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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摘要:持续关注大学生村官问题
大学生村官上访事情频出,当年曾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部分大学生村官,正成为令他们越来越头疼的集体上访户。
1.国家相关部门应对大学生村官的状态持续关注。大学生任村官的生活状态、村官任满之后的出路等问题,都应该制定相应的对策。
2.应该规范和限制大学生村官被乡镇借调工作。
3.鼓励大学生村官从乡村实际情况出发,为农村工作献策献力。并不一味地提倡和鼓励所谓“引进项目、科技致富”,大学生村官最宝贵的就是获得农村的基层工作经验,无论事大事小都值得去做。
2000年底,22岁的邢曼丽正式上岗成为了辽宁省新民市的一名大学生村官。
1999年,辽宁省开始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2000年4月7日,中共新民市委组织部、新民市人事局下发《关于开发农村人才资源和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意见》。同年10月,通过公开考试、考核的方式面向社会招录了141名大学生派到农村工作。而在辽宁省其它一些市镇,其大学生村官是从已有的事业编制人员中直接抽调。
新民市这一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141名大学生村官,都是新民市及各乡镇的大专以上毕业生。他们是新民市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大学生村官。邢曼丽是这其中的一百四十一分之一。
一腔热血奔向农村
“当时对‘村官’这个概念特别模糊,就是冲着是政府招聘的,觉得是政府招的就肯定有保障。”邢曼丽当时刚刚从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出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的目的,她报考了大学生村官。“当时的文件说的是,村官工作三年之后,可以根据个人的表现和工作能力,择优录取为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人员。”但“邢曼丽们”也绝对都抱着年轻的一腔热血奔向村官,“当时刚毕业,我们都有一种奔向农村、心潮澎湃的感觉。刚开始对于农村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设想。但是觉得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给我发展的空间,只要我自己努力,就肯定能干好!”
之后,这一批村官被派到新民市镇下辖的各个村子。邢曼丽当时被分到新民市兴隆镇新立屯村担任村主任助理。下派的大学生村官,如果是党员,担任的职务都是村党支部副书记;如果还没有入党,担任的就都是村主任助理。
村主任助理的主要任务,说白了,“就是村里有什么工作和安排都要下去,并没有专门负责的任务。”当时邢曼丽年底正式上岗后,刚过完年,就赶上了村里的干部换届选举,所以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参与村干部的换届选举。前前后后的工作,“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打杂。”
“当时下去,与村里的干部和村民相处倒没有什么矛盾。村里老百姓看来了个大学生村官,他们认为只要对村里有贡献就好了,觉得大学生知识面更广一些,能带来更多的知识。”
现实与理想的反差有多大?
没下村子之前,邢曼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够通过与村领导的沟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是实际上,“与村领导根本就无法沟通。你跟村主任沟通,他就会说:‘这事我不管’;跟书记沟通,他会说‘这得跟乡里、市里打招呼’。你想要干的就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施展不开自己的拳脚。”
村官们下去村里工作,不是每天都有具体的事情可做。“村里农闲的时候你就没有事情可干了,但是又不能老在村部呆着。想去和农户交流,现在农户在农闲的时候,基本的活动就是打麻将。所以你想我们能干什么?”
最初邢曼丽设想“只要领导给了项目,就努力干呗,肯定能做出成绩来”。但实际上,不是每一个村官下到村子里去,就都能够带领一个村子“引进项目、科技致富”的。“我拿什么去带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人家一个村党委书记都没能够引进一个项目呢,何况我们一个小小的大学生村官啊?”以前的那些想法,如今在邢曼丽看来“都是天方夜谭,真是有点傻。”
但即便这样,邢曼丽也还是想要调试好自己的心态。“我当时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是干点力所能及自己能干的事情。”
邢曼丽所在的当地小学当时的师资力量还非常薄弱、很不完备,缺少老师和教材。“村官下去的时候,都有一个由乡里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着。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每天闲着也是闲着,现在村上的小学缺老师,我能不能兼职去那里教小孩?当时工作组的领导就说:‘干那个干啥?没用。’然后我就没话了,也就不跟他说了。”
此后,邢曼丽的工作积极性逐渐被消磨了。“后来我的态度就是,让我闲着就闲着。”
八年漫长的借调
邢曼丽在新立屯村呆了一年之后,就被借调到兴隆镇政府计卫股任统计,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工作这一块。“镇政府里全是干部,干活的人没有。我们去了之后就是干活,拼命的干活。”新民市其他的大学生村官几乎也都被陆陆续续借调到各乡镇和各市局里工作。
而邢曼丽这一被借调,就干了8年。
刚进入镇政府时候的工作,“也就是打杂”。“乡里来客人了,食堂人手不够,你还得去帮忙摆桌、择菜、洗盘子;机关里来人集体会餐的时候,你还要在一旁站立服务”。“甚至连自尊都没有了。”
但是,邢曼丽那时还是认为,“只要我努力工作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好评”。这8年的努力工作也的确给邢曼丽带来了一些荣誉,评优、证书是对她工作的一个肯定,也得到了一些领导的表扬。
但这些东西在今天邢曼丽看来,“都只是表面的东西,甚至是虚伪的”。当年表扬她的领导,在她上访之后,态度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拉下脸就不认人了。“一下就让我的心凉了”。
大学生村官的权益由谁来保障?
邢曼丽们上访,争取的就是两个字——“编制”。编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将来。
其实在2004年满第一个三年之后,邢曼丽们几乎年年都要去找当地人事部门。当时新民市人事局的一个干部对他们说:“你们回去等吧,这才刚满三年,你们慢慢等,你们现在不还有活干么,慢慢干。”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以后每次去找也都是搪塞。一拖再拖,拖到现在已经10年了。
他们要编制,就有人说:“你们村官要什么编制啊,你们就是临时工。”“在村里、在乡镇上工作没有编制,就相当于是‘后妈带来的孩子’,永远没有人管。没有发言权,什么权力都没有。用我们领导的话说就是:‘干好干坏都一样。’” 邢曼丽们“一腔热血全都没有了”。
矛盾冲突的激化在于,2008年新民市各机关、事业单位员工每人都补发了1万多元的临时性津贴,但是压根没有村官们的份儿。他们本身的工资待遇与当地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就没套上,事业单位工资年年看涨,但是他们的工资始终在原地踏步。之前他们通过找人事部门,加过一次100多元的绩效工资,所以邢曼丽们只好再一次去找,但是这一次行不通了。“当时领导就是说‘发100多的绩效工资是因为钱少,现在钱多就不给发了。’”但是更名正言顺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身份”。
当年的文件明确规定,所有大学生村官满三年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事业编制,或有限竞争公务员。但是人事局的干部就跟他们玩文字游戏,“这不是写的是‘可以’么,又不是‘必须’,就是说也就能够‘不可以’啊”。
之后,邢曼丽们便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为的就是要一个“身份”。
但是将近1年的上访最终都无疾而终,并且让村官们成了新民当地“又臭又硬的石头”。新民市即在2009年11月下发了一个关于“从此结束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实施细则》和《考核办法》。安排一个考试对全部100多名村官只录取40人“顶岗待编”。其实新民市本身就已经超编4000人,“还让我们顶谁的‘岗’待谁的‘编’?这明显就是又挖了一个坑让我们往里跳。”
在上访后的第2年,邢曼丽们都被所在的乡镇政府的领导“谈了话”。“我的领导口气还很强硬,就是说:你想干就干,反正工资就是这些钱,也没有‘三险’。但是你在这里干一天,就不许上访,你要上访,你就回家。”
邢曼丽带着一肚子憋屈和愤怒回了家。
“国家搞这个村官计划的初衷是好的,也能够锻炼一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去农村看看具体是个什么样子。”邢曼丽如今回想起来说,“但是在政策制定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去关注这些大学生村官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对于他们来说,国家政策“开口这么大,但是出口却那么小,甚至没有出口”。大学生村官的权益到底由谁来保障?
在农村工作的10年让邢曼丽更成熟了,也更懂得待人接物。但在乡镇工作的这些年,看惯了乡镇机关里的乌烟瘴气、人心叵测,更多地让她有了防备心理。
邢曼丽现在就是想另外再找份工作,但还没有从此前憋屈和愤怒的情绪纠葛中抽离出来,“干什么都完全坐不住,很难平静下来做别的事情”,所以现在“这几个月主要就是在调整心态,下几个月再接着去找工作。”
大学生村官上访事情频出,当年曾被地方政府寄予厚望的部分大学生村官,正成为令他们越来越头疼的集体上访户。
1.国家相关部门应对大学生村官的状态持续关注。大学生任村官的生活状态、村官任满之后的出路等问题,都应该制定相应的对策。
2.应该规范和限制大学生村官被乡镇借调工作。
3.鼓励大学生村官从乡村实际情况出发,为农村工作献策献力。并不一味地提倡和鼓励所谓“引进项目、科技致富”,大学生村官最宝贵的就是获得农村的基层工作经验,无论事大事小都值得去做。
2000年底,22岁的邢曼丽正式上岗成为了辽宁省新民市的一名大学生村官。
1999年,辽宁省开始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2000年4月7日,中共新民市委组织部、新民市人事局下发《关于开发农村人才资源和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意见》。同年10月,通过公开考试、考核的方式面向社会招录了141名大学生派到农村工作。而在辽宁省其它一些市镇,其大学生村官是从已有的事业编制人员中直接抽调。
新民市这一批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141名大学生村官,都是新民市及各乡镇的大专以上毕业生。他们是新民市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大学生村官。邢曼丽是这其中的一百四十一分之一。
一腔热血奔向农村
“当时对‘村官’这个概念特别模糊,就是冲着是政府招聘的,觉得是政府招的就肯定有保障。”邢曼丽当时刚刚从辽宁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出于找一个稳定的工作的目的,她报考了大学生村官。“当时的文件说的是,村官工作三年之后,可以根据个人的表现和工作能力,择优录取为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人员。”但“邢曼丽们”也绝对都抱着年轻的一腔热血奔向村官,“当时刚毕业,我们都有一种奔向农村、心潮澎湃的感觉。刚开始对于农村的工作环境并没有太多的设想。但是觉得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给我发展的空间,只要我自己努力,就肯定能干好!”
之后,这一批村官被派到新民市镇下辖的各个村子。邢曼丽当时被分到新民市兴隆镇新立屯村担任村主任助理。下派的大学生村官,如果是党员,担任的职务都是村党支部副书记;如果还没有入党,担任的就都是村主任助理。
村主任助理的主要任务,说白了,“就是村里有什么工作和安排都要下去,并没有专门负责的任务。”当时邢曼丽年底正式上岗后,刚过完年,就赶上了村里的干部换届选举,所以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参与村干部的换届选举。前前后后的工作,“其实说白了也就是打杂。”
“当时下去,与村里的干部和村民相处倒没有什么矛盾。村里老百姓看来了个大学生村官,他们认为只要对村里有贡献就好了,觉得大学生知识面更广一些,能带来更多的知识。”
现实与理想的反差有多大?
没下村子之前,邢曼丽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希望能够通过与村领导的沟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但是实际上,“与村领导根本就无法沟通。你跟村主任沟通,他就会说:‘这事我不管’;跟书记沟通,他会说‘这得跟乡里、市里打招呼’。你想要干的就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施展不开自己的拳脚。”
村官们下去村里工作,不是每天都有具体的事情可做。“村里农闲的时候你就没有事情可干了,但是又不能老在村部呆着。想去和农户交流,现在农户在农闲的时候,基本的活动就是打麻将。所以你想我们能干什么?”
最初邢曼丽设想“只要领导给了项目,就努力干呗,肯定能做出成绩来”。但实际上,不是每一个村官下到村子里去,就都能够带领一个村子“引进项目、科技致富”的。“我拿什么去带领?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人家一个村党委书记都没能够引进一个项目呢,何况我们一个小小的大学生村官啊?”以前的那些想法,如今在邢曼丽看来“都是天方夜谭,真是有点傻。”
但即便这样,邢曼丽也还是想要调试好自己的心态。“我当时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是干点力所能及自己能干的事情。”
邢曼丽所在的当地小学当时的师资力量还非常薄弱、很不完备,缺少老师和教材。“村官下去的时候,都有一个由乡里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着。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每天闲着也是闲着,现在村上的小学缺老师,我能不能兼职去那里教小孩?当时工作组的领导就说:‘干那个干啥?没用。’然后我就没话了,也就不跟他说了。”
此后,邢曼丽的工作积极性逐渐被消磨了。“后来我的态度就是,让我闲着就闲着。”
八年漫长的借调
邢曼丽在新立屯村呆了一年之后,就被借调到兴隆镇政府计卫股任统计,主要负责计划生育工作这一块。“镇政府里全是干部,干活的人没有。我们去了之后就是干活,拼命的干活。”新民市其他的大学生村官几乎也都被陆陆续续借调到各乡镇和各市局里工作。
而邢曼丽这一被借调,就干了8年。
刚进入镇政府时候的工作,“也就是打杂”。“乡里来客人了,食堂人手不够,你还得去帮忙摆桌、择菜、洗盘子;机关里来人集体会餐的时候,你还要在一旁站立服务”。“甚至连自尊都没有了。”
但是,邢曼丽那时还是认为,“只要我努力工作就能够赢得别人的好评”。这8年的努力工作也的确给邢曼丽带来了一些荣誉,评优、证书是对她工作的一个肯定,也得到了一些领导的表扬。
但这些东西在今天邢曼丽看来,“都只是表面的东西,甚至是虚伪的”。当年表扬她的领导,在她上访之后,态度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拉下脸就不认人了。“一下就让我的心凉了”。
大学生村官的权益由谁来保障?
邢曼丽们上访,争取的就是两个字——“编制”。编制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身份的象征,这也关系到他们的将来。
其实在2004年满第一个三年之后,邢曼丽们几乎年年都要去找当地人事部门。当时新民市人事局的一个干部对他们说:“你们回去等吧,这才刚满三年,你们慢慢等,你们现在不还有活干么,慢慢干。”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以后每次去找也都是搪塞。一拖再拖,拖到现在已经10年了。
他们要编制,就有人说:“你们村官要什么编制啊,你们就是临时工。”“在村里、在乡镇上工作没有编制,就相当于是‘后妈带来的孩子’,永远没有人管。没有发言权,什么权力都没有。用我们领导的话说就是:‘干好干坏都一样。’” 邢曼丽们“一腔热血全都没有了”。
矛盾冲突的激化在于,2008年新民市各机关、事业单位员工每人都补发了1万多元的临时性津贴,但是压根没有村官们的份儿。他们本身的工资待遇与当地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就没套上,事业单位工资年年看涨,但是他们的工资始终在原地踏步。之前他们通过找人事部门,加过一次100多元的绩效工资,所以邢曼丽们只好再一次去找,但是这一次行不通了。“当时领导就是说‘发100多的绩效工资是因为钱少,现在钱多就不给发了。’”但是更名正言顺的理由是他们没有“身份”。
当年的文件明确规定,所有大学生村官满三年之后就可以直接进入事业编制,或有限竞争公务员。但是人事局的干部就跟他们玩文字游戏,“这不是写的是‘可以’么,又不是‘必须’,就是说也就能够‘不可以’啊”。
之后,邢曼丽们便开始了漫长的上访,为的就是要一个“身份”。
但是将近1年的上访最终都无疾而终,并且让村官们成了新民当地“又臭又硬的石头”。新民市即在2009年11月下发了一个关于“从此结束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的《实施细则》和《考核办法》。安排一个考试对全部100多名村官只录取40人“顶岗待编”。其实新民市本身就已经超编4000人,“还让我们顶谁的‘岗’待谁的‘编’?这明显就是又挖了一个坑让我们往里跳。”
在上访后的第2年,邢曼丽们都被所在的乡镇政府的领导“谈了话”。“我的领导口气还很强硬,就是说:你想干就干,反正工资就是这些钱,也没有‘三险’。但是你在这里干一天,就不许上访,你要上访,你就回家。”
邢曼丽带着一肚子憋屈和愤怒回了家。
“国家搞这个村官计划的初衷是好的,也能够锻炼一些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去农村看看具体是个什么样子。”邢曼丽如今回想起来说,“但是在政策制定了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去关注这些大学生村官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对于他们来说,国家政策“开口这么大,但是出口却那么小,甚至没有出口”。大学生村官的权益到底由谁来保障?
在农村工作的10年让邢曼丽更成熟了,也更懂得待人接物。但在乡镇工作的这些年,看惯了乡镇机关里的乌烟瘴气、人心叵测,更多地让她有了防备心理。
邢曼丽现在就是想另外再找份工作,但还没有从此前憋屈和愤怒的情绪纠葛中抽离出来,“干什么都完全坐不住,很难平静下来做别的事情”,所以现在“这几个月主要就是在调整心态,下几个月再接着去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