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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是流行在中国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陕西五省区汉族、回族、东乡、撒拉、土族、保安、藏族、裕固族、蒙古族等民族居住区用汉语方言演唱的一种特殊的山歌。学术界有河州“花儿”、洮岷“花儿”的习惯分类法,近来年又出现河湟“花儿”、洮州“花儿”、泾渭“花儿”及陇中“花儿”、莲花山“花儿”、六盘山“花儿”的新提法。关于“花儿”的源流、族属等,学术界见解分歧,意见不一。关于流传地区,学者已发现除西北五省区之外,内蒙古、山西、四川、西藏也有部分地区流传,国外如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有流传。“花儿”已成为一个跨民族、跨省区、跨国度的文化,从“花儿”的保护和发展角度来看,甘、青、宁、新四省区乃至吉尔吉斯斯坦东干族聚居区联合协作,形成“花儿”流域空间的一体化,打破现有行政区划界限,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共同打造中国“花儿”品牌。本文从四省(区)“花儿”发展现状、流行地区、存在问题、采取措施及意见建议等四个方面加以阐述,仅供商榷。
一、花儿在四省(区)的基本现状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的一种民歌,实际上是一种高腔山歌,唱词浩繁,文学艺术价值较高,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早在清乾隆时代就负有盛名。清代临洮诗人吴镇曾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赞语。在“花儿”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成为回族山歌的名称,亦统称为“花儿”。据统计,河湟地区的曲调有上百种,不同的曲调有着不同的“令”。按流行地区分为“河州令”、“湟源令”、“川口令”、“循化令”、“互助令”、“西宁令”等;按照演唱民族划分为“土族令”、“撒拉令”、“保安令”、“东乡令”等;按照“花儿”的衬词又分为“白牡丹令”、“尕马尔令”、“花花尕妹令”、“好花儿令”、“溜溜儿山令”、“杨柳儿姐令”“水红花令”、“咿呀咿令”等。二十世纪80年代,“花儿”的演唱形式已发展到“花儿”歌舞剧。
(一)甘肃“花儿”
甘肃“花儿”由于流行地区的不同,被分为临夏“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派,两派又根据其结构、格调、唱法的不同分为诸多分支。
1、临夏“花儿”:主要流传于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它是“花儿”两大派系中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音像出版物最多的一派,极受汉、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藏、裕固等八个民族广大群众的喜爱。临夏“花儿”唱词和曲调分“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两大类。以地区来分还有:北乡“花儿”、南乡“花儿”、东乡“花儿”、西乡“花儿”。其结构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多为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花儿”的音乐曲调与歌词结合紧凑,由上下对称乐句构成。曲调随歌词而变,“花儿”演唱用临夏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歌词的曲调起伏、强弱变化很大,还常加滑音、倚音、连音、颤音、装饰音等,具有高亢、悠长、清脆、热情奔放的特色。临夏境内流行的“花儿”,由于民族语言不同,风情习俗差异,演唱习惯变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特色。临夏“花儿”的特点是曲调丰富,以抒情见长,文词优美、朴实、生动、形象,结构严谨。行段分为四句、六句两种。演唱也比较自由,并且以独唱为主,也有对唱和联唱。其曲调悠扬、高亢、奔放。其中的曲谱(民间称为“令儿”)有百种之多,广为流传也不下四十余种。比如“河州令”、“尕马令”、“脚户令”、“大眼睛令”、“仓啷啷令”、“尕阿姐令”、“撒拉令”、“保安令”等。临夏“花儿”主要分为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
A、河州“花儿”:河州“花儿”以松鸣岩“花儿”为代表,曲调之丰富,唱词之浩瀚,可位列全国民间艺术的前茅。结构工整奇特,每首一般四句。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言情,前两段字组相等。长者十字一句,短者七字一句。唱词语言、格律、声韵、音节要求严格。韵脚是河州“花儿”的灵魂,逻辑和感情的重音非常突出。河州“花儿”的“长令”拖腔长、速度慢,倚音花彩多,有高亢辽阔之特点;“短令”拖腔短,节奏明快,刚健激越。“憨敦敦”、“金点花开”、“白牡丹”等曲令中使用衬句,旋律进行变化多样。河州“花儿”流传着上百个曲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州大令”、“河州三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大眼睛令”、“保安令”等。
B、莲花山“花儿”: 莲花山“花儿”以康乐县与甘南州相交的莲花山而命名,属洮岷花儿北路派,流行于临夏州的康乐、和政、广河县,甘南州的临潭、卓尼县,定西地区的临洮、渭源等地。基本格律为每首三句,头一句起兴,二、三句叙事。每句七字。演唱内容有“整花”和“散花”之分。整花就是叙述整部故事或完整内容的“花儿”。如《三国》、《西游记》、《杨家将》、《十二月牡丹》、《九九节》,还有如叙述莲花山风光景物类等。整花有固定的歌词,全靠歌手世代口头相传。“散花”就是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这一类无固定歌词,全靠歌手当场编唱。莲花山“花儿”只有一个曲令,即莲花山令。演唱时由于歌手的创造,变化多端,不拘一格。莲花山“花儿”演唱,常以男女歌手混合编组,男歌手用“假嗓子”歌唱,听起来自然、和谐,分不出男女。具有代表性的莲花山“花儿”有“莲花山令一”、“莲花山令二”。
C、临夏的“花儿”会主要有:临夏流传至今规模较大的“花儿”会场有20多处。其中松鸣岩“花儿”会和莲花山“花儿”会久负盛名。此外,积石山县盖新坪、永靖县炳灵寺、临夏县大庙山、和政县寺沟峡等处的“花儿”会,亦具有一定规模。
松鸣岩“花儿”会:耸立在临夏州和政县陡石关口的松鸣岩,有称须弥岩,是河州“花儿”演唱的传统会场。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康乐、临夏、广河、和政、东乡、临洮、卓尼等县的各族群众数万人汇聚松鸣岩,帐篷遍布,各类摊贩连绵山间。松鸣岩“花儿”会以演唱河州“花儿”为主,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演唱内容有历史故事、风土人情、情歌及其他即兴创造等。其独特之处是:有些歌手演唱有乐器。器乐演奏主要是咪咪、四弦子(四胡)、唢呐、板胡、二胡等,为“花儿”演唱增添色彩。
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来自周围七县的汉、回、藏、东乡等各族歌手和群众云集莲花山,结伴游山,演唱“花儿”。以演唱“莲花山令”对歌为主,河州“花儿”歌手也前来助兴。莲花山“花儿”会形式独特。有拦路、游山、对歌、敬酒、告别等程序,边游山、边对歌,互相穿插、灵活多样。莲花山“花儿”会恰似一部优美的乐章,初一、初二,在莲花山麓的足谷川聚会,即为开始曲;初三、初四游山对歌,即为高潮;初五从莲花山30公里外的王家沟门,围着篝火夜歌;初六黎明,攀登20里高的紫松山,联欢对歌,敬酒告别,即为尾声。其中以拦路最为别致而风趣。莲花山盛产马莲,当地群众用马莲拧成绳子,拦堵朝山歌友,进行答问对唱,直到拦路者满意方可放行。山会期间几乎每个路口设卡对歌,歌声此起彼伏,堪称一绝。
2、洮泯“花儿”:洮泯“花儿”是莲花山“花儿”和岷县“花儿”的总称。它是西北“花儿”的两大流派之一(另一派就是河湟“花儿”),主要在汉族群众中漫唱。同时根据音调、唱词、演唱风格,又把洮泯“花儿”分为“南路花儿”和“北路花儿”。 其中“南路花儿”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中心,“北路花儿”以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为中心。 广泛流行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康乐、和政县、定西地区的临洮、渭源县、武都地区的岷县(岷州)、武都、宕昌、文县、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洮州)、卓尼、舟曲县等地。洮泯“花儿”被当地群众称为“草文章”,分为“本子花儿”和“散花儿”。所谓“本子花儿”,指成本成套的演唱,有历史人物故事和民间传说,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所谓“散花儿”则多为歌者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短歌,唱词的字数、行段都很自由,一般都押韵。有的一韵到底,称为“单套”;凡一首中押两个或三个韵脚的称为“双套”。洮泯“花儿”按照演唱形式,分为“开头歌”、“问答歌”、“对唱歌”、“联唱歌”、“生活歌”、“短歌”和“长篇叙事歌”。总之,洮泯“花儿”格式多样、结构自由、演唱灵活,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洮泯“花儿”会主要有:在洮河流域广袤的山水之间,农民们每年都要自发而定期地举行数百个规模大小不等的山歌竞唱会——“花儿会”(比如,仅临潭县每年就有五十二处举办“花儿”会)。其中最著名、规模也最盛大的“花儿”会有三处,它们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临潭县新城乡城隍庙“花儿”会(当地俗称“五月神会”)。农历五月十七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过去称“湫神庙会”,俗称“扭佛爷”)。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康乐县南端的莲花山“花儿”会(俗称“六月六神会”或“六月六唱山”)。
(二)青海“花儿”
青海“花儿”演唱时称为“漫少年”。它的声调既高亢嘹亮,又委婉动听;内容既有繁复的叙事,又有即兴的抒情;形式既有四句为主的,也有同时辅之以两小短句而成为前后对称的六句式;既可独唱,又可合唱。青海“花儿”的曲调有“白牡丹令”、“尕马儿令”、“东峡令”等七八十种。其比兴优雅动听,赋词明快清新,艺术性很高。
“花儿”会主要有:
西宁凤凰山“花儿”会:多于农历四月八举行,届时艳阳高照,满目青山,歌手们携情侣,带酒食,三五成群,边饮美酒边赛歌,歌声传遍四野,气氛热烈至极。
民和县峡门“花儿”会:每年五月端阳节在满山遍布眼眼清泉的乱泉滩举行。人们头戴杨柳帽,手提节日饭,痛饮清泉水,放声唱“花儿”,别是一番情趣。
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十四至十六日举办,十五日是高峰。歌手们一边领略瞿昙寺胜景,一边引吭高歌,心情格外激动,歌声格外动听。
五峰山“花儿”会:农历六月六日在素有“风景胜地”之称的五峰山澄花泉边举行。
大通县六月六的老爷山“花儿”会:以演唱源于藏族的“长寿令儿”的“花儿”见长,这里峰回路转。林木葱笼,悠悠白云上飘荡着声声“花儿”,一片诗情画意。
此外,丹麻“花儿”会在农历六月十五至十七日举行。
(三)宁夏“花儿”
宁夏“花儿”以“山花儿”(俗称干“花儿”)为主,分为“整花”和“散花”两种,“整花”以长篇为主,“散花”形式自由,可以即兴发挥。整花的完整长篇为你娓娓道来一段段动人故事,自由的散花变化自由,不时显示出演唱者的多才机智。两人对唱时,你方唱罢我来接,你一句,我一段,精彩对接迭起,常常让听众听得如痴如醉。“山花儿”在旋律上起伏较小,较多地应用五声羽调和角调,衬词衬句使用较少,段尾或句末用上滑音。在文学上除具有河州“花儿”的一些特征外,还派生出一些变体,有时也采用信天游或一般民谣体。演唱形式有自唱式和问答式。曲目无令之称,属抒情短歌。宁夏“花儿”的曲调就有30多种。宁夏“花儿”的基本格式是每首四句,前两句比兴、后两句本题,单双句结构各自相同,单句每句有四个停顿,但末顿只有一个字;双句每句有三个停顿,末顿必须是两个字。
宁夏“花儿”会主要有:宁夏规模较大的“花儿”会有近10处,主要以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地区的“花儿”很出名。
(四)新疆“花儿”
同为“花儿”,新疆的“花儿”和甘肃、青海、宁夏的“花儿”在唱法上还是有所不同。新疆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马雄福说:新疆“花儿”是由西迁的回族同胞带入新疆,发展于新疆的,是不同于内地“花儿”的一种“花儿”,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因而冠名新疆“花儿”。实际上马雄福说的地域特色的“花儿”,是指新疆“花儿”在节奏上借鉴了维吾尔族音乐中的快节奏,演唱中则吸收了哈萨克族阿肯弹唱的幽默,形成了演唱中少拖腔、曲调中少花音、唱词和曲调铿锵有力、洒脱自如的独特风格。新疆“花儿”主要流布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北疆沿天山一带的乌鲁木齐市、沙湾县、伊宁市、霍城县、新源县、特克斯县,东疆的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南疆的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地区。新疆“花儿”除独唱、对唱之外,还有重唱、合唱、表演唱、载歌载舞等演唱形式,以风趣见长,曲调悠扬、圆润、清脆,长于抒情,有一定格律,一般为4句一节,偶可押韵。昌吉一带流行的曲令有“河州大令”、“河州三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大眼睛令”等。但新疆“花儿”同时将流传在西北地区的民间歌曲、眉户剧甚至信天游的片段融进“花儿”里,使“花儿”又具有了小曲子的特征,如流传在焉耆县的《远方的阿哥回来了》,流传在米泉市的《花花尕妹》、《三三六儿令》等。
总之,中国“花儿”曲调丰富,约有近二百种之多,“花儿”格律特殊,演唱形式别致,朱仲禄、苏平被誉为“花儿”王和“花儿”皇后,“花儿”会更是饮誉中外。
二、“花儿”的流行地区
“花儿”是一种跨民族、跨省区、跨国度流行的民歌。“花儿”的主要流行区域有北起前河套及腾格里沙漠边缘,南至渭河上游及洮河中上游,东起毛乌素沙漠边缘,西接日月山与河西走廊。横跨甘、青、宁三省区的四五十个县市,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两个“花儿”、“飞地”:一个是东部天山下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辖8县市,约10万平方公里),另一个是西部天山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聚居区(主要在坎特区以及伏龙芝、套克马克等)——据证实,东干族中至今仍普遍传唱“花儿”并有“花儿”会举行。如果加上这两个“飞地”,范围就更广阔了。这个广阔流域沿古丝绸之路自东向西呈多点集散的条带状幅射趋势,大体在东经85°—108°、北纬34°—44°之间,处于地球六大板块之一的亚欧板块中心位置。主要流域在我国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的结合部,属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花儿”作为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它是由诸多相关因素组织起来的一个开放的空间系统,它的各部分总是处于活动的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因而又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流变,这是一个浩瀚的波澜壮阔的空间系统。因此,甘、青、宁、新四省区
乃至吉尔吉斯东干族聚居区要共同打造中国“花儿”品牌。
三、打造“花儿”品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花儿”作为多民族传唱的一种山歌,缘起于中国西部,回荡在高山峡谷、河湟古道而悠悠数百年风行不衰,它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它既是对苍茫、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描述,也是对剽悍、孤独的人格精神的再现。从那滴血的词句和悲凉的旋律中,我们所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心灵的颤动,更有整个空间系统所展示的跨文化传统的律动感和沧桑感。但是,在打造“花儿”品牌方面我们也看到四省(区)发展的不平衡,一是对文化产业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在部分领导干部心目中,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事业,是“包袱”,而没有看作产业来培育,没有将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把文化仅仅作为事业是没有办法做大做强的,文化若没有产业的支撑,那它永远只是一个“玩偶”,让少数人欣赏。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理应成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石。二是对“花儿”文化的实际投入还不足。从保护(主要是行政保护)方面来看,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投入少,文化价值被商业价值所取代,轻视“花儿”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花儿”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文化生态环境核心区现代化建筑林立,过度人工化、城镇化和日渐浓厚的商业化气息,使之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特有的民俗文化现象日渐消亡,一些“花儿”会几乎变成了交易场。四是“花儿”失去了原生态性、民间性、真实性和野性美的风貌。违背“花儿”作为活态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人为地改变自然、自由的传承方式和表现形式,使之舞台化、表演化,甚至“歌功颂德化”,失去了原生态性、民间性、真实性和野性美的风貌。五是对文化产业人才创业积极性还没有有效激发。文化产业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产业,是以人为本的产业。四省(区)现在从事文化这个行业的人虽不少,但创业积极性还没有被激发出来,还处在一种“温和型”发展阶段,对做大这个产业也还缺乏强烈的信心,没有形成产业发展规划。
四、四省(区)打造中国“花儿”品牌的优势与潜力
“花儿”是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具魅力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是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资源,同时,还承载着宣传教育的重要职能。继承保护好“花儿”,传承发展好“花儿”。四省(区)具备这个优势和条件:
第一、历史悠久,充满活力。“花儿”是广泛流传,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难得的。它的生命力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第二、体系完整,独具魅力。“花儿”曲令丰富,它的唱词,反映民族特色和题材特色,表现了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在艺术上的成熟,这是我们打造它的基础。
第三、领导重视,基础较好。各省(区)这几年对于“花儿”文化的发展工作是重视的,做了许多工作。比方说“花儿”本身的研究、整理、记录等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出了不少成果,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手段。
第四、融入产业发展,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花儿”文化的发展,已经出现端倪,结合旅游演出搞一个团,进行市场运作,这样它发展既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同时它又承担着继承、创新“花儿”的这种艺术职责。
四省(区)“花儿”的传承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保护与利用并重,高标准定位,整体化运作,形成保障“花儿”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继承与创新是文艺领域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争论最多的话题。要发展“花儿”,就必须创新。“花儿”是一种资源,是一种遗产,首先要保护,边保护边利用。可以说,利用得好,是永葆“花儿”生机与活力的前提。只有保护好了同时利用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参与它、传承它,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承的特性。四省(区)定的目标要高,让“花儿”漫遍中华大地,就是高标准定位。“花儿”人才的培训、“花儿”传承人以及民间歌手职称认定、“花儿”发展的财政保障,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要整体运作。同时,要形成“花儿”文化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要有一些制度的、机制的、机构的等各方面的保障,要常抓不懈。贯彻以上总体思路,达到让“花儿”走出四省(区)、漫遍全国这样一个目标,具体要抓好六项工程:
一是普及工程。普及是基础。第一就是要做好媒体宣传。第二就是要共同组织“‘花儿’进大学校园”活动。同时,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四省(区)各艺校开设”花儿“课程,声乐系要把“花儿”作为必修课,艺校的各个院系可以把“花儿”作为选修课程,这就有一个传承的载体了。
二是研究工程。四省(区)按照“申遗”的要求,研究工作要定位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标准,搞一套英文版的介绍“花儿”的图书,让全世界都知道。研究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也要加大力度。要把原始的曲牌、老的艺人的原声通过光盘等形式记录下来。
三是人才工程。关于人才培养,要从两个层面上来着手:一个层面是应该为“花儿”演出团体、“花儿”的研究教育队伍提供接续人才。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在大学生中,注意发现并有侧重地培养人才;选送民间歌手到艺校或者开设了艺术课程的大学(专)院校进修,加强声乐基本知识和技巧训练。另一个层面是做造“星”工作,制造明星,培养明星。好歌离不开演唱者,好歌因好歌手而张扬,好歌手因为好歌而扬名,相辅相成。
四是创新工程。也是创作工程。要让“花儿”走得远,必须让“花儿”“长上腿”,赋予它适合的艺术载体。只要有一首知名的歌唱出来了,全国人民都爱听,才知道“花儿”好听;只要有一台戏演出去了,获得成功,才能大大的提高“花儿”的知名度。这是宣传推介扩大“花儿”影响的一个基本途径。这就必须落在创作上。创作是基于原生态“花儿”的,但必须让广大群众能够欣赏,具有时代精神。创作前提是要符合“花儿”的艺术本质、艺术特色,让多数人听得懂,特别是城市人。在花儿创新上要统一思想,资深研究人员要多支持,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对于新的艺术形式和题材,要给它探索的空间,不要一句话否定。创新“花儿”,不影响“花儿”的传承,只能增强它在现时代的生命力。要调动创作人员积极性,大胆创新,也可以请名家来创作一曲在全国打得响的音乐,找最好的歌手来唱,这些都是可行的,应该逐步付诸实施。
五是产业工程。“花儿”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文化遗产,又是文化产品,要结合旅游业的发展,使“花儿”的发展能够具动力和活力,同时,把“花儿”作为一种产业来运作。产业化发展市场运作也是分层次的,民间的乡村一级的自乐班,是一种经营行为,也是一种文艺演出,要形成一些支持的措施。
六是保障工程。要逐步形成四个保障机制:投入保障机制、机构保障机制、人事保障机制(职称保障机制)、市场准入机制。
五、对打造“花儿”品牌方面的意见建议
“花儿”的发展作为一种民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以来发展到今天,主要依靠人民群众对它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要尊重、保护和发扬好人民群众及“花儿”爱好者、研究者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成果,集众人之智、聚全社会之力让“花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化部已经把“花儿”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何使“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创新、发展、壮大,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和传播力。必须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全面实施“一体化保护工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一)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使“花儿”文化产业发展形成合力。四省(区)党委、政府要树立文化不仅是需要政府投入的事业,同时也是可以产出效益的大有可为的新兴产业的观念,把文化产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的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抢占二十一世纪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制定《“花儿”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抓住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机遇,进一步加强对培育壮大文化产业的领导,突出抓好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扎实推进“花儿”基地建设,使政府和民间形成做大文化产业的合力。
(二)制定政策,加强引导,使“花儿”文化产业发展创出品牌。四省(区)党委、政府要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突出品牌的个性化内涵,明确品牌打造的重点,精心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成立“花儿”研究机构,充实人员,加强对“花儿”的挖掘和研究,并积极改善条件,吸引从事“花儿”艺术研究和保护的社会各界人士加入“花儿”保护行列,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局面。同时,四省(区)要成立“花儿”艺术人才培训、交流、研究等为一体的艺术培训中心,主要承担“花儿”保护的组织实施、联络交流以及协调、指导等工作,确保“花儿”挖掘、整理和开发工作有专门机构,有专人组织,并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
(三)强化宣传,大力营造“花儿”发展的浓厚氛围。四省(区)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广泛深入宣传“花儿”保护工程,普及“花儿”艺术保护知识,激发和培养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同时,积极举办不同形式的“花儿”歌手大奖赛、“花儿”艺术节、“花儿”艺术研讨会、“花儿”艺术研究成果展示会等节会和学术交流活动,邀请省内外知名学者、教授和艺术团体进行广泛深入地研讨、开发和交流活动,扩大“花儿”在全国的影响。
(四)加大投入,加快“花儿”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步伐。一是要加大投入,加强培训教育工作。积极组织专家学者编写“花儿”,聘请专家讲授,分级分批地对参与“花儿”保护工程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优秀“花儿”歌手及“花儿”传人进行教育培训,大力培养“花儿”保护和研究的专业人才,为“花儿”的传承、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二是要积极与大专院校、音乐研究机构联合,重点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优秀“花儿”歌手进行培养,多层次、多角度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和认知能力,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花儿”继承人,使“花儿”的传承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三是坚持“培养”和“聚集”并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第一资源。现有的文化专业技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紧紧抓住“培养”和“聚集”两条途径,造就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艺术人才和文化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越的社会环境,带动文化产业规模到经营方式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全面普查,建立“花儿”数据资料库。四省(区)党委、政府在现有的基础上,根据“花儿”艺术的资源现状,组织力量对“花儿”的演唱区域、历史渊源、演唱风格、演变过程、“花儿”歌手及“花儿”传人详细情况、“花儿”演唱集中区域的详细情况进行普查,认真分析“花儿”传承、发扬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制定“花儿”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建立“花儿”艺术保护项目名录,确定“花儿”艺术歌手及“花儿”传人,制作“花儿”歌手及其“花儿”传人的声像作品,为实施“花儿”保护工程奠定全面、科学和规范的工作基础。
(六)共同配合,着力打造中国“花儿”品牌。打造中国“花儿”品牌,不是哪一个省(区)的事,而是四省(区)党委、政府共同的职责,要充分发挥文化系统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建立职责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要加强与财政、发改、宗教、国土、城建、文联等单位和各乡镇的配合,切实担负起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吸纳社会资金,鼓励个人、集体、民间组织共同关注、保护和挖掘“花儿”艺术,参与保护工作。通过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为“花儿”的挖掘和整理、保护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加快打造中国“花儿”品牌的发展步伐,并使之成为四省(区)与外界联系的一座桥梁,使“花儿”真正成为一张名片,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通行证”。
(作者单位:甘肃省广河县委宣传部)
一、花儿在四省(区)的基本现状
“花儿”又称“少年”,是流传在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的一种民歌,实际上是一种高腔山歌,唱词浩繁,文学艺术价值较高,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早在清乾隆时代就负有盛名。清代临洮诗人吴镇曾有“花儿饶比兴,番女亦风流”的赞语。在“花儿”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的昵称逐渐成为回族山歌的名称,亦统称为“花儿”。据统计,河湟地区的曲调有上百种,不同的曲调有着不同的“令”。按流行地区分为“河州令”、“湟源令”、“川口令”、“循化令”、“互助令”、“西宁令”等;按照演唱民族划分为“土族令”、“撒拉令”、“保安令”、“东乡令”等;按照“花儿”的衬词又分为“白牡丹令”、“尕马尔令”、“花花尕妹令”、“好花儿令”、“溜溜儿山令”、“杨柳儿姐令”“水红花令”、“咿呀咿令”等。二十世纪80年代,“花儿”的演唱形式已发展到“花儿”歌舞剧。
(一)甘肃“花儿”
甘肃“花儿”由于流行地区的不同,被分为临夏“花儿”和洮岷“花儿”两大派,两派又根据其结构、格调、唱法的不同分为诸多分支。
1、临夏“花儿”:主要流传于甘肃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一带。它是“花儿”两大派系中流传范围最广、影响最大、音像出版物最多的一派,极受汉、回、东乡、土、撒拉、保安、藏、裕固等八个民族广大群众的喜爱。临夏“花儿”唱词和曲调分“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两大类。以地区来分还有:北乡“花儿”、南乡“花儿”、东乡“花儿”、西乡“花儿”。其结构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多为比兴,后段是歌唱的主题内容。“花儿”的音乐曲调与歌词结合紧凑,由上下对称乐句构成。曲调随歌词而变,“花儿”演唱用临夏方言,具有浓郁的地方气息,歌词的曲调起伏、强弱变化很大,还常加滑音、倚音、连音、颤音、装饰音等,具有高亢、悠长、清脆、热情奔放的特色。临夏境内流行的“花儿”,由于民族语言不同,风情习俗差异,演唱习惯变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特色。临夏“花儿”的特点是曲调丰富,以抒情见长,文词优美、朴实、生动、形象,结构严谨。行段分为四句、六句两种。演唱也比较自由,并且以独唱为主,也有对唱和联唱。其曲调悠扬、高亢、奔放。其中的曲谱(民间称为“令儿”)有百种之多,广为流传也不下四十余种。比如“河州令”、“尕马令”、“脚户令”、“大眼睛令”、“仓啷啷令”、“尕阿姐令”、“撒拉令”、“保安令”等。临夏“花儿”主要分为河州“花儿”和莲花山“花儿”。
A、河州“花儿”:河州“花儿”以松鸣岩“花儿”为代表,曲调之丰富,唱词之浩瀚,可位列全国民间艺术的前茅。结构工整奇特,每首一般四句。前两句比兴,后两句言情,前两段字组相等。长者十字一句,短者七字一句。唱词语言、格律、声韵、音节要求严格。韵脚是河州“花儿”的灵魂,逻辑和感情的重音非常突出。河州“花儿”的“长令”拖腔长、速度慢,倚音花彩多,有高亢辽阔之特点;“短令”拖腔短,节奏明快,刚健激越。“憨敦敦”、“金点花开”、“白牡丹”等曲令中使用衬句,旋律进行变化多样。河州“花儿”流传着上百个曲令,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河州大令”、“河州三令”、“水红花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大眼睛令”、“保安令”等。
B、莲花山“花儿”: 莲花山“花儿”以康乐县与甘南州相交的莲花山而命名,属洮岷花儿北路派,流行于临夏州的康乐、和政、广河县,甘南州的临潭、卓尼县,定西地区的临洮、渭源等地。基本格律为每首三句,头一句起兴,二、三句叙事。每句七字。演唱内容有“整花”和“散花”之分。整花就是叙述整部故事或完整内容的“花儿”。如《三国》、《西游记》、《杨家将》、《十二月牡丹》、《九九节》,还有如叙述莲花山风光景物类等。整花有固定的歌词,全靠歌手世代口头相传。“散花”就是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这一类无固定歌词,全靠歌手当场编唱。莲花山“花儿”只有一个曲令,即莲花山令。演唱时由于歌手的创造,变化多端,不拘一格。莲花山“花儿”演唱,常以男女歌手混合编组,男歌手用“假嗓子”歌唱,听起来自然、和谐,分不出男女。具有代表性的莲花山“花儿”有“莲花山令一”、“莲花山令二”。
C、临夏的“花儿”会主要有:临夏流传至今规模较大的“花儿”会场有20多处。其中松鸣岩“花儿”会和莲花山“花儿”会久负盛名。此外,积石山县盖新坪、永靖县炳灵寺、临夏县大庙山、和政县寺沟峡等处的“花儿”会,亦具有一定规模。
松鸣岩“花儿”会:耸立在临夏州和政县陡石关口的松鸣岩,有称须弥岩,是河州“花儿”演唱的传统会场。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康乐、临夏、广河、和政、东乡、临洮、卓尼等县的各族群众数万人汇聚松鸣岩,帐篷遍布,各类摊贩连绵山间。松鸣岩“花儿”会以演唱河州“花儿”为主,形式有独唱、对唱、齐唱等,演唱内容有历史故事、风土人情、情歌及其他即兴创造等。其独特之处是:有些歌手演唱有乐器。器乐演奏主要是咪咪、四弦子(四胡)、唢呐、板胡、二胡等,为“花儿”演唱增添色彩。
莲花山“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来自周围七县的汉、回、藏、东乡等各族歌手和群众云集莲花山,结伴游山,演唱“花儿”。以演唱“莲花山令”对歌为主,河州“花儿”歌手也前来助兴。莲花山“花儿”会形式独特。有拦路、游山、对歌、敬酒、告别等程序,边游山、边对歌,互相穿插、灵活多样。莲花山“花儿”会恰似一部优美的乐章,初一、初二,在莲花山麓的足谷川聚会,即为开始曲;初三、初四游山对歌,即为高潮;初五从莲花山30公里外的王家沟门,围着篝火夜歌;初六黎明,攀登20里高的紫松山,联欢对歌,敬酒告别,即为尾声。其中以拦路最为别致而风趣。莲花山盛产马莲,当地群众用马莲拧成绳子,拦堵朝山歌友,进行答问对唱,直到拦路者满意方可放行。山会期间几乎每个路口设卡对歌,歌声此起彼伏,堪称一绝。
2、洮泯“花儿”:洮泯“花儿”是莲花山“花儿”和岷县“花儿”的总称。它是西北“花儿”的两大流派之一(另一派就是河湟“花儿”),主要在汉族群众中漫唱。同时根据音调、唱词、演唱风格,又把洮泯“花儿”分为“南路花儿”和“北路花儿”。 其中“南路花儿”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为中心,“北路花儿”以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为中心。 广泛流行于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康乐、和政县、定西地区的临洮、渭源县、武都地区的岷县(岷州)、武都、宕昌、文县、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临潭(洮州)、卓尼、舟曲县等地。洮泯“花儿”被当地群众称为“草文章”,分为“本子花儿”和“散花儿”。所谓“本子花儿”,指成本成套的演唱,有历史人物故事和民间传说,诸如《三国演义》、《西游记》、《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等;所谓“散花儿”则多为歌者触景生情、即兴创作的短歌,唱词的字数、行段都很自由,一般都押韵。有的一韵到底,称为“单套”;凡一首中押两个或三个韵脚的称为“双套”。洮泯“花儿”按照演唱形式,分为“开头歌”、“问答歌”、“对唱歌”、“联唱歌”、“生活歌”、“短歌”和“长篇叙事歌”。总之,洮泯“花儿”格式多样、结构自由、演唱灵活,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
洮泯“花儿”会主要有:在洮河流域广袤的山水之间,农民们每年都要自发而定期地举行数百个规模大小不等的山歌竞唱会——“花儿会”(比如,仅临潭县每年就有五十二处举办“花儿”会)。其中最著名、规模也最盛大的“花儿”会有三处,它们是: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临潭县新城乡城隍庙“花儿”会(当地俗称“五月神会”)。农历五月十七日,岷县二郎山“花儿”会(过去称“湫神庙会”,俗称“扭佛爷”)。农历六月初一至初六,康乐县南端的莲花山“花儿”会(俗称“六月六神会”或“六月六唱山”)。
(二)青海“花儿”
青海“花儿”演唱时称为“漫少年”。它的声调既高亢嘹亮,又委婉动听;内容既有繁复的叙事,又有即兴的抒情;形式既有四句为主的,也有同时辅之以两小短句而成为前后对称的六句式;既可独唱,又可合唱。青海“花儿”的曲调有“白牡丹令”、“尕马儿令”、“东峡令”等七八十种。其比兴优雅动听,赋词明快清新,艺术性很高。
“花儿”会主要有:
西宁凤凰山“花儿”会:多于农历四月八举行,届时艳阳高照,满目青山,歌手们携情侣,带酒食,三五成群,边饮美酒边赛歌,歌声传遍四野,气氛热烈至极。
民和县峡门“花儿”会:每年五月端阳节在满山遍布眼眼清泉的乱泉滩举行。人们头戴杨柳帽,手提节日饭,痛饮清泉水,放声唱“花儿”,别是一番情趣。
乐都县瞿昙寺“花儿”会:每年农历六月十四至十六日举办,十五日是高峰。歌手们一边领略瞿昙寺胜景,一边引吭高歌,心情格外激动,歌声格外动听。
五峰山“花儿”会:农历六月六日在素有“风景胜地”之称的五峰山澄花泉边举行。
大通县六月六的老爷山“花儿”会:以演唱源于藏族的“长寿令儿”的“花儿”见长,这里峰回路转。林木葱笼,悠悠白云上飘荡着声声“花儿”,一片诗情画意。
此外,丹麻“花儿”会在农历六月十五至十七日举行。
(三)宁夏“花儿”
宁夏“花儿”以“山花儿”(俗称干“花儿”)为主,分为“整花”和“散花”两种,“整花”以长篇为主,“散花”形式自由,可以即兴发挥。整花的完整长篇为你娓娓道来一段段动人故事,自由的散花变化自由,不时显示出演唱者的多才机智。两人对唱时,你方唱罢我来接,你一句,我一段,精彩对接迭起,常常让听众听得如痴如醉。“山花儿”在旋律上起伏较小,较多地应用五声羽调和角调,衬词衬句使用较少,段尾或句末用上滑音。在文学上除具有河州“花儿”的一些特征外,还派生出一些变体,有时也采用信天游或一般民谣体。演唱形式有自唱式和问答式。曲目无令之称,属抒情短歌。宁夏“花儿”的曲调就有30多种。宁夏“花儿”的基本格式是每首四句,前两句比兴、后两句本题,单双句结构各自相同,单句每句有四个停顿,但末顿只有一个字;双句每句有三个停顿,末顿必须是两个字。
宁夏“花儿”会主要有:宁夏规模较大的“花儿”会有近10处,主要以宁夏中卫市海原县地区的“花儿”很出名。
(四)新疆“花儿”
同为“花儿”,新疆的“花儿”和甘肃、青海、宁夏的“花儿”在唱法上还是有所不同。新疆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马雄福说:新疆“花儿”是由西迁的回族同胞带入新疆,发展于新疆的,是不同于内地“花儿”的一种“花儿”,有着强烈的地域特色,因而冠名新疆“花儿”。实际上马雄福说的地域特色的“花儿”,是指新疆“花儿”在节奏上借鉴了维吾尔族音乐中的快节奏,演唱中则吸收了哈萨克族阿肯弹唱的幽默,形成了演唱中少拖腔、曲调中少花音、唱词和曲调铿锵有力、洒脱自如的独特风格。新疆“花儿”主要流布于昌吉回族自治州各县(市),北疆沿天山一带的乌鲁木齐市、沙湾县、伊宁市、霍城县、新源县、特克斯县,东疆的吐鲁番市、哈密市、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南疆的焉耆回族自治县等地区。新疆“花儿”除独唱、对唱之外,还有重唱、合唱、表演唱、载歌载舞等演唱形式,以风趣见长,曲调悠扬、圆润、清脆,长于抒情,有一定格律,一般为4句一节,偶可押韵。昌吉一带流行的曲令有“河州大令”、“河州三令”、“白牡丹令”、“尕马儿令”、“大眼睛令”等。但新疆“花儿”同时将流传在西北地区的民间歌曲、眉户剧甚至信天游的片段融进“花儿”里,使“花儿”又具有了小曲子的特征,如流传在焉耆县的《远方的阿哥回来了》,流传在米泉市的《花花尕妹》、《三三六儿令》等。
总之,中国“花儿”曲调丰富,约有近二百种之多,“花儿”格律特殊,演唱形式别致,朱仲禄、苏平被誉为“花儿”王和“花儿”皇后,“花儿”会更是饮誉中外。
二、“花儿”的流行地区
“花儿”是一种跨民族、跨省区、跨国度流行的民歌。“花儿”的主要流行区域有北起前河套及腾格里沙漠边缘,南至渭河上游及洮河中上游,东起毛乌素沙漠边缘,西接日月山与河西走廊。横跨甘、青、宁三省区的四五十个县市,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此外,还有两个“花儿”、“飞地”:一个是东部天山下的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辖8县市,约10万平方公里),另一个是西部天山下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族聚居区(主要在坎特区以及伏龙芝、套克马克等)——据证实,东干族中至今仍普遍传唱“花儿”并有“花儿”会举行。如果加上这两个“飞地”,范围就更广阔了。这个广阔流域沿古丝绸之路自东向西呈多点集散的条带状幅射趋势,大体在东经85°—108°、北纬34°—44°之间,处于地球六大板块之一的亚欧板块中心位置。主要流域在我国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的结合部,属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花儿”作为处于一定的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它是由诸多相关因素组织起来的一个开放的空间系统,它的各部分总是处于活动的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因而又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流变,这是一个浩瀚的波澜壮阔的空间系统。因此,甘、青、宁、新四省区
乃至吉尔吉斯东干族聚居区要共同打造中国“花儿”品牌。
三、打造“花儿”品牌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花儿”作为多民族传唱的一种山歌,缘起于中国西部,回荡在高山峡谷、河湟古道而悠悠数百年风行不衰,它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它既是对苍茫、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描述,也是对剽悍、孤独的人格精神的再现。从那滴血的词句和悲凉的旋律中,我们所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心灵的颤动,更有整个空间系统所展示的跨文化传统的律动感和沧桑感。但是,在打造“花儿”品牌方面我们也看到四省(区)发展的不平衡,一是对文化产业的认识还存在偏差。在部分领导干部心目中,把文化看成是一种事业,是“包袱”,而没有看作产业来培育,没有将它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把文化仅仅作为事业是没有办法做大做强的,文化若没有产业的支撑,那它永远只是一个“玩偶”,让少数人欣赏。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文化产业理应成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石。二是对“花儿”文化的实际投入还不足。从保护(主要是行政保护)方面来看,还是雷声大雨点小、说得多投入少,文化价值被商业价值所取代,轻视“花儿”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三是“花儿”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文化生态环境核心区现代化建筑林立,过度人工化、城镇化和日渐浓厚的商业化气息,使之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特有的民俗文化现象日渐消亡,一些“花儿”会几乎变成了交易场。四是“花儿”失去了原生态性、民间性、真实性和野性美的风貌。违背“花儿”作为活态文化的特点和规律,人为地改变自然、自由的传承方式和表现形式,使之舞台化、表演化,甚至“歌功颂德化”,失去了原生态性、民间性、真实性和野性美的风貌。五是对文化产业人才创业积极性还没有有效激发。文化产业是从事精神生产的产业,是以人为本的产业。四省(区)现在从事文化这个行业的人虽不少,但创业积极性还没有被激发出来,还处在一种“温和型”发展阶段,对做大这个产业也还缺乏强烈的信心,没有形成产业发展规划。
四、四省(区)打造中国“花儿”品牌的优势与潜力
“花儿”是中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具魅力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也是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重要资源,同时,还承载着宣传教育的重要职能。继承保护好“花儿”,传承发展好“花儿”。四省(区)具备这个优势和条件:
第一、历史悠久,充满活力。“花儿”是广泛流传,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非常难得的。它的生命力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第二、体系完整,独具魅力。“花儿”曲令丰富,它的唱词,反映民族特色和题材特色,表现了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在艺术上的成熟,这是我们打造它的基础。
第三、领导重视,基础较好。各省(区)这几年对于“花儿”文化的发展工作是重视的,做了许多工作。比方说“花儿”本身的研究、整理、记录等工作,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出了不少成果,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手段。
第四、融入产业发展,影响力在不断扩大。“花儿”文化的发展,已经出现端倪,结合旅游演出搞一个团,进行市场运作,这样它发展既有了一定的经济来源,同时它又承担着继承、创新“花儿”的这种艺术职责。
四省(区)“花儿”的传承与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坚持继承与创新并举,保护与利用并重,高标准定位,整体化运作,形成保障“花儿”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继承与创新是文艺领域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争论最多的话题。要发展“花儿”,就必须创新。“花儿”是一种资源,是一种遗产,首先要保护,边保护边利用。可以说,利用得好,是永葆“花儿”生机与活力的前提。只有保护好了同时利用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参与它、传承它,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承的特性。四省(区)定的目标要高,让“花儿”漫遍中华大地,就是高标准定位。“花儿”人才的培训、“花儿”传承人以及民间歌手职称认定、“花儿”发展的财政保障,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要整体运作。同时,要形成“花儿”文化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要有一些制度的、机制的、机构的等各方面的保障,要常抓不懈。贯彻以上总体思路,达到让“花儿”走出四省(区)、漫遍全国这样一个目标,具体要抓好六项工程:
一是普及工程。普及是基础。第一就是要做好媒体宣传。第二就是要共同组织“‘花儿’进大学校园”活动。同时,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四省(区)各艺校开设”花儿“课程,声乐系要把“花儿”作为必修课,艺校的各个院系可以把“花儿”作为选修课程,这就有一个传承的载体了。
二是研究工程。四省(区)按照“申遗”的要求,研究工作要定位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标准,搞一套英文版的介绍“花儿”的图书,让全世界都知道。研究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也要加大力度。要把原始的曲牌、老的艺人的原声通过光盘等形式记录下来。
三是人才工程。关于人才培养,要从两个层面上来着手:一个层面是应该为“花儿”演出团体、“花儿”的研究教育队伍提供接续人才。从高等教育的角度,在大学生中,注意发现并有侧重地培养人才;选送民间歌手到艺校或者开设了艺术课程的大学(专)院校进修,加强声乐基本知识和技巧训练。另一个层面是做造“星”工作,制造明星,培养明星。好歌离不开演唱者,好歌因好歌手而张扬,好歌手因为好歌而扬名,相辅相成。
四是创新工程。也是创作工程。要让“花儿”走得远,必须让“花儿”“长上腿”,赋予它适合的艺术载体。只要有一首知名的歌唱出来了,全国人民都爱听,才知道“花儿”好听;只要有一台戏演出去了,获得成功,才能大大的提高“花儿”的知名度。这是宣传推介扩大“花儿”影响的一个基本途径。这就必须落在创作上。创作是基于原生态“花儿”的,但必须让广大群众能够欣赏,具有时代精神。创作前提是要符合“花儿”的艺术本质、艺术特色,让多数人听得懂,特别是城市人。在花儿创新上要统一思想,资深研究人员要多支持,多提建设性的意见。对于新的艺术形式和题材,要给它探索的空间,不要一句话否定。创新“花儿”,不影响“花儿”的传承,只能增强它在现时代的生命力。要调动创作人员积极性,大胆创新,也可以请名家来创作一曲在全国打得响的音乐,找最好的歌手来唱,这些都是可行的,应该逐步付诸实施。
五是产业工程。“花儿”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文化遗产,又是文化产品,要结合旅游业的发展,使“花儿”的发展能够具动力和活力,同时,把“花儿”作为一种产业来运作。产业化发展市场运作也是分层次的,民间的乡村一级的自乐班,是一种经营行为,也是一种文艺演出,要形成一些支持的措施。
六是保障工程。要逐步形成四个保障机制:投入保障机制、机构保障机制、人事保障机制(职称保障机制)、市场准入机制。
五、对打造“花儿”品牌方面的意见建议
“花儿”的发展作为一种民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以来发展到今天,主要依靠人民群众对它的热爱和自觉的传承,要尊重、保护和发扬好人民群众及“花儿”爱好者、研究者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成果,集众人之智、聚全社会之力让“花儿”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文化部已经把“花儿”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向联合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何使“花儿”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创新、发展、壮大,进一步增强影响力和传播力。必须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全面实施“一体化保护工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一)解放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使“花儿”文化产业发展形成合力。四省(区)党委、政府要树立文化不仅是需要政府投入的事业,同时也是可以产出效益的大有可为的新兴产业的观念,把文化产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的进步紧密地结合起来,抢占二十一世纪文化产业制高点。要制定《“花儿”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抓住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机遇,进一步加强对培育壮大文化产业的领导,突出抓好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扎实推进“花儿”基地建设,使政府和民间形成做大文化产业的合力。
(二)制定政策,加强引导,使“花儿”文化产业发展创出品牌。四省(区)党委、政府要树立强烈的品牌意识,突出品牌的个性化内涵,明确品牌打造的重点,精心打造文化产业知名品牌。成立“花儿”研究机构,充实人员,加强对“花儿”的挖掘和研究,并积极改善条件,吸引从事“花儿”艺术研究和保护的社会各界人士加入“花儿”保护行列,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局面。同时,四省(区)要成立“花儿”艺术人才培训、交流、研究等为一体的艺术培训中心,主要承担“花儿”保护的组织实施、联络交流以及协调、指导等工作,确保“花儿”挖掘、整理和开发工作有专门机构,有专人组织,并有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
(三)强化宣传,大力营造“花儿”发展的浓厚氛围。四省(区)要充分利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广泛深入宣传“花儿”保护工程,普及“花儿”艺术保护知识,激发和培养全社会的保护意识。同时,积极举办不同形式的“花儿”歌手大奖赛、“花儿”艺术节、“花儿”艺术研讨会、“花儿”艺术研究成果展示会等节会和学术交流活动,邀请省内外知名学者、教授和艺术团体进行广泛深入地研讨、开发和交流活动,扩大“花儿”在全国的影响。
(四)加大投入,加快“花儿”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步伐。一是要加大投入,加强培训教育工作。积极组织专家学者编写“花儿”,聘请专家讲授,分级分批地对参与“花儿”保护工程的管理人员、业务人员和优秀“花儿”歌手及“花儿”传人进行教育培训,大力培养“花儿”保护和研究的专业人才,为“花儿”的传承、发展提供人才支撑。二是要积极与大专院校、音乐研究机构联合,重点对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优秀“花儿”歌手进行培养,多层次、多角度提高他们的理解水平和认知能力,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花儿”继承人,使“花儿”的传承走上良性发展轨道。三是坚持“培养”和“聚集”并举,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第一资源。现有的文化专业技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必须紧紧抓住“培养”和“聚集”两条途径,造就一批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艺术人才和文化经营管理人才队伍,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优越的社会环境,带动文化产业规模到经营方式上实现跨越式发展。
(五)全面普查,建立“花儿”数据资料库。四省(区)党委、政府在现有的基础上,根据“花儿”艺术的资源现状,组织力量对“花儿”的演唱区域、历史渊源、演唱风格、演变过程、“花儿”歌手及“花儿”传人详细情况、“花儿”演唱集中区域的详细情况进行普查,认真分析“花儿”传承、发扬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制定“花儿”保护规划和实施方案,建立“花儿”艺术保护项目名录,确定“花儿”艺术歌手及“花儿”传人,制作“花儿”歌手及其“花儿”传人的声像作品,为实施“花儿”保护工程奠定全面、科学和规范的工作基础。
(六)共同配合,着力打造中国“花儿”品牌。打造中国“花儿”品牌,不是哪一个省(区)的事,而是四省(区)党委、政府共同的职责,要充分发挥文化系统和社会各界的作用,建立职责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要加强与财政、发改、宗教、国土、城建、文联等单位和各乡镇的配合,切实担负起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工作,动员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广泛吸纳社会资金,鼓励个人、集体、民间组织共同关注、保护和挖掘“花儿”艺术,参与保护工作。通过各方面的密切配合,为“花儿”的挖掘和整理、保护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加快打造中国“花儿”品牌的发展步伐,并使之成为四省(区)与外界联系的一座桥梁,使“花儿”真正成为一张名片,成为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一张“通行证”。
(作者单位:甘肃省广河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