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红二代、官员、外交家、诗人。
陈昊苏身上的标签很多，他最钟情的是外交与写作。可是，少有人知他出身于工科。“可能我受父亲的影响，在年轻的时候，我对文学、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理科的成绩还可以，也不算弱，所以后来选择学工科。父亲去世以后，我参与整理父亲的诗词，渐渐爱上了诗歌写作。”他坦言，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担任国家和人民的一些重托，也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他认为，个人的道路和本人所处的环境、具体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但是只要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走过的道路就是正确的。
整齐的鹤发、金属框眼镜、蓝色格子衬衫，陈昊苏精神矍铄，颇有诗人气质。访谈期间，他畅谈共青团的情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民间外交的作用和优势，不时用若干诗词串起家国情怀。他并不特别介意被称为“子承父业”。他说：“子承父业，也可以这样说，年轻一代接着老一代的工作去做。我们是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后来人！”
“我庆幸担负起青春的使命，/我愿意提供忠诚的证明，/面对共青团不相识的朋友们，/我希望能够赢得宝贵的信任。//红星照耀着战斗的士兵，/士兵追随着革命的红心，/在共青团的光荣行列里，/劳动和创造使我们永远年轻。”这是1981年8月15日陈昊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期写下的诗作。在这首诗歌中，他把党和团比作红心，而把自己比作追随“革命的红心”的一名战士。
陈昊苏接受《中华儿女》专访（陈龙狮/摄）
如今，陈昊苏回忆起自己1980年代初投身青年事业的感想时说：“近40岁的我已经进入中年，还能够做青年工作，能够在青年人当中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的荣幸。跟青年在一起，总是能焕发出自身的青春活力。”
1981年5月，在军事科学院从事国防研究工作的陈昊苏被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同年8月，他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届三中全会中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彼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复杂的局势之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认识，甚至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提出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共青团组织要拥护党的领导，要把党的路线、党的方针、党的任务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开展。”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陈昊苏在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发展刚刚开放的时代，带领着这支党领导下的青年先锋组织紧密联系青年群众、代表青年利益，做了很多相当复杂的工作。
1983年，陈昊苏接受中央的指派，调离团中央到北京市丰台区挂职锻炼，担任区委副书记。两年多团口的工作虽然短暂，但那时他对青年工作已有很多深入的思考，他的讲话和撰文被整理成了文集，陈昊苏将它命名为《青春之旅》。对于共青团的这段履职经历，陈昊苏感言：“我1958年入团，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之中，然后到团中央开始从政，经受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考验。”
谈到与共青团的淵源，其父亲陈毅也曾对青年工作给于过很多的支持。1922年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还叫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毅那年已是团员，一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青年陈毅在成长的过程中，和团的组织联系密切，从主政上海直到成为国务院的领导人，陈毅始终对青年给予关切，对青年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
1965年7月上旬，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冒着酷暑炎热来到新疆生产建设石河子军垦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工作，并探望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周恩来与陈毅指示大家要把共青团的活动搞起来，要把团的组织搞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听说知识青年们很多来自上海，周恩来特地给青年们介绍了陈毅，说：“这是你们上海的老市长，你们认识吧。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了！”陈毅听到后很高兴，他说，“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是西出阳关到处都是故人。”陈毅对青年们亲切的话语，让青年人深感鼓舞和感动。专访时，陈昊苏深情讲述了父亲的青年缘。
陈昊苏和父亲陈毅与青年工作的渊源伴随着不同的时代有所差异，但对于青年工作的关切以及与青年人的情感却没有改变。父子两代人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各自的青年时代，他们从青年的队伍中走来，并在后来的多年里关注着青年工作的开展以及青年人的成长。
“任何一个事业，如果没有青年人参加，那么这个事业恐怕就要中断，就要停顿。”陈昊苏说，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我们的事业不管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都需要有青年人，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是青年人的事业。“我们党现在已经创建98年了，百年诞辰要到来了，但是党为什么还是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因为在党的队伍中青年人占多数。党的领导人是当年的青年，我们的党在刚刚创建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青年人，现在党的队伍中大量的还是青年，除了青年党员以外，我们还有共青团的队伍，共青团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预备队，年轻人在团的队伍中接受政治训练，增长工作才干，发扬革命精神，明确应该走的道路，成熟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到党的队伍中来。我父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陈毅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总是出差出访，和子女们很少能碰到面，但他们共同关心的许多话题是国家当前的发展问题。“他总对我们说，年轻人要好好学习，要发展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智慧。”在最艰苦的时候，陈毅把陈昊苏托付给苏北的一个老乡家，那时的生活和一般孩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待遇。陈昊苏从小受到的熏陶就是老一代革命家为了国家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勇挑重担的精神。父辈们把殷殷期望都寄托在这一代人身上，希望这一代年轻人能担起国家未来的重任。“孟良崮战役最终取得胜利时，我父亲感叹，将来再也不能让我儿子他们去打仗了。”
陈昊蘇说，时间确实会对历史事件有一定的消磨作用，但先辈们英勇奋斗的精神是不会随着时光流逝的。过去的磨难没有了，新的磨难可能会出现。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教训，要有忧患意识，记住老一辈们的作为和精神，去迎接新的苦难和新的考验。
“一代代青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老一代的青年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前辈们所经历的不完全一样，但革命奋斗的目标是不会、不应该改变的，都是要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一代青年本着革命的初心，要为人民谋利益，要为民族谋振兴，确定了当时革命斗争的目标、方向、策略、路线等，一以贯之，现在还在继续地坚持。”陈昊苏说，青年人自身所处的环境在变化，需要不断接受新的时代和革命的召唤，不断成长，但每一代青年人没有改变的是一种奋斗的精神，每一代人都要面临这种考验。对中国当下的青年，陈昊苏认为，必须看到他们身上宝贵的优点，他们有能力担当起自己的使命，“每一代青年都要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包括老一代的青年也是在斗争中慢慢的学习、接近并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滋养，最后成长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领导者，所以看当下青年必须要看到他们的积极的方面，要和他们一起成长，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能够体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心。我们共青团在创建的时候也有一个初心，这个初心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访谈到这里，陈昊苏朗读起他在2012年共青团成立90周年之时写下的一首诗：“革命歌潮火样红，春天华夏出英雄。征程万里从头看，无愧共亲向大同。”
1958年2月，陈毅兼任外交部长。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开拓，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争取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殚精竭虑，他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不畏艰险、顽强进取的英雄风格，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昊苏和父亲在事业经历上有不少重合的地方他曾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了24年，直到退休，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用“子承父业”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1990年3月，陈昊苏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上当选为副会长。2000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这可以说是继承其父亲未竟的事业，只是从官方外交转为了民间外交。陈昊苏称自己的人生事业渐入佳境，见识了世界发展的大场景，体验到为国交友的大快乐。
陈昊苏到对外友协工作之初，分管对欧洲的民间交往。在中国外交处在比较严峻的形势下，他遵照党中央确定的工作方针，积极做好对欧共体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友好工作，为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欧合作做出努力。
1991年7月，他参与组织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意大利，设法会见了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直接促成了其次年的访华。这一举动，极大地触动了其他国家的神经，纷纷派员来华访问，制裁堡垒从此打破。此后10年他一直密切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时提出许多开展中欧合作的建议，并组织了许多交往活动。到2001年11月宣布组成中国欧盟协会，他担任会长，为积极推动中欧民间合作发展打开了良好的开局。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陈昊苏时任中苏友协副会长，提出坚持友好阵地发展、互利合作的构想。1992年1月，他任中俄友协副会长。根据超越意识形态原则，中俄友协积极开展对俄民间外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积十年之功取得显著成效。1998年出任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1999年9月接任中俄友协会长，12月获俄罗斯首任总统颁发的友谊勋章。
1993年3月，他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加入地方政府国际联盟担任执委，是对外友协向多边领域开拓的重要成就之一。1990年代中期，他在对外友协曾一度分管亚非地区友好交往和全会文化交流工作，并主持成立和平友好发展基金会。
到了1990年代末期，他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到推进到21世纪的号召，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1998年3月，他提出民间“三点外交”的主张，即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民间交往为立足点，以对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合作交流为着力点，和以多边外交、非政府组织和作为拓展点。2000年9月，他主持在北京召开友好城市国际大会，取得成功，在会议上发表他起草的新世纪各国城市合作宣言，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友好城市工作，在开拓国际合作领域上又提高到新的水平。
2001年1月1日，陈昊苏倡议在对外友协建成和平万岁纪念碑，表达了中国人民在21世纪实现永久和平的期待，也展现出民间外交战线同志们奋发进取的创新激情。他通过组织各种有影响力的活动，宣传对外友协的工作宗旨及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在“三点外交”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个全局”（即总体外交、祖国建设、世界和平）服务的主张，要求做到开局布阵、团结鼓励、创新奋进、全面搞好对外友协所承担的为国交友、为国争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国际同情的光荣事业，完成从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到地方政府合作等4个方面的艰巨任务。
2002年美国“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陈昊苏正在以色列访问，当他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后，马上以对外友协的名义给美国人民发去了慰问电，很快接到了老布什的回电，电文大意是：“中国对外友协的朋友：在如此严峻的时候，收到你们的慰问电，非常感激。”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如今提起民间外交，陈昊苏依旧侃侃而谈，“周总理和我父亲都曾说过，中国的外交是由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构成。外交工作还有一种分法是官方外交、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不管怎么分，民间外交都是很重要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在中国的革命还没有取得很大发展的时候，出现了中国落后论、中国野蛮论等，说中国人属于东亚病夫、中国没有秩序等，这些偏见使中国人民的事业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但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这样一个事实，等到现在中国开始复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就来了，认为中国强大起来了，将来要侵略别人，要占领别人的土地，要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些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也是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增加阻力。”陈昊苏说，“为了争取国际同情要用和平理念，当然也要用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取得的各种各样的伟大的成就，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复兴是世界人民的福祉，是世界人民的希望所在。”这是他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时一直在做的工作，通过人民的友谊去换取对方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友谊。“我们得拿自己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是最懂得尊重、懂得感恩、懂得珍视友谊的国家。”
如今，中国强大起来了，中国的影响力与以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仍然会保持和世界人民进行沟通、合作的理念。当全球化受到国际上一些人士排斥的时候，中国俨然成为全球化事业的引领力量。中国的领导人走到国际舞台上，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姿态或是排斥全球化，而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等方针，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陈昊苏说：“美国人搞贸易战，那是行不通的，世界的事要大家商量着办，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对外友协就是一种民间外交，它是不可或缺的。”
1964年2月，陈毅与家人在成都（后中为陈昊苏）
谈到多年来对外交工作的认识，陈昊苏提到了“以民促官、以经促政、以文促信”的理念。陈昊苏解释道，以民促官，是用民间外交的力量来促使官方外交走上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民间外交的优势在于它是很好的沟通渠道，能够反映民众的呼声。在国家高层交往不畅的情况下，民间交流往往能起到打破僵局、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作用。
在“以经促政”方面，陈昊苏提到了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他认为国与国经济的合作，逐渐会转变成政治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要搞贸易战，想彻底跟中国脱钩，它是做不到的，经济的力量并不是光凭几个政客搞个脱钩的方针就行的。这个贸易战的政策在美国国内就引起相当大的反感，因为那些比较清醒的人士都知道，给中国增加关税，看上去是对中国的一种打击和损害，实际上最后损失还要分摊到美国人自己头上，美国人也得为其付出代价。所以，经济的力量它可以来改变政治上的解决一些政策的。”
陈昊苏说，外交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他不是武装的斗争，而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谈到父亲陈毅的外交风格时，他用了一首诗歌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外交博弈事恒艰，多级新潮善斡旋。敌友分明还转化，中华崛起梦初圆。”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元帅诗人”陈毅脍炙人口的诗句早为众人熟知。老一辈革命家持枪跃马、赴汤蹈火的革命激情，光明磊落、不惧生死的浩然正气，让一代代读者铭记在脑海之中。陈昊苏曾主持出版过《陈毅诗词集》《陈毅诗词全集》《陈毅诗选》《陈毅诗抄》等，不但向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了珍贵的作品来源，还曾对诗集的相关注释进行了严谨的订正，并补充了大量的背景材料。“早在1973年我母亲（张茜）在病中编成的打印本《陈毅诗词》，大开本、三册，同时还编辑了小开本的《陈毅诗词选集》。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我母亲编辑的打印本，正式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1993年，我根据母亲张茜编辑的打印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全集》。后来，出了不少版本，包括不少外文版。”
“1958年夏，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写信给我父亲，说准备出版他的诗集，他们付出很大努力收集了若干首作品，问我父亲能不能再补充一些，搞个自选本。我父亲当时回复：现在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做文学方面的工作，只好将这些诗作先放下，冷藏一个时期，待以后有时间再考虑出版的问题。
1966年“文革”发生后，他在政治上受到冲击，虽然有时间整理诗作了，但已经没有出版的可能了。后来他病重时，出版诗集成了一个难以释怀的念想，他对我母亲说：将来有可能，给我出一本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诗集。”陈昊苏说，父亲1972年1月去世后，母亲很快也被查出身患不治之症。“她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父亲的遗愿对她来说一言九鼎，重于泰山：‘这件事，我不替他做，谁能替他做呢？！’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基本都要靠手抄，叶帅指示军事科学院派一个打字员协助，我母亲当时担任军事科学院外事部副部长。”陈昊苏也曾协助重病的母亲担起整理编辑父亲诗词作品的重任，他在旁边承担誊写抄录的具体工作。
据陈昊苏讲，“父亲共留下了700余首诗。我母亲肺癌手术后，坚持了不到两年时间。她冬天去广东从化、夏天到北戴河静养，可每次外出，她都要把打印稿、手稿、相关素材全都带上”。张茜在《陈毅诗词选集》编成题后二首诗作，充分表达出她与陈毅的战友情怀忠贞不二，心心相印：“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編成慰我情。”“把卷忆君平日事，淋漓兴会溢行间。”“我母亲1974年3月去世，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革’的政治动乱还在继续。母亲病危之际，特别嘱咐我们兄妹，要把打印本送到民间去收藏，将来总有机会出版《陈毅诗词选集》，有可能时还要把‘全集’刊行于世。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仅仅一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联系我们，提出陈毅诗词的出版计划。就这样，以我母亲的编辑工作为基础，《陈毅诗词选集》很快就出版发行了。” “我父亲20岁左右的时候，他是想做一个文学家的。所以他也写了一些诗歌，甚至写了小说。幸亏有一些热心人，帮助给收集了一些，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他早年作品，有20篇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最早的诗作，例如1921年的《归国杂诗》，写的是白话诗，这是受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影响。1927年8月，他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和朱老总一起上井冈山，开始了他革命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主要写旧体诗词了。战争年代有好多诗都找不到了。红军初创时期，他的诗就保留下来很少。全国解放以后，这时候条件比较好了，写完以后总有一个稿子保存在那儿，有些还发表了。但要全部收集齐了，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陈昊苏认为，父亲最好的诗，是他在红军时期，特别是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期写的。
2018年，陈昊苏和妹妹陈珊珊向军事博物馆捐赠陈毅元帅遗物时留影
“资兼文武此全才。”这是柳亚子先生对陈毅的由衷赞赏，陈诗的确是“党史中一片永不枯槁的红叶”。陈昊苏说，在“元帅”“外交家”“诗人”这几个头衔中，父亲尤其珍爱“诗人”这个身份。“在革命生涯中，父亲将诗歌当做武器，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他作为一个参与者，也用诗句记录下这段历史。母亲曾经评价父亲的诗作说，他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同时代人在毛主席指引下进行变革社会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经过的历史道路’。我母亲也曾形容父亲写诗是‘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时过境迁，母亲的评价看起来依然准确到位，意义深远。”
陈昊苏记得，父亲回到家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拿来看书、写作。陈毅作为一名诗人，写诗也是他教育儿女的方式。陈昊苏说，如今这些诗作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家训”。“1961年，我弟弟陈丹淮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他写了两首诗。在《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一诗中，父亲说：‘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试看大风雪，独立有青松。……’在另一首《示儿女》诗中，他这样写道：‘应知重实际，平地起高楼。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这是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子女的要求。这两首诗也是我们家的精神财富。”
陈昊苏继承父亲衣钵，時常秉笔作诗，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红军之歌》《时空的跨越》《继志集》《走向新世纪》等诗集问世，也出版过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青春之旅》《我们世纪的英雄》。他坦言自己写诗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也写诗，但是写不好。后来通过整理我父亲的诗词，很自然受到他的影响。在中学的时候，我写过一首《在大海的边上》，父亲看了，当时他还挺赞赏的，说写得不错。现在我自己仔细看看，诗里有一种青春热情，不过没什么特别的，还不成熟。但父亲对我的鼓励是很重要的”。谈起自己文学创作的风格，陈昊苏直言是有意向父亲学习，“很多人曾跟我说过，你写作风格跟你父亲是一样的”。
对陈昊苏来说，父亲让他感到骄傲的身份，不是显赫的官职，而是无论多么艰辛困苦，他都坚持不懈的奋斗，坚持读书写诗。这些诗词作品对陈昊苏有着极强的示范意义，是他永远徜徉着的精神生活原地。
作家和诗人的身份让陈昊苏感到自在和幸福，当年做外交工作时的他时常会到世界各地走走，他用诗歌的形式把自己的观感记录下来，对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利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激情，以诗言志、以诗会友、以诗传情。如今，陈昊苏几乎每天都在写诗。
“征程向远仰高端，思想辉煌照万山。特色国家尊伟大，核心领导赞非凡。别开生面新时代，总揽全盘盛世观。四海一家前路好，雄鸡再唱再攀登。”这首《十九大颂诗》，是陈昊苏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用手机写下的一首七律。
1942年，陈昊苏出生在苏北阜宁。41岁才当上父亲的陈毅喜不自禁，饱读诗书的他对妻子张茜说：“太阳一定会驱散亡国的黑暗的，就叫昊苏吧！昊者，大也；苏者，春也。”
“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武装斗争的前沿。我们这些孩子出生后，也无法跟父亲常在一起，父亲在前面打仗，我们一般都是在后方。”陈昊苏回忆，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他7岁，一家人才在上海团聚。当时陈毅兼任上海市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两个职务，在上海、南京间往返奔波。
当年，陈昊苏在上海上学，从不说自己的父亲是谁，“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刚从战争时代走到和平年代，很多斗争仍然很复杂，怕特务搞破坏。他要求我们不要说住在哪里，也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滋长骄气，不要有优越感。到了学校就和同学打成一片”。
虽然一家人聚少离多，但陈毅却并未放松对儿女的教育。“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有一点，不管工作到多晚，他都要回家。不过一般那个时候我们都休息了，第二天一早他又出去了，我们两头见不着。接触不是很多，但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关怀和教育，他也很关心我们的成长。”
1954年9月，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调到中央工作。1955年春，陈昊苏也和家人一起来到北京上中学。“上中学以后，父亲的姓名就没有必要保密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对外人说。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父亲又出去工作了。好几天不见面是常见的事。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1959年，陈昊苏高中毕业。陈毅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8岁的陈昊苏也想负笈西行。他在外语分院留苏预备学了一年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但1960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压缩中国去苏联留学生名额。“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我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当时对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不是特别清楚，父亲也没有明确说不希望我出国留学。他可能有所考虑但没有向我表示过，如果我去苏联留学，那他作为外长，有些不太方便。”陈昊苏终未成行。 1960年9月，陈昊苏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学习。“我平时受父亲的影响，对文学、历史很感兴趣，学文科也是一种选择，但是父亲主张我学习工科。”陈昊苏说，在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建议他学习工科。“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向往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他觉得西方国家的工业发达、科学技术进步，所以人家国力强盛，来到中国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那时父亲刚到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分管文化、教育和科学。他和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一起主持编制了我们国家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父亲对我们讲，你们现在不要搞政治了，应该去学科学，这就是你们对国家可以做出的最大贡献。”
大学毕业后，陈昊苏进入了航天部七机部工作。遗憾的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打碎了陈昊苏的技术梦。1971年，陈昊苏所在七机部让他改行搞政治工作。“我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他已患重症，处在闲散的位置。他表示这个问题应由你自己决定。他说过去曾经认为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看来并不正确。政治上的动荡太频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影响。只要你自己把握好，搞政治工作也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搞空头政治。”
父亲的一席话，让陈昊苏走上了从政这条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直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曾是全国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届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六大代表。
1955年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这是军人最高的荣誉。陈昊苏说，父亲在授衔后常常说“憑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他是中国革命的一位领导人，他把对革命的那种忠诚、那种热爱、那种责任和担当传递给我们了。这些都体现在他日常的言传身教里。虽然父亲的职位很高，但他常常跟我们说不能躺在他的功劳簿上。”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患肠癌不幸病逝。按照事先的安排，陈毅追悼会将在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
“事先我们就得到通知，追悼会的规格是按军队老同志较高级别安排，毛主席不参加。但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毛主席赶来了。本来是李德生同志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叶帅在开会前把悼词递给了周总理，总理什么也没说，念了悼词。追悼会前，在休息室，毛主席把我们家属请了过去。我们看到，老人家也是一脸悲痛的表情，胡子很长。他身穿睡衣，外面罩着一件大衣。看得出是刚起床就赶来参加追悼会。”陈昊苏回忆，“毛主席对我母亲说，‘陈毅是我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毅是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还说过‘陈毅和我在革命斗争中曾经有过几次争论，但是这是同志之间的争论’。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然是有深意的。‘文革’中整了那么多老同志，到了该有所纠正的时候了。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同志后来重新出山，对党的事业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说完，他跟我们几个孩子一一握手，嘱咐我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向你们的父亲学习。要真正弄懂这个世界的大事情，不容易。你们要准备奋斗20年，摔过许多跟头，才能真正懂得世事。’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们都深受感动。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奋斗中走出来，经历过许多挫折，最后走上胜利的道路。”陈昊苏十分感慨。
言及毛陈之间的关系，陈昊苏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的往事，但是最后我父亲还是衷心的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而且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考验，并没有动摇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一些批判，也是因为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使他能够忍受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言及父亲在“文革”期间的迫害，陈昊苏坦陈：“当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遭受政治迫害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这是一个民族的巨大的灾难’，因为当时受害的人并不止他一个，而且他所受迫害的程度也不是最严重的，我们受到了一定的牵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是一种考验。我们回顾这些悲痛的往事，我以为就是要想办法不再重复这种悲剧的历史。”
多年以来，陈昊苏经常会到国内外父亲曾经去过的很多地方，探寻父亲曾经的革命之路，包括红军时期中央苏区所在地、四渡赤水之地等以及父亲曾去国外出访的一些国家。他曾组织革命后代成立过八一征程寻访团，亲自任团长。
1927年，陈毅任中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员会书记。前些年，陈昊苏专程到此寻访。看到“北伐军进军路线示意图”时，陈昊苏激动地说：“新四军军歌中唱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威名’讲的就是这里，我们来到了铁军精神的发源地。我们今天设想一下，当时参加革命斗争的战士，平均一万人才能走出几十人，能否看到革命成功，他们并没有确实的把握。他们感受到反动势力的猖獗，但是他们毫不畏惧地投入斗争。他们当时的诗反映了崇高的情怀，奋斗的真情。”
这么多年，陈昊苏一次次寻访父辈的红色足迹，有感于先辈创业精神和丰功伟业，一路写下了大量诗作。其中一首名为《寻访团从武汉出发》的诗歌写道：“风云八一红军路，完胜威名日月光。万里征程拼铁血，千秋勋业仰朝阳。豪情本色开新宇，壮志忠魂恋故乡。史页艰难回望处，中华圆梦看辉煌。”
“作为革命者的后代，应该懂得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怎样走过来的，继续走到什么地方去。”陈昊苏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极为艰险而漫长。前辈的人们不因艰险而屈服，后来的人们也不会因漫长而停步。“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向更伟大的胜利，更辉煌的明天。”（感谢张奇先生对采访工作的支持）
陈昊苏身上的标签很多，他最钟情的是外交与写作。可是，少有人知他出身于工科。“可能我受父亲的影响，在年轻的时候，我对文学、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理科的成绩还可以，也不算弱，所以后来选择学工科。父亲去世以后，我参与整理父亲的诗词，渐渐爱上了诗歌写作。”他坦言，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担任国家和人民的一些重托，也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他认为，个人的道路和本人所处的环境、具体的经历是有关系的，但是只要能够为国家的发展、进步贡献力量，走过的道路就是正确的。
整齐的鹤发、金属框眼镜、蓝色格子衬衫，陈昊苏精神矍铄，颇有诗人气质。访谈期间，他畅谈共青团的情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民间外交的作用和优势，不时用若干诗词串起家国情怀。他并不特别介意被称为“子承父业”。他说：“子承父业，也可以这样说，年轻一代接着老一代的工作去做。我们是老一辈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后来人！”
在共青团的光荣行列里不忘初心
“我庆幸担负起青春的使命，/我愿意提供忠诚的证明，/面对共青团不相识的朋友们，/我希望能够赢得宝贵的信任。//红星照耀着战斗的士兵，/士兵追随着革命的红心，/在共青团的光荣行列里，/劳动和创造使我们永远年轻。”这是1981年8月15日陈昊苏在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期写下的诗作。在这首诗歌中，他把党和团比作红心，而把自己比作追随“革命的红心”的一名战士。
如今，陈昊苏回忆起自己1980年代初投身青年事业的感想时说：“近40岁的我已经进入中年，还能够做青年工作，能够在青年人当中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生的荣幸。跟青年在一起，总是能焕发出自身的青春活力。”
1981年5月，在军事科学院从事国防研究工作的陈昊苏被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同年8月，他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十届三中全会中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彼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复杂的局势之下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想法和认识，甚至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提出疑问，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共青团组织要拥护党的领导，要把党的路线、党的方针、党的任务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开展。”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陈昊苏在中国百废待兴、经济发展刚刚开放的时代，带领着这支党领导下的青年先锋组织紧密联系青年群众、代表青年利益，做了很多相当复杂的工作。
1981年5月，在军事科学院从事国防研究工作的陈昊苏被调到共青团中央工作，当选为团中央书记。谈到与共青团的渊源，他的父亲陈毅也曾对青年工作给于过很多的支持。1922年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毅那年已是团员。青年陈毅在成长的过程中，和团的组织联系密切，从主政上海直到成为国务院的领导人，陈毅始终对青年给予关切，对青年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
父亲的一席话，让陈昊苏走上了从政这条道路。对陈昊苏来说，父亲让他感到骄傲的身份，不是显赫的官职，而是无论多么艰辛困苦，他都坚持不懈的奋斗，坚持读书写诗。这些诗词作品对陈昊苏有着极强的示范意义，是他永远徜徉着的精神生活原地。
1983年，陈昊苏接受中央的指派，调离团中央到北京市丰台区挂职锻炼，担任区委副书记。两年多团口的工作虽然短暂，但那时他对青年工作已有很多深入的思考，他的讲话和撰文被整理成了文集，陈昊苏将它命名为《青春之旅》。对于共青团的这段履职经历，陈昊苏感言：“我1958年入团，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之中，然后到团中央开始从政，经受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考验。”
谈到与共青团的淵源，其父亲陈毅也曾对青年工作给于过很多的支持。1922年时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还叫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毅那年已是团员，一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党员。青年陈毅在成长的过程中，和团的组织联系密切，从主政上海直到成为国务院的领导人，陈毅始终对青年给予关切，对青年工作给予积极的支持。
1965年7月上旬，周恩来总理与陈毅副总理冒着酷暑炎热来到新疆生产建设石河子军垦新城和农八师垦区视察工作，并探望支援边疆建设的知识青年。周恩来与陈毅指示大家要把共青团的活动搞起来，要把团的组织搞好，更广泛地团结群众。听说知识青年们很多来自上海，周恩来特地给青年们介绍了陈毅，说：“这是你们上海的老市长，你们认识吧。他很关心你们，特地来看你们了！”陈毅听到后很高兴，他说，“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我是西出阳关到处都是故人。”陈毅对青年们亲切的话语，让青年人深感鼓舞和感动。专访时，陈昊苏深情讲述了父亲的青年缘。
陈昊苏和父亲陈毅与青年工作的渊源伴随着不同的时代有所差异，但对于青年工作的关切以及与青年人的情感却没有改变。父子两代人在不同的时期经历了各自的青年时代，他们从青年的队伍中走来，并在后来的多年里关注着青年工作的开展以及青年人的成长。
“任何一个事业，如果没有青年人参加，那么这个事业恐怕就要中断，就要停顿。”陈昊苏说，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我们的事业不管发展到什么样的规模，都需要有青年人，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是青年人的事业。“我们党现在已经创建98年了，百年诞辰要到来了，但是党为什么还是散发出青春的活力？因为在党的队伍中青年人占多数。党的领导人是当年的青年，我们的党在刚刚创建的时候大多数都是青年人，现在党的队伍中大量的还是青年，除了青年党员以外，我们还有共青团的队伍，共青团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预备队，年轻人在团的队伍中接受政治训练，增长工作才干，发扬革命精神，明确应该走的道路，成熟到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到党的队伍中来。我父亲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陈毅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工作繁忙，总是出差出访，和子女们很少能碰到面，但他们共同关心的许多话题是国家当前的发展问题。“他总对我们说，年轻人要好好学习，要发展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智慧。”在最艰苦的时候，陈毅把陈昊苏托付给苏北的一个老乡家，那时的生活和一般孩子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待遇。陈昊苏从小受到的熏陶就是老一代革命家为了国家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勇挑重担的精神。父辈们把殷殷期望都寄托在这一代人身上，希望这一代年轻人能担起国家未来的重任。“孟良崮战役最终取得胜利时，我父亲感叹，将来再也不能让我儿子他们去打仗了。”
陈昊蘇说，时间确实会对历史事件有一定的消磨作用，但先辈们英勇奋斗的精神是不会随着时光流逝的。过去的磨难没有了，新的磨难可能会出现。年轻人不要忘记历史教训，要有忧患意识，记住老一辈们的作为和精神，去迎接新的苦难和新的考验。
“一代代青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和老一代的青年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那些前辈们所经历的不完全一样，但革命奋斗的目标是不会、不应该改变的，都是要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一代青年本着革命的初心，要为人民谋利益，要为民族谋振兴，确定了当时革命斗争的目标、方向、策略、路线等，一以贯之，现在还在继续地坚持。”陈昊苏说，青年人自身所处的环境在变化，需要不断接受新的时代和革命的召唤，不断成长，但每一代青年人没有改变的是一种奋斗的精神，每一代人都要面临这种考验。对中国当下的青年，陈昊苏认为，必须看到他们身上宝贵的优点，他们有能力担当起自己的使命，“每一代青年都要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成长，包括老一代的青年也是在斗争中慢慢的学习、接近并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滋养，最后成长为中国革命的先驱者、领导者，所以看当下青年必须要看到他们的积极的方面，要和他们一起成长，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教育活动，使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能够体会老一代革命家的初心。我们共青团在创建的时候也有一个初心，这个初心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要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访谈到这里，陈昊苏朗读起他在2012年共青团成立90周年之时写下的一首诗：“革命歌潮火样红，春天华夏出英雄。征程万里从头看，无愧共亲向大同。”
甘当中国民间外交的践行者
1958年2月，陈毅兼任外交部长。为我国外交事业的开拓，为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为争取国家发展的良好国际环境殚精竭虑，他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中国人民不畏艰险、顽强进取的英雄风格，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昊苏和父亲在事业经历上有不少重合的地方他曾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了24年，直到退休，长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用“子承父业”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了。
1990年3月，陈昊苏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第五届全国理事会上当选为副会长。2000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这可以说是继承其父亲未竟的事业，只是从官方外交转为了民间外交。陈昊苏称自己的人生事业渐入佳境，见识了世界发展的大场景，体验到为国交友的大快乐。
陈昊苏到对外友协工作之初，分管对欧洲的民间交往。在中国外交处在比较严峻的形势下，他遵照党中央确定的工作方针，积极做好对欧共体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友好工作，为打破西方国家的所谓制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中欧合作做出努力。
1991年7月，他参与组织对外友协代表团访问意大利，设法会见了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安德烈奥蒂，直接促成了其次年的访华。这一举动，极大地触动了其他国家的神经，纷纷派员来华访问，制裁堡垒从此打破。此后10年他一直密切关注欧洲一体化进程，及时提出许多开展中欧合作的建议，并组织了许多交往活动。到2001年11月宣布组成中国欧盟协会，他担任会长，为积极推动中欧民间合作发展打开了良好的开局。
1991年12月苏联解体，陈昊苏时任中苏友协副会长，提出坚持友好阵地发展、互利合作的构想。1992年1月，他任中俄友协副会长。根据超越意识形态原则，中俄友协积极开展对俄民间外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积十年之功取得显著成效。1998年出任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中方委员，1999年9月接任中俄友协会长，12月获俄罗斯首任总统颁发的友谊勋章。
1993年3月，他代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加入地方政府国际联盟担任执委，是对外友协向多边领域开拓的重要成就之一。1990年代中期，他在对外友协曾一度分管亚非地区友好交往和全会文化交流工作，并主持成立和平友好发展基金会。
到了1990年代末期，他响应党中央提出的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到推进到21世纪的号召，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1998年3月，他提出民间“三点外交”的主张，即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民间交往为立足点，以对大国和大国集团的合作交流为着力点，和以多边外交、非政府组织和作为拓展点。2000年9月，他主持在北京召开友好城市国际大会，取得成功，在会议上发表他起草的新世纪各国城市合作宣言，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友好城市工作，在开拓国际合作领域上又提高到新的水平。
2001年1月1日，陈昊苏倡议在对外友协建成和平万岁纪念碑，表达了中国人民在21世纪实现永久和平的期待，也展现出民间外交战线同志们奋发进取的创新激情。他通过组织各种有影响力的活动，宣传对外友协的工作宗旨及增进人民友谊，推动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他在“三点外交”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个全局”（即总体外交、祖国建设、世界和平）服务的主张，要求做到开局布阵、团结鼓励、创新奋进、全面搞好对外友协所承担的为国交友、为国争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国际同情的光荣事业，完成从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流到地方政府合作等4个方面的艰巨任务。
2002年美国“9·11”事件发生的时候，陈昊苏正在以色列访问，当他听到这一不幸消息后，马上以对外友协的名义给美国人民发去了慰问电，很快接到了老布什的回电，电文大意是：“中国对外友协的朋友：在如此严峻的时候，收到你们的慰问电，非常感激。”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不少。如今提起民间外交，陈昊苏依旧侃侃而谈，“周总理和我父亲都曾说过，中国的外交是由政府外交和民间外交构成。外交工作还有一种分法是官方外交、半官方外交和民间外交。不管怎么分，民间外交都是很重要的。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在中国的革命还没有取得很大发展的时候，出现了中国落后论、中国野蛮论等，说中国人属于东亚病夫、中国没有秩序等，这些偏见使中国人民的事业得不到有力的支持，但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这样一个事实，等到现在中国开始复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就来了，认为中国强大起来了，将来要侵略别人，要占领别人的土地，要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些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也是给我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增加阻力。”陈昊苏说，“为了争取国际同情要用和平理念，当然也要用我们中华民族复兴取得的各种各样的伟大的成就，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复兴是世界人民的福祉，是世界人民的希望所在。”这是他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时一直在做的工作，通过人民的友谊去换取对方国家人民对中国的友谊。“我们得拿自己的行动来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中国是最懂得尊重、懂得感恩、懂得珍视友谊的国家。”
如今，中国强大起来了，中国的影响力与以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仍然会保持和世界人民进行沟通、合作的理念。当全球化受到国际上一些人士排斥的时候，中国俨然成为全球化事业的引领力量。中国的领导人走到国际舞台上，不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姿态或是排斥全球化，而是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一带一路”等方针，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陈昊苏说：“美国人搞贸易战，那是行不通的，世界的事要大家商量着办，大家共同努力，最后终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对外友协就是一种民间外交，它是不可或缺的。”
谈到多年来对外交工作的认识，陈昊苏提到了“以民促官、以经促政、以文促信”的理念。陈昊苏解释道，以民促官，是用民间外交的力量来促使官方外交走上和平、稳定发展的道路。民间外交的优势在于它是很好的沟通渠道，能够反映民众的呼声。在国家高层交往不畅的情况下，民间交流往往能起到打破僵局、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的作用。
在“以经促政”方面，陈昊苏提到了中美两国贸易摩擦，他认为国与国经济的合作，逐渐会转变成政治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要搞贸易战，想彻底跟中国脱钩，它是做不到的，经济的力量并不是光凭几个政客搞个脱钩的方针就行的。这个贸易战的政策在美国国内就引起相当大的反感，因为那些比较清醒的人士都知道，给中国增加关税，看上去是对中国的一种打击和损害，实际上最后损失还要分摊到美国人自己头上，美国人也得为其付出代价。所以，经济的力量它可以来改变政治上的解决一些政策的。”
陈昊苏说，外交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战争，他不是武装的斗争，而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谈到父亲陈毅的外交风格时，他用了一首诗歌表达对父亲的敬意：“外交博弈事恒艰，多级新潮善斡旋。敌友分明还转化，中华崛起梦初圆。”
父亲让他感到骄傲的身份是坚持读书写诗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元帅诗人”陈毅脍炙人口的诗句早为众人熟知。老一辈革命家持枪跃马、赴汤蹈火的革命激情，光明磊落、不惧生死的浩然正气，让一代代读者铭记在脑海之中。陈昊苏曾主持出版过《陈毅诗词集》《陈毅诗词全集》《陈毅诗选》《陈毅诗抄》等，不但向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供了珍贵的作品来源，还曾对诗集的相关注释进行了严谨的订正，并补充了大量的背景材料。“早在1973年我母亲（张茜）在病中编成的打印本《陈毅诗词》，大开本、三册，同时还编辑了小开本的《陈毅诗词选集》。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我母亲编辑的打印本，正式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1993年，我根据母亲张茜编辑的打印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全集》。后来，出了不少版本，包括不少外文版。”
“1958年夏，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写信给我父亲，说准备出版他的诗集，他们付出很大努力收集了若干首作品，问我父亲能不能再补充一些，搞个自选本。我父亲当时回复：现在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做文学方面的工作，只好将这些诗作先放下，冷藏一个时期，待以后有时间再考虑出版的问题。
1966年“文革”发生后，他在政治上受到冲击，虽然有时间整理诗作了，但已经没有出版的可能了。后来他病重时，出版诗集成了一个难以释怀的念想，他对我母亲说：将来有可能，给我出一本按时间顺序编排的诗集。”陈昊苏说，父亲1972年1月去世后，母亲很快也被查出身患不治之症。“她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父亲的遗愿对她来说一言九鼎，重于泰山：‘这件事，我不替他做，谁能替他做呢？！’那时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基本都要靠手抄，叶帅指示军事科学院派一个打字员协助，我母亲当时担任军事科学院外事部副部长。”陈昊苏也曾协助重病的母亲担起整理编辑父亲诗词作品的重任，他在旁边承担誊写抄录的具体工作。
据陈昊苏讲，“父亲共留下了700余首诗。我母亲肺癌手术后，坚持了不到两年时间。她冬天去广东从化、夏天到北戴河静养，可每次外出，她都要把打印稿、手稿、相关素材全都带上”。张茜在《陈毅诗词选集》编成题后二首诗作，充分表达出她与陈毅的战友情怀忠贞不二，心心相印：“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編成慰我情。”“把卷忆君平日事，淋漓兴会溢行间。”“我母亲1974年3月去世，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文革’的政治动乱还在继续。母亲病危之际，特别嘱咐我们兄妹，要把打印本送到民间去收藏，将来总有机会出版《陈毅诗词选集》，有可能时还要把‘全集’刊行于世。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仅仅一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就联系我们，提出陈毅诗词的出版计划。就这样，以我母亲的编辑工作为基础，《陈毅诗词选集》很快就出版发行了。” “我父亲20岁左右的时候，他是想做一个文学家的。所以他也写了一些诗歌，甚至写了小说。幸亏有一些热心人，帮助给收集了一些，现在可以看到一些他早年作品，有20篇左右。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最早的诗作，例如1921年的《归国杂诗》，写的是白话诗，这是受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影响。1927年8月，他参加南昌起义，后来和朱老总一起上井冈山，开始了他革命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主要写旧体诗词了。战争年代有好多诗都找不到了。红军初创时期，他的诗就保留下来很少。全国解放以后，这时候条件比较好了，写完以后总有一个稿子保存在那儿，有些还发表了。但要全部收集齐了，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陈昊苏认为，父亲最好的诗，是他在红军时期，特别是南方三年游击战时期写的。
“资兼文武此全才。”这是柳亚子先生对陈毅的由衷赞赏，陈诗的确是“党史中一片永不枯槁的红叶”。陈昊苏说，在“元帅”“外交家”“诗人”这几个头衔中，父亲尤其珍爱“诗人”这个身份。“在革命生涯中，父亲将诗歌当做武器，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他作为一个参与者，也用诗句记录下这段历史。母亲曾经评价父亲的诗作说，他的诗词是‘他自己坚持战斗、辛勤工作的纪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同时代人在毛主席指引下进行变革社会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经过的历史道路’。我母亲也曾形容父亲写诗是‘持枪跃马经殊死，秉笔勤书记战程’。时过境迁，母亲的评价看起来依然准确到位，意义深远。”
陈昊苏记得，父亲回到家里的大部分时光都拿来看书、写作。陈毅作为一名诗人，写诗也是他教育儿女的方式。陈昊苏说，如今这些诗作已经成为代代相传的“家训”。“1961年，我弟弟陈丹淮考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他写了两首诗。在《示丹淮，并告昊苏、小鲁、小珊》一诗中，父亲说：‘小丹赴东北，升学入军工。写诗送汝行，永远记心中。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祖国如有难，汝应作前锋。试看大风雪，独立有青松。……’在另一首《示儿女》诗中，他这样写道：‘应知重实际，平地起高楼。应知重理想，更为世界谋。我要为众人，营私以为羞。’这是父亲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子女的要求。这两首诗也是我们家的精神财富。”
陈昊苏继承父亲衣钵，時常秉笔作诗，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红军之歌》《时空的跨越》《继志集》《走向新世纪》等诗集问世，也出版过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青春之旅》《我们世纪的英雄》。他坦言自己写诗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很小的时候，也写诗，但是写不好。后来通过整理我父亲的诗词，很自然受到他的影响。在中学的时候，我写过一首《在大海的边上》，父亲看了，当时他还挺赞赏的，说写得不错。现在我自己仔细看看，诗里有一种青春热情，不过没什么特别的，还不成熟。但父亲对我的鼓励是很重要的”。谈起自己文学创作的风格，陈昊苏直言是有意向父亲学习，“很多人曾跟我说过，你写作风格跟你父亲是一样的”。
对陈昊苏来说，父亲让他感到骄傲的身份，不是显赫的官职，而是无论多么艰辛困苦，他都坚持不懈的奋斗，坚持读书写诗。这些诗词作品对陈昊苏有着极强的示范意义，是他永远徜徉着的精神生活原地。
作家和诗人的身份让陈昊苏感到自在和幸福，当年做外交工作时的他时常会到世界各地走走，他用诗歌的形式把自己的观感记录下来，对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也利用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激情，以诗言志、以诗会友、以诗传情。如今，陈昊苏几乎每天都在写诗。
“征程向远仰高端，思想辉煌照万山。特色国家尊伟大，核心领导赞非凡。别开生面新时代，总揽全盘盛世观。四海一家前路好，雄鸡再唱再攀登。”这首《十九大颂诗》，是陈昊苏在党的十九大召开期间，用手机写下的一首七律。
红色基因代代接力
1942年，陈昊苏出生在苏北阜宁。41岁才当上父亲的陈毅喜不自禁，饱读诗书的他对妻子张茜说：“太阳一定会驱散亡国的黑暗的，就叫昊苏吧！昊者，大也；苏者，春也。”
“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武装斗争的前沿。我们这些孩子出生后，也无法跟父亲常在一起，父亲在前面打仗，我们一般都是在后方。”陈昊苏回忆，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当时他7岁，一家人才在上海团聚。当时陈毅兼任上海市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两个职务，在上海、南京间往返奔波。
当年，陈昊苏在上海上学，从不说自己的父亲是谁，“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刚从战争时代走到和平年代，很多斗争仍然很复杂，怕特务搞破坏。他要求我们不要说住在哪里，也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不让我们滋长骄气，不要有优越感。到了学校就和同学打成一片”。
虽然一家人聚少离多，但陈毅却并未放松对儿女的教育。“虽然他有很多很多的工作，但有一点，不管工作到多晚，他都要回家。不过一般那个时候我们都休息了，第二天一早他又出去了，我们两头见不着。接触不是很多，但他给了我们很多的关怀和教育，他也很关心我们的成长。”
1954年9月，陈毅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调到中央工作。1955年春，陈昊苏也和家人一起来到北京上中学。“上中学以后，父亲的姓名就没有必要保密了，但我们还是不愿意对外人说。中午在学校吃饭，晚上回家父亲又出去工作了。好几天不见面是常见的事。但当他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他会亲切地询问我们在学校的生活和学习情况。”
1959年，陈昊苏高中毕业。陈毅18岁赴法国勤工俭学，18岁的陈昊苏也想负笈西行。他在外语分院留苏预备学了一年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但1960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压缩中国去苏联留学生名额。“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我表态服从组织分配。当时对苏联与中国关系恶化不是特别清楚，父亲也没有明确说不希望我出国留学。他可能有所考虑但没有向我表示过，如果我去苏联留学，那他作为外长，有些不太方便。”陈昊苏终未成行。 1960年9月，陈昊苏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无线电物理专业学习。“我平时受父亲的影响，对文学、历史很感兴趣，学文科也是一种选择，但是父亲主张我学习工科。”陈昊苏说，在考大学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建议他学习工科。“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向往工业救国、教育救国。他觉得西方国家的工业发达、科学技术进步，所以人家国力强盛，来到中国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那时父亲刚到国务院担任副总理，分管文化、教育和科学。他和李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一起主持编制了我们国家第一个12年科学发展规划。父亲对我们讲，你们现在不要搞政治了，应该去学科学，这就是你们对国家可以做出的最大贡献。”
大学毕业后，陈昊苏进入了航天部七机部工作。遗憾的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最终打碎了陈昊苏的技术梦。1971年，陈昊苏所在七机部让他改行搞政治工作。“我征求父亲的意见，当时他已患重症，处在闲散的位置。他表示这个问题应由你自己决定。他说过去曾经认为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现在看来并不正确。政治上的动荡太频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影响。只要你自己把握好，搞政治工作也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搞空头政治。”
父亲的一席话，让陈昊苏走上了从政这条道路，此后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直至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曾是全国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全国政协第十、十一届常务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十六大代表。
1955年陈毅被授予元帅军衔，这是军人最高的荣誉。陈昊苏说，父亲在授衔后常常说“憑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他是中国革命的一位领导人，他把对革命的那种忠诚、那种热爱、那种责任和担当传递给我们了。这些都体现在他日常的言传身教里。虽然父亲的职位很高，但他常常跟我们说不能躺在他的功劳簿上。”
1972年1月6日，陈毅因患肠癌不幸病逝。按照事先的安排，陈毅追悼会将在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
“事先我们就得到通知，追悼会的规格是按军队老同志较高级别安排，毛主席不参加。但是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毛主席赶来了。本来是李德生同志主持追悼会，叶剑英元帅致悼词。叶帅在开会前把悼词递给了周总理，总理什么也没说，念了悼词。追悼会前，在休息室，毛主席把我们家属请了过去。我们看到，老人家也是一脸悲痛的表情，胡子很长。他身穿睡衣，外面罩着一件大衣。看得出是刚起床就赶来参加追悼会。”陈昊苏回忆，“毛主席对我母亲说，‘陈毅是我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陈毅是个好同志，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还说过‘陈毅和我在革命斗争中曾经有过几次争论，但是这是同志之间的争论’。毛主席说的这些话，当然是有深意的。‘文革’中整了那么多老同志，到了该有所纠正的时候了。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同志后来重新出山，对党的事业进步发挥了重大作用。说完，他跟我们几个孩子一一握手，嘱咐我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向你们的父亲学习。要真正弄懂这个世界的大事情，不容易。你们要准备奋斗20年，摔过许多跟头，才能真正懂得世事。’听了毛主席的话，我们都深受感动。老一辈革命家都是从奋斗中走出来，经历过许多挫折，最后走上胜利的道路。”陈昊苏十分感慨。
言及毛陈之间的关系，陈昊苏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们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的往事，但是最后我父亲还是衷心的拥护毛泽东的领导，而且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考验，并没有动摇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了一些批判，也是因为他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使他能够忍受这些不公正的待遇。”
言及父亲在“文革”期间的迫害，陈昊苏坦陈：“当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遭受政治迫害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是‘这是一个民族的巨大的灾难’，因为当时受害的人并不止他一个，而且他所受迫害的程度也不是最严重的，我们受到了一定的牵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是一种考验。我们回顾这些悲痛的往事，我以为就是要想办法不再重复这种悲剧的历史。”
多年以来，陈昊苏经常会到国内外父亲曾经去过的很多地方，探寻父亲曾经的革命之路，包括红军时期中央苏区所在地、四渡赤水之地等以及父亲曾去国外出访的一些国家。他曾组织革命后代成立过八一征程寻访团，亲自任团长。
1927年，陈毅任中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委员会书记。前些年，陈昊苏专程到此寻访。看到“北伐军进军路线示意图”时，陈昊苏激动地说：“新四军军歌中唱的‘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威名’讲的就是这里，我们来到了铁军精神的发源地。我们今天设想一下，当时参加革命斗争的战士，平均一万人才能走出几十人，能否看到革命成功，他们并没有确实的把握。他们感受到反动势力的猖獗，但是他们毫不畏惧地投入斗争。他们当时的诗反映了崇高的情怀，奋斗的真情。”
这么多年，陈昊苏一次次寻访父辈的红色足迹，有感于先辈创业精神和丰功伟业，一路写下了大量诗作。其中一首名为《寻访团从武汉出发》的诗歌写道：“风云八一红军路，完胜威名日月光。万里征程拼铁血，千秋勋业仰朝阳。豪情本色开新宇，壮志忠魂恋故乡。史页艰难回望处，中华圆梦看辉煌。”
“作为革命者的后代，应该懂得我们是从哪里出发的、怎样走过来的，继续走到什么地方去。”陈昊苏说，中国革命的道路极为艰险而漫长。前辈的人们不因艰险而屈服，后来的人们也不会因漫长而停步。“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向更伟大的胜利，更辉煌的明天。”（感谢张奇先生对采访工作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