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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北魏的历史进入洛阳时代，孝文帝提倡汉化改革，着汉服说汉话改汉姓元。在洛阳周围营造石窟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龙门石窟的古阳洞与宾阳洞。 本文主要讨论洛阳时代的石窟造像的成因，发展与艺术特点，初步探讨其在中国石窟造像史上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北魏 洛阳时代 石窟 造像
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改制”，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政策，北魏洛阳时代的石窟造像在汉化改革中受到南朝士大夫的审美影响，风格体现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相较北魏平城时代的造像特征发生很大变化。成为中国古代石窟造像经典样式之一。
1、北魏孝文帝与冯太后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67--499）是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由文成帝的皇后冯太后抚养长大，拓跋宏五岁即位，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其执政期间对鲜卑族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冯太后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再颁俸禄制，对孝文帝影响深远。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薨，孝文帝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汉化改革，太和十八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着汉服说汉话改姓元，一系列的汉化举动推进了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大力发展，史称“太和改制”，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进步，至此北魏洛阳时代拉开序幕。
2、龙门石窟的开凿
迁都前后洛阳周围就开始营造石窟寺，现在已经确认的北魏时期的石窟有九处，其中最早开窟的就是龙门石窟，与其他石窟呈现出龙门样式与周边地区各种影响之间的关系。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2公里，开凿在伊河两岸的山岩上，总计开窟2345窟，其中约有大型窟30窟，造像总数达十万余尊，造像活动主要集中在北魏洛阳时代和唐代。北魏洛阳时代的洞窟全部在西山，佛窟三面墙壁均开龛造像，龙门石窟的型制已经不是僧人围绕中心柱礼佛或者观像进行修行的场所，取而代之的功能的是从皇帝到平民各个阶层的供养者按照各自需求意愿开龛的供养窟，增强了公众性的一面。非常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即是供养龛的供养词，当时供养之风可见一斑。
2.1古阳洞
古阳洞位于西山靠南的地方，窟型为长方形，穹窿形顶，窟室最宽处6.9米，进深13.55米，高11.1米。窟口原始状态被破坏，根据古阳洞内各种题记标识年代分析，古阳洞的开窟时间大约在的公元493年——498年。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窟。
古阳洞正壁造主尊如来坐像和左右胁侍菩萨三尊造像，左胁侍像下雕一狮子，正壁主尊如来坐像高4.85米，施禅定印，坐在方台座上，袈裟是双领下垂是汉式袈裟，主尊背后壁画用浮雕的方式表现火焰纹身光，左右胁侍菩萨面朝主尊，立于仰莲台上，胁侍菩萨的天衣也是呈X型交叉的汉式服装。
石窟两侧壁面开龛三层，第一层北壁两龛，南壁三龛，第二、三层每层各四大龛，在第三层往上直至穹窿布满了中小型龛和千佛。龛内大多以禅定印如来坐像为中心的三尊像。在古阳洞的窟壁上很少见其他石窟的佛传、本生、因缘等故事，从布局上看也并不如其他石窟有明确规范的布局，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为发愿而供养并具有“半规划”性质的“公寓型”小龛，细读供养词会发现都是在“为国家为皇帝为祖先”的名义开头，实则为庇佑近亲为目的的套词。这也体现出龙门石窟的一大特色：从早先石窟的修行礼拜功能向供养功能转变，从皇家独资的封闭性向公众融资的开放性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古阳洞造像艺术手法上有新的变化和突破。众所周知，甘肃一带的石窟造像多以泥塑和彩绘为主，云冈石窟因为是砂石，质地较软，以圆雕为主，但龙门石窟是开凿在质地坚硬的石灰岩上，石灰岩坚硬不适宜做圆雕，浮雕和线刻在此地长期运用在墓碑和石棺中，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所以浮雕和线刻艺术形式很自然的被引入佛教石窟造像中来，这也成为河南造像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古阳洞的线刻表现十分发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艺术形式汉化倾向增强，围绕在装饰上采用云纹、龙和博山炉等中国传统图案，尤其是衣纹重叠飘逸的美感追求，执着于用线造型来表现，可以说是当时的艺术工匠们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总之，古阳洞的石刻，体现了极其中国化的感觉，表现了汉化样式变化的过程，是典型的北魏洛阳时代的石窟艺术。古阳洞后期的营建相当于宾阳洞的开窟时期，因此，宾阳中洞和古阳洞之间在造像样式上存在这微妙的影响关系，这种影响在莲花洞、魏字洞、皇甫公洞、普泰洞等北魏诸窟中都有体现。
2.2宾阳洞
龙门西山北端有将窟口并排成列的三座石窟，合称宾阳三洞，从北向南依次为北洞、中洞、南洞。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宾阳洞起初是宣武帝仿效云冈石窟为高祖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即宣武帝的父母营造的二座石窟（中洞、南洞），后永平年中，中尹刘腾为宣武帝追加一座石窟（北洞），现呈现出三座石窟并列的局面。虽说宾阳洞是皇帝投资开凿，但其目的仍有个人愿望的一面，其功能和意义不能与“国家式纪念碑式”的“昙曜五窟”相比，云岡早中期是国家行为高僧主持开凿，宾阳洞是皇帝投资宦官近臣主持开凿，并没有僧人参与，所以宾阳洞同属供养窟范畴。这里简单的提一句，至昙曜下野之后，皇家与佛教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从文成帝或者说献文帝为止，之前都是皇帝配高僧的格局，此后虽说皇家仍信仰佛教，但高僧在政治中心的地位被踢出局，格局演变为皇家与近臣搭档，减弱了宗教本身的教义与严谨的仪轨，这也是从云冈的中后期开始，窟制从修行礼拜向供养转变的主要因素，信仰开始世俗。
宾阳中洞宽11米，进深10米，高9米，正壁包括主尊、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五尊像，主尊坐高6.45米，面带微笑，着汉式袈裟，衣端搭在左臂上，露出内衣和结带。左右壁造佛主立项与两胁侍菩萨三尊像，窟顶部中央有大莲花和飞天浮雕。宾阳洞的造像较古阳洞来说，头部较大，身体显得短粗，与古阳洞瘦身苗条的体型不同。且宾阳洞的造像立体感更强，圆雕感更足，有云冈造像遗韵。宾阳中洞的造像组合增加两位弟子，形成“主尊+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五尊的编制，这种形式早在古阳洞小龛中出现过，但弟子的位置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左大右小、左尊右卑是很明确的，宾阳中洞正壁以“左迦叶右阿难”的顺序最终确立下来，并成为后续开凿洞窟的范本。 宾阳洞的前壁雕刻有龙门石窟首屈一指的浮雕，上下四段的横长型布局，巧妙的表现了维摩诘经变、萨垂太子本生、须大拏太子本生、皇帝皇后礼佛图等，显示出龙门造像高水平发浮雕和线刻技术。展示了在硬质石灰岩材质上的线刻艺术精髓。
3、洛阳永宁寺的艺术高度
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出资修建洛阳永宁寺，修建地为宫城正门往南的御道西侧，传说高千尺的木造九重塔百里之外都能看见，塔北佛殿还供奉了一丈八尺高的金佛以及等身金佛十尊。不过此寺于永熙三年（534年）烧毁，实属可惜，也预示着北魏40年的洛阳时代落下帷幕，同年十月北魏分裂，都城迁移。
現今在北魏洛阳城遗址西南部发掘了永宁寺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塔基以及北边佛殿的遗址，在塔址中心出土了1500多件彩色塑像残片。可想而知，当时塔内肯定供养了大小不等的诸多塑像，从塑像断口处我们发现塑像用木、竹、铁丝等做骨架，以细颗粒的塑土巧妙的塑造，造像自然生动，身体与衣纹曲线潇洒舒展，面部刻画精妙高雅。在出土的残片中，佛像面部最大者高24.5厘米，它保存了双眼下缘到下颌边缘的部分——挺直的鼻子、柔美的微笑和丰韵的脸颊，一改之前造像表情中程式化的微笑，透露出一丝平和的神秘感，如果将其复原，立项像全身近3米，坐像也有1.5米，将是一尊艺术价值极高的造像。
从永宁寺的残片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与龙门石窟一脉相承的艺术元素，比如中国式的通肩袈裟、带褶边的下摆等，更重要的是，永宁寺塑像的残片中还有一些新风格出现，比如中国社科院收藏的如来身躯残片，原本宾阳洞时期搭在左臂的袈裟尾端，在永宁寺塑像中搭在了左肩上。另外一块中国社科院收藏的佛发髻残片上出现螺发的痕迹，一般认为螺发风格在北齐时期受印度笈多样式影响流行的比较显著，在永宁寺残片中出现螺发样式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综合史料记载和出土残片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永宁寺的造像规模虽不如龙门石窟庞大，但在艺术与审美价值上永宁寺在龙门石窟之上。
4、洛阳样式的影响
除龙门石窟之外，洛阳古城周围还保存有八处北魏石窟遗址。包括巩县石窟、水泉石窟、铺沟石窟、虎头寺石窟、鸿庆寺石窟、万佛山石窟、谢庄石窟、西沃石窟。一般认为它们的开凿时间都晚于龙门石窟，与龙门石窟一脉相承样式相近。
巩县石窟位于洛阳古城44公里，开凿与河南省巩义市寺湾村的伊洛河北岸，东西排列，窟龛朝南，造像从北魏延续至宋。开凿时期历史记载有出路，记载中最早提及的北魏孝文帝时期也有记载是宣武帝景明年间，石窟型制为中心柱窟，中心柱窟是为绕柱修行，龙门石窟以供养为目的，没有出现中心柱窟，在巩县石窟与鸿庆寺石窟中又再次出现，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猜想：此时出现的中心柱窟并非为了修行，而是模仿灵太后胡氏修建的永宁寺九重塔，模仿佛塔装饰而修建了中心柱窟。笔者认为这种猜想还有待商榷。
巩县石窟造像的特点、悬裳座的形状与龙门石窟宾阳洞极为相近，几处弥勒菩萨像的姿势与龙门石窟魏字洞、皇甫公洞造像坐姿相同，呈结跏趺坐。不过从开朗的表情和柔软舒展的身体表现来看，也有新的感觉。
结语：北魏的汉化改革使洛阳时代的佛教造像几乎找不到胡族的因素，不仅穿上了汉式的服装，也提升了贵族化的艺术气质与审美意味，艺术工匠们极具绘画性的线刻造型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把丰繁舒展的衣纹表现得飘逸至极，为石窟艺术注入了新的魅力。至北魏灭亡的530年前后，基本在北魏领土的全境普及了汉式的造像，而这种造像形式被分裂后的东西魏传承下来，对洛阳来说，分裂是件遗事，但从民族融合和文化进步的角度来讲，却又是新的机遇，分裂后的东魏和西魏在造像上既有延续又有突破，新的西方风格与影响滋养着佛教造像，中华石窟艺术继续书写的引进、融合、发展与创新。
科研项目：重庆外语外事学院2018年校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名称：《北魏佛教造像的风格演变研究》，项目编号：KY2018001
作者简介：
刘大明，出生年月：1980.01，性别：男，籍贯：辽宁营口，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职称：副教授，职务：美术学与绘画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新写实主义油画。
关键词：北魏 洛阳时代 石窟 造像
北魏孝文帝的“太和改制”，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政策，北魏洛阳时代的石窟造像在汉化改革中受到南朝士大夫的审美影响，风格体现出“秀骨清像，褒衣博带”的特征。相较北魏平城时代的造像特征发生很大变化。成为中国古代石窟造像经典样式之一。
1、北魏孝文帝与冯太后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67--499）是北魏王朝第七位皇帝，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由文成帝的皇后冯太后抚养长大，拓跋宏五岁即位，祖母冯太后临朝执政，据《魏书·皇后列传》记载“太后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多有不关高祖者”。其执政期间对鲜卑族的政权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改革，冯太后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再颁俸禄制，对孝文帝影响深远。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薨，孝文帝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汉化改革，太和十八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着汉服说汉话改姓元，一系列的汉化举动推进了北魏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大力发展，史称“太和改制”，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文化进步，至此北魏洛阳时代拉开序幕。
2、龙门石窟的开凿
迁都前后洛阳周围就开始营造石窟寺，现在已经确认的北魏时期的石窟有九处，其中最早开窟的就是龙门石窟，与其他石窟呈现出龙门样式与周边地区各种影响之间的关系。
龙门石窟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12公里，开凿在伊河两岸的山岩上，总计开窟2345窟，其中约有大型窟30窟，造像总数达十万余尊，造像活动主要集中在北魏洛阳时代和唐代。北魏洛阳时代的洞窟全部在西山，佛窟三面墙壁均开龛造像，龙门石窟的型制已经不是僧人围绕中心柱礼佛或者观像进行修行的场所，取而代之的功能的是从皇帝到平民各个阶层的供养者按照各自需求意愿开龛的供养窟，增强了公众性的一面。非常著名的“龙门二十品”即是供养龛的供养词，当时供养之风可见一斑。
2.1古阳洞
古阳洞位于西山靠南的地方，窟型为长方形，穹窿形顶，窟室最宽处6.9米，进深13.55米，高11.1米。窟口原始状态被破坏，根据古阳洞内各种题记标识年代分析，古阳洞的开窟时间大约在的公元493年——498年。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窟。
古阳洞正壁造主尊如来坐像和左右胁侍菩萨三尊造像，左胁侍像下雕一狮子，正壁主尊如来坐像高4.85米，施禅定印，坐在方台座上，袈裟是双领下垂是汉式袈裟，主尊背后壁画用浮雕的方式表现火焰纹身光，左右胁侍菩萨面朝主尊，立于仰莲台上，胁侍菩萨的天衣也是呈X型交叉的汉式服装。
石窟两侧壁面开龛三层，第一层北壁两龛，南壁三龛，第二、三层每层各四大龛，在第三层往上直至穹窿布满了中小型龛和千佛。龛内大多以禅定印如来坐像为中心的三尊像。在古阳洞的窟壁上很少见其他石窟的佛传、本生、因缘等故事，从布局上看也并不如其他石窟有明确规范的布局，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为发愿而供养并具有“半规划”性质的“公寓型”小龛，细读供养词会发现都是在“为国家为皇帝为祖先”的名义开头，实则为庇佑近亲为目的的套词。这也体现出龙门石窟的一大特色：从早先石窟的修行礼拜功能向供养功能转变，从皇家独资的封闭性向公众融资的开放性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古阳洞造像艺术手法上有新的变化和突破。众所周知，甘肃一带的石窟造像多以泥塑和彩绘为主，云冈石窟因为是砂石，质地较软，以圆雕为主，但龙门石窟是开凿在质地坚硬的石灰岩上，石灰岩坚硬不适宜做圆雕，浮雕和线刻在此地长期运用在墓碑和石棺中，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所以浮雕和线刻艺术形式很自然的被引入佛教石窟造像中来，这也成为河南造像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性。古阳洞的线刻表现十分发达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艺术形式汉化倾向增强，围绕在装饰上采用云纹、龙和博山炉等中国传统图案，尤其是衣纹重叠飘逸的美感追求，执着于用线造型来表现，可以说是当时的艺术工匠们有意识的艺术追求。总之，古阳洞的石刻，体现了极其中国化的感觉，表现了汉化样式变化的过程，是典型的北魏洛阳时代的石窟艺术。古阳洞后期的营建相当于宾阳洞的开窟时期，因此，宾阳中洞和古阳洞之间在造像样式上存在这微妙的影响关系，这种影响在莲花洞、魏字洞、皇甫公洞、普泰洞等北魏诸窟中都有体现。
2.2宾阳洞
龙门西山北端有将窟口并排成列的三座石窟，合称宾阳三洞，从北向南依次为北洞、中洞、南洞。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宾阳洞起初是宣武帝仿效云冈石窟为高祖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即宣武帝的父母营造的二座石窟（中洞、南洞），后永平年中，中尹刘腾为宣武帝追加一座石窟（北洞），现呈现出三座石窟并列的局面。虽说宾阳洞是皇帝投资开凿，但其目的仍有个人愿望的一面，其功能和意义不能与“国家式纪念碑式”的“昙曜五窟”相比，云岡早中期是国家行为高僧主持开凿，宾阳洞是皇帝投资宦官近臣主持开凿，并没有僧人参与，所以宾阳洞同属供养窟范畴。这里简单的提一句，至昙曜下野之后，皇家与佛教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从文成帝或者说献文帝为止，之前都是皇帝配高僧的格局，此后虽说皇家仍信仰佛教，但高僧在政治中心的地位被踢出局，格局演变为皇家与近臣搭档，减弱了宗教本身的教义与严谨的仪轨，这也是从云冈的中后期开始，窟制从修行礼拜向供养转变的主要因素，信仰开始世俗。
宾阳中洞宽11米，进深10米，高9米，正壁包括主尊、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五尊像，主尊坐高6.45米，面带微笑，着汉式袈裟，衣端搭在左臂上，露出内衣和结带。左右壁造佛主立项与两胁侍菩萨三尊像，窟顶部中央有大莲花和飞天浮雕。宾阳洞的造像较古阳洞来说，头部较大，身体显得短粗，与古阳洞瘦身苗条的体型不同。且宾阳洞的造像立体感更强，圆雕感更足，有云冈造像遗韵。宾阳中洞的造像组合增加两位弟子，形成“主尊+二弟子+二胁侍菩萨”五尊的编制，这种形式早在古阳洞小龛中出现过，但弟子的位置相反，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左大右小、左尊右卑是很明确的，宾阳中洞正壁以“左迦叶右阿难”的顺序最终确立下来，并成为后续开凿洞窟的范本。 宾阳洞的前壁雕刻有龙门石窟首屈一指的浮雕，上下四段的横长型布局，巧妙的表现了维摩诘经变、萨垂太子本生、须大拏太子本生、皇帝皇后礼佛图等，显示出龙门造像高水平发浮雕和线刻技术。展示了在硬质石灰岩材质上的线刻艺术精髓。
3、洛阳永宁寺的艺术高度
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熙平元年（516年）灵太后胡氏出资修建洛阳永宁寺，修建地为宫城正门往南的御道西侧，传说高千尺的木造九重塔百里之外都能看见，塔北佛殿还供奉了一丈八尺高的金佛以及等身金佛十尊。不过此寺于永熙三年（534年）烧毁，实属可惜，也预示着北魏40年的洛阳时代落下帷幕，同年十月北魏分裂，都城迁移。
現今在北魏洛阳城遗址西南部发掘了永宁寺遗址。遗址中发现了塔基以及北边佛殿的遗址，在塔址中心出土了1500多件彩色塑像残片。可想而知，当时塔内肯定供养了大小不等的诸多塑像，从塑像断口处我们发现塑像用木、竹、铁丝等做骨架，以细颗粒的塑土巧妙的塑造，造像自然生动，身体与衣纹曲线潇洒舒展，面部刻画精妙高雅。在出土的残片中，佛像面部最大者高24.5厘米，它保存了双眼下缘到下颌边缘的部分——挺直的鼻子、柔美的微笑和丰韵的脸颊，一改之前造像表情中程式化的微笑，透露出一丝平和的神秘感，如果将其复原，立项像全身近3米，坐像也有1.5米，将是一尊艺术价值极高的造像。
从永宁寺的残片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与龙门石窟一脉相承的艺术元素，比如中国式的通肩袈裟、带褶边的下摆等，更重要的是，永宁寺塑像的残片中还有一些新风格出现，比如中国社科院收藏的如来身躯残片，原本宾阳洞时期搭在左臂的袈裟尾端，在永宁寺塑像中搭在了左肩上。另外一块中国社科院收藏的佛发髻残片上出现螺发的痕迹，一般认为螺发风格在北齐时期受印度笈多样式影响流行的比较显著，在永宁寺残片中出现螺发样式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综合史料记载和出土残片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永宁寺的造像规模虽不如龙门石窟庞大，但在艺术与审美价值上永宁寺在龙门石窟之上。
4、洛阳样式的影响
除龙门石窟之外，洛阳古城周围还保存有八处北魏石窟遗址。包括巩县石窟、水泉石窟、铺沟石窟、虎头寺石窟、鸿庆寺石窟、万佛山石窟、谢庄石窟、西沃石窟。一般认为它们的开凿时间都晚于龙门石窟，与龙门石窟一脉相承样式相近。
巩县石窟位于洛阳古城44公里，开凿与河南省巩义市寺湾村的伊洛河北岸，东西排列，窟龛朝南，造像从北魏延续至宋。开凿时期历史记载有出路，记载中最早提及的北魏孝文帝时期也有记载是宣武帝景明年间，石窟型制为中心柱窟，中心柱窟是为绕柱修行，龙门石窟以供养为目的，没有出现中心柱窟，在巩县石窟与鸿庆寺石窟中又再次出现，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猜想：此时出现的中心柱窟并非为了修行，而是模仿灵太后胡氏修建的永宁寺九重塔，模仿佛塔装饰而修建了中心柱窟。笔者认为这种猜想还有待商榷。
巩县石窟造像的特点、悬裳座的形状与龙门石窟宾阳洞极为相近，几处弥勒菩萨像的姿势与龙门石窟魏字洞、皇甫公洞造像坐姿相同，呈结跏趺坐。不过从开朗的表情和柔软舒展的身体表现来看，也有新的感觉。
结语：北魏的汉化改革使洛阳时代的佛教造像几乎找不到胡族的因素，不仅穿上了汉式的服装，也提升了贵族化的艺术气质与审美意味，艺术工匠们极具绘画性的线刻造型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把丰繁舒展的衣纹表现得飘逸至极，为石窟艺术注入了新的魅力。至北魏灭亡的530年前后，基本在北魏领土的全境普及了汉式的造像，而这种造像形式被分裂后的东西魏传承下来，对洛阳来说，分裂是件遗事，但从民族融合和文化进步的角度来讲，却又是新的机遇，分裂后的东魏和西魏在造像上既有延续又有突破，新的西方风格与影响滋养着佛教造像，中华石窟艺术继续书写的引进、融合、发展与创新。
科研项目：重庆外语外事学院2018年校级重点科研项目，项目名称：《北魏佛教造像的风格演变研究》，项目编号：KY2018001
作者简介：
刘大明，出生年月：1980.01，性别：男，籍贯：辽宁营口，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职称：副教授，职务：美术学与绘画教研室主任，研究方向：新写实主义油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