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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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现代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理性主义盛行与“精神”缺位成为难以化解的时代困惑。完整真切地把握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核，必须突破“学派”“流派”与“思潮”的研究理念，以“出入流派”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生态主义理论“形态”的研究。历经人类文明初年生态主义的“伦理”形态、近代以来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对峙与冲突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生态双赢”的学术期待下，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在生态演化史上应当继续向前拓展，即向“伦理与道德一体”并辩证互动的形态演化，进而构建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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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37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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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ZX066）;江苏省“青蓝工程”资助项目;江苏省社科重大招标项目（13ZD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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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现代化与价值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理性主义盛行与“精神”缺位成为难以化解的时代困惑。完整真切地把握生态主义理论思想的“精神”内核，必须突破“学派”“流派”与“思潮”的研究理念，以“出入流派”的伦理学研究方法进行生态主义理论“形态”的研究。历经人类文明初年生态主义的“伦理”形态、近代以来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对峙与冲突形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与“生态双赢”的学术期待下，生态主义伦理思想在生态演化史上应当继续向前拓展，即向“伦理与道德一体”并辩证互动的形态演化，进而构建生态主义“伦理”-“道德”的价值生态与生态伦理的“中国形态”，这是特殊的民族精神气质，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向。
其他文献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语系中,＂孝＂和＂孝道＂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孝道既是私德,更是公德,其践行主要依恃政治官僚和学术精英的共同推动。尽管今天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相比古代社会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然而作为＂道＂,孝不应该被轻易放弃和否定,它仍然有它存在的独特价值,能够为现代社会提供关于人际和生命意义的崭新思考,也能够履行其他的社会职能。如何理解古今之间的孝道和传统孝道的现代转换,是时代的命题,我们应该有所回应和关心。
在洛克研究的＂宗教转向＂中,财产权问题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洛克的财产权理论中蕴含着体现平等主义的慈善思想。在他那里,个人不仅有自我保存的对上帝的义务,而且还有使他人得以保存的慈善的义务。洛克的宗教背景使他的慈善思想非常接近于托马斯主义。他的慈善并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人的一种德性,其基本含义有两点,一是＂爱＂,二是＂宽容＂。洛克的慈善在一定的条件下性质会发生变化,从仅仅是内在的道德上的品格转化为一种外在的法律上的权利。洛克的慈善的性质可以转化的观点显著地改变了他的财产权理论的面貌,使他同现代自由主义者区别开来
游叙弗伦告父本身是一个法律诉讼行为,而他却将这一诉讼的最终依据定格在虔敬这个宗教性概念上。但由于他未能给虔敬做出完善的定义,所以他试图以神圣层面的虔敬作为依据并不能够使我们信服。但是通过定义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他所谓的虔敬其实可以被还原为律法和德性两个层面上的含义。
传统社会契约论将人的本性界定为自我保存与提高,基于理性权衡所订立的社会契约将有助于每一个体的福祉得到稳定的保障。如此所产生的和平乃是权能与利益平衡之上的和平,缺乏一种真正伦理性的基础。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则为我们提供了对于自我/主体性的批判性理解。在他人面容投射向我的＂反向-意向性＂的触发之下,首要的问题不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而是＂存在如何为自己的正当性辩护＂。通过对自我权能之正当性的不懈拷问,列维纳斯让我们重新审视了自我与他人的共在关系,领悟到对他人的责任同样是自我内部的源初构成性环节,从而重构了主体
协定道德一直是契约论的主题,然而如何解释人们服从道德的理由而维系其稳定性,一直是人们需要面对的解释难题。大卫·高塞尔在承继一种"不受欢迎"的霍布斯传统的基础上,力图通过行为类型的重构,以一种"有约束的最大化者"来确证服从问题的非政治性的"道德解",在实现实践理性与效用最大化的一致性的同时,确立道德的理性基础而抵御怀疑主义。然而这种区别于"康德-罗尔斯"的解释路径,通过"透明性"的假设来解决稳定性问题,同样面对如何通过理性测试而克服行为倾向的条件性,以弥补在理性自利与道德之间的距离。
2017年7月15日，“中国伦理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200余名会员代表出席了大会。
明儒湛若水将情感问题有机地融入其道德哲学的整体,为当下伦理重建与道德实践提供了有益借鉴。他提出“天下之道皆原于爱敬焉发之”,以爱敬等自然情感为道德实践的基础。通过对爱亲敬兄这类正面道德情感的培育与扩充,同时辅之以“随处体认天理”“执事敬”与“存心于勿忘勿助之间”等工夫对负面情感引导与纠偏,使具体情感逐渐与道德理性相结合,进而激发道德需要,催生和指导道德行为,成就德性人格,并最终导向伦理秩序的建立,为社会的整体和谐奠基。
“新市民”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和探究的社会群体,它连接着乡村和城镇,是“四化同步”目标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因素。由乡村到城镇,他们逐步由熟人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如何处理社会关系是他们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问题。有效社会认同的实现,既包括新市民群体对于城市社会的认同,还必须包括城市社会对于新市民群体的吸收、包容和接纳。基于新市民群体的特殊性,应该引入空间正义的概念来探讨其友善理念,引导其构建正确的友善观,注重新市民群体个人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同时关注群体内部成员的友善理念,促使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友善观很好地融合
2017年4月8-9日，由中国伦理学会政治伦理专业委员会、北京市伦理学会、河北省伦理学会、天津社会科学院《道德与文明》编辑部主办，河北经贸大学承办的“京津冀国家治理与道德建设论坛”在石家庄召开，来自京津冀三地的高校、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的7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爱国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美德，它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只是一种天然的情感表达，它也是一种理智美德，需要通过教育来完成。爱国主义的生成基础是一种“伦理-文化共同体”，这一共同体承载着我们的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并据此界定了我之所是。一种共享的命运感结合成同胞间的团结纽带。基于此，自由主义立足于独立的、自决的理性自我观念对爱国主义进行的挑战是不能成立的。爱国主义的对象是具体的、特殊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特殊的道德实践使得抽象的道德理念和原则充实了起来。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深层的、持久的情感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