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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就是我每创作出一段精彩的文字，我认为是超越了我的，就是喝大了，喝高了，或者说是high了，我飘起来了那种感觉，就是我得了诺贝尔奖了，这就是我盛大的节日，这就是我的奖。”
见识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目睹过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近距离观察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传奇的人生造就了传奇的人物。从展示中西文化魅力的《扶桑》，到细腻暖人的《小姨多鹤》，严歌苓展现了“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多变文风。
10月13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馆厅人满为患，过道里挤得水泄不通，从下午2点钟起，大批学生涌进报告厅，为了一睹女性作家严歌苓的芳容，其实讲座是晚上7点钟开始。
近五个小时的热切等待，晚上7点20分，严歌苓在众老师的陪伴下，款款的走进了武大人文馆厅。她一袭灰色的丝绸装，缱绻的发丝微微拢起，50多岁的她脸色红润，身材窈窕，气场巨大。
喜欢“干得起蠢事的年龄”
严歌苓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她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等。她陆续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小姨多鹤》，《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成为华裔当红女作家。
严歌苓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精彩程度并不亚于她笔下的小说。1957年，严歌苓出生在上海，后来跟随父亲一起回安徽老家，因父母的离异，她的整个童年显得郁郁寡欢，也比同龄人成熟得更早一些，脆弱的内心更加敏感。12岁的时候，严歌苓如愿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15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开始自己青涩的早恋，可惜这场人生最懵懂的感情却击碎了她对爱情的幻想，年轻的军官做了爱情的“逃兵”，整个青春岁月，严歌苓笼罩在这段爱情后遗症里不能自拔，在承受了爱情的背叛与人性的复杂之后，她开始在艺术创作中遗忘自己，发泄自己的情绪，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成功。
讲座现场，严歌苓说，“我宁可把我现在所有的一切还给上帝，换回像你们一样的青春，因为我干过很多蠢事，在你们这个年龄。一个干得起蠢事的年龄是值得人羡慕的，我现在干不起蠢事，再干蠢事就来不及挽救了。连自己写什么东西，就得好好的斟酌，如果写得不好，就会失掉一批读者，因此会患得患失。”
严歌苓表现出了对韶华易逝的叹息，同时鼓励年轻的大学生。“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干的蠢事，这些蠢事会有一个创伤性的记忆，如果有创作基因，都可能成为作家。”
20岁的时候，她自告奋勇担任自卫反击战记者，一个星期的战地生活深深的触动了她，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士兵，瞬间失去生命或是终身残疾，这些场景让她一下子成熟了。回到成都以后，她不再跳舞了，而是开始文学创作，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开始只是写诗歌和散文，直到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在《昆仑》杂志上发表。
在小说中做最真实的自己
谈到文学创作，严歌苓一直在强调“虚构”这个词，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她说只有躲在虚构的背后，她才是真实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思考和思想，进行最尖锐的追问。因此她放弃了散文和杂文的创作，她发现在这些文体中，她是不诚实的，偏离了自己的初衷。而小说，却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通过人物讲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在小说里，严歌苓才可以毫无顾忌的做最真实的自己，那才是自己想要的最好的文学创作。
形象是强过于语言的。声光交错的刺激，加之电影的立体影像，这是大家喜欢看电影的原因。“形象思维是虚构的基础”。严歌苓谈到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纳博科夫在当初并不是先虚构了一个故事，再去创造人物，而是一天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到远处走来一个身着和服穿着溜冰鞋的12岁少女，迈着木屐小步，摇摇晃晃的从身边走过，少女曼妙的身姿与和青春张力让他怦然心动。这对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是一片黑暗的诗意。之后，他才开始将自己所要讲的一切，也就是一个中年男子对一个少女不伦之爱，包括人性的复杂黑暗，社会的挤压排斥，一切灵魂的无奈和堕落，如此种种，全部通过“洛丽塔”这个形象表现出来。
说到纳博科夫时，严歌苓难掩心中对这位作家的爱慕与崇敬，她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她对偶像的热情和投入让全场每一个人动容。在谈到自己的作品《第九个寡妇》，严歌苓说王葡萄最初的创作原型是来自前夫的祖母，祖母小时候在门缝里见证了铁马铮铮的战争，见证了历史王朝的变换，因此在后来的人生中，祖母一直见怪不惊，活得从容淡定，有大地之母的感觉。“从一个普通女人眼中，看世事变幻，这比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来得更有力量。”
《少女小渔》中勤劳善良生活的小渔和贫贱的“淡淡的无耻”的老头，这些形象，都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形象思维，严歌苓通过这些形象，寄托了心中对生活以及人性的思考和质问。“形象思维是小说创作的基础，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或者是细节描写，胜过长篇累牍的描述。小说，就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以虚构的形式构造一个故事，并通过形象和故事来表达你心中真正想说的或不敢说的一切。”
编剧没有小说精彩
除了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严歌苓是当代炙手可热的编剧。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这部电影最后让刘若英成为第40届亚太影展影后；随后，她的作品《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又获得了金马奖7项大奖。张艺谋的史诗大片《金陵十三钗》，也是根据她的作品改编而来。
对于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严歌苓说自己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影视剧可以给原著增加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熟知这部作品。而恨的地方是因为，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后，会删掉原来的经典细节和台词，这些都很可惜。比如刚刚下线不久的《危险关系》是由严歌苓编剧。“《危险关系》把我原著中所有得意的台词全部改没了，每一句台词都是自己精心设计的，能体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可能因为导演是韩国人）。这次创作提醒自己以后少改编剧本，还是好好写小说吧。”
严歌苓坦言，作为编剧，她对自己并不满意。“确实来说，我的编剧没有我的小说来得精彩。”
作为一位多产、高质的作家，严歌苓也被众人定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之一。对于莫言的获奖，严歌苓显得很坦然，并衷心为老同学祝福。“莫言是我同班同学，我们都是鲁迅文学班和北师大研究生班的， 我为莫言骄傲和自豪。他是一个有天分，也很勤奋的产量很高的作家，关键是他很纯粹，为写作而生，没有二心，尤其对小说很绝对，除了小说不愿写其他文体，原则性很强，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孤注一掷，才能带来今天的成就。”
严歌苓说莫言的获奖，其实也代表了西方开始接受东方文学，西方对中国写的东西开始“耐烦”了，中西之间在伦理、道德上的差异慢慢被接受。“这次不仅仅是莫言的转机，也是中国国家文化与形象的一次重要亮相，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也会使得全世界不得不关注中国。”
“对我来说，就是我每创作出一段精彩的文字，我认为是超越了我的，就是喝大了，喝高了，或者说是high了，我飘起来了那种感觉，就是我得了诺贝尔奖了，这就是我盛大的节日，这就是我的奖。”严歌苓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每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
见识过大川大河、高原冰峰；目睹过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扭曲；近距离观察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传奇的人生造就了传奇的人物。从展示中西文化魅力的《扶桑》，到细腻暖人的《小姨多鹤》，严歌苓展现了“翻手为苍凉，覆手为繁华”的多变文风。
10月13日下午，武汉大学人文馆厅人满为患，过道里挤得水泄不通，从下午2点钟起，大批学生涌进报告厅，为了一睹女性作家严歌苓的芳容，其实讲座是晚上7点钟开始。
近五个小时的热切等待，晚上7点20分，严歌苓在众老师的陪伴下，款款的走进了武大人文馆厅。她一袭灰色的丝绸装，缱绻的发丝微微拢起，50多岁的她脸色红润，身材窈窕，气场巨大。
喜欢“干得起蠢事的年龄”
严歌苓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她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华人作家，是海外华人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是中国少数多产、高质、涉猎度广泛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对于东西方文化魅力的独特阐释，还是对社会底层人物、边缘人物的关怀以及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哲思和批判意识等。她陆续写出了《一个女人的史诗》、《扶桑》、《小姨多鹤》，《扶桑》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人寰》获台湾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以及上海文学奖等，成为华裔当红女作家。
严歌苓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精彩程度并不亚于她笔下的小说。1957年，严歌苓出生在上海，后来跟随父亲一起回安徽老家，因父母的离异，她的整个童年显得郁郁寡欢，也比同龄人成熟得更早一些，脆弱的内心更加敏感。12岁的时候，严歌苓如愿考入了成都军区，成为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15岁时，她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军官，开始自己青涩的早恋，可惜这场人生最懵懂的感情却击碎了她对爱情的幻想，年轻的军官做了爱情的“逃兵”，整个青春岁月，严歌苓笼罩在这段爱情后遗症里不能自拔，在承受了爱情的背叛与人性的复杂之后，她开始在艺术创作中遗忘自己，发泄自己的情绪，寻找属于自己的快乐和成功。
讲座现场，严歌苓说，“我宁可把我现在所有的一切还给上帝，换回像你们一样的青春，因为我干过很多蠢事，在你们这个年龄。一个干得起蠢事的年龄是值得人羡慕的，我现在干不起蠢事，再干蠢事就来不及挽救了。连自己写什么东西，就得好好的斟酌，如果写得不好，就会失掉一批读者，因此会患得患失。”
严歌苓表现出了对韶华易逝的叹息，同时鼓励年轻的大学生。“每个人年轻的时候干的蠢事，这些蠢事会有一个创伤性的记忆，如果有创作基因，都可能成为作家。”
20岁的时候，她自告奋勇担任自卫反击战记者，一个星期的战地生活深深的触动了她，看到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年轻士兵，瞬间失去生命或是终身残疾，这些场景让她一下子成熟了。回到成都以后，她不再跳舞了，而是开始文学创作，在文字中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开始只是写诗歌和散文，直到第一部长篇小说《绿血》在《昆仑》杂志上发表。
在小说中做最真实的自己
谈到文学创作，严歌苓一直在强调“虚构”这个词，强调了它的重要性，她说只有躲在虚构的背后，她才是真实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思考和思想，进行最尖锐的追问。因此她放弃了散文和杂文的创作，她发现在这些文体中，她是不诚实的，偏离了自己的初衷。而小说，却能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通过人物讲自己想说的话，表达自己真实的内心。在小说里，严歌苓才可以毫无顾忌的做最真实的自己，那才是自己想要的最好的文学创作。
形象是强过于语言的。声光交错的刺激，加之电影的立体影像，这是大家喜欢看电影的原因。“形象思维是虚构的基础”。严歌苓谈到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纳博科夫在当初并不是先虚构了一个故事，再去创造人物，而是一天在公园的长椅上，看到远处走来一个身着和服穿着溜冰鞋的12岁少女，迈着木屐小步，摇摇晃晃的从身边走过，少女曼妙的身姿与和青春张力让他怦然心动。这对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是一片黑暗的诗意。之后，他才开始将自己所要讲的一切，也就是一个中年男子对一个少女不伦之爱，包括人性的复杂黑暗，社会的挤压排斥，一切灵魂的无奈和堕落，如此种种，全部通过“洛丽塔”这个形象表现出来。
说到纳博科夫时，严歌苓难掩心中对这位作家的爱慕与崇敬，她讲得绘声绘色，眉飞色舞，她对偶像的热情和投入让全场每一个人动容。在谈到自己的作品《第九个寡妇》，严歌苓说王葡萄最初的创作原型是来自前夫的祖母，祖母小时候在门缝里见证了铁马铮铮的战争，见证了历史王朝的变换，因此在后来的人生中，祖母一直见怪不惊，活得从容淡定，有大地之母的感觉。“从一个普通女人眼中，看世事变幻，这比直接描写战争的残酷来得更有力量。”
《少女小渔》中勤劳善良生活的小渔和贫贱的“淡淡的无耻”的老头，这些形象，都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形象思维，严歌苓通过这些形象，寄托了心中对生活以及人性的思考和质问。“形象思维是小说创作的基础，一个活生生的形象或者是细节描写，胜过长篇累牍的描述。小说，就是在形象思维的基础上，以虚构的形式构造一个故事，并通过形象和故事来表达你心中真正想说的或不敢说的一切。”
编剧没有小说精彩
除了是一名伟大的作家，严歌苓是当代炙手可热的编剧。1993年，李安购买了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的电影版权，这部电影最后让刘若英成为第40届亚太影展影后；随后，她的作品《天浴》由陈冲拍成电影后，又获得了金马奖7项大奖。张艺谋的史诗大片《金陵十三钗》，也是根据她的作品改编而来。
对于小说改编成影视剧，严歌苓说自己又爱又恨，爱是因为影视剧可以给原著增加知名度，让更多的人熟知这部作品。而恨的地方是因为，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后，会删掉原来的经典细节和台词，这些都很可惜。比如刚刚下线不久的《危险关系》是由严歌苓编剧。“《危险关系》把我原著中所有得意的台词全部改没了，每一句台词都是自己精心设计的，能体现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可能因为导演是韩国人）。这次创作提醒自己以后少改编剧本，还是好好写小说吧。”
严歌苓坦言，作为编剧，她对自己并不满意。“确实来说，我的编剧没有我的小说来得精彩。”
作为一位多产、高质的作家，严歌苓也被众人定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之一。对于莫言的获奖，严歌苓显得很坦然，并衷心为老同学祝福。“莫言是我同班同学，我们都是鲁迅文学班和北师大研究生班的， 我为莫言骄傲和自豪。他是一个有天分，也很勤奋的产量很高的作家，关键是他很纯粹，为写作而生，没有二心，尤其对小说很绝对，除了小说不愿写其他文体，原则性很强，也许就是因为他的孤注一掷，才能带来今天的成就。”
严歌苓说莫言的获奖，其实也代表了西方开始接受东方文学，西方对中国写的东西开始“耐烦”了，中西之间在伦理、道德上的差异慢慢被接受。“这次不仅仅是莫言的转机，也是中国国家文化与形象的一次重要亮相，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也会使得全世界不得不关注中国。”
“对我来说，就是我每创作出一段精彩的文字，我认为是超越了我的，就是喝大了，喝高了，或者说是high了，我飘起来了那种感觉，就是我得了诺贝尔奖了，这就是我盛大的节日，这就是我的奖。”严歌苓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每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