惰民，在今天已是一个罕为人知的名词。这是指“齐民”（士农工商）之外的贱民，一个地位低下的阶层，人们往往用堕、丐、贫这样的字眼加以形容。惰民家族干的都是贱业，被称为丐户或乐户。他们与戏曲，尤其是明代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有着密切联系。
　　顾炎武先生《日知录·降臣》一则注：“今浙江绍兴府有一种谓之惰民，世为贱业，不敢与齐民齿。《志》云：其先宋将焦光瓒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他认为，惰民是宋将焦光瓒部属的后裔。焦光瓒部属投降金兵后，宋人痛恨投降者，把投降官兵的后裔贬为惰民。但有人说是明太祖灭了元朝后，元降兵乞求勿杀，宁愿在民间为奴，于是被贬为堕民。鲁迅先生在杂文《我谈“堕民”》中说：“明太祖对于元朝，尚且不肯放肆，他是绝不会来管隔一朝代的降金的宋将的。”他相信惰民与朱元璋或朱棣有关。也有人根据他们居于水上，不与齐民通婚杂居，不能入学科考捐官，世代从事贱业的特点，称之为“中国的吉卜赛人”。
　　众说纷纭，迄无定论。
　　近年来，我在做昆曲史研究时，根据惰民大多数人世代相传善于弹奏唱曲的情况推测，他们早先很可能与内廷教坊或宫外乐户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在时局动乱中四处流落，却与“齐民”互不相容。明代中叶，戏曲进入了旺盛发展期，唱曲演剧之风四处蔓延，连士大夫们都欣然为之。称他们从事贱业，不过因为他们原本是惰民、贱民。惰民的职业主要是“唱班”兼帮佣。惰民在乡村中摆弄乐器，为操办婚丧喜庆的雇主演唱以余姚腔为主的地方戏曲，赚取报酬度日。他们独特的生存状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南戏艺术的流变。这令人想起昆曲在清末民初迅速衰落后，始终活跃在苏南乡村，以坐唱形式演出昆曲的堂名班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艺人们呈现出与生俱来的适应性。
　　其实，不仅浙江余姚、绍兴和江苏常熟，浙江全省乃至广东、福建一带也有惰民。清俞蛟《梦厂杂著》：“潮嘉曲部中半皆蜑户女郎。”蜑户，即丐户或乐户，擅长鼓吹、演剧。这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演艺始终是一个专业的行当。
　　读余姚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发现对惰民有如下记载：“男子则捕蛙、卖饧、打檠、锻炉铁、编机扣、塑土牛土偶。正月元宵执响器以闹入堂。立春、端午土牛老神以闯入室。九月社夥会参神送圣，迎灯走马……”惰民中的男性大多数会摆弄乐器，演唱戏曲。所以作为明代戏曲四大声腔之一的“余姚腔”，在惰民的唱班中才有迹可循。女性惰民到自己的几户主顾家去供役，往往给主人家的男人理发，给妇女剃面毛、整发髻，东家需要办喜事时则充当伴娘。主顾家里一旦有婚丧大事，男女惰民都会去帮助东家操办一切。他们颇有处理婚丧大事的经验，所以有机会收取红包。喜庆宴席后，有大量的剩余菜肴，女惰民就择取整洁的剩菜用竹篮盛了，拿回家食用。
　　散走，是帮佣的一种形式。用时下的话说，就是钟点工，或者说上门家政服务。记得好多年以前，我和一位朋友去上海顾廷龙先生的寓所看望他，年逾古稀的学者满屋是书，连床上也摆满了书。显然是因为缺少时间料理生活，他请了一位“散走”帮忙烧饭、洗衣、打扫卫生。那时他身体还很清健，不必整天有人服侍。
　　散走的好处，是一个“散走”可以走几家，到了约定的时间就来，做完就走，每家所付的工钱较省，而且能帮主人家解决不少困难，所以颇受欢迎。对于“散走”来说，只要安排合理，手脚勤快，养家糊口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入惰民之籍，操惰民之业，显然是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盡管惰民在政治上受到压迫，被降到比较卑贱的地位，然而，对于以求生存为第一要旨的下层百姓来说，吃饱喝足，有一定的经济收入是最重要的，政治地位便退居次要位置。
　　事实上，在漫长岁月中，惰民的政治地位也不断发生变化。清朝廷曾经下过几次解除惰民籍的诏令。乾隆时，还准允惰民“改业为良，耕读工商，悉听自便，下逮四世，准其报捐应试”，“光绪三十年十月丙寅，除浙江惰民籍，准入学堂，毕业者予出身”。民国元年（1912）三月十七日，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专门颁布了开放“惰民”令，使他们享有选举权，参政权，言论、出版、集会、信教等自由权利。然而，大多数惰民仍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不肯脱离惰民籍，甘愿作为惰民，供人役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强调人人平等，消灭等级差别，结婚时坐花轿、吹奏和仪仗等仪式很快消亡，很多惰民进学校读书，成为政府公务员、军队干部、教师、演员、医生和工人，与普通居民不准通婚的禁俗被破除，惰民的称呼也就渐渐淡化了。
　　旧时代，浙江绍兴的惰民艺人之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演戏演到老，不如路边草。”然而以扮演孙悟空而著名的戏剧演员六小龄童（章金莱）在叙述自己的家世时说：“我家其实是元末蒙古族的后裔。我的祖先随着蒙古骑兵的铁蹄踢踏，从大漠黄沙的塞北，来到了山清水秀的越国江南。朱元璋灭了元朝建立明朝之后，就把所有留在南方的蒙古人贬为堕民……”六小龄童十分坦率地承认自己是惰民后代，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他拥有“人民演员”的光荣称号，其社会地位比之先祖，获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