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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富有时代意识和革命意识的知识分子，李达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过程中，从唯物史观切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亲身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积极思考和探索。虽然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是初步的，但这并不影响其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作出的杰出思想理论贡献。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初期；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1-0013-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的理论。建党初期，李达和其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着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积极思考和努力探索。
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
有人曾说过，李达是一位播扬马克思主义火种、照耀人民前进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中，李达着重从唯物史观切入，比较系统、完整和准确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给中国劳动者运送革命的思想武器，李达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这是他的第一本哲学译著，由中华书局于1921年5月出版。他在“译者附言”中说：“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凡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把这本书读两遍不可”。这部书是李达用德文本和日文本两书对照译的，“可算是完全译本”。在《唯物史观要旨》这篇附录中，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作了扼要说明，并着重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和恩格斯1888年1月为出版《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所写《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中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在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其缺乏、一些先进分子包括某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唯物史观解说》这部译著的出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正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署名文章评介所说：“一部重大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不是思想界一件小事。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现在经李达君转译成我国的文字，我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中除我以外，一定还有许多人感谢李君为他们做完了这件工作。”[1]这部译著至1936年8月，共印行了14次，足见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影响之广大。
李达根据自己当时所能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给予了旗帜鲜明的答复，也作了比较完整、准确的论述。例如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组织自由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2]“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3]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他解说道：“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4]他的这种精辟概括，从根本原理上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使得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思想基础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交替之际，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以梁启超为首领、张东荪为主将的“研究系”，这是一个标榜“社会主义”、而实际鼓吹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针对这种情况，一批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与梁启超、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李达是这次论战的主将，他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对张东荪等予以迎头痛击。1921年4月，李达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公》一文，这是当时最系统最有分量最有代表性的论战文章。该文不仅明确指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而且文章就几个最根本的问题痛斥了梁启超的谬论。首先，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无法均产”；二是“劳动阶级不存在”。由此断言，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是“毁灭社会”的“游民运动”。针对这种谬论，李达论证了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制度永远铲除”，“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而不是在现存制度下搞均产。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不是没有劳动阶级，而是劳动过剩，所谓“游民”实际上就是“失业的劳动者”，李达得出结论说：“中国当时的社会实况虽与欧美有不同，而社会主义的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5]其次，指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资本家“开发实业”，使“游民”有工可做，只有通过这个途径“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才有“凭借”。李达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这种妄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若忧劳动者没有发达的生产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若说劳动者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他嘲笑所谓先“造”劳动阶级再行社会主义的欺人之谈，同为了解放天然足的女子而故意为她缠足一样荒唐。李达还分析了国际环境，指出：“中国是万国大战的商场。”因此，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糟糕到极点”的“空想”。再次，李达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是社会革命。梁启超说提倡资本主义“原属不得已之法”，认为“矫正”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是，一方面促使资本家“觉悟”，不再“掠夺太过”；另一方面劝说劳动者不再反对资本家。李达揭穿了梁启超“巧言饰词”的实质是社会改良主义。对于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把自由竞争和私有制这个“万恶的根源”完全撤废，实行社会根本改造的手段只能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为突发的猛烈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6]
20世纪2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起来，刊物、团体和流派不断增多，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的重要思想理论障碍。李达在批判研究系的同时，又积极投入到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短言》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的《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剖》两篇文章，在这场论战中起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作用。首先，李达集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生产和分配上的错误观点。在生产上，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而无政府主义则要将一切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管理。由此造成“无政府状态”，“混乱状态”，必然使社会成员受到伤害。因此，“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在分配问题上，李达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分配观，即绝对平均主义和“各取所需”。他主张“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并加以“限制”。其次，李达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本质，深刻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是个人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共产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不足之点。再次，李达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国家和自由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在国家问题上，李达指出无政府主义“各分派的共通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他在批判这个谬论时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在同其他各种思潮的激烈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排除了障碍、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这个过程中，李达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1920年夏，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的方便，李达住在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里。他曾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7]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中共上海发起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总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1921年2月间，李汉俊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职务。于是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负责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胜利召开，李达因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译著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思考和努力探索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早在五四时期，李达就开始探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了。考虑到中国要比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他认为在中国干社会革命的人，应努力学习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善于应用马克思学说于落后的俄国的经验，“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去实行去做”[8]。
李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但他最早在文章中论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实质。1923年5月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运动的方案，“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要以“唯物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的出路”。[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达认为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产业的情况和文化程度”，[10]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
李达通过“社会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相联系。1923年的七八月间李达扬弃了曾经持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偏见，开始比较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11]在《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1923年7月）一文中，李达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中国现代化所不能逃出的“公例”，即承认了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及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军阀势力，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此，李达已经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即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具有一致的利益。在《社会主义与江亢虎》（1923年8月）一文中，李达则肯定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连续性和必然性，但又认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这种连续性的前提。“在当时李达所处的1923年，能够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视为同一的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并将发展生产力作为联系二者的中间环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见解”[12]，在理论上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认识还是初步的。理论不足，对国情了解不够，革命时间太短又缺乏实际，李达未能正确解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步骤等问题，也分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而把整个资产阶级都当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几乎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缺陷。这种难以避免的理论上的缺陷，不能抹杀李达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建树的重大历史功绩。
参考文献：
[1]泽民.看了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以后[N].民国日报：觉悟，1921-7-14.
[2][3][4][5][6][8][10]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47-50.31.62.72-73.56.205-215.
[7]李达自传[Z].1949.
[9]李达.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J].新时代：第1卷第2号.1923-5-15.
[11][12]苏志宏.李达思想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23.24.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李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党初期；贡献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1-0013-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能够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的理论。建党初期，李达和其他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着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过积极思考和努力探索。
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理论基础
有人曾说过，李达是一位播扬马克思主义火种、照耀人民前进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播火者”。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研究中，李达着重从唯物史观切入，比较系统、完整和准确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为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了给中国劳动者运送革命的思想武器，李达在日本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一书。这是他的第一本哲学译著，由中华书局于1921年5月出版。他在“译者附言”中说：“这部书是荷兰人郭泰为荷兰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凡是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人”，“至少非把这本书读两遍不可”。这部书是李达用德文本和日文本两书对照译的，“可算是完全译本”。在《唯物史观要旨》这篇附录中，李达对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重大意义作了扼要说明，并着重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论述，主要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和恩格斯1888年1月为出版《共产党宣言》英译本所写《序言》中有关唯物史观最精辟的论述辑录在一起，这对我国的先进分子直接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述中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很有作用的。在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极其缺乏、一些先进分子包括某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不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的情况下，《唯物史观解说》这部译著的出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正如《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的署名文章评介所说：“一部重大著作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不是思想界一件小事。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现在经李达君转译成我国的文字，我知道二十世纪的中国读者中除我以外，一定还有许多人感谢李君为他们做完了这件工作。”[1]这部译著至1936年8月，共印行了14次，足见受欢迎的程度以及影响之广大。
李达根据自己当时所能理解和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对马克思主义一系列根本问题都给予了旗帜鲜明的答复，也作了比较完整、准确的论述。例如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他指出：“社会主义主张推倒资本主义，废止财产私有，把一切工厂一切机器一切原料都归劳动者手中管理，由劳动者组织自由联合会，共同制造货物。”[2]“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以自由平等为根据。”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3]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他解说道：“马克思主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非妥协的，是国际的，是主张劳动专政的”；“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4]他的这种精辟概括，从根本原理上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使得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在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在不断发展的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思想基础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交替之际，在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了以梁启超为首领、张东荪为主将的“研究系”，这是一个标榜“社会主义”、而实际鼓吹资本主义的政治派别。针对这种情况，一批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和《共产党》月刊为主要阵地，与梁启超、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展开了论战。李达是这次论战的主将，他先后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等文章，对张东荪等予以迎头痛击。1921年4月，李达发表了《论社会主义并质问梁公》一文，这是当时最系统最有分量最有代表性的论战文章。该文不仅明确指出这场争论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反社会主义”之争，而且文章就几个最根本的问题痛斥了梁启超的谬论。首先，论证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实业不发达”，“产品贫乏无法均产”；二是“劳动阶级不存在”。由此断言，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只能是“毁灭社会”的“游民运动”。针对这种谬论，李达论证了社会主义的任务是“把这种自由竞争和私有财产制度永远铲除”，“建设永久的共产社会”，而不是在现存制度下搞均产。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不是没有劳动阶级，而是劳动过剩，所谓“游民”实际上就是“失业的劳动者”，李达得出结论说：“中国当时的社会实况虽与欧美有不同，而社会主义的原则却无有不同，而且又不能独异的。”[5]其次，指出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梁启超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资本家“开发实业”，使“游民”有工可做，只有通过这个途径“造成”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才有“凭借”。李达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这种妄说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若忧劳动者没有发达的生产资本，那时资本却在劳动者自己身上。”“若说劳动者在起初毕竟少不得金钱的资本，那么资本家的金钱本来是要归还给劳动者的。”他嘲笑所谓先“造”劳动阶级再行社会主义的欺人之谈，同为了解放天然足的女子而故意为她缠足一样荒唐。李达还分析了国际环境，指出：“中国是万国大战的商场。”因此，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糟糕到极点”的“空想”。再次，李达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是社会革命。梁启超说提倡资本主义“原属不得已之法”，认为“矫正”资本主义弊病的方法是，一方面促使资本家“觉悟”，不再“掠夺太过”；另一方面劝说劳动者不再反对资本家。李达揭穿了梁启超“巧言饰词”的实质是社会改良主义。对于这个关系到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运动要“铲除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把自由竞争和私有制这个“万恶的根源”完全撤废，实行社会根本改造的手段只能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中国革命的唯一出路，就是“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为突发的猛烈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6]
20世纪20年代初，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起来，刊物、团体和流派不断增多，成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建党的重要思想理论障碍。李达在批判研究系的同时，又积极投入到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他主编的《共产党》月刊从第一期到第五期的《短言》都批判了无政府主义。他的《社会革命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剖》两篇文章，在这场论战中起了非常突出的重要作用。首先，李达集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生产和分配上的错误观点。在生产上，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有时因生产机关的种类不同，或移归地方管理。”而无政府主义则要将一切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管理。由此造成“无政府状态”，“混乱状态”，必然使社会成员受到伤害。因此，“非有中央权力去干涉不可”。在分配问题上，李达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分配观，即绝对平均主义和“各取所需”。他主张“借助货币的形式分配生产物”，并加以“限制”。其次，李达抓住了问题的主要本质，深刻地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是个人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当时共产主义者在这场论战中的不足之点。再次，李达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国家和自由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在国家问题上，李达指出无政府主义“各分派的共通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力”。他在批判这个谬论时阐明了两个观点：第一，要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第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完全必要的。
正是在同其他各种思潮的激烈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步的思想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排除了障碍、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组织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在这个过程中，李达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1920年夏，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东京回国。他先去上海拜访了陈独秀，得知陈独秀与李汉俊正在积极筹建中国共产党，他欣然接受了陈独秀的邀请。为了工作的方便，李达住在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社里。他曾回忆道：“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就邀请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八人。”[7]1920年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俞秀松在《新青年》杂志社开会，正式成立了上海“共产党”，即中共上海发起组，并推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中共上海发起组积极联络在全国各地筹建其他地方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1920年12月，应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请，陈独秀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总书记的职务由李汉俊代理。1921年2月间，李汉俊辞去了代理总书记的职务，把党内的名单及一切文件交给了李达，要李达代理书记职务。于是从1921年2月到中共“一大”召开，李达一直代理总书记的职务并负责中共“一大”的发起与组织工作。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胜利召开，李达因负责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筹备工作，又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代理书记，译著过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选为宣传主任。
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积极思考和努力探索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早在五四时期，李达就开始探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了。考虑到中国要比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他认为在中国干社会革命的人，应努力学习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善于应用马克思学说于落后的俄国的经验，“不必专受理论上的拘束，要努力去实行去做”[8]。
李达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但他最早在文章中论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思想实质。1923年5月他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为中国共产党筹划在中国如何进行革命运动的方案，“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要以“唯物辩证法来考察中国的出路”。[9]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达认为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国情”，即“当时产业的情况和文化程度”，[10]认为中国应该实行社会主义。
李达通过“社会革命”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相联系。1923年的七八月间李达扬弃了曾经持有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不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偏见，开始比较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具体国情。[11]在《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1923年7月）一文中，李达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是中国现代化所不能逃出的“公例”，即承认了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经济势力以及与之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军阀势力，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此，李达已经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即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方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具有一致的利益。在《社会主义与江亢虎》（1923年8月）一文中，李达则肯定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连续性和必然性，但又认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是这种连续性的前提。“在当时李达所处的1923年，能够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视为同一的社会发展的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并将发展生产力作为联系二者的中间环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见解”[12]，在理论上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李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认识还是初步的。理论不足，对国情了解不够，革命时间太短又缺乏实际，李达未能正确解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革命步骤等问题，也分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而把整个资产阶级都当作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这几乎是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共同缺陷。这种难以避免的理论上的缺陷，不能抹杀李达在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所建树的重大历史功绩。
参考文献：
[1]泽民.看了郭泰底《唯物史观解说》以后[N].民国日报：觉悟，1921-7-14.
[2][3][4][5][6][8][10]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40.47-50.31.62.72-73.56.205-215.
[7]李达自传[Z].1949.
[9]李达.马克思主义学说与中国[J].新时代：第1卷第2号.1923-5-15.
[11][12]苏志宏.李达思想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23.24.
作者单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