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7日，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卡玛拉·哈里斯身着一身白色套装，领口露出有白色蝴蝶结的白缎衬衫，神采飞扬地站在舞台中央。在约瑟夫·拜登上台之前，她以新当选美国副总统的身份向全美发表讲话。
　　数小时前，媒体公布拜登已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票、拿下大选的消息。此时，一场质疑美国大选计票结果的“混战”还未启幕。
　　那些对时尚有着敏感记忆的人们会发现：在三年零四个月前，当时已获民主党总统候选提名资格的希拉里·克林顿也是一身白色套装现身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她的竞选搭档蒂姆·凯恩向人们招手致意。
　　这并非偶然。在西方，几十年来，白色着装一直是女性参政的象征。每当有政界女性打破职场天花板，她就会身着白衣出现在就职宣誓现场，与历史上其他政界女同胞遥相呼应。1984年，民主党女政治家杰拉尔丁·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成为首位获得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她在接受提名当日也穿着白色服装上台，以致敬传统。
　　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裔、第一位南亚裔……当我们翻开卡玛拉·哈里斯的个人履历，在她个人职业和政治生涯每一次重要跃升的相关描述中，都冲斥着这些个字眼。
　　她究竟是谁？她是如何成就这么多美国史上“第一”的？ 这颗特殊的政治明星到底是如何升起的呢？

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

　　即使是在以种族多样性著称的加州“大熔炉”，哈利斯的个人故事都足以使她在该州的政界、司法界脱颖而出。
　　2012年9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哈里斯的个人亮相被安排在了最黄金时段。在“不要停止相信”的歌声和人群的欢呼声中，她登台上场。在个人演讲中，她先是赞美再次得到提名的奥巴马，然后以一个她和她母亲的美国梦结束演讲——“这个梦属于那些小女孩，她们欢乐地看着自己的母亲赚钱买下了人生的第一座房子。”
　　对民主党来说，没有比推出像哈里斯这样从性别、肤色、血统、家庭背景故事都具有代表性的“招牌”更能吸引、巩固选民的基本盘了。
　　1960年代初在美国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西海岸，两名分别来自印度、牙买加的年轻留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相遇了。

　　哈里斯的母亲莎亚玛拉·戈帕兰是后殖民时代印度政府一位高级官员之女，19岁到美攻读生物学专业，在伯克利获得营养学和内分泌学的博士学位，后成为一位有知名度的乳腺癌研究员。黑人男青年唐纳德·J·哈里斯在1961年来到美国，是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唐纳德后来执教于斯坦福大学，是该校经济系的荣退教授。他曾长期担任牙买加政府的经济顾问，为历任总统提供决策咨询。
　　1964年10月20日，这对年轻的夫妇在旧金山湾区的奥克兰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取名卡玛拉·黛维·哈里斯。哈里斯后来在公共场合常以一种自豪的语调追溯自己最初的“政治启蒙”——1960年代，父母常常推着载有她的嬰儿车，加入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大游行。
　　哈里斯七岁时，父母婚姻破裂。她和妹妹玛雅跟着母亲生活，每隔两周去和住在帕拉奥图的父亲度周末。据她回忆，那里的孩子们被他们的父母禁止和她们姐妹一起玩耍，就因为她们的肤色是黑色的。
　　在哈里斯成长过程中，真正影响她的是母亲莎亚玛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莎亚玛拉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在伯克利的一个黑人聚居区，和一位开学前班的朋友共用一栋房子。据哈里斯家的一位老朋友回忆：莎亚玛拉常常用鸡肉、秋葵做印度菜或是南方黑人菜，这取决于当天她用的是哪一种香料。每隔两年，她会带一双女儿回印度探访外祖父一家。
　　在伯克利和奥克兰，莎亚玛拉来往的社交圈子中有不少后来被称为“时代政治良心”的非裔知识分子，如学者玛丽·路易斯，哈里斯亲切唤她为“玛丽阿姨”。她当时主持了一个思想文化沙龙，成员中有大名鼎鼎的女性黑人民权活动家芬妮·洛·哈梅（Fannie Lou Hamer），女诗人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以及穆斯林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尔科姆·艾克斯。
　　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哈里斯跟着母亲住在旧金山湾区一带的劳工阶层聚居区。而她后来最引以为傲的职业成就是——她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时，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帮助那些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们”。
　　2020年，哈里斯高中时的好友万达·卡甘在接受CBC新闻频道采访时透露：当时，两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她曾向哈里斯吐露心中的烦恼——她的继父一直性骚扰她。哈里斯随后告诉了母亲。在莎亚玛拉的邀请和坚持下，万达高中最后一年都住在她们家。哈里斯后来告诉她：正是当年她们的友情和这段往事，激发了她想成为一名检察官、可以去保护妇女儿童的念头。
　　1982年，哈里斯考入华盛顿地区一所以非裔学生为主的大学——霍华德大学，攻读经济学和政治学专业。毕业后，她转入加州大学法学院学习，获法学博士学位。在学生时代，她表现极为活跃：在加州参议员办公室实习，带领大学校辩论队，还加入了一个校际的非裔妇女活动组织。她也是加州大学非裔法学生联合会主席。
　　1990年6月，26岁的哈里斯正式成为一名加州执业律师。她受雇于旧金山湾区阿拉米达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被评价为业绩卓越，是“一位能干的、前途无量的检察官”。 　　在地检办当副检察官期间，哈里斯结识了一位对她之后的人生、事业产生持久影响的加州政界要人——加州民主党党魁、州议会发言人威利·布朗。

哈里斯的反击

　　“我们希望因我们是谁而被评判，而不是因那些个和我们有过浪漫关系的男人。”
　　——瑞贝卡·普洛赞
　　旧金山地区检察长、加州总检察长、联邦参议员、美国总统，每一次哈里斯竞选公职，她在数十年前的一段罗曼史就会被对手、八卦媒体翻找出来，或大做文章，或津津乐道。
　　在素有民主党大本营之称的加州，威廉·布朗是一位毁誉参半、极富争议的政治人物。
　　布朗是加州民主党的资深元老，在州议会任职长达三十多年，担任议会发言人15年，被《纽约时报》评价为“全美最有势力的州议员之一”。在最后一个法定议员任期，尽管共和党在州议会占据了微弱优势，但布朗通过赢得几位共和党议员的支持，依旧牢牢把控着州议会。1996年，他成功竞选为旧金山市长，也是该市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市长。
　　除个人政治作为外，布朗素以有审美品味著称，非常讲究衣着，曾被《时尚先生》杂志评选为“旧金山市最会穿衣服的男人”。
　　1994-1995年，年轻的检察官哈里斯成为布朗的约会对象。她30岁，而布朗要比她足足年长30岁。
　　当时，布朗已婚，和妻子布兰切·维特罗育有三个儿女。但早在1982年，两人就已正式协议分居，保持着朋友关系。布朗身边也常年女伴不断，陪他现身于各种公共场合。旧金山当地的记者称：布朗最华丽的做派之一是——他可以一手挽着法律上的妻子、一手挽着现任女友去参加社交派对。
　　翻看1994年前后的旧金山当地报纸，它们是这样开始留意起这位年轻的女检察官。“这是布朗的新任正牌女友。”《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位八卦专栏作家向读者介绍说，然后津津乐道地提到在布朗60岁生日派对上，她被人喷了一身香槟气泡酒的细节。次年，他又八卦了这段罗曼史的终结，并以惋惜的口吻写道：“两人分手的消息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他们中有不少人认为哈里斯很有吸引力，头脑聪明、富有魅力。他们的一位共同朋友之前曾如此评价——‘威利终于从女人的学校毕业，兴趣从女孩转向成熟女人。’”
　　公平地说，哈里斯并非社会主流道德所定义的“小三”。但是，她也很难摆脱曾受益于布朗政治荫庇的嫌疑。她后来遭人质疑最多的一笔是——1994到1995年两人相恋时，布朗曾任命哈里斯为加州医疗援助委员会委员、州失业保险上诉委员会委员，这两份兼职薪水都颇为丰厚。
　　2003年，哈里斯竞选旧金山地区检察长时，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检察官，但在短时间内迅速募到了大量竞选经费。很多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布朗公开站出来为她背书，而布朗在加州的实业、金融界都有着深广的人脉。
　　1996年布朗就任旧金山市长时，两人分手。在他两任市长的八年中，恰逢“.com”时代的崛起，旧金山经济极速飞跃，成为全美乃至全球新经济的“热土”。在布朗的主导下，该市公共设施、城市美化和其他大型城市项目都得到显著提升和改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在任期中，布朗也大力推动平权运动，旧金山市政府比过去雇佣了更多的女性、少数族裔、LGBT（性少数群体）的员工。
　　《旧金山纪事报》把布朗列位为“旧金山史上最负名望的市长之一”，“他的声望溢出了城市的边界。”
　　与此同时，对布朗的非议声也从没停息过。批评者一直指责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操控加州政治，培植裙带关系，并把公职、市政项目、政府订单分给自己的亲信、盟友和追随者。作为一名稳健派的政治人物，他也被更激进的新一代民主党人投以怀疑、警惕的目光。
　　2000年左右，《旧金山纪事报》曾做过标题为《威利·布朗公司》的长篇调查性报道，副标题是“旧金山市长是如何在‘多汁’政治（本文记者注：比喻腐败、权钱交易）上建造一座城的”。
　　2003年，FBI对旧金山市政府涉嫌腐败一案进行调查。最后，地区检察长哈利南起诉了该市警察局长、市政厅的几位行政主管。当时，旧金山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和布朗在市政厅台阶上发生激烈争吵，随后他报了警。据《洛杉矶时报》报道，这名委员自称害怕市长的“恶棍朋友们”，想找警方做一个记录以防自己哪天突然就“被消失”了。
　　正是在这一年，哈里斯宣布竞选旧金山地区检察长。她此前从未参与过公职竞选，民调显示她的支持率仅为个位数，远远落后于另两位候选人：在任地区检察长特拉斯·哈利南（Terence Hallinan）和前公诉检察官比尔·法兹（Bill Fazio）。但她表现出来的筹款能力，以及对女性、少数族裔选民的吸引力，让他们把她当作一个潜在的劲敌。她和布朗之间的关联，成为可以大做文章的题目：
　　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女检察官，一位腐败丑闻缠身、把控地方政治数十年的政坛大佬，男女艳闻、钱权交易，司法公正和猫鼠游戏，一切抓马（戏剧）的元素似乎都已具备。
　　竞选刚刚开始，在一家教堂里，哈里斯和另外两位候选人共同出席了一个公共论坛。突然，现场有人向哈里斯抛出一个令人难堪的尖锐问题：如果她当选为地区检察长，是否能独立于布朗所掌控的权力机器？
　　哈里斯的回应，与其说是回答，不如说更像是拳击台上向对手的一记反击。据一位在场人士回忆：她立刻从前排座位上站了起来，走到哈利南身后，然后面向观众——“你们知道哈利南曾拿法兹在按摩院里被抓一事攻击过他么？”她提到的事发生在1998年的一次警方突袭行动中。但法兹后来申辩说自己当时是在按摩院调查一起案子，他最终没有被定罪。
　　然后，她又走到法兹的身后，历数了他在过去两次竞选中对哈利南的攻击，包括他说哈利南纵容自己手下的检察官们在地检办里偷情、乱搞男女之事。
　　最后，哈里斯回到论坛中心，面向公众宣布：“我想向你们申明一点——在我的竞选活动，我绝不采取人身攻擊的方式”，“我相信我们需要讨论的，是那些真正重要的议题、政策，以及该如何改进我们的司法制度。” 　　现场观众站起来，为她长久地鼓掌。据在场人士的描述，另两位竞选人的脸上表情像是踩到了狗屎。“她的潜台词信息很清楚——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想中伤她，那要准备好自己也会连带受伤的代价。”
　　哈里斯之后发起的攻势十分凶猛，竞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在选民投票日还有数日之时，法兹的竞选团队在一份邮寄给35000位选民的邮件宣传单上，仍想继续纠缠于哈里斯和布朗的关系。这份传单上印着一位女性受访者的照片和她的一句话——“我不在意布朗曾是哈里斯的男友。让我不安的，是卡玛拉曾从布朗那里得到两份州委员会的高薪兼职——其中一份，她缺乏相应的培训资格。同时，她还是一名年薪10万美元的全职县检察官。”
　　一位政治顾问事后评价说：法兹团队干了一件蠢事，那份邮寄广告使得他像个“陷于绝望、双手肮脏的参选人，他干了一件让你打心底没法认同的坏事。”
　　此时，哈里斯的民调支持率仍落后于两位对手。但那个周末，在一个事先录好的、给选民的电话信息里，哈里斯提到了竞争对手对她的人身攻击并予以回击，就像她在几个月前的那次论坛上一样。然后，她抛出最后一个论点—— 一百多年来，旧金山地区的检察长们清一色是白人、男性，现在该是改写历史的时候了。
　　最终，哈里斯赶超法兹，击败哈利南，在总选中拿下了56%的高票数，成为旧金山第一位通过选举产生的、非白人的地区检察长。
　　“那个时期，每一个和威利·布朗有关系的人都被看作是布朗-巴特（记者注：即约翰·巴特，前国会议员、加州参议院领袖）政治机器的一部分。”旧金山市的一位公设辩护律师说。但谈到哈里斯，他认为哈里斯的竞争对手们旁敲侧击地暗示她不够资格是不公正的，“事实上，她的专业能力极强、足以胜任。因为她的确是靠自己的实力攀爬上来的。”
　　事实上，从旧金山乃至加州走出来的成功政治家中，几乎找不到一位和布朗完全没有干系的人。现任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就把自己的政坛起步归功于被布朗任命为该市交通管理委员会委员，接着为旧金山市监察委员会委员。

　　2003年竞选期间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哈里斯公开承诺：哪里有腐败，哪里就会被起诉。但她也坦承：威利·布朗是一只盘旋在她脖颈上的“信天鸥”（记者注：比喻头痛、难以摆脱的麻烦）。
　　旧金山市的一位政治顾问在回顾哈里斯是如何在旧金山政界崛起时说，她让他联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那位蒙冤入狱的主角安迪，然后引用一句电影台词——“他从污水管道里的屎尿中爬行，当到达管道的另一侧，一身洁净地走了出来。”
　　性别、族裔的标签赋予了哈里斯某种特殊的天赋优势，可以借此在攀爬权力天梯的角逐中突围而出。但是，她也深受其苦，如同希拉里·克林顿一样。“没有人会喜欢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男人如此，大部分女人更是如此。”一位女政治家曾如此自嘲道。
　　2016年，已是全美政治明星的哈里斯宣布竞选联邦参议员。贴身采访她的《纽约时报》记者发现：她一边展示着平易近人的魅力，大谈特谈她和她的家人们，尤其是已过世的母亲对她的影响，她们母女所钟爱的菜谱，一边却十分警觉地避开个人私生活里那些复杂的问题——她与布朗二十多年前的旧情。
　　“没有女性愿意因她们的约会对象而被人评价、论断。”哈里斯曾经的竞选经理瑞贝卡·普洛赞说，“我们想要被评判的根据是我们自己，不是那些个和我们有过浪漫关系的男人。”

权力的天梯：“法律，秩序”和正义

　　2003年政治生涯中第一场战事，哈里斯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打败她的前上司、在任旧金山地区检察长哈利南——是抓住了他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上的表现。
　　她在竞选中声称，自己此前之所以离开哈利南领导下的地检办，正是因为不满他在业务上的“无能”——重罪定罪率只有52%，而全加州定罪率为83%;在打击旧枪支犯罪上表现也令人失望，尤其是在犯罪高发的穷人社区。此外，她还指责他在处理家暴案件中缺乏辩诉协商意愿，未能有力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和儿童。
　　新官上任前六个月里，哈里斯立刻着手对哈利南时代积压下来的79件凶案进行清理，结案27件，其中14件通过辩诉交易;递交法院审理11件，有9件得以定罪。从2004年到2006年，旧金山地检办对凶案实现了87%的定罪率，重罪枪支犯罪实现了90%的定罪率。到2007年竞选连任时，她已稳操胜券。
　　但哈里斯看待她的执法工作，远远超越了“法律、秩序”的范畴和意义。
　　在面对公众时，她常常爱引用自己作为检察官拿到的统计数据。她经常谈起早期教育的重要性——那些在念小学时就习惯性逃学旷课的孩子，高中辍学率是普通孩子的三至四倍。而全美州立监狱服刑犯中有80%在高中时辍学。“辍学带来的成本是非常昂贵的”，“对纳税人来说，你们每年需要支付464亿，用以支持相应的司法、医疗和我们的社工服务体系。”
　　哈里斯在2009年撰写了《聪明应对犯罪》一书，系统阐述她对“法律和秩序”的核心观点——主张向犯人提供回归社会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回到社区;对暴力事件高发社区的孩子们提供支持性项目，帮助他们减少旷课逃学的现象。
　　在旧金山地区检察长任内，哈里斯聘请社会活动家，创办、启动一个旨在帮助轻犯回归社会的项目。该项目面向18-30岁的非暴力、非团伙犯罪的初犯，内容包括220小时的义务社区劳动、通过毒品测试、接受高中同等学历教育，以及学習如何做父母的课程等。一旦毕业，参与者可以拿到高中文凭、得到稳定的工作，法院也会撤销之前的案子和案底。 　　项目启动六年后，共计200名轻犯顺利毕业，他们中再次犯罪的比率仅为个位数，远低于平均水平。“回归正轨”项目后来被其他州学习、借鉴，并获得奥巴马政府的表彰，在全美范围内进行推广。哈里斯也成为红遍全美的“明星总检察长”。
　　2006年，哈里斯还领导推出了一项针对该市犯罪高发社区小学生逃学问题的政策。这一年，旧金山地检办和来自这些社区的几千名父母会面，并在秋季开学前给所有的学生家长邮寄了一封信件。在信中，她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同时也警告父母：放纵子女的逃学行为可能带来法律后果——她会起诉那些放纵子女惯性逃学的家长，惩罚手段包括2500美元的罚金和最长为一年的监禁。
　　这个针对逃学的项目最初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2008年，共有六位家长因孩子逃学天数不少于50天被哈里斯起诉。这是旧金山地区第一次因孩子逃学的行为起诉父母。其中有两位家长放弃上诉，表示愿意和地检办、社工部门合作，在“父母责任计划”的帮助下有规律地接送、监督孩子上学。
　　到2009年4月，全旧金山地区惯性、长期逃学的小学在读人数相比2008年下降了23%。三年里，哈里斯领导的旧金山地检办共起诉7位学童父母，但没有一个人因此入狱。
　　2010年，哈里斯成功竞选为加州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非裔、第一位南亚裔的州总检察长。八年任期中，她最辉煌的战绩之一是代表处于弱势的公众、普通消费者和公共社会机构，向金融巨头、大公司、财团发起一系列法律诉讼，为他们追回、保住上百万亿美元的资产和财富。
　　哈里斯履新之际，美国正陷于次级贷引发的金融危机泥潭之中，全美数百万中低收入家庭和个人因无力向银行支付按揭，面临住房被收回、无家可归的困境。
　　2011年，哈里斯宣布成立“打击住房按揭欺诈特别行动小组”。次年，在全美住房按揭处理方案中， 她参与了和美国本土五家最大的房贷按揭公司JP摩根、美国银行、富国银行、渣打银行、盟友银行的谈判。她以法律手段为谈判杠杆，为经济遭重挫的加州民众设法贏得了最优的协约条件：
　　她首先以“非法牟取购房者房屋赎回权”的罪名，起诉这五家金融巨头。随后，五家公司提出可以向加州地区居民减免20-40亿美元债务的谈和条件。当时，她的大部分同僚——美国其他州的总检察长们，包括奥巴马政府在内，都想让她尽快在这项协议上签字。但哈里斯和纽约州总检察长艾瑞克·施奈德曼（Eric Schneiderman）是谈判桌上态度最强硬的。最终，这项辩控交易为加州屋主们减免了184亿美元的债务，以及20亿美元的金融资助。

　　“她当时的态度很坚决——绝不让加州民众在她监管之下受欺骗。”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回忆说。
　　2011年，哈里斯打赢了加州史上两起金额最高的“虚假索赔案”，为加州公共医疗系统、联邦公共医疗保险系统从奎斯特诊断公司追回24.1亿美元，从“扫描医疗保健网络”公司追回32.3亿美元。
　　2013年，她和加州众议会发言人约翰·佩雷兹（John Pérez） 、联邦参议院临时议长达瑞·斯特伯格（Darrell Steinberg）一起把“屋主权益法案”引入加州。这一法案被认为是全美保护屋主免受侵略性住宅抵押权回收的最强有力的策略。以此，她为公众保住了高达数亿美元的资产，包括从奥克文金融公司追回2.68亿美元，从汇丰银行追回4.70亿美元，从太阳信用银行追回5.50亿美元。
　　2013年至2015年，她以金融机构在兜售次级贷债券时进行“不实陈述为由”，代表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加州教师养老基金向数家投行巨头提起公讼，最终为两家公共养老基金从渣打银行、JP摩根、美国银行追回高达近十亿美元的资产数额。
　　这也是哈里斯个人最引以为傲的职业成就——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帮助到了那些我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们。”
　　时任总统奥巴马2013年在一个公开场合谈到了这位女州总检察长的表现和作为，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她很聪明，全情投入，同时斗志顽强。”接下来一句恭维，是他后来不得不公开向愤怒的女权主义者公开道歉的：“她恰好也是全美长得最好看的州总检察长。”

站在权力的牌桌：政治资本VS负资产

　　2019年7月31日晚，哈里斯遭遇了自1月宣布参加总统竞选以来的“至暗时刻”。
　　在竞争民主党内总统提名的第二轮辩论中，来自夏威夷的“80后”女众议员图尔西·加伯德（Tulsi Gabbard）对她展开了咄咄逼人的进攻，而她却无力招架。
　　对方一一历数哈里斯在担任旧金山地检长、加州总检察长期间的严酷与失职：大量起诉吸食大麻的轻犯，在纠正冤假错案上不作为，以及为了得到便宜劳工不愿释放监狱服刑犯。
　　“对那些在你当公诉检察官时期饱受折磨的人们，你欠他们一个道歉。”这位更年轻、同样拥有少数族裔血统的女民主党后辈煽情地说。糟糕，现场响起一阵接着一阵的掌声。
　　这一晚，成为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之旅的关键转折点。自此，这位频频出现在全美主流媒体上的“政治明星”、民调机构数据里的“第一梯队”热门候选人开始走下坡路，民调显示，她的支持率开始一路跌落。
　　自上世纪起，位于西海岸的加州一直以犯罪高发而臭名昭著。1970年代，不断攀升的犯罪率促使时任州长里根推行以“法律与秩序”为风格的政策路线，并将之带入了他的白宫岁月。到1990年代，随着旧金山地区暴力犯罪的直线攀升、公众对城市黑帮和毒品泛滥的恐惧，使得民主党在内的加州政治家们都主张严厉打击犯罪，包括制定最低判刑年限的法规。这一做法后来很快被推广到全美。 　　然而，近二十多年来，公共执法机构在效率、侵犯人权等方面不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弊端，使得左派知识精英、民权活动家、法律界人士开始挑战现行体制，要求改革司法体制、维护司法公正的呼声成为一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

　　在“深蓝色”的加州，身为民主党政治新秀的哈里斯一直对外自我标榜是“进步主义者”，自襁褓时就接受了民权运动的启蒙。身为检察官，她的作为包括公开宣誓在公诉中绝不诉求死刑，维护妇女儿童、少数族裔和LGBT等弱势群体的权益，追究、惩罚商业巨头的欺诈和不法行为。然而，随着个人政治地位的攀升，她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变得越来越微妙而不可琢磨。
　　2011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基于加州监狱人满为患、医疗配备严重不足，认为服刑犯们遭到了非人道的惩罚性伤害。时任州长杰瑞·布朗不同意释放按法院裁决的服刑犯人数。哈里斯代理布朗向法院提出抗诉。“我有一个委托人，我无法选择我的委托人。”她如此对外解释自己的立场。
　　2012年、2014年，哈里斯分别拒绝在两项关于减少刑期年限的全州公投上宣明立场，她给出的理由是——她有职责撰写相关信息内容给参加公投的民众，因此不能带有偏见。前州检察长、民主党人约翰·凡德·卡普（John Van de Kamp）说这番托词就是“一派鬼话”
　　2014年，橘县的一位助理公辩律师发现了一份被藏匿起来的秘密记录。这份记录显示，当地治安官在监狱有代理人，他们会安排线人和准备接受庭审的犯人住在同一个牢房。类似这样的非法获取信息操作，已秘密地持续了数十年。
　　此外，橘县的检察官們也一再表现出种种可疑的失职和渎职：在法庭上，被告们被警方、公诉人基于有信誉问题的证人证词而定罪，而连法官和陪审团都不知道这些证人是否可信。根据这份秘密记录：其中一位被打上“不可信”标签的证人所提供的证词，使得加州一名男子被判谋杀罪并于1998年被执行死刑，而此男子生前坚称自己没有杀人。2015年3月，一位法官描述该县地检在起诉一起谋杀案时的表现，“令人遗憾地存在严重失职”，然后直接要求哈里斯的州总检察长办公室来接手该案。
　　对于司法、执法机构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身为州总检察长的哈里斯却表现出种种“护短”之举。在橘县地检风波上，她站到了舆论漩涡里的该县地检长托尼·瑞考卡斯托尼（Tony Rackauckas）一方，向法院提出申诉，并仅对手头的单起案件展开调查。
　　批评者认为她没有完全承担起追查、清理公诉检察官们行为不端的责任——“那本是身为总检察长的核心职责”。
　　“事实上，加州的司法、执法系统，包括监狱、公诉检察官和警方正处于四十年来最大的危机之中，”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法学教授乔纳森·西门（Jonathan Simon）说：“她（哈里斯）本来应该展现出更强的领导力。”
　　随着对哈里斯的失望和不信任与日俱增，前加州总检察长约翰·凡德·卡普、加州大学法学院院长艾文·乔姆伦斯基（Erwin Chemerinsky）等几位法律、学术界人士共同起草了一份给美国司法部门的信，请求联邦政府介入调查此案，共有20位前公诉检察官、法学教授、社会活动家参加联署。
　　“这里的司法体系已经失效很长一段时间了。据我所知，她什么都没做。”乔姆伦斯基批评说。
　　哈里斯的“克制”和沉默，却得到了全加州警方、各郡县治安官、地方公诉检察官们的普遍赞赏。
　　2016年哈里斯竞选联邦参议员时，《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了该州执法界的社团领袖们。他们称赞她在橘县事件中对地方检察官们的支持，以及她和减少判刑年限改革方案所保持的距离。他们也谈到她在是否取消死刑问题上对他们做出的许诺——2014年，哈里斯向联邦法院抗诉，反对它做出的加州死刑制度违宪的判决。这显然违背了她从政以来一直对外申明的原则和立场。
　　“她是不想在政治上树敌，尤其是和执法界。因为他们是影响竞选的一股重要势力。”一位资深政治观察者说，“她在从政早年就学习这一教训。”
　　2003年哈里斯竞选旧金山市地检长时，公开承诺在公诉中绝不诉求死刑判决。
　　次年4月，当她刚刚走马上任，一名年仅29岁的警官在执勤时被枪杀。旧金山市警察联合会随后向哈里斯施压，要求她在公诉时对嫌疑犯提交死刑判决的要求。但她拒绝了。当时，共有两千多名身着制服的警察出席了遇害警官的教堂葬礼，哈里斯坐在前排。联邦参议员戴安娜·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上台主持并致悼词，当场要求对凶手宣判死刑。警察们站起来鼓掌。但哈里斯顶住压力，凶手最后被判终身监禁。
　　“我们的成员永远都不会原谅哈里斯的。”警官联合会主席盖瑞·德拉格斯（Gary Delagnes）曾公开表达对她的不满和愤怒。
　　到2010年竞选州总检察长时，哈里斯感受到和加州警界结怨的严重后果。当时，执法界只有一个团体站出来为她背书。她最终以极其微弱的优势险胜来自共和党的竞选对手。一上任，她就着手搭建桥梁，修复和警方的关系。
　　她的着力经营，显然收获了丰厚的回报。等到2014年竞选连任时，她得到了几十个执法团体的背书和支持，很轻松地就拿下了“赛事”。
　　“事实上，哈里斯会拥抱具有进步主义色彩的司法公正和改革政策，但只在这么做对她是安全的时候，包括不会动摇到她在参议院的位子，以及当这些政策已经很受公众欢迎了。”旧金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巴泽隆（Lara Bazelon）犀利地指出，她曾是洛杉矶罗亚拉（Loyola）大学法学院无罪者援助项目的负责人。 　　哈里斯则更喜欢这样的表述：她可以履行自己的检察官职责，同时不背叛自己的“根”——即她一再强调自己童年时和底层民众的共同生活经历。她说自己清楚人们在体制外部争取变革的重要性，但她想从内部推动这些事，要“站在那张做决策的桌子前”。
　　然而，哈里斯在司法公正和改革等一系列重大议题上的前后矛盾、言行不一，最终成为一笔拖垮她总统竞选的政治“负资产”。
　　在2019年7月的底特律之夜后，哈里斯竞选总统的民调支持率不断滑落，一些早期对她怀有浓厚兴趣的潜在赞助人，也逐渐失去耐心。当年11月，哈里斯正式宣布退出总统竞选，“我的竞选活动只因缺乏财务支持而无法继续下去。”
　　法学教授巴泽隆分析了哈里斯的失败原因，认为她最大的失误是给自己贴上了一个“进步主义检察官”的标签。只要留心她从2003年至2015年身为旧金山市地检长、加州总检察长的历史表现，就可以知道她在司法公正和司法改革问题上是个中间派，“至少以今天的标准来看。”

　　“至于哈里斯为什么想要这个进步派的标签呢？——因为这是全美的潮流。在过去五年中，美国司法界的改革派在竞选中赢得了检察系统里的高位。他们无一例外在向公众许诺这样的信息：结束让富人受益的保释金制度，不再起诉情节轻微的毒品犯罪，许诺起诉那些对无枪平民开枪的警察——因为受害人大部分都是黑人或棕色人种。”
　　2020年5月，黑人乔治·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和随后在全美爆发、蔓延的“黑人命也重要”（Black life matters）抗议示威运动，成为扭转哈里斯政治前途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还是那句话：“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拜登的pick——“天选之女”

　　2020年8月11日，拜登通过个人推特和邮件正式对外宣布：“我是拜登，重大新闻：我已经选择卡玛拉·哈里斯为我的竞选搭档。我们将和你一起，打败特朗普。”
　　当年3月，拜登刚拿下民主党内总统候选人提名资格，就公开表示：他会挑选一位女性作为他的竞选搭档。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第四位主要政党推出女性为总统（副）候选人。除希拉里·克林顿外，一位是1984年参加竞选的杰拉尔丁·费拉罗，另一位是2008年的萨拉·佩林（Sarah Palin）
　　同时，拜登也声明：他会挑选一位比他年轻的副手，而且她必须“从第一天起就为承担总统之责做好了准备”。该年4月，拜登团体和民主党专门成立了负责审查副总统候选人资格的委员会。
　　委员会准备了一份十分冗长的筛选名单。据《纽约时报》报道：共有四名女性进入最后的名单：卡玛拉·哈里斯，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密歇根州长格瑞琴·威特默（Gretchen Whitmer）。最终锁定为哈里斯。
　　对于哈里斯，拜登的部分政治顾问一直持有保留意见——2019年竞争民主党内提名候选人的首场辩论，正是哈里斯对拜登发动了最凶猛、最具伤害力的攻势。
　　在那次辩论中，她抓住拜登在1970年代和右翼共和党参议员们一道反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校车计划”的旧事。按此计划，联邦政府通过公共校车接送中小学生到他们居住社区之外的学校上学，以强制手段来促进校园里的族裔融和。哈里斯然后动情地说：在她就读过的一所加州小学里就有一个融和班的小女孩，“那个小女孩就是我。”
　　猝不及防之下，拜登语无伦次起来。这场辩论让哈里斯赢得了自她参选以来最高光的时刻。随后几周，拜登民调支持率开始大幅跌落。
　　拜登的顾问们将哈里斯的这次进攻作为一种不甚光彩的“阴招”，尤其是当她自己都没法阐明她对“强制性校车计划”的清晰观点和立场。拜登夫人则把哈里斯对她丈夫的这一攻击，称为“朝腹部的一记重拳”。
　　拜登在之后和哈里斯的一场辩论中也遭遇过尴尬。当时，他口误称自己得到有史以来唯一一位由选举产生的非裔女参议员（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的支持。然后，哈里斯带着一种被激怒的语气回应说，“我站在这里。”
　　面对媒体时，拜登坦承两人关系因此留下一些瘀伤，但他说自己设法平息了内心的怨念，转而看重一个事实：哈里斯在担任加州总检察长期间，曾和他的次子博·拜登共过事，当时博是特拉华州的州总检察长。博于2015年因脑癌去世，年仅53岁。
　　“他们俩在和银行业一起作战时，关系亲近起来。通过和博的友谊，她开始了解乔·拜登。而乔听博谈起过哈里斯，同时也亲眼目睹她为维护他人的权益而战，对卡玛拉身上的顽强印象深刻。”在宣布竞选搭档人选后，拜登竞选团队在一份对外发布的新闻稿里如此描述。
　　在拜登挑选副手期间，多项民调显示：即使是持自由主义立场的选民以及非裔选民，他们多数认为族裔血统不应成为拜登考虑副总统人选的因素。但在2020年5月黑人青年弗洛伊德遇害后，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发生了剧变——抗议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随后席卷全国，频频出现了暴力流血事件。
　　为了打败特朗普，民主党似乎需要一位能够在体制性种族歧视、执法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上发言有威信的代言人。
　　具有资深检察官背景、同时拥有多族裔血统的哈里斯成为“天选之女”。
　　现年78岁的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位总统，即使是那些对他健康状况最乐观的政治盟友，也不认为他四年之后还有可能再寻求连任。
　　从这一角度，卡玛拉·哈里斯至少已被民主党元老们视作四年后可以带领他们在总统大选中再次获胜的第一人选。或许，还意味着更多……
　　在实行总统制的美国政治生活中，副总统是一个微妙的角色——它听起来显赫，实则像一个放在汽车后备箱里的“备胎”，基本上没有任何职权，除非在任总统遭遇死亡、重大健康问题或者入狱。
　　四获艾美奖的HBO政治讽刺剧《副总统》（VEEP ）里有一句犀利的台词——“如果说每一位州长心中都有一位等待破茧而出的总统的话，那每一位副总统的心中住的都是一个已经死透了的总统……至少是在任上的时候。”
　　但是，卡玛拉·哈里斯肯定不是。她在等待属于她的时刻，正如她一身白衣站在舞台中央发表全美演讲的那句结束词——“时刻准备好”。
　　“现在是真正工作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