他，李馥荪现在一心想着与宋恢复感情，中央辞职事，怎么会坚决呢，今打电话，他还说此事要问光甫，你又何必做对头，他人都不这样啊。
当时陈光甫听了心下黯然，好久无语，只搪塞说，我与汉梁交情太深（黄汉梁曾任上海银行国外汇兑处主任），不得不辞。实际上他也知道这辩白有多无力。唐寿民说，他会再向宋子文善言疏通，以免再有误会。
自提存风潮后，他与唐寿民的关系大有改观，他相信唐寿民说那些话纯出于好意，不忍看着他被单独抛出。
各人肚里一本账，趋利避害本是人之天性，外人看来和气一团的上海金融界，实也是暗流丛生，步调不一。贝祖诒说那番话，难保不是奉了其他几人之命來试探自己的。贝信誓旦旦的表白，可能也是怕他下不来台，也当不得真的。看开了这一层，他有了主意，第二天与贝祖诒见面时，他说有几句话请带给馥荪，如果是为了顾全与宋子文的感情，不至闹僵，以防其对中国银行有不利之事，这也算是为公牺牲，切勿以为前后不一，现值乱世之秋，吾人皆应在大处着眼，不拘小节。
贝祖诒答应一定转达，又问自己该怎么办？陈光甫说，仍照旧复职。贝神色一松，又问，辉德兄何以自处？陈光甫答：彼此立场不同，我始终反对财部兼中央银行总裁，又，我与汉梁交情深切，自愿辞职，与他人无干。
几天后，中国银行开董东会，陈光甫与贝祖诒又见面了。贝祖诒说了张嘉璈的意见，说中央辞职事，公权主张“搁起”，叫馥荪对子文说，将来我们大家皆要来，此时不要太急云云。他笑了。这个张公权，这叫什么办法？散会时，李铭也特意和他走在一处，悄声说，中央银行事已有办法，你们三人一致慢慢地复职，后知失言，脸色赧然，连忙改口说四人。陈光甫知他性急说错，只是笑笑。
不管多忙，他基本上是下午在行办公，一日下午，杨介眉来他办公室，汇报完行务后，又特意多坐了一会。他问杨介眉还有什么事。杨介眉说，今天上午，唐寿民来找了我和杨敦甫，我们在敦甫家中谈话。他知道又是为中央银行辞职的事，就静静地听着。杨介眉说，唐寿民谈及宋子文嘱其劝光甫勿辞中央理事，我和敦甫都告诉他，光甫实因中央办法与其意思不合，才提出要辞，对于宋个人并无意见，对于张、李、贝诸人，亦无连带关系。
陈光甫说，你们答得很好。
杨介眉说，寿民说的一些话，我都记下来了，寿民云，光甫处现在时代，亦是一代人物，吾辈应保全其人格，对于中央银行，如果以宗旨不合，即可直言，或迳往见宋，告以辞职实因上海银行事忙之故，对于个人声明毫无意见，对于他人亦无连带关系，方为光明磊落，不可被人利用。
陈光甫心下不悦。让我去找宋子文，亏他说得出来，他以为所有人都得了软骨病吗？却不露声色，问道，这个唐寿民，他还说了什么？
“寿民又言，前晤宋时，谈及光甫事，曾解释云，宋疑光甫与他有意见，渠以为决无之事，光甫办光甫的银行，不一定要财政部帮忙，宋为部长，亦不必要光甫帮忙，彼此既无私怨，何至有意见？宋云，汝谓光甫对余无意见，光甫对汝亦未见要好，闻前上海银行之挤兑，光甫向人言系由于中央一次支出现银七十万两（元）之故。寿民答以上海银行被挤之时，渠与光甫时时见面，中央何曾有支出巨款之事，光甫亦何能有此言？” （《陈光甫日记》，1932年3月21日。日记原文标注，此段文字系杨介眉代记。）
“这么说，他倒是在为我说话了？”他对唐寿民的恶感不是那么容易驱除干净的。
杨介眉说，寿民说此事显见得背后有挑拨是非之人，故请光甫格外注意，以防吃了暗亏，这么看来，寿民还算是个有良心的人。
两天后，市民维持会派出与国际代表团谈话的银行实业界代表四人，来到了和平饭店北楼的华懋饭店，他们是陈光甫、张嘉璈、李铭和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徐新六。 陈光甫想到杨介眉那天说的“挑拨是非”之人，张、李系相交多年的旧友，徐虽接触不多，也是品行端方的君子，这些人都不像是会做出挑拨离间之事的小人。那么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呢？真是想破脑子也想不出来。或许根本就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之事，一切都起于宋子文对自己的恶感，故处处设绊、刁难。与宋子文嫌隙已久，怕是怎么也弥合不拢了。
5月间还有一事，忽一日，宋子安持着不久前刚去世的其母倪桂珍的存折来行提款。宋老太太是本行开办至今的老存户，又兼身份特殊，陈光甫郑重其事地把此事写入了日记：“宋太太为本行老存户之一，生前存有定期款项洋四万元、银三万一千九百九十两，均已陆续到期，本月十五日其子子安持存折来晤敦甫，欲如数提去，本行当即给予英文本票二纸，一为洋四万二千四百元，一为银三万三千二百六十九两四钱五，均用子安抬头。翌日大通银行来收，因悉该项存款已存入外商银行矣。”
本年淞沪战事初起时，李铭、贝祖诒、徐新六三人同访汇丰银行，曾与经理亨齐曼有约，外商银行在此危难时期不收华人存款。宋家这一转移存款之事，让陈光甫大感不满，私底下发牢骚说：“窃思华人对于本国金融不知爱护维持，又何能苛责外商银行之言行不相顾哉？”
这几年，面对宋子文的历次作梗，陈光甫真有相煎何急之感。也许，自从他出任苏、沪财委会主任帮助北伐军筹饷的那天起，他与宋子文的梁子就结下了。他反对宋以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职，还闹着要辞去央行董事，更使宋视之为银行家中的“刺儿头”。反思这几年与宋子文暗里的争斗，他不无悲哀地发现，每一次，自己都落在了下风。站在宋子文的角度，对他屡施打压，或许是一时瑜亮的阴暗心理作祟，但让他更觉可怕的，是宋子文炽盛的权力欲。
1933年10月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后，便假手全国经济委员会，经营中国建设银公司，投资控股了许多企业。宋氏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后，对那些有抵押贷款又不能按期归还的企业，更是实施鲸吞。荣氏兄弟的“申新” 纺织公司七厂首当其冲。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创办的“申新”，是当时最大的棉纺织企业，最鼎盛时下设九个分厂，职工达三万人。因长江水灾和淞沪战事影响，再加全球性经济萧条导致纱厂产品销路锐减，到1934年底，“申新”欠英商汇丰银行的二百万元借款无力偿还，“申新”七厂面临被拍卖。荣氏兄弟束手无策，不得不向其另两个大债主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求救，还请求他们向政府高层说项，“商请中央银行垫款”。
陈光甫作为第二债权人，认为“申新”虽困难重重，但还未到资不抵债的地步，主张组织银团对之进行经营管理。宋子文却想来个趁火打劫，以“整理”为名，将之“收归国有”。宋子文的如意算盘是先拿下“申新”，然后发行公司债券偿还债务，并把“申新”的银行借款利率由一分减为五厘。这一来中国银行是轻松了，对“申新”借款最多的上海银行却要蒙受巨大损失。上海银行当然不干，陈光甫让人转告宋子文：“或者把上海银行借给申新的款项转给中国银行，中国银行是发行银行，问题不大，我行就承担不了。”
荣宗敬还找了唐寿民，请交通銀行出面帮“申新”度过这一坎。唐寿民在上海金融界一向被视作宋派人马，这一次没有听宋子文的。唐的脾气是对于强者处处不饶人，对于弱者却总抱同情，他派人调查后发现，“申新”只是资金周转不灵才暂时发生困难，于是告诉荣氏兄弟，“申新”所欠各行押款，如果各行无意继续，则交通银行愿意接做。这句话救了荣家，“申新”拍卖的事遂搁置。日后，唐寿民因附逆案发落难，荣家顾念旧情还不时接济他，此是后话不提。
再一件招致宋子文强烈不满的，是陈光甫联合李铭、徐新六等上海银行家试图成立不动产抵押银行一事。
1935年下半年起，由于美国大量收购白银，致使世界市场行情看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银根趋紧，物价下跌，一时造成经济大面积萎缩，经济学家和金融业内外人士皆感到必须尽快改革币制，废除银本位，实行汇兑本位。1935年11月3日晚，国民政府连夜宣布实行法币政策，规定完全禁止银元及一切硬辅币的流通使用，除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外，任何银行都不得发行钞票。此令一出，国家银行垄断了货币发行权，银钱业的最后信用直接依赖于国家银行，使各商业银行银根趋紧，地盘越来越小。
掌控了中国银行大权的宋子文想要对各家私营银行各个击破，一时也很难下手，各大私营银行也都心存危惧，深感朝不保夕。上海的银行家们想联手成立一个规模巨大的不动产抵押银行，目的在于另辟途径，以各银行不动产作抵押发行债券，把死资产变为活资产，以缓解银根收紧、业务萎缩的困难。于是陈光甫与李铭、徐新六等人商量停当，一是派资耀华前往东京，把日本劝业银行用不动产发行债券那一整套办法弄来，一是以上海银行公会的名义向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注册立案。
1936年初，资耀华来到日本，在劝业银行顺利取到了相关资料。当他前往京都帝国大学探访学友时，老同学对他在这个时候出现不胜惊讶。说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资耀华这才意识到有点不大对劲，距上次来日本才相隔四年，但变化真是极大，以前军人很少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时常看到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的军人。他赶紧从京都回到东京，准备即刻回国。
一到东京的旅店，上海已有电报发来，要他立刻中止调查，即刻回国。他还以为国内已经知悉了大战即将爆发的消息。一回到上海，才知道根本不是那回事。原来，陈光甫、李铭等人兴兴头头向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申请注册立案时，财政部却提出，立案不成问题，但有一个条件，必须由宋子良担任不动产抵押银行总经理。此举等于扼住了其他各商业银行的咽喉，将各大银行赖以生存的命脉即不动产一股脑儿捆起来送上祭台，任由宋子文宰割。故此，陈光甫等人无奈撤回了申请登记。
这年初，陈光甫按惯例沿津浦线北上视察上海银行徐州、济南、天津分行时，还曾受到过一次蓄意阻挠。他刚到徐州，即接到上海总行发来密电，称有人在上海、南京散布消息，说他此行的目的是联络韩复渠、宋哲元，有政治企图。种种迹象表明，谣言的幕后指使者是宋子文。陈光甫又惊又怕，遂取消计划中的济南、天津之行，改在徐州与两地分行经理面商行务。 与宋家的关系搞得如此之僵，于陈光甫是情非所以，宋子文挟官家之威，一味欺凌，若再退，势必让辛苦打拼了二十年的上海银行无以立足。如何改变总是受制于人的窘境？只有往政治上谋求发展，提高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陈光甫一向是个不愿做官的人，对官场取若即若离态度，从那时起，逼着他要在政治上谋一番作为了。
中日战事随时有扩大趋势，此时的国民政府已越来越倚重美国，中美关系变得举足轻重。陈光甫早年留美，投身银行界后与美国政界商界多有往来，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摩根韬缘源颇深。他很快就要走上前台，宋子文也不能对他奈何了。
四、“最远的一支军队”
进入1938年，全面战争爆发已一年有余，国家财政问题随着军事失利、机构后撤、法币贬值、外币枯竭而日趋严重，抗战已进行到極为艰难的阶段。争取外援、尤其是美国的援助愈益迫切。撤回王正廷，改派与美国朝野关系较好的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正是意欲争取美国对华援助的第一步棋。
国难临头之际，一直宣称不做官的胡适也抛弃了先前的等国亡了再来救的论调，毅然受命。出使前写信给妻子江冬秀说：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了。
谁是争取美援的最合适人选？据驻法大使顾维钧谈及，7月间，他与访问巴黎的美国财长摩根韬见面，摩根韬一再赞扬陈光甫的人品，言谈之间对陈“异常钦羡信任”。
摩根韬与陈光甫早有源缘，出任财长之前，摩根韬曾是纽约化学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与上海银行有过多年业务往来，前年又接待陈光甫赴美白银谈判，对陈的为人和能力十分推崇。当顾维钧向之探询有无意向对中国进行积极的经济援助时，摩根韬暗示说，如果中方再派陈光甫赴美，他会想方设法帮助中国争取贷款，并会派财政部驻华参赞尼克尔森沿途照料，派私人助理劳海与陈对接。总之，将尽可能提供一切便利。
陈光甫明白，尽管有摩根韬顾念旧情，答应帮忙，但要完成这趟使命，还是阻力重重。要之在于美国此时的注意力放在欧洲，罗斯福政府不太愿意理会亚洲的事，美国的商界也只想与日本保持商贸往来，不愿开罪日本。而最关键的是，他获悉宋子文另有中意的赴美人选，此人即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这更让他不愿去蹚浑水了。
人称“学者银行家”的徐新六是清末民初著名文人徐珂的独子，少有神童之誉。他在留欧归国后的近三十年间，辗转中国银行和浙江兴业银行，织起了一张覆盖政商两界的巨大的人际网络，在上海的华洋两界都左右逢源。这是一个爱热闹的人，喜欢跳舞、宴集，在大大小小的社会性事务中露脸，在上海地面上一向被看作是长袖善舞的人物。
1938年8月，宋子文通知在香港的徐新六，告知拟组代表团赴美商谈借款事宜，命速返重庆。徐新六遂与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一起搭乘“桂林号”邮机飞赴重庆。机上共有乘客及机组人员十九人。飞至广东中山境内时，突遭五架日机拦截扫射，机体多处中弹，迫降河面后，又遭日机再三投弹扫射，徐新六和胡笔江夫妇不幸殒命。有一种说法称，日军预定的袭击目标，是准备乘坐此架飞机的孙科，孙科因事耽搁，未赶上航班，而徐新六面貌酷似孙科，且都喜戴墨镜，致使日军误认为孙科仍在飞机上，并派机拦截。
美籍机长泅于水中被急流冲到下游，才大难不死，据这位机长向报界披露，当“桂林号”飞出香港约六十五里时，日驱逐机凌空扫射，他见情形紧急，即入云躲避，但云层稀疏，不能将机遮掩，此时日机已追及，向“桂林号”密集枪击，致机身多处中弹，他见下面为一大禾田，周围有水堤环绕，即紧急迫降于一条小河，时机在河中，离岸不过五十码，机上乘客均安全。但日机兀自不肯放过，先是凌空扔下炸弹数枚，企图将“桂林号”炸毁，见不能命中，竟从高空低飞以机关枪扫射，轮番达二三十次之多，致机上十余人同遭毒手。
噩耗传出，国人愤慨，中航公司港渝线暂时停航，并向日方严重抗议。上海银行业公会在香港孔圣堂追悼胡笔江、徐新六，下半旗致哀，国府派宋子文代表致祭。得知徐新六罹祸消息，与徐交好的胡适在给妻子江冬秀的信中说道：“自从志摩死后，在君、新六相继而去，真使人感觉孤凄寂寞。新六的性情最忠厚，心思最细密，天资最聪明，在朋友之中最不可多得……新六最后一次写信（六月七日）给我，说‘此时能尽此一分力，尽此一日力而已’，现在我也只能作此想，以报答国家，报答朋友。”
袭机事件后，经孔祥熙再三恳请，加之蒋介石亲自督促，陈光甫再无推辞理由。1938年9月9日，陈光甫一行乘美国专机自香港启程。一路行踪十分隐秘，沿途停留各站都由美国军方人士安排。
此行能够成行，徐新六意外罹难固然是原因之一，更关键的是他先前修筑的良好人脉起了作用，由他去打开美国援华大门，可说既意外，也不意外，个中缘由，陈光甫了然于胸：“此中因果关系，不知如何凑成。固然不布其因，不得其果，但有此因而得此果，则非当初意料所及也”。
但他也预感到，此行困难重重，日记中也有吐露：“奉命之初，病体未复，极感责任重大。美国孤立主义及姑息分子活跃，如何避重就轻？我国求援之切与希望之大，如何达成使命？加以战局正急，未来变化未可预测，我财政当局对牵涉借款之种种问题一时未能拟具明确方案。”
得知陈光甫率团来美商谈借款，胡适松了一口气。就任大使职后，他已数电孔祥熙，称“借款、购械、宣传、募捐四事”，虽属重要，均非外交本身，最好由政府另派专员负责。在尚不脱少年心性的胡适看来，大他十岁的陈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毫无私心，其秉性又“忠厚可爱”，是一个很好相与的人。之前两人相交不深，但自20年代后期以来有限的几次通信和交往中，他已感觉到，早年留美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陈光甫和自己同属西化派。在奉自由为圭臬的胡适看来，一个人是可爱还是可憎，就看他在时下热门的东西方文明论争中是个西化派还是国粹派。国粹派近乎跳大神，西化派才是真正的头脑清醒者。而陈光甫近乎白手起家、积二十年之功建起一个金融帝国的商业传奇，更让胡适服膺于此人的专业精神。他对借款成功充满期待。 但陈光甫却乐观不起来，以美国现行的远东政策，政治借款几无可能，那又怎样才能从美国人的兜里掏出钱来？作为国内金融界抵押贷款的首创者，陈光甫明白，所能走的也只有抵押一途了。领命之初，行事缜密的陈光甫就已在着手研究，中国有什么农产品可以卖给美国。一番实地调查后，陈光甫拟成了一份桐油借款的计划，即以美方紧缺的重要战备物资桐油为抵押进行借款。
美国财政部初步同意的借钱，国会那边却一直通不过。中国战事节节败退，各战区接连丢城失地，他们担心中国会扛不住，借出去的钱打了水漂，又担心会招致违反中立的攻击，得罪日本人。陈光甫提出，在中国设一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桐油收购，同时在纽约注册设立世界贸易公司，负责在美销售桐油。随后再由世界贸易公司与美国进出口银行订立贷款合同，并由中国银行纽约经理處担保。这一来，这一借贷行为在形式上就成了中国公司与美国银行之间的业务关系，摩根韬对陈光甫的这一变通十分满意，因为他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外声称，“这是商业，不是外交”。
来美后一场接一场的谈判，让陈光甫心力交瘁，借款未定的那段最艰难的日子，他几乎天天跟胡适在一起，胡适日记中时常出现此类记载：“与光甫细谈借款事”，“下午光甫去看财部长，谈的无结果”，“光甫来谈两次。下午我们两人从六点半谈到十点半！”当国内战局让陈光甫无比懊丧，甚至心生退意时，胡适还乐观地跟他说：“我们是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职守。”（胡适日记，1938年10月23日）
10月25日，华中重镇武汉沦陷，消息传来，胡适、陈光甫愀然不乐，直觉得是来美后最黑暗的一天。当天晚上，两人同时接到摩根韬电话，约他们到家中作客。摩根韬向他们宣布美方同意借款2500万美元。胡、陈二人只顾着高兴时，摩根韬又说：今天中午向总统请示。总统略加思考，即称：不幸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如果我今天批准借款，明天中国忽然换了政府，我一定遭到非议，若在数日内，蒋介石将军能明白表示，中国政府安定而政策不变，我可以立即批准此项借款。
日后，胡适有函专致摩根韬，称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夜晚，“正当中国局势危急的时候，这一笔钱，真是有救命与维持体力的作用，也是心脏衰弱时的一针强心剂”。
胡、陈当即联名致电蒋介石和孔祥熙。孔表示，这笔借款数量过小，与期望的距离委实太大（孔祥熙不切实际的想法是借到三四亿美元），询问数字是否有误。胡、陈当即复称，数字虽小，却是美国援华的第一笔款子，意义重大，眼下国内战局吃紧，再加谣传政府改组，美国人暂行观望，也在情理之中。两人建议，先接受美方方案，一面加紧公司运转，将作抵押的桐油源源运来，以证明运输确有办法，再相机行事，“只在我方情形相当稳定，继续援助，似有可能”。
因国务卿赫尔认定此笔借款纯系政治性，桐油借款合同又搁置了一段时间。焦急等待中，10月31日，胡适有小照题赠陈光甫，在背面题了一首小诗相勉：“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时年，胡适四十七岁，在他是“微近中年”，但对时年五十七岁的陈光甫来说，已是尝遍世味，却道天凉好个秋了。能助他们走出卑微现实的，也只有“过河卒子”般的坚忍不拔了。
是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进出口银行与世界贸易公司达成2500万美元信贷协议的通告。蒋介石闻讯即致电胡适、陈光甫：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
二千五百万美元在战时能干多少事呢？它可以把被日本空军炸烂的滇缅公路重作抢修，也可以用来组建一个飞行中队。然而，抗战是一场耗资巨大的经济战，这笔款子毕竟于事无济，它的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价值。于是，重庆方面指示胡适和陈光甫继续想办法，从美国人那里争取商借一笔更大的款子。
前番以桐油作抵押，这次又拿什么作抵押呢？陈光甫研究美国国内需求后，发现“需锡甚殷”。1939年2月，陈光甫曾短暂回国一趟，一边亲往滇缅公路督运物资，派人把中国军民在崎岖的山道上运送桐油的情景摄制成纪录片，以博美国朝野同情，一边派员考察云南锡矿存量。回到美国后，即非正式地向美财政部提出以锡矿作抵押申请贷款。他与胡适作了分工，先由胡适直接找罗斯福谈，以大使资格与外交部交涉，然后他再与财政部进入实质性谈判。
首次借款成功后，胡适因心脏病突发，住过一阵子医院，在这期间，一些不满他外交风格的人散布流言，说陈光甫将继任驻美大使。陈光甫来美后与胡适共事八个月，深谙其学识和为人，认为胡适可称数十年来最好的大使，他在日记中写道：“以书生出任大使，本为革命外交，旧外交系系员认为破天荒之举。试问今日外交，岂能尽如人意，一旦有机可乘，群起而攻之，造谣生事，无所不用其极。适之向抱乐观，全不在意，余料此类谣言，再过一月半月，即可冰消瓦解矣！”
几次谈判中，素以头脑精明著称的摩根韬并不因与陈光甫私谊好而稍有松口。商业谈判掺杂着战时外交，一方架子摆得老大，一方也不卑不亢，谈判桌上进行着的是智力的较量，也是耐力的比拼。陈光甫来美后的大半年，时常看人脸色，仰人鼻息，这不堪的情状，他在日记中曾作吐露：“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之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进言，藉以维持好感。自（二十七年）九月来此，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
陈光甫有时憋不住了，也发牢骚，“我头发白了，还来受这种气恼，何苦来！”胡适也为之抱屈，却又不知如何安慰。6月22日，两人作了一次深谈，胡适说：“我最佩服你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当日，胡适在日记中感慨道：“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利心，全是为国家。” 陈光甫有一次跟胡适说，他真受不了美国佬的气了，很想回国去，已经托人在云南呈贡湖边买了几亩地，筑了几间房子，预备着十二月或明年初回去休养。胡适大笑道：“我和你都是逃走不掉的！”他实在很担心陈光甫受不了气，撇下他一个人在美国孤掌难鸣。
他还给陈光甫举美国独立战争时派本杰明·富兰克林赴法求援的例子。当年，富兰克林在法国待了八年，终于与法国政府签订条约，借得巨额经费，为美国独立战争立下汗马功劳。他说：“此事可使我与光甫增加一点勇气。今日之事，与当年相同，必须‘挨光’，必须有耐心。”有一次，两人一道吃过晚饭，他还翻出自己的一首旧作读给陈光甫听，“管他下雨下雹！他们受得，我也能受”。
近代史家杨天石先生参阅了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往来电稿，又对胡适日记和陈光甫未刊日记多方比照，在《胡适与陈光甫》一文中大致勾勒出了二次借款的基本经过：
1939年7月27日，陈光甫再次到华盛顿看望胡适，从下午一直谈到晚十点半，重点商讨第二次借款如何发动。陈光甫计划年底脱身回国，因此建议此次借款由胡适发动。9月1日，欧洲大战爆发。7日，胡适与陈光甫再作商量，决定借款原则可以桐油为押，不足时加锡为抵押品。陈光甫一直觉得罗斯福对胡适有好感，由胡出面，成功的把握更大，由自己出面，如果罗斯福情绪不佳，说一否字，一切就都完了。次日，胡适拜会罗斯福，请求美国再打一次强心针。罗斯福答应交财部商办，随后即通知摩根韬。
9月26日，胡适和陈光甫拜会摩根韬，摩根韬说：“我等候了你们两个星期了！”随即，陈光甫把早就拟好的以云南纯锡作押借款的详细计划交与摩根韬，还把锡矿开采计划和运输状况制作成表格附上，以备查询。对方对陈光甫精细的工作作风大加赞赏，很快谈妥先运500吨抵美，“先行交易，以利其行”。
在高阳写的陈光甫的传记中说，滇锡借款中方最初提出借7500万，但摩根韬听了竟作聋作哑道：“我今天的听觉不大好。很奇怪，我听起来好像是七块五毛。”这般暗含讥讽的话，任谁听了都会感到屈辱，但陈光甫只能强忍着，与之继续周旋。没办法呀，“钱在他人手中，央告良非易事”，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诉苦道。但他还是感到成功有望，在日记中写道，“此次由大使发动，余可早日脱身。大使究属国家代表，余之职务本属畸形现象，早应更正，今得机会，私心庆幸。”
胡适要说服国会那帮自以为是的先生们，难度一点也不亚于陈光甫跟财政部的周旋。9月28日，胡适和陈光甫共同约请摩根韬的助手劳海夫妇吃饭。10月，两人又再次作东，邀请罗斯福政府中的几个“少年才士”吃“中国饭”。做好这些外围工作后，胡适即起草了一份说帖递交给外交部。但某些抱定孤立主义、中立主义立场的美国人，援助中国的话半句也听不进去，让胡适颇有对牛弹琴之感。陈光甫也为搭档感到憋气，说美国国务院的某些官员不仅架子大，还“暮气沉沉”，“只以保全个人地位为目标，其他概非所计，欲求其出力助华，殆如登天之难，能不从中阻挠已属万幸矣！”
国内政治，孔、宋各成一派，也是借款一大障碍。宋子文在美国也通过自己的渠道在运作，某种程度上也降低了美国人对胡、陈求援的重视程度。达官贵人在美私人存款不少，更难免有人诘难，为何不动用这笔款子？1939年下半年，国内政局又变，孔祥熙失势，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有传闻说宋子文将出任财政或贸易部长。这让知悉陈宋关系不睦的胡适深感忧虑。11月26日，胡适在陈光甫家吃晚饭，商议此事，当晚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向来主张打孔家店的人，今反过来为庸之说好话，是很伤心的事。但我为国家计，故不避嫌疑，决心发此电。”“打孔家店”云云，系指孔系的某些人物已惹得物议汹汹。
胡适的电报是第二天返回华盛顿后打给陈布雷的。内称：“弟向不满于庸之一家，此兄所深知，然弟在美观察，此一年中庸之对陈光甫兄之事事合作，处处尊重光甫意见，实为借款购货所以能有如许成绩之一大原因。”电文同时还盛赞陈光甫在美的工作：“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输送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信。不但在抗战中为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久远基础。”
胡适明确表示，宋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陈光甫合作，如果贸易委员会改以宋子良代陈光甫，则借款事恐不能顺利进行。胡适要陈布雷向蒋密陈，由蒋出面切嘱孔祥熙，屏除手下贪佞小人，命孔继续担任财政部长，这样对陈在美国的借款、购货诸事，最为有益，若改由他人出掌财部或贸易部，也务必叮嘱之与陈诚意合作，力戒邀功生事，造成贻讥国外、妨害事机的不良效果。
12月6日，陈光甫再访摩根韬，说中国的抗战已坚持两年，实在是国困人乏，到了最需帮助的时候，并力陈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抗战到底的决心。一席话说得摩根韬颇得动容，表示将竭力设法。陈光甫又说，今天是自己59岁的生日，能得到部长先生极力设法的允诺，实在是最好的一个生日礼物。摩根韬闻言十分感动，为陈光甫预订了回纽约的机票，让他回去过一个安稳的生日，并表示会与联邦贷款署主任杰西琼斯商量促成。
拜会琼斯是陈光甫和胡适一起去的。琼斯年纪大了，有点耳聋，谈话很吃力。胡适像喊口号一样在他耳边扯着嗓子喊，中国决不讲和，决不投降！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渐渐地，老人的脸上露出了表示他听明白了的笑容。陈光甫随即递上借款说帖，还有前番桐油借款历次还贷的相关资料。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陈光甫的估计是正确的，债信是第二次借款能否成功的关键。琼斯在国会就出口银行增资一事作证时，挥舞着陈光甫给他的一叠资料，竭力为中国辩护：“如果各借款国都像中国一样履行借款条约，那么，进出口银行的业务，将比目前更为稳妥可靠……”
听证会后，琼斯通知陈光甫，尽管先前有过各国贷款不得超过三千万美元的规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还是通过了向中国再次借款二千万美元，分期支用。
1940年4月20日，陈光甫与美进出口银行正式签署了滇锡贷款合同。
一周后，陈光甫在胡适和摩根韬陪同下去向罗斯福辞行。那天，罗斯福兴致很高，盛赞陈光甫在美国的工作，要他回去后改进油锡的运输，并欢迎他秋天再来。胡适也感谢罗斯福这一年半来对陈光甫的特别好意。罗斯福笑着说：我是最看重外交部与大使馆的，但我想，我的办法似乎比较便捷一点吧。胡适、摩根韬、陈光甫三人皆大笑。摩根韬私下对陈光甫说：“我要写本书，你在这本书里将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
胡适与陈光甫共事一年半，此时要分别，都觉不舍。就在本年新正之际，胡适曾在日记里说，自己先前写过一篇文章，列举了九位当代中国“新圣贤”，如果要补充几人的话，陈光甫是当仁不二的人选。“他们的人格，都可以比一切时代的先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
5月3日，陈光甫从纽约打电话给胡适告别，是日，胡適在日记里写道：“今天光甫从纽约打电话来辞行。我们共事十九个月，他是很不容易得的同事。我和他都不求名利，都不贪功，都只为国家的安全，所以最相投。今回别了，我们都很惆怅。”当日下午，陈光甫又发电报给胡适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是我们最幸福的回忆。”
因胡适的建议，蒋介石在陈光甫离美前发去了慰问电，内称：“两借美款，悉赖账才力，厥功至伟，尤念勤劳。”
陈光甫回重庆复命后，政府有意任命他为贸易部长。陈光甫没有履任，请求让他重回银行本业。他说自己，“所能办之事为在美接洽，所不能办之事为周旋中国复杂环境”。
派来接替陈光甫工作的是宋子文。重获蒋介石信任的宋子文被委以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的全权（不久出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人谈过几次后，就对继续借款十分乐观。胡适提醒他，“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没有耐心！这事没有这么容易。”宋子文批评陈光甫主持的两次借款条件太苛刻，胡适不客气地打断他说：“我要Warn（警告）你：第一，借款时间不能快，第二，借款条件不能比光甫的优多少！光甫的条件是在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的。”
对胡适的反对之声也一直没有停歇过。大概书生一入官场，往往在人际关系上照应不全，对胡适在大使任上的批评，一是说他与宋外长没处好关系，二是说他为美国人辩护多了点、为中国人说话少了点。陈光甫离美两年后，胡适被解除大使职务，国民政府委了他一个行政院特别顾问的空衔。但胡适没有到任，继续留在美国。他想与政府作完全之切割，也没有成功。
对胡适的批评最烈的时候，陈光甫总是坚定的挺胡派。与两人都有交情的王世杰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兄自抵华盛顿使署以后，所谓进退问题，便几无日不在传说着。有的传说，出于‘公敌’，有的传说，出于‘小人’，有的传说，也不是完全无根。同时与这些公敌或小人对抗的，也不少，譬如最近返国的陈光甫，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