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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春天的某一天，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的开头。起因是，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听说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女人上集市买了一块猪肉，回家的时候她上了一趟厕所，把肉挂在厕所的竹篱笆上，出来一看没有了，从此就天天站在自家屋后骂偷肉的贼，后来把自己骂疯了。
这里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时间：写的是70年代初物资匮乏的年代。第二是厕所：当地人不叫“厕所”，这样叫法太洋气了。大家都叫厕所为“茅坑”或“茅厕”。这种茅坑有的是一口大缸埋在土里，有的是挖一大坑，砖头沿坑壁砌满，再用水泥糊紧。最差的茅坑就是挖一个露天大坑。但不管是哪种茅坑，它一样有着人类的羞耻心，证据就是每一座茅坑周围都有屏障。做屏障也很简单，一般就是挖一道浅沟，把竹竿、芦苇什么的竖立在浅沟里围成一道栅栏。这道栅栏不遮风不挡雨，也就是隔一隔人的眼睛而已。年份久远的茅厕，边上会长出野树，桑树、柳树、楝树、榆树等等，野树越长越大，上面落满鸟儿。
我很熟悉茅坑。我六岁跟着父母从苏州到苏北乡村，乡村里的很多事，我父母都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或者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走村串户。肚子饿了，找一家门庭显眼的人家，朝人家门口一站，报我妈的名字，人家就会给一点吃的。我妈是那里的中学老师，也是方圆十几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她事情太多，管不了我，任我在乡间游荡。
疯女人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听来的。到底谁说的，我忘了。那时候没有电视，仿佛全世界都流传着故事。
我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笑话一样来写的。当时大家也是把这个疯女人的故事当笑话一样来讲的。
这篇小说没写完就搁下了，因为觉得即使写完也是无意义的一個故事。
过了四年，2002年2月的一天，我突然又想起小时候四处游荡时听到过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位生产队里的干部，老去一家下放户家里，下放户家的妈和女儿都和这位干部有染。这个故事让我很是害怕，因为我经常碰到那位妈和女儿。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那位女儿的脸上有着深深的悲哀，从不掩饰。她走路的时候像梦游，是因为沉浸在悲哀里吧？我认识她，但我从来不敢和她说话。
这种道听途说的故事并不足信，但是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非但全信了，还会难过或害怕，并且永远记在心里。
所以，我们记住的东西往往和事实无关，它脱离了事实臃肿的外衣，依托某种凭空延伸的情绪，通过一个秘密通道，朝天空高处飘荡。
于是意义就出来了。这个过程很有趣。
疯女人、队里的干部、下放户、偷情的女人……
我没有犹豫，马上写了开头。开头是疯女人的故事，她的儿子是队里的干部，爱上了下放户的老婆……至于下放户老唐，这样的人我仿佛也认识。那个年代，有故事的男人真不少。我认识一位叔叔，他就像老唐。
他喜欢赌钱，而且喜欢押大赌注。他的传奇故事之一，就是一夜之间把房子、老婆、儿子、钱都输掉。但是第二天，他又把房子、老婆、儿子赢了回来。
我给老唐身上加上了悲悯之心，这是我小时候到处游荡时寻找到的东西，念头一闪，人性的光辉就留下了。
所以说，《天鹅绒》是由三个故事组成的：遗失猪肉的疯女人、下放户母女俩和队里干部的艳情传说、我认识的爱赌博的叔叔。它们组合在一起，成就了《天鹅绒》这个短篇小说。至于别的东西，我想强调的是，作家的悲悯之心是不可少的，悲悯之心产生于废墟之中，也是出污泥的荷花。它印证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老嘉言。每个生命降临，都有拥有它的机会，但也只有少数人才能靠它拯救自己。
这是小说建构中最关键的地方。当然，它不是为了小说而存在的，它是为了我们的人生而存在。它既有趣，也有意义。
我当初写不成疯女人的故事，直到四年后才得到了《天鹅绒》的灵感。一篇小说的建构，有时候真的需要好几年。
我四五岁起就有游荡的习惯。有一次我早上去幼儿园的时候，半路上朝火车站游荡去了。很幸运，我来回走了五六站路，傍晚又摸回家了。幼儿园老师已经到我家来过，和我父母交换了情况。当然，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坚持今天去了幼儿园，现在刚放学。结果我的下场可想而知。这件事情，我妈一直在讲起，讲我的胆大妄为。她至今不知道，我朝火车站去的路上，碰到了多少好玩的事。这些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它们微不足道又色彩斑斓。除了写成小说，别无用处。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用到过它们，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它们还缺少来自人性深处的叹息和激荡。
我上到幼儿大班时，跟着“上山下乡”的父母去了苏北乡下，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和苏州城里的生活无法相比。但作为游荡者来说，简直是天堂。经常是夜幕降临后，万籁俱静，狐鬼们开始活动。仓皇四周一看，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灯火零零星星地闪耀，我家的灯火也在其中的一间茅屋里。于是慢慢回去。到了家，自然不敢马上进门，一般都是到屋后，扒着后窗户朝里张望。屋里的油灯下，父母和弟弟正在吃晚饭。总是我妈对着后窗叫一声：进来吧。
如逢大赦。推门进去，吃饭，睡觉。
也有昏了头错过晚饭的时辰，家里灯光已熄。一座小小的茅屋伫立在土地上。悄悄地推开门，上床睡觉。明月伴我，还有听来的乡野传说。
它们在我空空的肚子里，在睡梦里启迪一个孩子的蒙尘心智。
这里面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时间：写的是70年代初物资匮乏的年代。第二是厕所：当地人不叫“厕所”，这样叫法太洋气了。大家都叫厕所为“茅坑”或“茅厕”。这种茅坑有的是一口大缸埋在土里，有的是挖一大坑，砖头沿坑壁砌满，再用水泥糊紧。最差的茅坑就是挖一个露天大坑。但不管是哪种茅坑，它一样有着人类的羞耻心，证据就是每一座茅坑周围都有屏障。做屏障也很简单，一般就是挖一道浅沟，把竹竿、芦苇什么的竖立在浅沟里围成一道栅栏。这道栅栏不遮风不挡雨，也就是隔一隔人的眼睛而已。年份久远的茅厕，边上会长出野树，桑树、柳树、楝树、榆树等等，野树越长越大，上面落满鸟儿。
我很熟悉茅坑。我六岁跟着父母从苏州到苏北乡村，乡村里的很多事，我父母都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或者我自己单独一个人，走村串户。肚子饿了，找一家门庭显眼的人家，朝人家门口一站，报我妈的名字，人家就会给一点吃的。我妈是那里的中学老师，也是方圆十几里唯一的“赤脚医生”。她事情太多，管不了我，任我在乡间游荡。
疯女人的故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听来的。到底谁说的，我忘了。那时候没有电视，仿佛全世界都流传着故事。
我是把这个故事当成笑话一样来写的。当时大家也是把这个疯女人的故事当笑话一样来讲的。
这篇小说没写完就搁下了，因为觉得即使写完也是无意义的一個故事。
过了四年，2002年2月的一天，我突然又想起小时候四处游荡时听到过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位生产队里的干部，老去一家下放户家里，下放户家的妈和女儿都和这位干部有染。这个故事让我很是害怕，因为我经常碰到那位妈和女儿。但真正让我害怕的是，那位女儿的脸上有着深深的悲哀，从不掩饰。她走路的时候像梦游，是因为沉浸在悲哀里吧？我认识她，但我从来不敢和她说话。
这种道听途说的故事并不足信，但是小孩子没有辨别能力，非但全信了，还会难过或害怕，并且永远记在心里。
所以，我们记住的东西往往和事实无关，它脱离了事实臃肿的外衣，依托某种凭空延伸的情绪，通过一个秘密通道，朝天空高处飘荡。
于是意义就出来了。这个过程很有趣。
疯女人、队里的干部、下放户、偷情的女人……
我没有犹豫，马上写了开头。开头是疯女人的故事，她的儿子是队里的干部，爱上了下放户的老婆……至于下放户老唐，这样的人我仿佛也认识。那个年代，有故事的男人真不少。我认识一位叔叔，他就像老唐。
他喜欢赌钱，而且喜欢押大赌注。他的传奇故事之一，就是一夜之间把房子、老婆、儿子、钱都输掉。但是第二天，他又把房子、老婆、儿子赢了回来。
我给老唐身上加上了悲悯之心，这是我小时候到处游荡时寻找到的东西，念头一闪，人性的光辉就留下了。
所以说，《天鹅绒》是由三个故事组成的：遗失猪肉的疯女人、下放户母女俩和队里干部的艳情传说、我认识的爱赌博的叔叔。它们组合在一起，成就了《天鹅绒》这个短篇小说。至于别的东西，我想强调的是，作家的悲悯之心是不可少的，悲悯之心产生于废墟之中，也是出污泥的荷花。它印证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老嘉言。每个生命降临，都有拥有它的机会，但也只有少数人才能靠它拯救自己。
这是小说建构中最关键的地方。当然，它不是为了小说而存在的，它是为了我们的人生而存在。它既有趣，也有意义。
我当初写不成疯女人的故事，直到四年后才得到了《天鹅绒》的灵感。一篇小说的建构，有时候真的需要好几年。
我四五岁起就有游荡的习惯。有一次我早上去幼儿园的时候，半路上朝火车站游荡去了。很幸运，我来回走了五六站路，傍晚又摸回家了。幼儿园老师已经到我家来过，和我父母交换了情况。当然，我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坚持今天去了幼儿园，现在刚放学。结果我的下场可想而知。这件事情，我妈一直在讲起，讲我的胆大妄为。她至今不知道，我朝火车站去的路上，碰到了多少好玩的事。这些事，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过，它们微不足道又色彩斑斓。除了写成小说，别无用处。可惜的是，我从来没有用到过它们，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它们还缺少来自人性深处的叹息和激荡。
我上到幼儿大班时，跟着“上山下乡”的父母去了苏北乡下，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和苏州城里的生活无法相比。但作为游荡者来说，简直是天堂。经常是夜幕降临后，万籁俱静，狐鬼们开始活动。仓皇四周一看，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灯火零零星星地闪耀，我家的灯火也在其中的一间茅屋里。于是慢慢回去。到了家，自然不敢马上进门，一般都是到屋后，扒着后窗户朝里张望。屋里的油灯下，父母和弟弟正在吃晚饭。总是我妈对着后窗叫一声：进来吧。
如逢大赦。推门进去，吃饭，睡觉。
也有昏了头错过晚饭的时辰，家里灯光已熄。一座小小的茅屋伫立在土地上。悄悄地推开门，上床睡觉。明月伴我，还有听来的乡野传说。
它们在我空空的肚子里，在睡梦里启迪一个孩子的蒙尘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