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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日菅义伟突然宣布退選时，他给出的原因是要“集中精力应对疫情”。但9月24日他却没有出现在抗疫一线，而是远赴美国参加美日印澳“四国会议”的首次线下峰会。卸任在即，为何亟力要到“四国会议”走秀？这一罕见做法背后有复杂的动因，也表明菅义伟极力寻求卸任后的政治影响力，意欲为下届政府打上菅氏色彩。
“印太战略”原是前首相安倍于2016年提出的区域性战略。所谓美日印澳“四边安保菱形”即其核心框架，此四国也被日本定义为“印太战略”的指导性联盟。此后，日本政府积极“外销”其“印太战略”概念。特朗普时代，美国虽然认可，但尚未充分运用“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再次调整战略重心，尤为重视通过“印太战略”与中国竞争。美日一拍即合，共同组织召开了多次高级别的“四国会议”。今年3月，正是在拜登主导下，“四国会议”从外长级别升格为首脑级别，举行首次线上峰会，发表《共同声明》，并商定年底前举行面对面会晤。一年内两次峰会，体现了美国对四边机制框架的高度重视。8月，四国高官举行线上会晤，表示将在秋天举行峰会。其后美国又提议9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后举行峰会。但由于新冠疫情再次加剧，四国线下峰会能否召开一直被打上问号。
2021年9月24日，菅义伟（右下角）在华盛顿出席美日印澳四国峰会。
受美军在阿富汗混乱撤军的影响，拜登支持率急剧下降，急切需要获得快速的外交成果来改善困境。尽快召开议定中的“四国会议”对美国来说已然非常紧要。拜登显然不希望日本掉链子，造成“三缺一”的尴尬局面。因此，拜登表面是“邀请”，实则是“要求”菅义伟来凑局。作为美国的依附型盟友，日本几乎没有说“不”的余地。而此时日本政界正处于自民党总裁竞选的混战中，美国智库早已替拜登“提耳”警告日本：一方面表示需要强有力的盟友日本;另一方面公开担忧日本一旦再现“十年九相”乱局，会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顺利推进。日本首相能否出席“四国会议”，成了美国验证日本是否是可靠的试金石。为消除美国的担忧，菅义伟不能不响应拜登号召千里赴会，通过实际行动表明日本外交的方向性和日美同盟的牢固性，配合美国战略应对重点向中国转向。
更重要的是，菅义伟不想让作为日本外交招牌的“印太战略”受到冲击和影响，试图继续主导“印太战略”，以实际行动巩固四边机制框架，提升四国彼此信心，保持并强化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作为“中等强国”的战略影响力。
作为首倡国，“印太战略”已成为日本极为重视的战略资产。日本政界甚至借助这个外部战略来扩大自身在国内的影响力，菅时代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就成立了跨派系的“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议员联盟”，并聘安倍为最高顾问。作为“安倍路线”的继承人，菅义伟一直致力于深化“印太战略”，并想利用这次外访规置完下任首相的“印太战略”路线。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菅义伟访美前就强调，无论谁成为首相，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都不会变。
日本一直试图在日美同盟之外，找到相对有力的多边机制化平台，在中日岛争中谋取优势。
尽管菅义伟宣称构建稳定的中日关系很重要，并表态称不会构筑对华包围圈，但尽量牵制中国崛起，或者“塑造”中国崛起的方式，已是日本外交安保界的战略共识。菅义伟认为，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下，“四国会议”将更加有力，对中国也有更强的牵制效果，因此可以利用“四国会议”把中日岛争带进多边场合，并掺入伙伴国关心的所谓南海问题，联合四国力量对华形成战略压力。菅义伟还希望在“四国会议”上就涉港、涉疆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中国内政问题上发声，利用拜登政府重视所谓“人权外交”和大国竞争的形势，牵制中国。
面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战后以来在海外长期从事基础设施投资的日本更是倍感竞争压力。为加大对抗“一带一路”的力度，菅义伟政府也希望深化安倍政府提出的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进一步与伙伴国加强合作，增强需要巨大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能力和形成国际标准。此前，日本已经通过“蓝点计划”、G7“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倡议等框架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但这些框架都不是集中于印太地区的。2020年，由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担任议长的经济协作与基础设施战略会议通过了《基础设施海外推进战略2025》，目的是指导未来五年日本海外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就强调要加大“脱碳”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海外出口。而菅义伟政府的招牌政策就是绿色脱碳和数字化建设，与拜登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数字战略一致。因此，参加“四国会议”也被菅义伟视为打出招牌政策、升级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加强对抗“一带一路”的机会。
日本不少首相都追求与美国总统构建良好的私人关系，以此作为其在国内的政治资本。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构建了“康弘—罗纳德”友谊，通过这种私人关系塑造日本大国形象，因而在国内赢得很高的声誉。再如2017年特朗普访日时，安倍除邀请对方进行首脑“高尔夫外交”，还精心准备了绣着“唐纳德与晋三让同盟更加伟大”字样的帽子，向国内展示与美国高层的密切关系。基于安倍的对美经验，菅义伟4月访美前还专门拜见求经。卸任前的菅义伟也想通过与拜登构建关系，为自己赚取未来的政治资本，维持政治影响力，给下届政府打上本人色彩。“四国会议”期间，菅义伟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就提出卸任后“想做政策性的工作”。而在显示关系特殊的“非公开”的日美首脑会谈上，拜登也表示“由衷感谢菅首相的友情”，即使菅义伟卸任，也想倾听他的建议。
一场末班国际真人秀，可谓苦心孤诣。
应美国要求前去“凑局”
“印太战略”原是前首相安倍于2016年提出的区域性战略。所谓美日印澳“四边安保菱形”即其核心框架，此四国也被日本定义为“印太战略”的指导性联盟。此后，日本政府积极“外销”其“印太战略”概念。特朗普时代，美国虽然认可，但尚未充分运用“印太战略”。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再次调整战略重心，尤为重视通过“印太战略”与中国竞争。美日一拍即合，共同组织召开了多次高级别的“四国会议”。今年3月，正是在拜登主导下，“四国会议”从外长级别升格为首脑级别，举行首次线上峰会，发表《共同声明》，并商定年底前举行面对面会晤。一年内两次峰会，体现了美国对四边机制框架的高度重视。8月，四国高官举行线上会晤，表示将在秋天举行峰会。其后美国又提议9月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后举行峰会。但由于新冠疫情再次加剧，四国线下峰会能否召开一直被打上问号。
受美军在阿富汗混乱撤军的影响，拜登支持率急剧下降，急切需要获得快速的外交成果来改善困境。尽快召开议定中的“四国会议”对美国来说已然非常紧要。拜登显然不希望日本掉链子，造成“三缺一”的尴尬局面。因此，拜登表面是“邀请”，实则是“要求”菅义伟来凑局。作为美国的依附型盟友，日本几乎没有说“不”的余地。而此时日本政界正处于自民党总裁竞选的混战中，美国智库早已替拜登“提耳”警告日本：一方面表示需要强有力的盟友日本;另一方面公开担忧日本一旦再现“十年九相”乱局，会影响美国“印太战略”的顺利推进。日本首相能否出席“四国会议”，成了美国验证日本是否是可靠的试金石。为消除美国的担忧，菅义伟不能不响应拜登号召千里赴会，通过实际行动表明日本外交的方向性和日美同盟的牢固性，配合美国战略应对重点向中国转向。
规置下任首相的“印太战略”路线
更重要的是，菅义伟不想让作为日本外交招牌的“印太战略”受到冲击和影响，试图继续主导“印太战略”，以实际行动巩固四边机制框架，提升四国彼此信心，保持并强化大国竞争背景下日本作为“中等强国”的战略影响力。
作为首倡国，“印太战略”已成为日本极为重视的战略资产。日本政界甚至借助这个外部战略来扩大自身在国内的影响力，菅时代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就成立了跨派系的“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议员联盟”，并聘安倍为最高顾问。作为“安倍路线”的继承人，菅义伟一直致力于深化“印太战略”，并想利用这次外访规置完下任首相的“印太战略”路线。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菅义伟访美前就强调，无论谁成为首相，日本强化“印太战略”的方向都不会变。
日本一直试图在日美同盟之外，找到相对有力的多边机制化平台，在中日岛争中谋取优势。
尽管菅义伟宣称构建稳定的中日关系很重要，并表态称不会构筑对华包围圈，但尽量牵制中国崛起，或者“塑造”中国崛起的方式，已是日本外交安保界的战略共识。菅义伟认为，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下，“四国会议”将更加有力，对中国也有更强的牵制效果，因此可以利用“四国会议”把中日岛争带进多边场合，并掺入伙伴国关心的所谓南海问题，联合四国力量对华形成战略压力。菅义伟还希望在“四国会议”上就涉港、涉疆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中国内政问题上发声，利用拜登政府重视所谓“人权外交”和大国竞争的形势，牵制中国。
面对“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战后以来在海外长期从事基础设施投资的日本更是倍感竞争压力。为加大对抗“一带一路”的力度，菅义伟政府也希望深化安倍政府提出的所谓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进一步与伙伴国加强合作，增强需要巨大资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能力和形成国际标准。此前，日本已经通过“蓝点计划”、G7“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倡议等框架加大基础设施领域的国际合作，但这些框架都不是集中于印太地区的。2020年，由官房长官加藤胜信担任议长的经济协作与基础设施战略会议通过了《基础设施海外推进战略2025》，目的是指导未来五年日本海外高质量基础设施投资，其中就强调要加大“脱碳”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基础设施的海外出口。而菅义伟政府的招牌政策就是绿色脱碳和数字化建设，与拜登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数字战略一致。因此，参加“四国会议”也被菅义伟视为打出招牌政策、升级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加强对抗“一带一路”的机会。
借助拜登赚取未来的政治资本
日本不少首相都追求与美国总统构建良好的私人关系，以此作为其在国内的政治资本。例如上世纪80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构建了“康弘—罗纳德”友谊，通过这种私人关系塑造日本大国形象，因而在国内赢得很高的声誉。再如2017年特朗普访日时，安倍除邀请对方进行首脑“高尔夫外交”，还精心准备了绣着“唐纳德与晋三让同盟更加伟大”字样的帽子，向国内展示与美国高层的密切关系。基于安倍的对美经验，菅义伟4月访美前还专门拜见求经。卸任前的菅义伟也想通过与拜登构建关系，为自己赚取未来的政治资本，维持政治影响力，给下届政府打上本人色彩。“四国会议”期间，菅义伟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就提出卸任后“想做政策性的工作”。而在显示关系特殊的“非公开”的日美首脑会谈上，拜登也表示“由衷感谢菅首相的友情”，即使菅义伟卸任，也想倾听他的建议。
一场末班国际真人秀，可谓苦心孤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