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的隐忧总有一天要过去，对于中兴的制裁也不会真有七年之久，但是对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回溯，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说道，创新是企业家特有的工具。企业家必须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的来源，寻找预示成功创新机会的变化和征兆，他们还应该了解成功创新的原理并加以应用。
　　类似的理论我们也散见于英特尔创始人安迪·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他在书中提到的寻找公司10倍速变化征兆从而做出正确转型决策的理论，同样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
　　按照彼得·德鲁克对真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标准，当前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着实稀缺，但也正因为稀缺，才让我们看到了部分基业长青的可能性。
　　创业黑马董事长牛文文在探讨芯片研发时提到的是提到了三星创始人李秉哲的案例，而在国内，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具有创新企业家精神的掌舵者。
　　大概在2012年的时候，任正非在华为实验室讲话时明确地说：“芯片暂时没有用，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公司积累了这么多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摇。”
　　今天再重读一遍任正非的原话，无疑是让人震撼的。而对于风暴漩涡中的中兴通讯而言，这更像是一句谶语。当76岁的侯为贵为中兴危机而复出奔波时，才让人意识到集冒险精神和预见未来为一体的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
　　深圳有一家叫做光启理工研究院的机构，创始人均是拥有博士学位的80后，在超材料领域是国内的引领者。本刊记者多次采访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刘若鹏，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家企業最为看重的是“基础创新”。在他们眼中，这些“需要长时间积累，短期内看不到效益，但对未来有价值”的创新，才是一种商业模式得以成型的逻辑，才是一个产业能够实现蜕变的基石。
　　显然，能够意识到基础创新重要性的人不在多数。从O2O到共享经济，再到今天方兴未艾的区块链，我们经常看到的是蹭热点、炒概念的个体。这值得人们沉思。
　　中美贸易战的隐忧总有一天要过去，对于中兴的制裁也不会真有七年之久，但是对于创新与企业家精神的正视，却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无论是要自我防御，还是要基业长青，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们都需要踏踏实实地做一些脚踏实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