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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请徐迟
在十年“文革”结束后，正值不惑之年的周明先生相继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当时中央决定，1978年3月将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讨论和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这是一次科学家的盛会，是一次科学技术进军的动员会。”虽然进入耄耋之年，但周明依然思维敏捷地娓娓道来。作为当时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理应在此时有大作为，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以文学启蒙推动思想解放大潮，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然而，写谁？谁来写？这两个问题在编辑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突然间，他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一个传言是，1972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当时，编辑部也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十分了不起的。邓小平在1975年就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1000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编辑部同事异口同声道，就写陈景润吧！
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众人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
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徐迟是著名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写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刚采访写作了一篇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人民文学》编辑部已经三审通过，也即将发表。那个时代，写工农兵的作家比较多，但熟悉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作家很少，因此编辑部同仁一下子就想到了著名作家徐迟。
周明回忆，他通过电话联系上这位老前辈，告诉他写陈景润的设想。徐迟说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周明立即打电话给湖北文联的领导说了这事。湖北文联也表示支持。他随后再联系徐迟，告诉了他所在单位同意了这一消息，徐迟很兴奋，虽然对写陈景润只答应“试试看”，但迫不及待马上准备行装购火车票，两天后就颠簸到了北京。
一访陈景润
徐迟采访陈景润，见了三面。
第一次陪同徐迟采访，周明感觉到陈景润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
那是1977年一个艳阳秋日。周明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的中关村，找到了中科院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接待了他们。李尚杰提供了大量关于陈景润的真实材料，以便周明和徐迟能够比较全面了解这位数学奇才。周明注意到一个细节，作为书记的李尚杰虽然是老革命，但没有打电话叫，也没派秘书去请，而是亲自出去请陈景润这个下属，可见对陈景润之尊重。
片刻功夫，李尚杰就领来一个人。但见此人个儿不高，穿一身蓝色的棉制服，戴着棉帽，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介绍，这就是陈景润，然后介绍了周明。周明又给他介绍了徐迟。陈景润说：“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俩人很快拉近了距离。他们说明来意后，陈景润像小孩一样发出了连珠炮：“不要写我、不要写我……”经历坎坷世事、见惯各种各样采访对象的徐迟，温和地笑着说：“我不是写你，是来写数学界，写科学界……但是要采访你。”这时，陈景润才勉强同意：“那行，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随后，第一次采访就开始了。他们先随意聊天，开始了解这个被称作“怪人”的数学奇才。徐迟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并补充，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就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诵完了，他充满信心地表示：“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徐迟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陈景润介绍，不久前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只有10来名，其中，亚洲只有2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陈景润。这位数学奇才，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领导。当时，中科院领导接见了陈景润，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领导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陈景润很快写了一封回信，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周明认为，陈景润的回复，在那个台湾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的年代不仅有原则而且比较圆满，简直出乎意料！他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
陈景润还向周明和徐迟述说了一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周明回忆，当时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他和徐迟增进了对数学奇才的了解，消除了一些误解。
饱经沧桑的诗人徐迟，被纯真执着的陈景润打动了！他动情地对周明悄声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当天就住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先从外围进行深入采访，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二访陈景润
周明第二次陪徐迟与陈景润见面，感受到了这位科学怪才始终如一的纯。
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最关键的是如何深入到这位数学怪才的内心世界。为了解陈景润的专业，年过花甲的诗人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逐字逐句“啃”，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及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花工夫最多的，则是“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周明问：“好懂吗？”徐迟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1742年，俄国数学家欧拉和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通信中，提出了一项假设：每一个6以上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两位数学家用许多偶数做试验，都证明这个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却无法用理论的方法来证明它。从此这成为一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许多顶尖的数学家都企图证明这个猜想，但是都没有成功。
1966年5月，陈景润写下了200多页的长篇论文，成为最接近哥德巴赫猜想的人。直到1973年，论文才在《中国科学》发表。
陈景润证明了“1 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1 2”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伯斯特听了为之一震。哈伯斯特与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一书正在付印。他马上托人从香港找到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他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徐迟经过多日采访调查，有备而来地抛出3个数学问题。不再腼腆拘谨的陈景润，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3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
造化弄人，也成就人。漫漫人生路，最难得的是始终如一的纯。这次采访完毕，历经坎坷世事洞明的徐迟，掉泪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诗人，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至纯至真的人！外界关于他的传言太可恶了。
作为一个刻苦钻研世界名题几近痴迷的数学家，陈景润闹过许多“笑话”，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在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化大革命”中陈景润被毒打滚下楼来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原本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陈景润，这时候也打开心扉，同徐迟说了很多心里话。
三访陈景润
周明第三次陪同徐迟采访陈景润，进入了这位数学家那间仅仅6平方米的斗室。
“事以密成。”周明了解到，陈景润从不让任何人进入他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徐迟在中科院数学所采访长达一周多，和陈景润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几次对陈景润提出到他居住和演算的斗室去看看，但这位科学怪人，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回应。徐迟认为，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我们是搞‘阴谋诡计’才进入陈景润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周明风趣地回忆道，“我们一再向李尚杰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李尚杰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有一天，周明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李尚杰去敲门，先进屋。周明和徐迟悄悄待在室外听室内响动，过了10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尚杰有急事。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迅速一步跨进了屋门，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对当时室内的情景，周明至今记忆如新：哪里有坐的地方呀！环顾四周，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
漫谈式聊天中了解到，陈景润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那真艰苦呀！周明感叹。冬天怎么写字演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冬季滴水成冰，室内没有暖气，这个陋室能待下去吗？原来，他索性穿一双厚厚的棉鞋，晚上一直不脱，就着领导给他的一个100瓦的大灯泡，一边演算同时也取暖。以至于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大灯泡取暖不起作用了，墨水瓶都结冰冻实了，这个数学怪才，就拿铅笔演算。
夜餐是如何解决的？那时，可不像现在，多晚都有卖小吃的。这个单身汉，吃饭仅用一个大茶杯，里面搁一个U字形的电热器，倒点水加热，然后从挂在床头墙壁上的书包里，拿出一点挂面撅碎煮熟，也不加盐，也不加酱油，更没有蔬菜，就胡乱凑合着马马虎虎应付哄饱肚子。
这，就是数学怪才的生活环境！周明回忆，老诗人的激情迸发了！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學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徐迟那颗诗人的心，与不为外人所知的数学王国相通了。
周明回忆，徐迟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一个月后，周明和徐迟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来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修改好稿件，周明立即送交给了《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审阅。
1978年1月，春寒料峭的时节，《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徐迟创作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那个身体瘦弱、心思纯真的“数学怪人”陈景润，成了全国各大中城市街谈巷议的人物，被损害与被侮辱十余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尊重与喜爱。这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更多报刊、电台转载播发，人们也记住了这篇报告文学主人翁的名字：陈景润！
（摘自5月24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陕西三秦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在十年“文革”结束后，正值不惑之年的周明先生相继任《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常务副主编。“当时中央决定，1978年3月将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讨论和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规划。这是一次科学家的盛会，是一次科学技术进军的动员会。”虽然进入耄耋之年，但周明依然思维敏捷地娓娓道来。作为当时全国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理应在此时有大作为，组织一篇反映科学领域的报告文学，以文学启蒙推动思想解放大潮，营造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然而，写谁？谁来写？这两个问题在编辑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突然间，他们想起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的故事。一个传言是，1972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后，美国有一个代表团来访问，见到我国领导人就问陈景润。领导就让人找，结果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找到了。当时，编辑部也了解到，“哥德巴赫猜想”在国际数学界是一个大难题，陈景润在当时国内还没有刊物发表论文的情况下，把论文偷偷寄到国外发表了，引起国际数学界的重视，是十分了不起的。邓小平在1975年就得知陈景润的情况后说：“中国能有1000个陈景润，就了不得了。”编辑部同事异口同声道，就写陈景润吧！
把这个选题确定下来以后，众人又开始考虑，请哪个作家来写比较好。
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徐迟。徐迟是著名诗人，也是散文家和翻译家。1964年，他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过一篇名为《祁连山下》的报告文学，写敦煌的大艺术家常书鸿，这是一个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而且，他刚采访写作了一篇李四光的报告文学《地质之光》，《人民文学》编辑部已经三审通过，也即将发表。那个时代，写工农兵的作家比较多，但熟悉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的作家很少，因此编辑部同仁一下子就想到了著名作家徐迟。
周明回忆，他通过电话联系上这位老前辈，告诉他写陈景润的设想。徐迟说如果要他做这个事，就必须跟单位打招呼。周明立即打电话给湖北文联的领导说了这事。湖北文联也表示支持。他随后再联系徐迟，告诉了他所在单位同意了这一消息，徐迟很兴奋，虽然对写陈景润只答应“试试看”，但迫不及待马上准备行装购火车票，两天后就颠簸到了北京。
一访陈景润
徐迟采访陈景润，见了三面。
第一次陪同徐迟采访，周明感觉到陈景润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
那是1977年一个艳阳秋日。周明陪同徐迟到了北京西郊的中关村，找到了中科院数学所，党支部书记李尚杰接待了他们。李尚杰提供了大量关于陈景润的真实材料，以便周明和徐迟能够比较全面了解这位数学奇才。周明注意到一个细节，作为书记的李尚杰虽然是老革命，但没有打电话叫，也没派秘书去请，而是亲自出去请陈景润这个下属，可见对陈景润之尊重。
片刻功夫，李尚杰就领来一个人。但见此人个儿不高，穿一身蓝色的棉制服，戴着棉帽，一张娃娃脸红扑扑的，显得很年轻。李尚杰介绍，这就是陈景润，然后介绍了周明。周明又给他介绍了徐迟。陈景润说：“徐迟？我知道，他是诗人，我读过他的诗。”俩人很快拉近了距离。他们说明来意后，陈景润像小孩一样发出了连珠炮：“不要写我、不要写我……”经历坎坷世事、见惯各种各样采访对象的徐迟，温和地笑着说：“我不是写你，是来写数学界，写科学界……但是要采访你。”这时，陈景润才勉强同意：“那行，我一定给你提供材料。”
随后，第一次采访就开始了。他们先随意聊天，开始了解这个被称作“怪人”的数学奇才。徐迟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攻关最近进展情况如何？他说：“到了最后关头，但也是难度最大的阶段。”并补充，看到叶剑英元帅最近发表的《攻关》一诗，很受鼓舞。说着，他就顺口背诵出来：“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背诵完了，他充满信心地表示：“我要继续苦战，努力攻关，攀登科学高峰。”
徐迟又问陈景润，最近还在考虑什么问题。陈景润介绍，不久前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主席先生的一份邀请函，邀请他去芬兰参加国际数学家学术会议，并作45分钟的学术报告。主席先生在信中介绍，出席本次会议的有世界各国学者3000多人，但确定作学术报告者只有10来名，其中，亚洲只有2名，一个是日本的学者，另一个便是陈景润。这位数学奇才，觉得事关重大，便将此信交给了数学所和中科院领导。当时，中科院领导接见了陈景润，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大数学家，国家很尊重你，这封信是写给你的，由你考虑去还是不去，考虑好了，你可以直接回信答复，告诉我一声就是了。”这使陈景润很受感动，领导这么信赖他，科学院领导这么关怀他，他从内心里感激！
回到所里，经过一番认真思索，并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之后，陈景润很快写了一封回信，有三点内容：第一，我国一贯重视发展与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关系，因此，我感谢主席先生的盛情邀请；第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省，而目前台湾占据着国际数学联合会的席位，因此，我不能参加；第三，如果驱逐了台湾代表，我可以考虑出席。周明认为，陈景润的回复，在那个台湾海峡两岸处于敌对的年代不仅有原则而且比较圆满，简直出乎意料！他绝不像传说的那样“傻”、那样“痴”。
陈景润还向周明和徐迟述说了一些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批斗的惨状，以及他如何施计躲避参加斗争他的老师华罗庚教授的情景。周明回忆，当时听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后，他和徐迟增进了对数学奇才的了解，消除了一些误解。
饱经沧桑的诗人徐迟，被纯真执着的陈景润打动了！他动情地对周明悄声说：“周明，他多可爱，我爱上他了！就写他了。”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文学，徐迟当天就住在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一家招待所，先从外围进行深入采访，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 二访陈景润
周明第二次陪徐迟与陈景润见面，感受到了这位科学怪才始终如一的纯。
写好这篇报告文学，最关键的是如何深入到这位数学怪才的内心世界。为了解陈景润的专业，年过花甲的诗人徐迟买了一本马克思的《数学手稿》，逐字逐句“啃”，他还先后阅读了《中国古代数学史》及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数论导引》等。花工夫最多的，则是“啃”陈景润的学术论文。周明问：“好懂吗？”徐迟摇摇头说：“不好懂，但是要写这个人必须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一二。虽然对于数学，不能叫都懂，但对数学家本人总可以读懂。”
1742年，俄国数学家欧拉和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在通信中，提出了一项假设：每一个6以上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这就是哥德巴赫猜想。两位数学家用许多偶数做试验，都证明这个假设是正确的，但是，却无法用理论的方法来证明它。从此这成为一道数学难题，200多年来，许多顶尖的数学家都企图证明这个猜想，但是都没有成功。
1966年5月，陈景润写下了200多页的长篇论文，成为最接近哥德巴赫猜想的人。直到1973年，论文才在《中国科学》发表。
陈景润证明了“1 2”的消息震撼了中国数学界，也震撼了国际数学界。在此之前，数论专家们普遍认为，要想沿用已有的方法（包括筛法）来证明“1 2”是不可能的。而陈景润居然对筛法“敲骨吸髓”，加以改进，创造出了加权筛法，使筛法的效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消息传到英国，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伯斯特听了为之一震。哈伯斯特与李希特合作撰写的《筛法》一书正在付印。他马上托人从香港找到了陈景润论文的复印件，给《筛法》一书又增加了新的一章——《陈氏定理》。他在这一章的首页写道：“我们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证明陈景润下面的惊人定理，我们是在前十章已经付印时才注意到这一结果的；从筛法的任何方面来说，它都是光辉的顶点。”
徐迟经过多日采访调查，有备而来地抛出3个数学问题。不再腼腆拘谨的陈景润，也不管徐迟懂不懂，直接把解决这3个问题的数学公式写给徐迟看，徐迟抄下来，或者说是照猫画虎地描画了下来。
造化弄人，也成就人。漫漫人生路，最难得的是始终如一的纯。这次采访完毕，历经坎坷世事洞明的徐迟，掉泪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诗人，得出个结论：陈景润是那种为了数学可以抛弃一切的、至纯至真的人！外界关于他的传言太可恶了。
作为一个刻苦钻研世界名题几近痴迷的数学家，陈景润闹过许多“笑话”，甚至有人说他是一个“科学怪人”。徐迟在他的《哥德巴赫猜想》中曾这样评论：“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在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世界之外。他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
在数学研究所，徐迟去了陈景润经常出入的图书馆，去了他的办公室，跟他一起进食堂，一块儿聊天，还去看了“文化大革命”中陈景润被毒打滚下楼来的那个楼梯。很快，他和陈景润成了知心的朋友。原本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陈景润，这时候也打开心扉，同徐迟说了很多心里话。
三访陈景润
周明第三次陪同徐迟采访陈景润，进入了这位数学家那间仅仅6平方米的斗室。
“事以密成。”周明了解到，陈景润从不让任何人进入他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徐迟在中科院数学所采访长达一周多，和陈景润建立了密切关系，甚至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几次对陈景润提出到他居住和演算的斗室去看看，但这位科学怪人，顾左右而言他，丝毫不回应。徐迟认为，如果不看看这间小屋，势必缺少对他攻关的环境氛围的直接感受，那该多遗憾！
“我们是搞‘阴谋诡计’才进入陈景润那间6平方米的小屋。”周明风趣地回忆道，“我们一再向李尚杰表达这个小小的愿望。”李尚杰说：“小陈可是从来不让人进他那间小屋的！他每次进了门就赶紧锁起来，使得那间小屋很神秘。我倒是进去过，如果你们要进，只能另想办法。要不，咱们搞点‘阴谋诡计’试试看？”
经策划，有一天，周明和徐迟、李尚杰三人一同上楼。临近陈景润房间时，李尚杰去敲门，先进屋。周明和徐迟悄悄待在室外听室内响动，过了10分钟后也去敲门，表示找李尚杰有急事。陈景润还未反应过来，李尚杰就抢先开了门。周明和徐迟迅速一步跨进了屋门，陈景润只好不好意思地说：“请坐，请坐。”
对当时室内的情景，周明至今记忆如新：哪里有坐的地方呀！环顾四周，室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和一把椅子。墙角放了两个鼓囊囊的麻袋，一个装的是他要换洗的衣服，另一个全是计算题手稿和废纸。办公桌上除了常用的一小片地方，其余桌面上落满了灰尘。
漫谈式聊天中了解到，陈景润有时不用桌子，习惯将床板的一角褥子撩起，坐个小板凳趴在床上思考和演算。那真艰苦呀！周明感叹。冬天怎么写字演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冬季滴水成冰，室内没有暖气，这个陋室能待下去吗？原来，他索性穿一双厚厚的棉鞋，晚上一直不脱，就着领导给他的一个100瓦的大灯泡，一边演算同时也取暖。以至于到了天寒地冻的时节，大灯泡取暖不起作用了，墨水瓶都结冰冻实了，这个数学怪才，就拿铅笔演算。
夜餐是如何解决的？那时，可不像现在，多晚都有卖小吃的。这个单身汉，吃饭仅用一个大茶杯，里面搁一个U字形的电热器，倒点水加热，然后从挂在床头墙壁上的书包里，拿出一点挂面撅碎煮熟，也不加盐，也不加酱油，更没有蔬菜，就胡乱凑合着马马虎虎应付哄饱肚子。
这，就是数学怪才的生活环境！周明回忆，老诗人的激情迸发了！徐迟说了这样的话：“我不懂科学，但我懂得人，懂得科學家的为人，也就可以写一点科学了。”徐迟那颗诗人的心，与不为外人所知的数学王国相通了。
周明回忆，徐迟一个星期采访，一个星期写作，一个星期修改，一个星期发稿。一个月后，周明和徐迟一起讨论，并请李尚杰来订正了一些事实。徐迟修改好稿件，周明立即送交给了《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审阅。
1978年1月，春寒料峭的时节，《人民文学》以醒目的标题，在头条刊发了徐迟创作的《哥德巴赫猜想》。这篇报告文学把一个“畸形人”“怪人”还原成了一个正常人，在塑造科学家形象方面走在了时代前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那个身体瘦弱、心思纯真的“数学怪人”陈景润，成了全国各大中城市街谈巷议的人物，被损害与被侮辱十余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尊重与喜爱。这年2月17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破例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更多报刊、电台转载播发，人们也记住了这篇报告文学主人翁的名字：陈景润！
（摘自5月24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陕西三秦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