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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一小时的交谈中，各位制片人分享了很多商业秘密，比如如何与苛刻的导演合作，如何在瞬息万变的行业中保持敏捷，以及如何为一部电影战斗到底。
《好莱坞报道》：电影的开发周期通常很长，制片人如何判断这部电影值不值得投入？
海曼：靠直觉和本能。如果一个故事让我迫切地想要讲给别人听，那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蔡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需要有娱乐性，要让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不过对我来说，电影更像我的讲坛，我想把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这个世界，希望它激励人们，甚至改变某个人的生活。比如《哈丽特》，主角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本来注定要当一辈子奴隶，但她坚信自己的命运绝非如此。如果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体会到“逆天改命”的精神，对我来说就很重要，值得我为之拼尽全力。
林：我会先问自己：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它和我的价值观是否一致？为什么选择“现在”讲这个故事？《教宗的承继》有一段故事是两位教皇同时在位，不同的派别开始争斗，世界开始分崩离析。每位教皇代表不同的观点，现在正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最好时机，它会与观众产生共鸣，传达我想要表达的信息。
谢尔尼：就是一种本能。很多时候会面临失败，但还是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好莱坞报道》：谈谈你们为了拍片做出最大努力的一次吧。
赛隆：我第一次担任制作人是《女魔头》，当时我有必要保护第一次做导演的帕蒂·詹金斯。一开始融资我就很清楚自己需要介入，因为我了解帕蒂的想法，我们很可能会遇到麻烦。果然，整个过程中的麻烦数不胜数。为了和角色接近，我开始增肥，马上就有一位投资人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夫人看见我的样子被吓了一跳，那位投资人劈头盖脸问我，“你到底想干吗？”后来看样片那天的凌晨三点，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质问我，“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片子里自始至终没有笑容，总是一脸愤怒，看起来特别可怕。”碰到这样的事，我当然恐慌，我清楚这个决定很冒险，但我也知道，必须坚持初心。
林：当你选择一部市场不大喜欢的电影，就会屡屡碰壁。我还经历过更不可控的情况，《教宗的承继》从开发到制作需要很长时间，费尔南多·梅里尔斯确定担任导演后，电影正式进入了开发阶段。但之后不久，他的祖国巴西召唤他回去执导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只好等他。
《好莱坞报道》：如果导演和制片人意见相左，你们如何处理？
科斯考夫：这行里的人知道斯科塞斯的坚定和严格，我跟着他拍了16年电影，很清楚我们都不会轻易接受对方说“不”字，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尽量表达自己的想法。
谢尔尼：要我说，制片人有两重角色——对内，要和风细雨地说服导演;对外，要为导演据理力争。
赛隆：对导演有所隐瞒也是一种伤害。把我们所经历过、所了解的事情告诉导演，是制片人的职责所在。有些导演很乐意让我们做出指导，不会过度敏感，那就无须拐弯抹角。但也有另外一类导演……总之，不能用一个招式应对所有的合作导演，有时候我会选择后退一步，毕竟他们没有我也可以把工作完成，没必要杞人忧天。
科斯考夫：没错。
《好莱坞报道》：你们都有与Netflix合作的电影作品，然而Netflix不能保证所有电影作品都进入院线放映，所以你们在签约前犹豫过吗？
科斯考夫：我没有。我、马丁和罗伯特·德尼罗决心要拍《爱尔兰人》时，Netflix是唯一一家站出来的公司。马丁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技术的人，但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影院上映。我们和Netflix谈到这件事，他们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会尽力为《爱尔兰人》争取院线放映。
林：我也没有，对《教宗的承继》有意向的投资方不只一家，我的诉求是希望这部片子在全球范围内被越多人看到越好，但也深知拍摄起来有难度，让观众愿意为它走进电影院更有难度。只有Netflix可以做到全球同步发行，我相信这是让更多人看到它的最佳选择。
海曼：如果没有Netflix的营销，《婚姻故事》这样的电影永远不会被这么多人看到。Netflix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我真心期待着下一次合作。前期谈判时，我开出的条件就是确保足够多的院线发行时间，而Netflix也向我保证北美影院从2020年2月到4月都会有《婚姻故事》的排期。
谢尔尼：市场已经发生巨变，很多低成本电影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考虑到Netflix的价格，人们会比较“我是花100块带家人出去看场电影呢，还是花120块订个全年的Netflix会员？”另一方面，很多电影会被迪士尼的超级英雄电影按在地上摩擦，很难找到竞争没那么激烈的档期。
蔡斯：现在上不了大银幕也没什么，“我的作品必须得上大银幕”这种想法过时了。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你的电影，才是衡量一个发行平台是否靠谱的重点。
赛隆：我对Netflix的印象也很不错。和我一起合作《心理神探》的大卫·芬奇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编者注：芬奇导演了《纸牌屋》第一季前两集），芬奇是位非常有威望的电影人，他的选择对后来的人有很大帮助。
蔡斯：要想在这个行业长盛不衰，关键是要随时关注正在发生的变化。
科斯考夫：与时俱进。
蔡斯：与时俱进，保持开放和敏捷。科技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有新发现。
科斯考夫：这也是我最钦佩马丁的地方，77岁的人，却从不怕尝试新鲜事物，乐于接受挑战。
林：有什么秘诀吗？我不久前刚在一个电影节上碰到他，他那么活力四射，你都给他吃什么？
赛隆：透露下有什么灵丹妙药？
科斯考夫：都没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每一次都百分百全情投入，劝他离开片场非常難。他可以一天拍摄16小时而毫无倦意。拍《爱尔兰人》时，他的拍摄热情熊熊燃烧了108天，没有比片场更让他快乐的地方，电影是他的能量源泉。
《好莱坞报道》：你们觉得哪部电影是每个有抱负的制片人都应该看的？
林：我想推荐《寿司之神》，是关于米其林三星大厨小野二郎的纪录片。与我合作的导演、演员、制作人等等，每个人都和小野二郎一样，是完美主义者。
谢尔尼：我想推荐《泰坦尼克号》，因为这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作品，剧组将潜能开发到了极致，我们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
赛隆：制作阶段超支了吗？
谢尔尼：超支了1.05亿美元。
海曼：詹姆斯·卡梅隆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主儿。
赛隆：你那会儿是爽快拍板，还是心里很纠结？
谢尔尼：没什么可纠结的。我那会儿觉得自己会被炒鱿鱼，也做好心理准备随时走人了。其实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三个选项：完全撤下来，损失1.4亿美元;换导演，可能更糟;或者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拍好这部电影。
赛隆：恭喜你选对了。
《好莱坞报道》：电影的开发周期通常很长，制片人如何判断这部电影值不值得投入？
海曼：靠直觉和本能。如果一个故事让我迫切地想要讲给别人听，那就可以做出判断了。
蔡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需要有娱乐性，要让观众愿意走进电影院。不过对我来说，电影更像我的讲坛，我想把重要的信息传递给这个世界，希望它激励人们，甚至改变某个人的生活。比如《哈丽特》，主角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人，本来注定要当一辈子奴隶，但她坚信自己的命运绝非如此。如果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体会到“逆天改命”的精神，对我来说就很重要，值得我为之拼尽全力。
林：我会先问自己：为什么想讲这个故事？它和我的价值观是否一致？为什么选择“现在”讲这个故事？《教宗的承继》有一段故事是两位教皇同时在位，不同的派别开始争斗，世界开始分崩离析。每位教皇代表不同的观点，现在正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最好时机，它会与观众产生共鸣，传达我想要表达的信息。
谢尔尼：就是一种本能。很多时候会面临失败，但还是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好莱坞报道》：谈谈你们为了拍片做出最大努力的一次吧。
赛隆：我第一次担任制作人是《女魔头》，当时我有必要保护第一次做导演的帕蒂·詹金斯。一开始融资我就很清楚自己需要介入，因为我了解帕蒂的想法，我们很可能会遇到麻烦。果然，整个过程中的麻烦数不胜数。为了和角色接近，我开始增肥，马上就有一位投资人给我打电话，因为他夫人看见我的样子被吓了一跳，那位投资人劈头盖脸问我，“你到底想干吗？”后来看样片那天的凌晨三点，我又接到了他的电话，质问我，“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在片子里自始至终没有笑容，总是一脸愤怒，看起来特别可怕。”碰到这样的事，我当然恐慌，我清楚这个决定很冒险，但我也知道，必须坚持初心。
林：当你选择一部市场不大喜欢的电影，就会屡屡碰壁。我还经历过更不可控的情况，《教宗的承继》从开发到制作需要很长时间，费尔南多·梅里尔斯确定担任导演后，电影正式进入了开发阶段。但之后不久，他的祖国巴西召唤他回去执导里约奥运会开幕式，我们只好等他。
《好莱坞报道》：如果导演和制片人意见相左，你们如何处理？
科斯考夫：这行里的人知道斯科塞斯的坚定和严格，我跟着他拍了16年电影，很清楚我们都不会轻易接受对方说“不”字，同时也学会了如何尽量表达自己的想法。
谢尔尼：要我说，制片人有两重角色——对内，要和风细雨地说服导演;对外，要为导演据理力争。
赛隆：对导演有所隐瞒也是一种伤害。把我们所经历过、所了解的事情告诉导演，是制片人的职责所在。有些导演很乐意让我们做出指导，不会过度敏感，那就无须拐弯抹角。但也有另外一类导演……总之，不能用一个招式应对所有的合作导演，有时候我会选择后退一步，毕竟他们没有我也可以把工作完成，没必要杞人忧天。
科斯考夫：没错。
《好莱坞报道》：你们都有与Netflix合作的电影作品，然而Netflix不能保证所有电影作品都进入院线放映，所以你们在签约前犹豫过吗？
科斯考夫：我没有。我、马丁和罗伯特·德尼罗决心要拍《爱尔兰人》时，Netflix是唯一一家站出来的公司。马丁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技术的人，但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影院上映。我们和Netflix谈到这件事，他们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会尽力为《爱尔兰人》争取院线放映。
林：我也没有，对《教宗的承继》有意向的投资方不只一家，我的诉求是希望这部片子在全球范围内被越多人看到越好，但也深知拍摄起来有难度，让观众愿意为它走进电影院更有难度。只有Netflix可以做到全球同步发行，我相信这是让更多人看到它的最佳选择。
海曼：如果没有Netflix的营销，《婚姻故事》这样的电影永远不会被这么多人看到。Netflix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我真心期待着下一次合作。前期谈判时，我开出的条件就是确保足够多的院线发行时间，而Netflix也向我保证北美影院从2020年2月到4月都会有《婚姻故事》的排期。
谢尔尼：市场已经发生巨变，很多低成本电影很难在市场上找到立足之地。考虑到Netflix的价格，人们会比较“我是花100块带家人出去看场电影呢，还是花120块订个全年的Netflix会员？”另一方面，很多电影会被迪士尼的超级英雄电影按在地上摩擦，很难找到竞争没那么激烈的档期。
蔡斯：现在上不了大银幕也没什么，“我的作品必须得上大银幕”这种想法过时了。能否让尽可能多的人看到你的电影，才是衡量一个发行平台是否靠谱的重点。
赛隆：我对Netflix的印象也很不错。和我一起合作《心理神探》的大卫·芬奇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编者注：芬奇导演了《纸牌屋》第一季前两集），芬奇是位非常有威望的电影人，他的选择对后来的人有很大帮助。
蔡斯：要想在这个行业长盛不衰，关键是要随时关注正在发生的变化。
科斯考夫：与时俱进。
蔡斯：与时俱进，保持开放和敏捷。科技日新月异，每一天都有新发现。
科斯考夫：这也是我最钦佩马丁的地方，77岁的人，却从不怕尝试新鲜事物，乐于接受挑战。
林：有什么秘诀吗？我不久前刚在一个电影节上碰到他，他那么活力四射，你都给他吃什么？
赛隆：透露下有什么灵丹妙药？
科斯考夫：都没有。他热爱自己的工作，每一次都百分百全情投入，劝他离开片场非常難。他可以一天拍摄16小时而毫无倦意。拍《爱尔兰人》时，他的拍摄热情熊熊燃烧了108天，没有比片场更让他快乐的地方，电影是他的能量源泉。
《好莱坞报道》：你们觉得哪部电影是每个有抱负的制片人都应该看的？
林：我想推荐《寿司之神》，是关于米其林三星大厨小野二郎的纪录片。与我合作的导演、演员、制作人等等，每个人都和小野二郎一样，是完美主义者。
谢尔尼：我想推荐《泰坦尼克号》，因为这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作品，剧组将潜能开发到了极致，我们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
赛隆：制作阶段超支了吗？
谢尔尼：超支了1.05亿美元。
海曼：詹姆斯·卡梅隆也是个说一不二的主儿。
赛隆：你那会儿是爽快拍板，还是心里很纠结？
谢尔尼：没什么可纠结的。我那会儿觉得自己会被炒鱿鱼，也做好心理准备随时走人了。其实当时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三个选项：完全撤下来，损失1.4亿美元;换导演，可能更糟;或者就是一不做二不休，拍好这部电影。
赛隆：恭喜你选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