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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写鲁迅在东京的饮茶习惯时说：“鲁迅在写作时，习惯随时喝茶，又要开水。所以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就是三伏天，也还要火炉：这是一个炭钵，外有方形木匣，炭中放着铁三脚架，以便安放开水壶。茶壶照例只是急须，与潮人喝工夫茶相仿，泡一壶茶只可二三人各为一杯罢了。因此屡次加水，不久淡了，便须更换新茶叶。”文中所说的“急须”，指的是侧把茶壶，日语称茶壶为“急须”。
“急须”作为茶器名称，最早见于宋代诗人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诗：“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自注曰：“急须，东南之茶器。”根据“一簇蝇声急须腹”的描写不难推测，这被称为“急须”的茶器，应该是煮水或煮茶的器具。但是，黄裳之后，似乎没有把茶器称为“急须”的记载。
闽南人所说的“急烧”，是侧把的煎药陶罐，至今仍在使用。而“急烧”这一名称曾被日本人借用了100多年。17世纪中叶，随着隐元禅师东渡，散茶饮用法进入日本人的饮茶生活。早期的日本散茶因制茶工艺中没有揉捻的工序，都是放在锅釜中煎煮的煎饮散茶。一开始日本人用名为“土瓶”的提梁式陶罐煮茶，用竹藤等材料做成的提把虽然便于悬挂在围炉上方使用，但不能随意移动。于是，中国东南地区用于烹茶的小泥炉和侧把砂受到了日本茶人的青睐。他们根据闽南话的发音，把侧把砂称为“急烧”，汉字或写作“急备烧”“急尾烧”“急火生”等，和“急烧”二字同音同义，是可以放在炉火上烧煮的“煮茶器”。
在日本率先使用“急烧”煮茶的，据说是黄檗宗禅僧卖茶翁高游外（1675-1763）。田能村竹田《石山斋茶具图谱》（1829年）：“本邦茶饮之行久矣，近日所用叶茶，相传僧隐元将来，未知果然否。至用风炉、急尾烧，烹点饮啜，自游外高翁始也。”伴蒿蹊《近世畸人传·卖茶翁》（1790年）文后附有“急烧”置于风炉之上的插图，收藏家木村孔阳《卖茶翁茶器图》（1823年）中绘有“高三寸许”的唐山制“急烧”，都是侧把砂的形状。受卖茶翁的影响，用“急烧”煮茶的饮茶方式成了18世纪日本饮茶文化的主流。
1738年，宇治的制茶家永谷宗圆开发了经过揉捻的蒸青绿茶，这是可以用开水冲泡而饮的瀹饮散茶，日本人称为“淹茶”。于是，专用于泡茶的器具茶壶，开始登上日本饮茶文化史的舞台。为区别于放在炉火上加热的“煮茶器”，我们不妨把用于泡茶的包括茶壶、盖碗、盖杯、玻璃茶瓶等器具统称为“瀹茶器”。
但是，这瀹茶器的名称却让日本茶人大伤了一番脑筋。因为“茶壶”一词在日本历来指代贮存茶叶的陶罐。春天采摘的茶叶，经粗制后装入“茶壶”，到秋天拿出来磨成粉末，这是抹茶的茶叶贮存方法。因为“茶壶”一词另有所指，所以在早期的阐述“淹茶法”的茶书，如大枝流芳《青湾茶话》（1756年）和上田秋成《清风琐言》（1794年）都根据钱椿年《茶谱》、屠隆《茶说》等明代茶书，把瀹茶器称为“茶瓶”。
18世纪中叶，日本人把“急须”理解为装抹茶的小罐，日语称为“茶入”。三谷宗镇《和汉茶志》（1728年）：“急须（本国‘薄茶入’之类也），于汉土亦入稀茶具也（‘薄茶’，国语也），以犀角、象牙造之，其盖多有钮。”认为“急须”是用犀牛、象牙制作的精致的抹茶罐。《青湾茶话》也说：“注春、云瓯、髹盒、急须，是皆云‘茶入’也，大者可入半斤、一斤、二斤等，常收置之‘叶茶壶’也。”这显然是把茶壶、茶瓯、茶叶盒混为一谈的误解。由此可见，到18世纪中叶，日本人还没有搞清楚瀹茶器具的名称和用法，也没有把茶壶称为“急须”。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日本茶人，把煮茶用的“急烧”用于泡茶，故在《煎茶略说》（1798年）、《煎茶早指南》（1802年）等茶书中，煮水器和瀹茶器是不甚分明的。用煮茶的“急烧”泡茶，显然有容积太大之嫌，于是，便开始制作小型的“急烧”。村栲亭《艺苑日涉》（1807年）考证说：“今人呼小茶瓶云‘急备烧’，即‘急须’也。”文中所说的“小茶瓶”，是煮茶器“急烧”小型化的产物，所以，饮茶界依然称之为“急烧”。村栲亭的考证，纠正了《和汉茶志》和《青湾茶话》对“急须”的错误理解，但同时也说明，19世纪初，“急须”作为指代瀹茶器的名词，还没在饮茶界被普遍使用，否则，村栲亭的考证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随着瀹饮散茶在日本的普及，煮茶器和瀹茶器的区分也逐渐明确。真间人《茶史》（1808年）：“凡器，贵清洁不贵多。铁铫以汤，砂瓶以点茶，茶盏以服气，即此三器，既已足矣。”田能村竹田《竹田庄泡茶诀》（1830年）：“风炉、水罐、茶铫、茶壶、茶碗五者备，而后茗事成矣。……铫以煮汤，壶以淹茶，一铫一壶，相须为用。”山本德润《煎茶小述》（1835年）中的瀹茶器名称为“小瓶”，煮水器是“土瓶”或“铁罐”。可见，进入19世纪后，虽然日本茶人已把煮水器和瀹茶器加以明确的区分，提倡两者“相须为用”，但仍未使用“急须”这样的名称。
《青湾茶会图录》（1863年）和《青湾茗宴图志》（1875年）都把煮茶器称为“汤罐”，有“砂瓶急须式”“紫泥提梁式”“琉球瓷瓶”“银瓶”等不同的类型区分。书中解释“急须式”说：“俗曰保富良。”“保富良”本义是蚊子的幼虫孑孓的意思，因形似而被轉用为指代侧把壶形式的煮水器。可见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饮茶界已出现用“急须”替代“急烧”的倾向，但此时的“急须”，指的是可直接置于炉火之上加热的侧把煮水器，而不是瀹茶器。上述《图录》和《图志》均把瀹茶器称为“茶铫”，大多是宜兴紫砂壶。古代的宜兴紫砂壶，没有侧把壶的形制，不符合日本人概念中的“保富良”形状，故一直被称为“宜兴罐”，有很多陶艺家积极仿制。我们从1865年出版的《煎茶图式》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的日本煎茶席不仅煮水器和瀹茶器“相须为用”，而且侧把壶和执手壶可以同时登场。可惜的是，《煎茶图式》只绘有各种茶席的茶具配置，没有文字说明，故其中的茶具名称不得而知。
1878年，金士恒受邀到爱知县的常滑地区指导制壶技艺，名为“常滑烧”的朱泥茗壶成为茶人新宠。早期的常滑烧大多仿制宜兴茶壶，是壶嘴和把手成180度的执手壶。但由于常滑地区在18世纪就有生产侧把壶形式的煮茶器“急烧”的传统，加上侧把壶比较适合在榻榻米房间使用，于是，便有人开始制作侧把的瀹茶器——茗壶。明治十四年（1881年），“常滑制急须”在第2次劝业博览会上获奖，说是“急须之制有风韵”。陶艺家寿内信一《茶器图会》（1883年）把侧把形式的茗壶称为“急须”，以区别模仿宜兴壶的执手壶。由此可见，直到19世纪晚期，“急须”才被确定为侧把茶壶的名称。
进入20世纪，“急须”一词的使用从茶界、陶艺界渗透到市民社会，夏目漱石的中篇小说《草枕》（1906年）即有用“朱泥急须”往每个茶碗分别“滴入二三滴稍含翠绿的琥珀色玉液”的描写。我们知道，周作人是1906年去日本留学的，而鲁迅是1909年离开日本回国的，也就是说，兄弟二人同在日本期间，侧把茶壶正在日本市民社会流行，“急须”作为普通名词已经确立。可见，日本人把茶壶称为“急须”的历史并不很长，而周作人说鲁迅在东京喜欢用“急须”泡茶的记载，无疑是一个恰当的例证。
“急须”作为茶器名称，最早见于宋代诗人黄裳《龙凤茶寄照觉禅师》诗：“寄向仙庐引飞瀑，一簇蝇声急须腹。”自注曰：“急须，东南之茶器。”根据“一簇蝇声急须腹”的描写不难推测，这被称为“急须”的茶器，应该是煮水或煮茶的器具。但是，黄裳之后，似乎没有把茶器称为“急须”的记载。
闽南人所说的“急烧”，是侧把的煎药陶罐，至今仍在使用。而“急烧”这一名称曾被日本人借用了100多年。17世纪中叶，随着隐元禅师东渡，散茶饮用法进入日本人的饮茶生活。早期的日本散茶因制茶工艺中没有揉捻的工序，都是放在锅釜中煎煮的煎饮散茶。一开始日本人用名为“土瓶”的提梁式陶罐煮茶，用竹藤等材料做成的提把虽然便于悬挂在围炉上方使用，但不能随意移动。于是，中国东南地区用于烹茶的小泥炉和侧把砂受到了日本茶人的青睐。他们根据闽南话的发音，把侧把砂称为“急烧”，汉字或写作“急备烧”“急尾烧”“急火生”等，和“急烧”二字同音同义，是可以放在炉火上烧煮的“煮茶器”。
在日本率先使用“急烧”煮茶的，据说是黄檗宗禅僧卖茶翁高游外（1675-1763）。田能村竹田《石山斋茶具图谱》（1829年）：“本邦茶饮之行久矣，近日所用叶茶，相传僧隐元将来，未知果然否。至用风炉、急尾烧，烹点饮啜，自游外高翁始也。”伴蒿蹊《近世畸人传·卖茶翁》（1790年）文后附有“急烧”置于风炉之上的插图，收藏家木村孔阳《卖茶翁茶器图》（1823年）中绘有“高三寸许”的唐山制“急烧”，都是侧把砂的形状。受卖茶翁的影响，用“急烧”煮茶的饮茶方式成了18世纪日本饮茶文化的主流。
1738年，宇治的制茶家永谷宗圆开发了经过揉捻的蒸青绿茶，这是可以用开水冲泡而饮的瀹饮散茶，日本人称为“淹茶”。于是，专用于泡茶的器具茶壶，开始登上日本饮茶文化史的舞台。为区别于放在炉火上加热的“煮茶器”，我们不妨把用于泡茶的包括茶壶、盖碗、盖杯、玻璃茶瓶等器具统称为“瀹茶器”。
但是，这瀹茶器的名称却让日本茶人大伤了一番脑筋。因为“茶壶”一词在日本历来指代贮存茶叶的陶罐。春天采摘的茶叶，经粗制后装入“茶壶”，到秋天拿出来磨成粉末，这是抹茶的茶叶贮存方法。因为“茶壶”一词另有所指，所以在早期的阐述“淹茶法”的茶书，如大枝流芳《青湾茶话》（1756年）和上田秋成《清风琐言》（1794年）都根据钱椿年《茶谱》、屠隆《茶说》等明代茶书，把瀹茶器称为“茶瓶”。
18世纪中叶，日本人把“急须”理解为装抹茶的小罐，日语称为“茶入”。三谷宗镇《和汉茶志》（1728年）：“急须（本国‘薄茶入’之类也），于汉土亦入稀茶具也（‘薄茶’，国语也），以犀角、象牙造之，其盖多有钮。”认为“急须”是用犀牛、象牙制作的精致的抹茶罐。《青湾茶话》也说：“注春、云瓯、髹盒、急须，是皆云‘茶入’也，大者可入半斤、一斤、二斤等，常收置之‘叶茶壶’也。”这显然是把茶壶、茶瓯、茶叶盒混为一谈的误解。由此可见，到18世纪中叶，日本人还没有搞清楚瀹茶器具的名称和用法，也没有把茶壶称为“急须”。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日本茶人，把煮茶用的“急烧”用于泡茶，故在《煎茶略说》（1798年）、《煎茶早指南》（1802年）等茶书中，煮水器和瀹茶器是不甚分明的。用煮茶的“急烧”泡茶，显然有容积太大之嫌，于是，便开始制作小型的“急烧”。村栲亭《艺苑日涉》（1807年）考证说：“今人呼小茶瓶云‘急备烧’，即‘急须’也。”文中所说的“小茶瓶”，是煮茶器“急烧”小型化的产物，所以，饮茶界依然称之为“急烧”。村栲亭的考证，纠正了《和汉茶志》和《青湾茶话》对“急须”的错误理解，但同时也说明，19世纪初，“急须”作为指代瀹茶器的名词，还没在饮茶界被普遍使用，否则，村栲亭的考证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随着瀹饮散茶在日本的普及，煮茶器和瀹茶器的区分也逐渐明确。真间人《茶史》（1808年）：“凡器，贵清洁不贵多。铁铫以汤，砂瓶以点茶，茶盏以服气，即此三器，既已足矣。”田能村竹田《竹田庄泡茶诀》（1830年）：“风炉、水罐、茶铫、茶壶、茶碗五者备，而后茗事成矣。……铫以煮汤，壶以淹茶，一铫一壶，相须为用。”山本德润《煎茶小述》（1835年）中的瀹茶器名称为“小瓶”，煮水器是“土瓶”或“铁罐”。可见，进入19世纪后，虽然日本茶人已把煮水器和瀹茶器加以明确的区分，提倡两者“相须为用”，但仍未使用“急须”这样的名称。
《青湾茶会图录》（1863年）和《青湾茗宴图志》（1875年）都把煮茶器称为“汤罐”，有“砂瓶急须式”“紫泥提梁式”“琉球瓷瓶”“银瓶”等不同的类型区分。书中解释“急须式”说：“俗曰保富良。”“保富良”本义是蚊子的幼虫孑孓的意思，因形似而被轉用为指代侧把壶形式的煮水器。可见到明治维新前后，日本饮茶界已出现用“急须”替代“急烧”的倾向，但此时的“急须”，指的是可直接置于炉火之上加热的侧把煮水器，而不是瀹茶器。上述《图录》和《图志》均把瀹茶器称为“茶铫”，大多是宜兴紫砂壶。古代的宜兴紫砂壶，没有侧把壶的形制，不符合日本人概念中的“保富良”形状，故一直被称为“宜兴罐”，有很多陶艺家积极仿制。我们从1865年出版的《煎茶图式》可以看到，19世纪中叶的日本煎茶席不仅煮水器和瀹茶器“相须为用”，而且侧把壶和执手壶可以同时登场。可惜的是，《煎茶图式》只绘有各种茶席的茶具配置，没有文字说明，故其中的茶具名称不得而知。
1878年，金士恒受邀到爱知县的常滑地区指导制壶技艺，名为“常滑烧”的朱泥茗壶成为茶人新宠。早期的常滑烧大多仿制宜兴茶壶，是壶嘴和把手成180度的执手壶。但由于常滑地区在18世纪就有生产侧把壶形式的煮茶器“急烧”的传统，加上侧把壶比较适合在榻榻米房间使用，于是，便有人开始制作侧把的瀹茶器——茗壶。明治十四年（1881年），“常滑制急须”在第2次劝业博览会上获奖，说是“急须之制有风韵”。陶艺家寿内信一《茶器图会》（1883年）把侧把形式的茗壶称为“急须”，以区别模仿宜兴壶的执手壶。由此可见，直到19世纪晚期，“急须”才被确定为侧把茶壶的名称。
进入20世纪，“急须”一词的使用从茶界、陶艺界渗透到市民社会，夏目漱石的中篇小说《草枕》（1906年）即有用“朱泥急须”往每个茶碗分别“滴入二三滴稍含翠绿的琥珀色玉液”的描写。我们知道，周作人是1906年去日本留学的，而鲁迅是1909年离开日本回国的，也就是说，兄弟二人同在日本期间，侧把茶壶正在日本市民社会流行，“急须”作为普通名词已经确立。可见，日本人把茶壶称为“急须”的历史并不很长，而周作人说鲁迅在东京喜欢用“急须”泡茶的记载，无疑是一个恰当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