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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表象上看，当代青少年文化五彩斑斓，读图化的认知方式和游戏化的语言方式表明青少年既趋向感性化认知，又寻求个性化的“自我”。深入分析会发现，由于受到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双重影响，青少年挣扎在“酷”与“痛”的边缘。面对青少年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学校应该构建开放型的价值目标体系，加强价值观教育的滤导功能，坚持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提高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
关键词：青少年文化；大众文化；社会化；自我同一性；价值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04-0004-06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就是人的人格及其生存状态的反映。在社会生活中，文化既具有人际沟通和理解的功能，也具有一种社会区隔作用，成为社会理解和整合的重要力量。青少年文化是青少年存在方式的直接体现。但长期以来，我们对青少年学生的关注，主要局限于其校内生活，而往往忽视了他们在校外的日常生活状态。学校教育起作用的一个重要中介就是学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教师不是与个别学生打交道，而是与特定的学生文化发生意义关联。学校教育工作要有效展开，需要深入了解学生生活的具体文化场域，了解特定的同辈文化的特征及其与青少年成长的关系。
一、当代青少年文化管窥
正确把握当代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必须走进他们的文化生活。因为只有在日常文化生活中，他们真实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等才会较为充分、自然地流淌出来。当代青少年的文化生活色彩斑斓，下面主要从青少年的认知取向与语言特点两方面解读青少年文化的特点，以窥其全貌。
（一）读图化的认知方式
图像作为传播信息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已经成为当代人们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当代青少年是伴随着电子传媒的发展而长大的一代。图形、图像成为他们阅读的主要内容。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主要是“看图”：看电影，看电视，看电脑，看动漫，而非阅读和实践。笔者主持的一项调查②结果显示，当前青少年学生接触名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剧（图1）。
当代青少年是真正的“读图一代”，有着明显的“图像依赖症”，习惯于图像化、视觉化的叙事方式，图像更能焕发他们的活力。他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减弱，尤其是对抽象的文字惟恐避之不及。图像世界因此成为当代“读图一代”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文化环境。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图像化”的生存方式中，文字和图像是一种倒转关系：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成人来说，他在童年认知世界的方式更多地先决于语言——无论是阅读还是听故事，都以语言为媒，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属于自己的想象，然后才看到影像作品。然而在当代，这个关系倒转过来。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图2）。
与文字阅读相比，“读图”有哪些特点？首先，文字重理性，图像重感性。较之文字，图像明显趋向于感性，它摒弃了理性主义的说教，转向感性快乐，排除了形式主义原则，并把符号与日常生活现成物等同起来。其次，文字具有想象性，图像具有既定性。图像具体性、形象性的特征决定了它所传达的信息的既定性。图像给人留下的遐想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人们对事物的多样性理解定格为“一”。再次，文字需要“静观”，图像需要“投入”。阅读需要读者沉浸在文字中与作者一起思维和体味，图像则显现出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几乎所有的图像所要表达的东西都是既定的，对于观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接受而不是思考。可见，文字和图像之间具有一种张力，二者相得益彰，彼此说明。但图像对文字可能造成曲解与转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将文字所要传达的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世界的图像化发展以及读图文化在当代青少年中的流行，对当代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的图像化一方面使当代青少年思维变得感性、肤浅，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当代青少年过于“早熟”。感性认知是青少年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但是，如果长期沉溺在感性化的认知中，就不利于青少年理性思维的发展，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感性认知大有取代理性认知的趋势，导致青少年满足于感官享受，失去了深层次的精神陶冶与对话；对感性认知的过度追求，往往会导致意义生活的丧失；读图对青少年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它过早地将各种成人的“秘密”以各种带有强烈视觉冲击性的图像大量呈现在青少年面前，从而加速了青少年的“早熟”。
（二）游戏化的表达方式
语言是青少年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语言是个体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蕴含着特定的情感类型和价值特征。青少年文化的诸多价值诉求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的。总体而言，当代青少年文化中的语言表达具有一种游戏化的特征。这种特征突出反映在以“大话文化”为表征的戏仿语言以及以“火星文”为基本形态的网络语言中。
1.“大话文化”
在当代青少年中，流行着诸多所谓时髦、时尚的诗词，而这些诗词大多源于对经典文化的任意改编。例如家喻户晓的《望庐山瀑布》，在有的青少年口中却变成了“日照香炉烤鸭店，鸡鸭鱼肉在眼前，口水流得三千尺，一摸口袋没带钱”的戏谑之词。实际上，青少年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就属于“大话文化”。它的要义在于通过对各种经典文本的戏仿、拼贴，颠覆这些文本所包含的话语秩序以及支撑这些话语秩序的审美原则、道德规范、文化秩序等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冒犯”的快感。
大话文化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互文性，即大话文化的构成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已有文本以及在此文本上经改造而诞生的新文本。新旧文本之间的落差是大话文化戏谑效果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对各种所谓“经典”文本的戏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通过各种戏仿、拼贴、并置和挪用，经典身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破，沦落为琐碎的日常事件。这种将经典去圣化的策略可称之为“降格”。为了实现落差效果的最大化，另一种策略是“升格”，即将日常事件拔高，赋之以崇高的色彩。如同戏剧中的小丑，让其穿上华丽的外衣，从而突出喜剧效果。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大话文化只不过是当代青少年自我情绪宣泄，寻求生活乐趣的一种消遣方式。当代青少年对于商品形式或自身外形的关注，主要目的就是要卸载掉身上太多的负担，寻求一种简单、原始的快乐。仅就这一点而言，对他们的成长就无不裨益。大话文化也是当代青少年冒犯社会权威，寻求文化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少年社会化所依据的社会文化资源主要是由年长一代的成年人所提供的。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兴起，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宰地位受到冲击，青少年由此找到了一种可以突破社会主导文化、精英文化限制的资源。在这种资源的武装下，他们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小心而大胆地冒犯代表社会权威的经典，以此来宣告自己存在的价值。
另外，青少年对经典的解构和戏仿本身就是一种“大话文化”的消费，其典型的符号意义在于它宣告了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人格的诞生。这种人格的突出心态就在于：世界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和偶像，一切都是不可以相信的。这种对权威、神圣的全盘否定态度和解构立场即使不直接指向某种特定的主流话语，也会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认同成为不可能。因此，青少年在“大话文化”的消费中破坏权威，张扬自我享乐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挖空了探索真理和建设价值的根基，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虚无主义的境地。
2.“火星文”
“3Q得orz”（感谢得五体投地）“莓兲想埝祢，巳宬S1种漝惯”（每天想念你，已成为一种习惯）。乍看上去，让人觉得云里雾里，而这就是时下“90后”在网络上最风行的语言———“火星文”。它们通常是由韩文、日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生僻字、符号等组合起来，同时夹杂外来用语、方言以及注音不选字的综合体，不明白用法的人阅读后完全无法了解其内容，好像在看火星人说话一样，所以被命名为“火星文”。“火星文”的流行离不开网络，网络自由、宽松的用语环境给喜欢标新立异、追求时尚、彰显个性的“N代”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理想平台。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的“江湖”，行走“江湖”就得有自己的“口令”，“火星文”就是“90后”行走“网络江湖”的“口令”，是网络的“通行证”。而“火星文”作为“90后”“网络江湖”的独特口令，种类繁多。
火星文之于青少年而言，主要是好玩和沟通。从青少年成长的身心特点来看，“火星文”是青少年阶段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游戏特征。青少年作为连接儿童与成人的过渡期，既保留着儿童时期所特有的天真烂漫，也开始展现成人社会的某些特质。“火星文”的出现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青少年对儿时游戏的继承和创新。
“火星文”也是青少年建构自我空间，保护隐私的重要策略。自我意识的空前高涨是青少年时期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其重要表征就是渴望并寻求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各种有关成长的秘密可以在这一独立的空间中安全地存放和品味。“火星文”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青少年隐私的安全性，从而获得一种独立于成人之外的自由空间。
“火星文”还是青少年建构身份、证明自我存在合法性的重要符号。“火星文”与规范性语言的最大区别就是其编码的随意性和个性化。这同它的创造者——“90后”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具有鲜明个性的青少年来说，深层的表现欲望被压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在网络中，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由此看来，看似缺乏规范的怪异的“火星文”反倒成为青少年文化的一种固有“规范”，成为青少年亚文化的特有符号系统。而且，作为边缘性社会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又不甘作为附属群体，他们总是以种种方式向社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火星文是青少年群体中一种独特的“江湖令”，是区分自己与成年人的重要标志。因此，火星文更多地是在同伴群体或个人空间中流行。
二、多元文化下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不管当代青少年文化呈现出何种特立独行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诉求，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总体文化环境的制约。如果看不到这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对当代青少年文化的理解就容易停留在表象上。实际上，当代青少年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受到多重文化力量的影响。其中，社会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最为突出的两股文化力量。
主导文化主要是指社会主流的正统文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成人文化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要求代表着社会合法的意识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外在的、刚性的、制度化的，其目的是让青少年一代积极融入到社会结构当中。在学校生活中，社会主导文化的要求就具体转化为各种学生守则、学业要求，等等。因此，对于主导文化，青少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较为被动、消极的学习和适应状态。从当前青少年的实际生活状态来看，他们在代表主导文化的校园生活中，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和控制。在主导文化面前，很多青少年都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以社会认可的“好学生”“好孩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大众文化借助现代传媒的高度渗透，已经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成了一种基本可以与主导文化分庭抗礼的文化形态，成为了青少年对抗主导文化压迫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代青少年也正是通过大众文化的消费实现与成人和社会的区隔，从而寻求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文化中，青少年寻求到的是一种近乎原始的、本能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由于主要诉诸感性，往往是短暂的。为了弥补这种快乐的流逝，青少年投入到更多的大众文化消费当中。这就像一只已经上好发条的闹钟，很难停歇下来。因为，每一次中断，都意味着一种更深的失落和孤独。
当代青少年文化正是在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夹缝中生存，试图发展出属于自我的独特文化形态。但现实是，青少年的企图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尚未找到平衡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节点。这也是正确认识当代青少年文化生存境遇的一个重要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青少年“自我”张扬的原因，一方面是没有一个权威型主导价值体系的约束；另一方面是他们从小就承载了父辈的过高期望，在激烈竞争（特别是学习上的竞争）的环境中长大。但是，当代青少年增强的自我意识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意识，甚至走向极端，而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我、找到自我。在他们张扬“自我”的“酷”下面，却是不能确定“自我”的“痛”——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迷惘和疏离、深入骨髓的无处言说的孤独和找寻自我的困惑和痛苦。 新精神分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认为，当个体发展到青年期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问题。所谓自我同一性是指青少年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是个人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而当代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一个权威性主导文化价值主体缺失、价值多元并且有“时空交错”特点的社会转型期进行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诸种性质有别、特征各异的因素共时态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导致他们无所适从，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不确定感，甚至出现迷茫、孤独和困惑。这使得他们建立自我同一性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
当代青少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念上的“酷”与“痛”的边缘，一方面，他们努力与别人不一样，张扬“自我”，真正地做“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历着“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并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努力成为理想中的人。当代青少年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对旧观念的消解，而缺乏建树的思路；这种对于个性的张扬更多的是凸显自我的特征，而缺乏内省的自觉。
在消费社会蓬勃兴起的今天，当代青少年通过时尚消费这种方式来建立自我同一性。他们通过符号消费来建构自我、彰显个性，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把一些看得并不那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殊不知，他们通过消费而建构的“自我”不过是商家通过传媒预先注入到商品中的符号意义而已，当人人都可以通过消费来获得这种“自我”和“个性”，那么，这种“个性”不过是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而已。这时候，“自我”变成了一个悖论，变成了商家和传媒甜蜜的诱饵和陷阱。这种试图通过消费来建立自我同一性的方式更像是从小在消费意识形态中浸染的当代青少年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是他们无法建立自我同一性的焦虑被商家和传媒成功地利用和引导的必然结果。但是当代青少年却懵懂不觉，重演着西西弗斯的悲剧——每天推滚消费之石却无法达到自我同一之顶。
就像上面分析的那样，当代青少年在追求“自我”的“酷”的同时却掩藏不了自我无法同一，梦想和现实分裂的孤独和迷茫的“痛”，他们希望通过时尚的消费来得到慰藉。但是这样的“扮酷”能得到的只是暂时的欢乐，回到现实，一切虚幻都化为乌有，伴随他们的将是来自心灵深处的超现实性与其生存空间的现实性的矛盾而带来的更强烈的“痛”。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他们通过时尚消费来“扮酷”的欲望和行动。
三、学校德育的路径优化
面对这样一批个性和缺点同样鲜明的青少年学生，学校教育工作者容易走向两个误区：一是不闻不问，认为他们和这些“另类”学生的代沟已深到无法沟通的地步，于是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待他们。二是强制，认为青少年学生叛逆、张扬的个性触犯了自己的权威，于是以强硬的态度和方式规训他们，试图让他们收敛个性，服从权威。这无疑是走向了两个极端：前者会使得青少年学生继续艰难地找寻自我，挣扎在“酷”与“痛”的边缘，甚至出现越轨行为。后者要么激起学生更强烈的反叛意识，要么培养出唯唯诺诺、唯上级命令是尊的“奴才型”人格学生，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背道而驰。
学校教育工作者首先要认识到现阶段青少年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是时代、社会和他们自身生理特点综合影响的结果。应该给予青少年更多的理解和关心，主动了解他们的心理，提供合理有效的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在多元价值冲突中学会正确选择，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建立自我同一性。
首先，学校应该认清青少年文化的特点，建立开放性的价值目标体系。
针对当代青少年文化的特点，学校应该构建一种与现代社会特质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帮助青少年树立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现代价值体系首先应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新的价值目标体系与现代发展要求相适应，而不固守某一种权威，这是由现代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学校教育所构建和秉承的价值信仰体系仍然保持传统的封闭模式，固守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和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势必会激起青少年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他们以其它的价值观抗拒学校主导文化价值的教育，加剧学生在多元价值环境中的价值混乱。
另外，这种现代价值体系也应是社会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互动和角色扮演过程中所承诺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对个体（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仅起着“基本原则”的导向作用，而不是直接统摄和左右个体（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即新的价值体系应该更多地强调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承诺与现代社会中 “基本原则”（如民主、开放、自由、个性和契约型信任等）的一致性，而在具体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支持上并非绝对性地只认可某一权威而排斥其它。事实上，多元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本身就意味着对异类和多元事物的认可和包容。因此，在现代社会，不同个体的价值信仰是以尊重他人和社会的价值信仰，即以认可多元价值为前提的。
其次，学校应加强价值观教育的滤导功能，坚持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
在开放多元的价值体系之中，学校对于多元价值观的滤导和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学校作为专门教育场所，应当通过对多元价值观的加工、整合、滤清和导向，加强核心价值和基本价值的教育，对青少年学生实施导向性教育。另一方面，青少年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教育如果放弃了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学生就很可能在多元价值冲突中不知所措，无法把握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不能很好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
“全球伦理”的确认为学校教育坚持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提供了支持。“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伦理共识，社会或早或晚都会受到混乱和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早或晚都会感到绝望”。[1]这种“全球伦理”是世界各国面临各种道德和价值观问题（如生态伦理问题、人口、发展、贫困）时得出的人类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如怎样看待生命、如何保护环境等，这些是学生需要具备的普遍和基本的价值规范，学校特别需要对青少年进行“全球伦理”的导向性教育。
再次，学校可以借鉴多样的教育方式，提高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
我国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比较重视观念性知识的系统灌输，而忽视对学生价值自觉能力的培养，这是需要改进的。在转型的社会中进行价值教育，关键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价值自觉能力是指个体以反省和批判的态度以及自觉的精神，自觉抵制和消除不良价值的影响，不断吸纳代表社会进步趋向的价值观念并使之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追求，并在价值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自觉性、自律性和创造性。价值自觉能力包括价值澄清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抗御能力、内化能力、应用与创新能力等。
在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激烈的急变社会中，培养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价值矛盾日益突出，70年代之后美国的学校就普遍重视和开展价值观教育。他们的价值观教育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出现了诸如价值澄清、道德推理、价值分析等不同的理论学派。价值澄清学派重视价值评价的能力和评价过程，认为价值教育不是要学生相信什么，最主要的是帮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价值的意义，能理智地检查自己的行为型式。道德推理学派则注重学生道德认识与推理能力的建立，通过建立推理能力，使学生的道德水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价值分析学派主要关注事物的合理性，他们的价值分析模式是把价值观的矛盾作为中心，以分析、比较、辨识等方法，要求学生在弄清矛盾的性质之后，才作出回应，强调分析、比较、辨识等能力。这些理论学说无疑为我国学校开展价值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在当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充分发挥价值引导的教育作用，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探索机会，使他们能够克服特殊的历史带给他们的那些弱点，在执著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德]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
责任编辑 徐向阳
关键词：青少年文化；大众文化；社会化；自我同一性；价值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3）04-0004-06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文化就是人的人格及其生存状态的反映。在社会生活中，文化既具有人际沟通和理解的功能，也具有一种社会区隔作用，成为社会理解和整合的重要力量。青少年文化是青少年存在方式的直接体现。但长期以来，我们对青少年学生的关注，主要局限于其校内生活，而往往忽视了他们在校外的日常生活状态。学校教育起作用的一个重要中介就是学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教师不是与个别学生打交道，而是与特定的学生文化发生意义关联。学校教育工作要有效展开，需要深入了解学生生活的具体文化场域，了解特定的同辈文化的特征及其与青少年成长的关系。
一、当代青少年文化管窥
正确把握当代青少年的思想状况，必须走进他们的文化生活。因为只有在日常文化生活中，他们真实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审美观等才会较为充分、自然地流淌出来。当代青少年的文化生活色彩斑斓，下面主要从青少年的认知取向与语言特点两方面解读青少年文化的特点，以窥其全貌。
（一）读图化的认知方式
图像作为传播信息最主要的载体之一，已经成为当代人们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方式。当代青少年是伴随着电子传媒的发展而长大的一代。图形、图像成为他们阅读的主要内容。他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主要是“看图”：看电影，看电视，看电脑，看动漫，而非阅读和实践。笔者主持的一项调查②结果显示，当前青少年学生接触名著的最主要方式就是通过电影或电视剧（图1）。
当代青少年是真正的“读图一代”，有着明显的“图像依赖症”，习惯于图像化、视觉化的叙事方式，图像更能焕发他们的活力。他们对文字阅读的兴趣减弱，尤其是对抽象的文字惟恐避之不及。图像世界因此成为当代“读图一代”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文化环境。更重要的是，在他们“图像化”的生存方式中，文字和图像是一种倒转关系：一般而言，对于一个成人来说，他在童年认知世界的方式更多地先决于语言——无论是阅读还是听故事，都以语言为媒，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属于自己的想象，然后才看到影像作品。然而在当代，这个关系倒转过来。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以电视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已经成为当代青少年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图2）。
与文字阅读相比，“读图”有哪些特点？首先，文字重理性，图像重感性。较之文字，图像明显趋向于感性，它摒弃了理性主义的说教，转向感性快乐，排除了形式主义原则，并把符号与日常生活现成物等同起来。其次，文字具有想象性，图像具有既定性。图像具体性、形象性的特征决定了它所传达的信息的既定性。图像给人留下的遐想空间是极其有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把人们对事物的多样性理解定格为“一”。再次，文字需要“静观”，图像需要“投入”。阅读需要读者沉浸在文字中与作者一起思维和体味，图像则显现出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几乎所有的图像所要表达的东西都是既定的，对于观众而言，他们更多地是接受而不是思考。可见，文字和图像之间具有一种张力，二者相得益彰，彼此说明。但图像对文字可能造成曲解与转义，从而不可避免地将文字所要传达的思想简单化、庸俗化。
世界的图像化发展以及读图文化在当代青少年中的流行，对当代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世界的图像化一方面使当代青少年思维变得感性、肤浅，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当代青少年过于“早熟”。感性认知是青少年把握世界的重要方式，但是，如果长期沉溺在感性化的认知中，就不利于青少年理性思维的发展，还会产生新的问题：感性认知大有取代理性认知的趋势，导致青少年满足于感官享受，失去了深层次的精神陶冶与对话；对感性认知的过度追求，往往会导致意义生活的丧失；读图对青少年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它过早地将各种成人的“秘密”以各种带有强烈视觉冲击性的图像大量呈现在青少年面前，从而加速了青少年的“早熟”。
（二）游戏化的表达方式
语言是青少年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后现代的观点来看，语言是个体存在的重要方式之一，蕴含着特定的情感类型和价值特征。青少年文化的诸多价值诉求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话语方式表达出来的。总体而言，当代青少年文化中的语言表达具有一种游戏化的特征。这种特征突出反映在以“大话文化”为表征的戏仿语言以及以“火星文”为基本形态的网络语言中。
1.“大话文化”
在当代青少年中，流行着诸多所谓时髦、时尚的诗词，而这些诗词大多源于对经典文化的任意改编。例如家喻户晓的《望庐山瀑布》，在有的青少年口中却变成了“日照香炉烤鸭店，鸡鸭鱼肉在眼前，口水流得三千尺，一摸口袋没带钱”的戏谑之词。实际上，青少年这种话语表达方式就属于“大话文化”。它的要义在于通过对各种经典文本的戏仿、拼贴，颠覆这些文本所包含的话语秩序以及支撑这些话语秩序的审美原则、道德规范、文化秩序等意识形态化的东西，从而获得一种“冒犯”的快感。
大话文化的首要特征在于它的互文性，即大话文化的构成必须依赖于特定的已有文本以及在此文本上经改造而诞生的新文本。新旧文本之间的落差是大话文化戏谑效果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对各种所谓“经典”文本的戏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策略。通过各种戏仿、拼贴、并置和挪用，经典身上的神圣光环被打破，沦落为琐碎的日常事件。这种将经典去圣化的策略可称之为“降格”。为了实现落差效果的最大化，另一种策略是“升格”，即将日常事件拔高，赋之以崇高的色彩。如同戏剧中的小丑，让其穿上华丽的外衣，从而突出喜剧效果。 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大话文化只不过是当代青少年自我情绪宣泄，寻求生活乐趣的一种消遣方式。当代青少年对于商品形式或自身外形的关注，主要目的就是要卸载掉身上太多的负担，寻求一种简单、原始的快乐。仅就这一点而言，对他们的成长就无不裨益。大话文化也是当代青少年冒犯社会权威，寻求文化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青少年社会化所依据的社会文化资源主要是由年长一代的成年人所提供的。随着大众文化的蓬勃兴起，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主宰地位受到冲击，青少年由此找到了一种可以突破社会主导文化、精英文化限制的资源。在这种资源的武装下，他们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小心而大胆地冒犯代表社会权威的经典，以此来宣告自己存在的价值。
另外，青少年对经典的解构和戏仿本身就是一种“大话文化”的消费，其典型的符号意义在于它宣告了一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人格的诞生。这种人格的突出心态就在于：世界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和偶像，一切都是不可以相信的。这种对权威、神圣的全盘否定态度和解构立场即使不直接指向某种特定的主流话语，也会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认同成为不可能。因此，青少年在“大话文化”的消费中破坏权威，张扬自我享乐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挖空了探索真理和建设价值的根基，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虚无主义的境地。
2.“火星文”
“3Q得orz”（感谢得五体投地）“莓兲想埝祢，巳宬S1种漝惯”（每天想念你，已成为一种习惯）。乍看上去，让人觉得云里雾里，而这就是时下“90后”在网络上最风行的语言———“火星文”。它们通常是由韩文、日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生僻字、符号等组合起来，同时夹杂外来用语、方言以及注音不选字的综合体，不明白用法的人阅读后完全无法了解其内容，好像在看火星人说话一样，所以被命名为“火星文”。“火星文”的流行离不开网络，网络自由、宽松的用语环境给喜欢标新立异、追求时尚、彰显个性的“N代”人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的理想平台。网络就是一个虚拟的“江湖”，行走“江湖”就得有自己的“口令”，“火星文”就是“90后”行走“网络江湖”的“口令”，是网络的“通行证”。而“火星文”作为“90后”“网络江湖”的独特口令，种类繁多。
火星文之于青少年而言，主要是好玩和沟通。从青少年成长的身心特点来看，“火星文”是青少年阶段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具有明显的游戏特征。青少年作为连接儿童与成人的过渡期，既保留着儿童时期所特有的天真烂漫，也开始展现成人社会的某些特质。“火星文”的出现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青少年对儿时游戏的继承和创新。
“火星文”也是青少年建构自我空间，保护隐私的重要策略。自我意识的空前高涨是青少年时期一个重要的心理特征。其重要表征就是渴望并寻求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各种有关成长的秘密可以在这一独立的空间中安全地存放和品味。“火星文”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青少年隐私的安全性，从而获得一种独立于成人之外的自由空间。
“火星文”还是青少年建构身份、证明自我存在合法性的重要符号。“火星文”与规范性语言的最大区别就是其编码的随意性和个性化。这同它的创造者——“90后”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具有鲜明个性的青少年来说，深层的表现欲望被压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在网络中，这种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由此看来，看似缺乏规范的怪异的“火星文”反倒成为青少年文化的一种固有“规范”，成为青少年亚文化的特有符号系统。而且，作为边缘性社会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又不甘作为附属群体，他们总是以种种方式向社会显示自己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火星文是青少年群体中一种独特的“江湖令”，是区分自己与成年人的重要标志。因此，火星文更多地是在同伴群体或个人空间中流行。
二、多元文化下的自我同一性危机
不管当代青少年文化呈现出何种特立独行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诉求，都不可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总体文化环境的制约。如果看不到这种制约因素的存在，对当代青少年文化的理解就容易停留在表象上。实际上，当代青少年文化的诞生和发展，受到多重文化力量的影响。其中，社会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是最为突出的两股文化力量。
主导文化主要是指社会主流的正统文化，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成人文化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文化要求代表着社会合法的意识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外在的、刚性的、制度化的，其目的是让青少年一代积极融入到社会结构当中。在学校生活中，社会主导文化的要求就具体转化为各种学生守则、学业要求，等等。因此，对于主导文化，青少年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较为被动、消极的学习和适应状态。从当前青少年的实际生活状态来看，他们在代表主导文化的校园生活中，更多感受到的是一种压抑和控制。在主导文化面前，很多青少年都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以社会认可的“好学生”“好孩子”的标准要求自己。
大众文化借助现代传媒的高度渗透，已经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变成了一种基本可以与主导文化分庭抗礼的文化形态，成为了青少年对抗主导文化压迫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代青少年也正是通过大众文化的消费实现与成人和社会的区隔，从而寻求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这种文化中，青少年寻求到的是一种近乎原始的、本能的快乐。然而，这种快乐由于主要诉诸感性，往往是短暂的。为了弥补这种快乐的流逝，青少年投入到更多的大众文化消费当中。这就像一只已经上好发条的闹钟，很难停歇下来。因为，每一次中断，都意味着一种更深的失落和孤独。
当代青少年文化正是在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夹缝中生存，试图发展出属于自我的独特文化形态。但现实是，青少年的企图在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在路上”的状态，尚未找到平衡主导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节点。这也是正确认识当代青少年文化生存境遇的一个重要线索。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青少年“自我”张扬的原因，一方面是没有一个权威型主导价值体系的约束；另一方面是他们从小就承载了父辈的过高期望，在激烈竞争（特别是学习上的竞争）的环境中长大。但是，当代青少年增强的自我意识更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意识，甚至走向极端，而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我、找到自我。在他们张扬“自我”的“酷”下面，却是不能确定“自我”的“痛”——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迷惘和疏离、深入骨髓的无处言说的孤独和找寻自我的困惑和痛苦。 新精神分析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埃里克森认为，当个体发展到青年期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建立自我同一性的问题。所谓自我同一性是指青少年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也是个人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而当代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是在一个权威性主导文化价值主体缺失、价值多元并且有“时空交错”特点的社会转型期进行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诸种性质有别、特征各异的因素共时态地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导致他们无所适从，不可避免地产生某种不确定感，甚至出现迷茫、孤独和困惑。这使得他们建立自我同一性更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
当代青少年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念上的“酷”与“痛”的边缘，一方面，他们努力与别人不一样，张扬“自我”，真正地做“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经历着“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并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是谁，在社会上应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将来准备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努力成为理想中的人。当代青少年的自我意识更多的是对旧观念的消解，而缺乏建树的思路；这种对于个性的张扬更多的是凸显自我的特征，而缺乏内省的自觉。
在消费社会蓬勃兴起的今天，当代青少年通过时尚消费这种方式来建立自我同一性。他们通过符号消费来建构自我、彰显个性，摆脱“这类”而加入“另类”，把一些看得并不那么顺眼的东西标上“非我族类”的标签。殊不知，他们通过消费而建构的“自我”不过是商家通过传媒预先注入到商品中的符号意义而已，当人人都可以通过消费来获得这种“自我”和“个性”，那么，这种“个性”不过是阿多诺提出的“伪个性”而已。这时候，“自我”变成了一个悖论，变成了商家和传媒甜蜜的诱饵和陷阱。这种试图通过消费来建立自我同一性的方式更像是从小在消费意识形态中浸染的当代青少年的集体无意识行为，是他们无法建立自我同一性的焦虑被商家和传媒成功地利用和引导的必然结果。但是当代青少年却懵懂不觉，重演着西西弗斯的悲剧——每天推滚消费之石却无法达到自我同一之顶。
就像上面分析的那样，当代青少年在追求“自我”的“酷”的同时却掩藏不了自我无法同一，梦想和现实分裂的孤独和迷茫的“痛”，他们希望通过时尚的消费来得到慰藉。但是这样的“扮酷”能得到的只是暂时的欢乐，回到现实，一切虚幻都化为乌有，伴随他们的将是来自心灵深处的超现实性与其生存空间的现实性的矛盾而带来的更强烈的“痛”。这又会进一步强化他们通过时尚消费来“扮酷”的欲望和行动。
三、学校德育的路径优化
面对这样一批个性和缺点同样鲜明的青少年学生，学校教育工作者容易走向两个误区：一是不闻不问，认为他们和这些“另类”学生的代沟已深到无法沟通的地步，于是以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待他们。二是强制，认为青少年学生叛逆、张扬的个性触犯了自己的权威，于是以强硬的态度和方式规训他们，试图让他们收敛个性，服从权威。这无疑是走向了两个极端：前者会使得青少年学生继续艰难地找寻自我，挣扎在“酷”与“痛”的边缘，甚至出现越轨行为。后者要么激起学生更强烈的反叛意识，要么培养出唯唯诺诺、唯上级命令是尊的“奴才型”人格学生，与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背道而驰。
学校教育工作者首先要认识到现阶段青少年学生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行为是时代、社会和他们自身生理特点综合影响的结果。应该给予青少年更多的理解和关心，主动了解他们的心理，提供合理有效的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在多元价值冲突中学会正确选择，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建立自我同一性。
首先，学校应该认清青少年文化的特点，建立开放性的价值目标体系。
针对当代青少年文化的特点，学校应该构建一种与现代社会特质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帮助青少年树立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现代价值体系首先应该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新的价值目标体系与现代发展要求相适应，而不固守某一种权威，这是由现代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学校教育所构建和秉承的价值信仰体系仍然保持传统的封闭模式，固守那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和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整合程度比较低，势必会激起青少年学生的逆反心理，导致他们以其它的价值观抗拒学校主导文化价值的教育，加剧学生在多元价值环境中的价值混乱。
另外，这种现代价值体系也应是社会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互动和角色扮演过程中所承诺和遵循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对个体（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仅起着“基本原则”的导向作用，而不是直接统摄和左右个体（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即新的价值体系应该更多地强调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承诺与现代社会中 “基本原则”（如民主、开放、自由、个性和契约型信任等）的一致性，而在具体的行为方式和文化支持上并非绝对性地只认可某一权威而排斥其它。事实上，多元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本身就意味着对异类和多元事物的认可和包容。因此，在现代社会，不同个体的价值信仰是以尊重他人和社会的价值信仰，即以认可多元价值为前提的。
其次，学校应加强价值观教育的滤导功能，坚持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
在开放多元的价值体系之中，学校对于多元价值观的滤导和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学校作为专门教育场所，应当通过对多元价值观的加工、整合、滤清和导向，加强核心价值和基本价值的教育，对青少年学生实施导向性教育。另一方面，青少年学生正处在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教育如果放弃了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学生就很可能在多元价值冲突中不知所措，无法把握最基本的核心价值，不能很好地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
“全球伦理”的确认为学校教育坚持基本价值的一元导向提供了支持。“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没有这样一种伦理共识，社会或早或晚都会受到混乱和独裁的威胁，而个人或早或晚都会感到绝望”。[1]这种“全球伦理”是世界各国面临各种道德和价值观问题（如生态伦理问题、人口、发展、贫困）时得出的人类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如怎样看待生命、如何保护环境等，这些是学生需要具备的普遍和基本的价值规范，学校特别需要对青少年进行“全球伦理”的导向性教育。
再次，学校可以借鉴多样的教育方式，提高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
我国学校的价值观教育比较重视观念性知识的系统灌输，而忽视对学生价值自觉能力的培养，这是需要改进的。在转型的社会中进行价值教育，关键要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价值自觉能力是指个体以反省和批判的态度以及自觉的精神，自觉抵制和消除不良价值的影响，不断吸纳代表社会进步趋向的价值观念并使之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理想和追求，并在价值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较强的自觉性、自律性和创造性。价值自觉能力包括价值澄清能力、分析能力、推理能力、抗御能力、内化能力、应用与创新能力等。
在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激烈的急变社会中，培养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例如，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各种价值矛盾日益突出，70年代之后美国的学校就普遍重视和开展价值观教育。他们的价值观教育比较重视培养学生的价值自觉能力，出现了诸如价值澄清、道德推理、价值分析等不同的理论学派。价值澄清学派重视价值评价的能力和评价过程，认为价值教育不是要学生相信什么，最主要的是帮助学生更清楚地认识价值的意义，能理智地检查自己的行为型式。道德推理学派则注重学生道德认识与推理能力的建立，通过建立推理能力，使学生的道德水平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价值分析学派主要关注事物的合理性，他们的价值分析模式是把价值观的矛盾作为中心，以分析、比较、辨识等方法，要求学生在弄清矛盾的性质之后，才作出回应，强调分析、比较、辨识等能力。这些理论学说无疑为我国学校开展价值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在当代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充分发挥价值引导的教育作用，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为他们创造丰富多彩的探索机会，使他们能够克服特殊的历史带给他们的那些弱点，在执著追求自我、实现自我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1][德]孔汉思，库舍尔.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M].何光沪，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2.
责任编辑 徐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