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几位大师，他们学富五车，课也讲得精彩，阅卷过程也独具个性。
　　梁启超“离卷估分”
　　梁启超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一个研究先秦文化的学生期末考试仅得了50分，该生郁闷不已，就前去询问，梁启超说：“你的试卷我根本没看，一来浪费时间，二来对我也没帮助。你回家复习一下吧，开学来补考就是。”开学后，梁启超在该生的补考卷上打了100分，该生又疑惑不解，粱说：“你的试卷我还是没看，经过一个假期的复习，相信你一定考得很好，我还看它干啥？”
　　钱玄同“印章印分”
　　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任教，却从来不批改学生的考卷。北大直接给他配了一个木质印章，上面刻着“及格”二字，凡是自己的学生，他都统统在其试卷上印上一个“及格”。后来钱玄同把此法又推广到燕京大学，没想到校方竟将他的未判试卷原样退回，这时钱先生也来了脾气，也将试卷原封不动退回去。校领导很生气，说如果再次拒绝判卷将以校规惩罚。钱先生立即回书一封：“判卷恕不能从命，现将薪金全数奉还，信内附钞票若干！”
　　魏荣爵“赋诗送分”
　　2010年辞世的魏荣爵先生是清代学者魏源的后裔，是中科院资深院士。解放前他曾在南开中学教物理，一次，学生谢邦敏参加毕业考试，可擅长文学的谢同学物理却极差。考物理时竟一道题也不会，只好即兴发挥优势，在卷上赋词《鹧鸪天》一首：“晓号悠扬枕上闻，余魂迷入考场门。平时放荡几折齿，几度迷茫欲断魂。题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电磁温。今朝纵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组人。”魏先生阅卷时也赋诗一首：“卷虽白卷，词却好词。人各有志，给分六十！”谢邦敏借这物理60分顺利毕业，考入西南联大。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北京第一刑庭庭长。若无魏老师送分，恐怕谢邦敏同学毕业都难！
　　黄侃“平均定分”
　　黄侃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他在中央大学教授文学课程时，只管讲课，从不布置作业。到了期末考试，他也从不阅卷。黄侃性格狂傲古怪，被称作“黄疯子”，其特点就是学问高，脾气大。他曾与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人称“三不来教授”。教务处一催再催，要求黄先生赶快阅卷。于是，黄先生给教务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理由是：给九十分，学生不配，自己也不愿意；给七十分，学生不愿意；八十分正合适。碍于黄侃的名气和才学，学校拿他也无可奈何。
　　林语堂“相面打分”
　　林语堂先生更绝，打分法堪称另类。林先生在东吴大学教书时，根本就不组织学生参加考试。他说：“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多半是见面不知名，少半是连面都不认得。到期末出十几道题给他们做，从而判断他们的成绩，这也太马虎了，打死我也不这么做！”那么，成绩怎么办呢？林先生有办法，每逢最后一节课时，他就拿着学生花名册端坐讲台，然后依次点名，被叫到的学生站起来供他“相面”，然后打一个分数。据说这种“相面打分法”的公正准确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笔试计分的方法，令人拍案称奇。
　　（摘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