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本是个人私事，最近广东中山的一场婚礼竟上升为公共话题，引发“围观”和争议——新娘双腕4只金手镯，脖上3个金项圈，金项圈上还套有许多金手镯，全身的黄金配饰达几十公斤，被网友戏称为“黄金新娘”。
　　也许有人会说，使用合法收入穿金戴银，是个人的消费权利，富裕阶层维持高品质生活也无可厚非。但是，“银钱如粪土，脸面值千金”的消费导向，显然属于炫耀性消费。当事者摆出豪华嫁妆，图的只是“输人不输阵”，为的只是有风光有面子。这种明晃晃的炫富行为，不可避免地对社会风气和大众心理造成不良影响。放眼各地，无论沿海还是内陆，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婚礼中的面子比拼早已是沉重的社会现象。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未富先奢，很大程度上，映照的正是中国人的“面子需求”。不仅先富者沉浸其中，一些中产阶层和普通家庭也加入到斗富摆阔的行列。从市民的人情往来，到大学生的日常交际；从平日的待人接物，到过节的串门走动，“好面儿”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不乏自欺欺人的闹剧。最近淘宝上流行的“苹果手机代挂”服务，以及路易威登纪念版纸质手提袋的畅销，正是面子造就的焦灼与做作。
　　面子是虚的，误的事却是实实在在的。个人好面子，首当其冲误了实惠；政府官员好面子则误了民生，误了百姓。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浪费是年轻人用了没两年的手机，是中年人转来送去却不吃不用的年节礼品，是一件商品的过度包装，是白天的灯火通明，是市政建设无长远规划的重复开挖。”由个人、家庭的面子，到地方、部门的面子，面子攀比深刻影响着社会心理和社会管理。凡是面子好使、人情融通的地方，往往是潜规则盛行、制度损耗严重的地方。这些地方最容易出现治理的失当，看得见的治理得像发达国家，看不见的混乱得像落后国家；也最容易出现管理的失序，监督一紧认真办公，监督一松就靠红包开路；还最容易出现权力的失态，对着贵人是公仆，对着百姓是官威。当制度让位于面子，结果必定是公共资源的错位与浪费，公权力的腐化，以及公信力的流失。
　　面子并非天生的贬义词，正如作家林语堂所概括的，面子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多争取面子，多给别人面子，是传统社会有序运行的一道法则。如果把控得当，面子可以成为社会运转的润滑剂。个人之间顾顾面子，社交场合能少些粗暴的纷争，多些皆大欢喜的圆融；部门之间顾顾面子，共事合作可以少些难看的扯皮，多些办事的体面。
　　坏就坏在如今很多人对面子的把控不得当。面子是外在的，内在到底是为了获得尊严还是为了满足虚荣心？二者导致的结果大不一样。当年为了国家的尊严，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周恩来建立起一整套外交礼宾规范，从着装、宴请、礼品各个方面做出规定，不失礼于人前；现在则是为了政绩的虚荣，城市外表光鲜亮丽，办起国际活动轰轰烈烈，但街角巷尾脏不忍睹，治安盲点乱不敢去，甚至连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都能被一场大雨泡成海。套用一句古语，面子虽好，也得取之有道。
　　可见，什么样的面子值得坚守和捍卫，什么样的面子必须舍弃和批判，不仅是尺度把握的问题，更是价值选择的问题。支撑面子的价值观太容易发生流变，从尊严到虚荣心往往只有一步之遥，稍有不慎，爱面子就会迈入难以折返的歧途。
　　同样，维护面子，需要的也是内功。成就比金钱更能让面子鲜活，人格比物质更容易获得尊严。拒绝攀比，告别浮华，回归质朴，崇尚实绩，在这些方面，政府和官员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做楷模、树标杆的责任。政治生态清正了，社会风气才可以清明起来，民间习俗才可以清净起来。
　　刚刚过去的端午佳节，得益于八项规定等严厉要求，奢华粽子等高档节礼销声匿迹，这让许多人松了口气，从面子消费中放松了一把。但仅此仍然不够。人们在观察：那些搬进了小办公室、坐上了小靠背椅的官员，还有多少人惦记着老板桌、按摩椅的面子呢？还有多少人心存“总有一天会放松、放松之后再享受”的侥幸呢？毫无疑问，根治“面子误事”，还需从政府到个人皆付诸行动，皆寄之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