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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1年，嬴政扫平六国，即杜牧《阿房宫赋》所谓“六王毕，四海一”之后，又有两个大动作，北筑长城，南征五岭。郭沫若在兴安游灵渠后写下的一首诗中有此二句：“始皇毕竟是雄才，北筑长城南岭开。”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筑长城，抗击匈奴；派国尉屠睢将五十万大军南征百越。“秦戍五岭”的大幕于公元前218年拉开。结果血战三年未克，统帅屠睢亦被越民击杀。平乐银山岭战国墓曾出土一戈一矛，上有铭文，属秦军武器，证明此处发生过激战。公元前214年兴安灵渠修通，粮草兵员从湘江直入漓江，秦军势如破竹，克服岭南。桂林从此进入中原版图。
此后，漓江“挹中原之文化，揽南海之利权”，所谓“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他们尽管身份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到来，创造了极为灿烂的精神文化，使得桂林在相当长一段历史中，成为广西的文化中心。
桂林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叫始安。东晋葛洪《抱朴子》中记载了一位长寿老人的事，“廖扶，汉初始安县人，家有丹砂井，寿一百五十八岁”，并见证“一族百口饮之多寿”。丹砂井现存桂林永福。据说这是葛洪“求为勾漏令”，在北流炼丹未果，转道永福寻得丹砂井留下的文字。自葛洪《抱朴子》丹砂井文字甫一传世，便牢牢牵住了后世文人墨客的目光，王维诗曰：“徒思赤笔书，讵有丹砂井。”李白亦云：“归休白鹅岭，渴饮丹砂井。”大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劲头。然而这些大多是想象中的事。而受葛洪炼丹求寿影响而留下了痕迹的，应是南宋绍定己丑年县令史渭刻于百寿岩中的巨型“寿”字，字高1.77米，宽1.48米。字为阳刻，整体间架为楷书，细看又蕴含多种笔意，起笔收笔皆为圆头小篆，其蚕头燕尾又为汉隶笔势，右下“寸”字的一点，露飞白，为章草。大“寿”之中，阴刻了一百个小“寿”字，字中有字，颇耐咀嚼。而倘若仅止于此，也还不算神奇，别处也有类似工艺品，它的珍贵在于字字皆有出处——每一字旁，均刻有一方印章，注明此字出自何處，可谓无一字无来历。选字下限为宋四家，有“蔡（襄）书”等，由宋上溯，则有唐“虞（世南）书”、唐“怀素”、晋王羲之“换鹅经”、秦“程邈”等，再往上，则为金文（商鼎、周鼎、汉鼎）、石鼓文、西夏台书、甲骨文等；再往上溯，深不可测，直可追溯到仓颉“观鸟兽之迹，初造书契”的时代甚至更远。遥想我们的祖先，观摩自然百态，用其象形以纪年记事，遂有火文、水文、树文、叶文、龙文、狮文、箭文、芝草文、星斗文、蝌蚪文、聚宝文等。细看“寿”字右下一点，内藏两个“寿”字，左边一个为聚宝文，笔画由象牙、犀角、龟板、珊瑚、玛瑙等构成，似可看出古代民族融合乃至中外文化交流之轨迹。
史籍记载，最早在桂林为官的文化人，是南朝的大文豪颜延之。颜延之的南来出任始安郡守，可以视为中原来到八桂大地的第一位文化使者。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南北朝《宋书·颜延之传》称其“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他与当时的另一位著名诗人谢灵运齐名，并称“江左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两人，合称“元嘉三大家”。钟荣《诗品》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缕金。”
到过桂林的人都知道，桂林市中心有一座卓然独立的山峰，叫作独秀峰。这座鼎鼎大名的独秀峰，原来并没有名字。颜延之有感于此山的卓尔不凡，兀然挺拔，一日灵感袭来，挥笔写下为它传神写照的不朽诗篇：“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把这名山的风姿神韵，写得栩栩如生。“嘉名之得，盖肇于此。”这也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描写桂林山水的诗篇。
独秀峰南麓有一山洞。洞内石窗、石床、石凳，皆自然天成。颜太守进入洞中，顿感“窗明几净”，加之清风徐来，精神大爽，便常在洞中读书。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桂州太守孙览，在旁刻下“颜公读书岩”五字。
至唐，桂林改称桂州。它的名气早已传入长安，不仅文人学士纷至沓来，而且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诗人并未到过桂林，受其美丽传说的感染，杜甫写下“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白居易写下“桂林无瘴气，柏暑有清风”；韩愈更是写了传诵千古的《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那是唐长庆二年（822）的一件盛事。大夫严谟要出发到南方的桂州任桂管观察史。当时的桂州管辖广西北部十几个县，治所就在桂林。给严大夫送行的人中，一位是吏部侍郎韩愈，一位水部员外郎张籍，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宴席上，大诗人们相约每人写一首诗，以送别严大夫到南方去做官。其中韩愈这首五律最为有名也传播得最广：“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这首五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前人对南方的看法有着颠覆性的见解。古人提到五岭以南就十分郁闷并恐惧，他们普遍认为岭南乃十去九不还的蛮荒之域、烟瘴之地。谁知韩愈却把它写得十分美好，格外令人向往，远比羽化登仙还要令人羡慕。诗的第二个特点在于第一句“苍苍森八桂”开宗明义，将“八桂”这一美妙的地域名称引入他的诗行，从而引起世人的广泛注目。而“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至今仍然是描写桂林山水的最为传神的诗句。
与韩愈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于赴任柳州刺史途中，也曾在桂林小住。应桂林地方官员之约，写下了《桂州訾家洲亭记》，其中有“环山回江，夸奇竞秀”、“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句。訾洲在著名的象鼻山对面，是一处平阔的洲渚。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曾在这里发出过人生慨叹。其中最有名的是：“象鼻对訾洲，江水两边流；富贵无三代，清官难到头。”
说到唐代对桂林山水贡献甚大者，当数与柳宗元同时代的大诗人李渤。他于唐宝历元年（825）出任桂州刺史，兼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当时，独秀峰、虞山等处，已成游览胜地。而隐山、南溪山仍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是李渤的慧眼与魄力，它们才得以一展其绮丽的姿容，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奇美景观。
隐山位于桂林市西端，其峰峦奇异，洞穴多而奇诡，幽曲难测。李渤发现之后，极为兴奋，修路搭桥，还为洞穴一一取名，六洞分别名为北牖、南华、朝阳、夕阳、白雀、嘉莲。后又在此设置道观，遂使隐山成为一处道家文化圣地。如此盛事，好友吴武陵写了《新开隐山记》，韦宗卿写了《隐山六洞记》，对李渤不遗余力开发桂林风景资源，造福后人的精神，予以了高度评价。 南溪山的发现及开发，李渤则撰写《南溪诗并序》以记之：“桂水过漓江，右汇阳江，又里余，得南溪口……右连幽墅，园田鸡犬，疑非人间……以溪在郡南，因目为南溪。”南溪山的名字，就是李渤取的。李渤开发南溪山，的确费尽心力，沿山凿石取道，建置亭阁，广植松竹，以宜游人。事后他写下一首长诗，前八句为“玄岩丽南溪，新泉发幽色。岩泉孕灵秀，云烟粉崖壁。斜峰信天插，奇洞固神辟。窈窕去未穷，还徊势难极”。今天我们游览南溪山，当年李渤描写的景致仍历历在目。山峰险峻，气势非凡，山下小桥流水，极为雅致，尤其新雨过后，山峦映隐于岚气之中，如同鼓饱风力的巨帆迎面徐徐驶来，令人顿生奇幻之感。“南溪新霁”是今天游客最为喜爱的“桂林八景”之一。
至今，隐山和南溪山分别刻有李渤在桂林写下的三首诗，其中《留别南溪》诗云：“常叹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难来。欲知别后留情处，手种岩花次第开。”
刻于隐山北牖洞口的《留别隐山》诗云：“如云不厌苍梧远，似雁逢春又北归。惟有隐山溪上月，年年相望两依依。”
李渤在桂林期间，还做了一件青史留名的事情。兴安的灵渠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凿成后，沟通长江珠江水系，在漕运及灌溉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到李渤出任桂州刺史时，这条世界上古老的运河已历千年。眼前的景况是，堤防尽坏，渠岸崩溃，河浅流细，行船困难。附近的青壮农民都被征为纤夫，造成田地荒芜，民不聊生。李渤见此，决心对灵渠“重为疏引，乃增旧迹，以利行舟”。李渤不辞辛劳，组织民夫，疏浚渠道，重修陡门，“以扼旁流，以级直注”，于是几近干涸的渠道，一时绿水悠悠，千年古灵渠又恢复了它的勃勃生机。为了解决行船和农田用水的矛盾，李渤还与灵渠两岸的农民约法三章，即夜晚用渠水灌田，白天保证行船。兴安百姓感恩戴德，在灵渠旁建四贤祠，祭祀历代对灵渠贡献卓著的大贤，他们是史禄、马援、李渤和鱼孟威。
至于晚唐，与桂林有关的，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诗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是传诵千古的佳作。这位晚唐诗坛巨匠就是李商隐。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商隐的同乡郑亚出任桂管观察使，早已厌倦了官场压抑空气的李商隐，毅然辞去朝中秘书省的职务，追随他的荥阳老乡郑亚来到桂林，做了郑亚的幕僚。
桂林如画的风光，清新的空气，使得诗人心情大好，灵感勃发。不久，他就写下了对桂林山水的总体印象：“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其意境不让韩愈。
李商隐在桂林的住所，就在独秀峰西侧，现已湮没不可考。有一天，雨后初晴，李商隐登楼赏景，诗兴迸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晚晴》一诗：“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显然，诗人的心情比较轻松，本是一番雨后即景，却信手而得佳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因其将大自然的诗意美与诗人心情的和谐关系，写得丝丝入扣，理趣盎然，遂成为千古吟唱的隽言佳句。另外，其代表作《贾生》也是在桂林所写。
次年，李商隐被郑亚派往昭州任代理昭州郡守。州就是今天的平乐。郑亚的权力仅可以任命代理郡守，干好了再申报朝廷予以转正。当时的昭州，腐败横行，民怨沸腾，百姓忍无可忍，聚众举事，当地官员竟然弃职而走，政局一时大乱。李商隐虽为一介书生，也是一个常怀济国平天下抱负的有识之士！于是临危受命，疾风劲草，急赴昭州任上。
李商隐来到昭州，一面收拾乱局惩治贪腐，一面关注民瘼发展生产，没过多久，昭州在他的治理下，经济有了起色，社会恢复了秩序。他的诗歌创作也有了新收获，写下了《昭州》和《异俗二首》等。其《昭州》所写当年昭州环境及民风，给人印象深刻：“桂水春犹早，昭州日正西。虎当官渡斗，猿上驿楼啼。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乡音呼可骇，仍有酒如泥。”诗中提到的“金沙井”，近年也在平乐一建筑工地上发掘出来了。
李商隐的四首昭州所作，均收入《全唐诗》中。今天的平乐新区，建起了一座李商隐公园，供人参观凭吊并怀念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近人吴迈有诗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阳朔，这座漓江边上的小城，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兴盛，名气也越来越大。人们饱览了如画风光之后，常常会发出这样的设问：俗话说，山川秀丽，人物风流。这个如诗如画的地方，出过什么名载史册的人物吗？
人们很快就会找到答案。清代诗人王维新写道：“唐代文章原后起，岭西风气实先开。”如此高的评价，他说的这位开风气之先的人是谁呢？这诗的题目便是《阳朔道中怀曹邺》。
曹邺，字邺之。桂林阳朔人。唐大中四年 （850）进士，仕至洋州刺史。在晚唐詩坛，曹邺是一位重要诗人。与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齐名，相比之下，“就中邺才颖较胜”，曹邺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清人修编的《全唐诗》，乃唐代诗歌总集。其收入作者2200余人，共900卷，曹邺一人占两卷计108首。《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典籍中均有关于他的记载。曹邺之前，广西的文化人，鲜有见诸史册者。曹邺为广西、为他的家乡阳朔争了光彩。
与李商隐同处一个时代的曹邺，其诗风则与之截然不同。读过唐诗的人，很少有不知道曹邺这首《官仓鼠》的：“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把锋利的矛头直接投向了封建统治者。
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对家乡阳朔的深厚感情。唐大中四年，三十四岁的曹邺高中进士。兴奋之余，却是想到了万里之遥的故乡阳朔，立即提笔给老家故人写了一首《寄阳朔友人》：“桂林须产千株桂，未解当天影日开，我到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诗人认为，像我们桂林这片风光秀丽的土地，应该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曹邺的成功，对广西文人的确鼓舞很大，临桂人赵观文步其后尘，高中状元，整个广西的文化氛围，也改观甚大。
曹邺晚年被迫辞官归隐故里，常与鉴山寺僧人唱和，写下许多吟咏家乡的诗歌。如《东洲》：“江城隔水是东洲，浑是金鳌水上浮。万顷碧波分泻去，一洲千古砥中流。”又如《东郎山》：“东郎何事面东方，翘首朝朝候太阳。一片丹心存万古，谁云坐处是遐荒。”阳朔美景被他写得如此意境深远又美不胜收。 阳朔县城北面天鹅山下，有一天然石岩，相传为曹邺少年时及辞归后的读书处。1985年新建亭廊围墙，增曹邺诗刻，并于石壁上镌刻明代大学者解缙的一首记游诗：“阳朔县中城北寺，人传曹邺旧时居，年深寺废无僧住，惟有石岩名读书。”
到了宋代，桂林历史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北宋初年桂林恭城出了一位大清官，他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的事迹，比包拯早了整整六十年。他就是瑶乡赤子、大宋开国时期的贤臣周渭。周渭官至朝廷监察御使，深得宋太祖赵匡胤的赏识与信任。同样也是监察御使的包拯将周渭视为前辈楷模。周渭一生以从政为主，间或也写些诗词。其中收入《全宋诗》的几首颇受后人称道。其七律《游兼山》云：“插空峭壁白云迷，独上高巅万象低。一路接天连楚界，两峰拔地镇南夷。泉飞石涧游魂冷，风捲松涛匹马嘶。踏破层崖心未折，凤凰山后鹧鸪啼。”兼山在恭城县境内，又名银殿山，海拔1885米，是茶江的发源地，也是恭城第一高峰。恭城瑶乡人民一直纪念着这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古贤，并以出了这样一位流芳百世的名臣而深感荣耀。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恭城人民在城东建起一座祠堂，祭祀这位官居大宋监察御史的瑶乡赤子周渭。今天，周渭祠已列为国家级廉政基地。人们沿着红色旅游路线，来到这里，一则凭吊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二则警醒自己不忘为官清正关爱百姓。
桂林龙隐洞的石壁上，有一方著名的石刻《龙图梅公五瘴说》。龙图梅公，则是两句诗“为有李梅双郡守，人间始觉重昭州”中说到的“梅”——宋代世称“梅公”的政治家、诗人梅挚。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出任昭州知州。当时他是从“人间天堂”苏杭来到人称“瘴海疠地”的昭州。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就盛传的“瘴气致死”一说，笔锋一转，直指官府弊政。指出官场上存在“五瘴”，乃为：“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梅公指出，官场五瘴，比之自然瘴气，其毒大有过之。他写道：“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着必殒。”后人把这篇《龙图梅公五瘴说》刻在桂林龙隐洞石壁之上。郭沫若先生有诗曰：“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这篇精短政论视为“官家药石”。梅挚在昭州主政近四年，对平乐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留下深刻印象。他以深厚的感情，写下了长律《昭潭十爱》，抒发他对平乐的士子、山水、道路、寺观、音乐、果酒等的毫无保留的挚爱与赞美。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大诗人张孝祥任静江（桂林）知府，写下了“云山米家画，水竹辋川庄”；范成大在静江经略安抚使任上，两年间，他不仅遍游桂林山水，写下五十五首诗作，而且开山道，建亭阁，种嘉木，通水系，乃使漓江、阳江与市内湖泊接通，“游人乘舟，一日可遍游桂林胜景”，成为今天“两江四湖”之蓝本。见多识广的他，始终坚持“桂山之奇，当为天下第一”。范成大在桂林留下的石刻颇多，伏波山还珠洞中有他的一首七律，其中有“地接三山真迹在，天连合浦宝珠还”；游象山水月洞，他写下“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 的名句；桂林山水使他流连忘返，真是“神仙富贵俱何在？且作全家出岭人”。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仅二十三岁的米芾出任广西临桂县县尉之职。县尉是执掌一县军事的长官。這年五月，他与县令潘景纯同游桂林伏波山还珠洞。米芾一时来了兴致，在与试剑石相对的石壁上题了一行字：“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米芾之名是他四十一岁后才改的。故题壁为其原名。米芾的自画像，至今犹在还珠洞石壁上。自画像高1.2米，宽0.5米。据说米芾喜着唐服，其自画像上长袍大袖、顶冠足履，不知是否为唐时打扮。其右脚迈开，作举步行走之势，身段优美，潇洒不羁。此像，据说是米芾自己对着镜子画的。此亦足见人称“米颠”的卓尔不凡的性格。米芾自画像的上方，刻有宋高宗赵构御书赞语：“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高宗皇帝这番评点，颇为精辟。宋朝的皇帝，多有爱好艺术的，尤以徽宗赵佶和高宗赵构为甚。宋代的文艺繁荣昌盛，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无关系。伏波山还珠洞中的米芾自画像，成了桂林石刻中的精品，一直为桂林山水增添着无穷的人文光彩。
时任广西提典刑狱的王正功，在为赴京城赶考的桂林考生饯行的宴会上，即席赋诗，写下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 的佳句。后世一直为人们广为传诵的这一名句，盖出于此。
明代的靖江王城与靖江王陵，至今保存完好。大旅行家徐霞客，阅尽天下名山大川，为桂林立下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精彩写真。
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出现了四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他们就是声蜚后世的四大高僧——朱耷、石涛、弘仁和髡残。其中尤以八大山人朱耷和苦瓜和尚石涛名气最大。石涛是桂林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朱亨嘉的长子，原名朱若极。清顺治二年（1645），桂林城破，转瞬之间，地位显赫的王族子孙顿成一文莫名的贫民。十六岁那年，这位饱尝国破家亡之苦的贫苦少年，离开桂林，赴全州湘山，再一次改变身份，成为以青灯黄卷为伴的苦行头陀。起初法名元济、原济，号石涛，并有大涤子、苦瓜和尚等诸多名号。
石涛从十四岁开始绘画。遍游天下名山大川，留下无数精品画作和见地独特的绘画理论。是一位对后世画坛有着深远影响的艺术大师。
石涛从小生活在奇山丽水的桂林，桂北的风光形胜给了他无穷的艺术想象力。他的诸多印章中两枚，其一为“湘源”，其一为“靖江后人”，可视为画家身世及故乡观念之表白。这位从广西桂林走出去的一代大师，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画坛。
有清一代，桂林的历史文化已经两千年之积淀，辉煌灿烂，极一时之盛。桂林四周的崖壁洞穴，摩崖石刻达两千余处，堪称世界文化奇观。漓江流经之地，多为喀斯特地貌，故而水之清澈，游鱼可数。清人袁枚的“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就写出了她的迷人神韵。
此后，漓江“挹中原之文化，揽南海之利权”，所谓“迁客骚人，多会于此”，他们尽管身份各有不同，但他们的到来，创造了极为灿烂的精神文化，使得桂林在相当长一段历史中，成为广西的文化中心。
桂林在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叫始安。东晋葛洪《抱朴子》中记载了一位长寿老人的事，“廖扶，汉初始安县人，家有丹砂井，寿一百五十八岁”，并见证“一族百口饮之多寿”。丹砂井现存桂林永福。据说这是葛洪“求为勾漏令”，在北流炼丹未果，转道永福寻得丹砂井留下的文字。自葛洪《抱朴子》丹砂井文字甫一传世，便牢牢牵住了后世文人墨客的目光，王维诗曰：“徒思赤笔书，讵有丹砂井。”李白亦云：“归休白鹅岭，渴饮丹砂井。”大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劲头。然而这些大多是想象中的事。而受葛洪炼丹求寿影响而留下了痕迹的，应是南宋绍定己丑年县令史渭刻于百寿岩中的巨型“寿”字，字高1.77米，宽1.48米。字为阳刻，整体间架为楷书，细看又蕴含多种笔意，起笔收笔皆为圆头小篆，其蚕头燕尾又为汉隶笔势，右下“寸”字的一点，露飞白，为章草。大“寿”之中，阴刻了一百个小“寿”字，字中有字，颇耐咀嚼。而倘若仅止于此，也还不算神奇，别处也有类似工艺品，它的珍贵在于字字皆有出处——每一字旁，均刻有一方印章，注明此字出自何處，可谓无一字无来历。选字下限为宋四家，有“蔡（襄）书”等，由宋上溯，则有唐“虞（世南）书”、唐“怀素”、晋王羲之“换鹅经”、秦“程邈”等，再往上，则为金文（商鼎、周鼎、汉鼎）、石鼓文、西夏台书、甲骨文等；再往上溯，深不可测，直可追溯到仓颉“观鸟兽之迹，初造书契”的时代甚至更远。遥想我们的祖先，观摩自然百态，用其象形以纪年记事，遂有火文、水文、树文、叶文、龙文、狮文、箭文、芝草文、星斗文、蝌蚪文、聚宝文等。细看“寿”字右下一点，内藏两个“寿”字，左边一个为聚宝文，笔画由象牙、犀角、龟板、珊瑚、玛瑙等构成，似可看出古代民族融合乃至中外文化交流之轨迹。
史籍记载，最早在桂林为官的文化人，是南朝的大文豪颜延之。颜延之的南来出任始安郡守，可以视为中原来到八桂大地的第一位文化使者。颜延之（384—456），字延年，琅琊临沂人，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南北朝《宋书·颜延之传》称其“文章之美，冠绝当时”。他与当时的另一位著名诗人谢灵运齐名，并称“江左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两人，合称“元嘉三大家”。钟荣《诗品》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缕金。”
到过桂林的人都知道，桂林市中心有一座卓然独立的山峰，叫作独秀峰。这座鼎鼎大名的独秀峰，原来并没有名字。颜延之有感于此山的卓尔不凡，兀然挺拔，一日灵感袭来，挥笔写下为它传神写照的不朽诗篇：“未若独秀者，峨峨郛邑间。”把这名山的风姿神韵，写得栩栩如生。“嘉名之得，盖肇于此。”这也是有记载的最早的描写桂林山水的诗篇。
独秀峰南麓有一山洞。洞内石窗、石床、石凳，皆自然天成。颜太守进入洞中，顿感“窗明几净”，加之清风徐来，精神大爽，便常在洞中读书。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桂州太守孙览，在旁刻下“颜公读书岩”五字。
至唐，桂林改称桂州。它的名气早已传入长安，不仅文人学士纷至沓来，而且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大诗人并未到过桂林，受其美丽传说的感染，杜甫写下“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白居易写下“桂林无瘴气，柏暑有清风”；韩愈更是写了传诵千古的《送桂州严大夫同用南字》。那是唐长庆二年（822）的一件盛事。大夫严谟要出发到南方的桂州任桂管观察史。当时的桂州管辖广西北部十几个县，治所就在桂林。给严大夫送行的人中，一位是吏部侍郎韩愈，一位水部员外郎张籍，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白居易，时任中书舍人。宴席上，大诗人们相约每人写一首诗，以送别严大夫到南方去做官。其中韩愈这首五律最为有名也传播得最广：“苍苍森八桂，兹地在湘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户多输翠羽，家自种黄甘。远胜登仙去，飞鸾不假骖。”这首五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前人对南方的看法有着颠覆性的见解。古人提到五岭以南就十分郁闷并恐惧，他们普遍认为岭南乃十去九不还的蛮荒之域、烟瘴之地。谁知韩愈却把它写得十分美好，格外令人向往，远比羽化登仙还要令人羡慕。诗的第二个特点在于第一句“苍苍森八桂”开宗明义，将“八桂”这一美妙的地域名称引入他的诗行，从而引起世人的广泛注目。而“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至今仍然是描写桂林山水的最为传神的诗句。
与韩愈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柳宗元，于赴任柳州刺史途中，也曾在桂林小住。应桂林地方官员之约，写下了《桂州訾家洲亭记》，其中有“环山回江，夸奇竞秀”、“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句。訾洲在著名的象鼻山对面，是一处平阔的洲渚。历代的有识之士都曾在这里发出过人生慨叹。其中最有名的是：“象鼻对訾洲，江水两边流；富贵无三代，清官难到头。”
说到唐代对桂林山水贡献甚大者，当数与柳宗元同时代的大诗人李渤。他于唐宝历元年（825）出任桂州刺史，兼桂管都防御观察使。当时，独秀峰、虞山等处，已成游览胜地。而隐山、南溪山仍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是李渤的慧眼与魄力，它们才得以一展其绮丽的姿容，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奇美景观。
隐山位于桂林市西端，其峰峦奇异，洞穴多而奇诡，幽曲难测。李渤发现之后，极为兴奋，修路搭桥，还为洞穴一一取名，六洞分别名为北牖、南华、朝阳、夕阳、白雀、嘉莲。后又在此设置道观，遂使隐山成为一处道家文化圣地。如此盛事，好友吴武陵写了《新开隐山记》，韦宗卿写了《隐山六洞记》，对李渤不遗余力开发桂林风景资源，造福后人的精神，予以了高度评价。 南溪山的发现及开发，李渤则撰写《南溪诗并序》以记之：“桂水过漓江，右汇阳江，又里余，得南溪口……右连幽墅，园田鸡犬，疑非人间……以溪在郡南，因目为南溪。”南溪山的名字，就是李渤取的。李渤开发南溪山，的确费尽心力，沿山凿石取道，建置亭阁，广植松竹，以宜游人。事后他写下一首长诗，前八句为“玄岩丽南溪，新泉发幽色。岩泉孕灵秀，云烟粉崖壁。斜峰信天插，奇洞固神辟。窈窕去未穷，还徊势难极”。今天我们游览南溪山，当年李渤描写的景致仍历历在目。山峰险峻，气势非凡，山下小桥流水，极为雅致，尤其新雨过后，山峦映隐于岚气之中，如同鼓饱风力的巨帆迎面徐徐驶来，令人顿生奇幻之感。“南溪新霁”是今天游客最为喜爱的“桂林八景”之一。
至今，隐山和南溪山分别刻有李渤在桂林写下的三首诗，其中《留别南溪》诗云：“常叹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难来。欲知别后留情处，手种岩花次第开。”
刻于隐山北牖洞口的《留别隐山》诗云：“如云不厌苍梧远，似雁逢春又北归。惟有隐山溪上月，年年相望两依依。”
李渤在桂林期间，还做了一件青史留名的事情。兴安的灵渠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凿成后，沟通长江珠江水系，在漕运及灌溉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到李渤出任桂州刺史时，这条世界上古老的运河已历千年。眼前的景况是，堤防尽坏，渠岸崩溃，河浅流细，行船困难。附近的青壮农民都被征为纤夫，造成田地荒芜，民不聊生。李渤见此，决心对灵渠“重为疏引，乃增旧迹，以利行舟”。李渤不辞辛劳，组织民夫，疏浚渠道，重修陡门，“以扼旁流，以级直注”，于是几近干涸的渠道，一时绿水悠悠，千年古灵渠又恢复了它的勃勃生机。为了解决行船和农田用水的矛盾，李渤还与灵渠两岸的农民约法三章，即夜晚用渠水灌田，白天保证行船。兴安百姓感恩戴德，在灵渠旁建四贤祠，祭祀历代对灵渠贡献卓著的大贤，他们是史禄、马援、李渤和鱼孟威。
至于晚唐，与桂林有关的，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诗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和“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是传诵千古的佳作。这位晚唐诗坛巨匠就是李商隐。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李商隐的同乡郑亚出任桂管观察使，早已厌倦了官场压抑空气的李商隐，毅然辞去朝中秘书省的职务，追随他的荥阳老乡郑亚来到桂林，做了郑亚的幕僚。
桂林如画的风光，清新的空气，使得诗人心情大好，灵感勃发。不久，他就写下了对桂林山水的总体印象：“城窄山将压，江宽地共浮。”其意境不让韩愈。
李商隐在桂林的住所，就在独秀峰西侧，现已湮没不可考。有一天，雨后初晴，李商隐登楼赏景，诗兴迸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晚晴》一诗：“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并添高阁迥，微注小窗明。越鸟巢干后，归飞体更轻。”显然，诗人的心情比较轻松，本是一番雨后即景，却信手而得佳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因其将大自然的诗意美与诗人心情的和谐关系，写得丝丝入扣，理趣盎然，遂成为千古吟唱的隽言佳句。另外，其代表作《贾生》也是在桂林所写。
次年，李商隐被郑亚派往昭州任代理昭州郡守。州就是今天的平乐。郑亚的权力仅可以任命代理郡守，干好了再申报朝廷予以转正。当时的昭州，腐败横行，民怨沸腾，百姓忍无可忍，聚众举事，当地官员竟然弃职而走，政局一时大乱。李商隐虽为一介书生，也是一个常怀济国平天下抱负的有识之士！于是临危受命，疾风劲草，急赴昭州任上。
李商隐来到昭州，一面收拾乱局惩治贪腐，一面关注民瘼发展生产，没过多久，昭州在他的治理下，经济有了起色，社会恢复了秩序。他的诗歌创作也有了新收获，写下了《昭州》和《异俗二首》等。其《昭州》所写当年昭州环境及民风，给人印象深刻：“桂水春犹早，昭州日正西。虎当官渡斗，猿上驿楼啼。绳烂金沙井，松干乳洞梯。乡音呼可骇，仍有酒如泥。”诗中提到的“金沙井”，近年也在平乐一建筑工地上发掘出来了。
李商隐的四首昭州所作，均收入《全唐诗》中。今天的平乐新区，建起了一座李商隐公园，供人参观凭吊并怀念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近人吴迈有诗曰：“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阳朔，这座漓江边上的小城，随着旅游业的日益兴盛，名气也越来越大。人们饱览了如画风光之后，常常会发出这样的设问：俗话说，山川秀丽，人物风流。这个如诗如画的地方，出过什么名载史册的人物吗？
人们很快就会找到答案。清代诗人王维新写道：“唐代文章原后起，岭西风气实先开。”如此高的评价，他说的这位开风气之先的人是谁呢？这诗的题目便是《阳朔道中怀曹邺》。
曹邺，字邺之。桂林阳朔人。唐大中四年 （850）进士，仕至洋州刺史。在晚唐詩坛，曹邺是一位重要诗人。与刘驾、聂夷中、于濆、邵谒、苏拯齐名，相比之下，“就中邺才颖较胜”，曹邺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清人修编的《全唐诗》，乃唐代诗歌总集。其收入作者2200余人，共900卷，曹邺一人占两卷计108首。《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等典籍中均有关于他的记载。曹邺之前，广西的文化人，鲜有见诸史册者。曹邺为广西、为他的家乡阳朔争了光彩。
与李商隐同处一个时代的曹邺，其诗风则与之截然不同。读过唐诗的人，很少有不知道曹邺这首《官仓鼠》的：“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健儿无粮百姓饥，谁遣朝朝入君口。”把锋利的矛头直接投向了封建统治者。
尤为可贵的，是诗人对家乡阳朔的深厚感情。唐大中四年，三十四岁的曹邺高中进士。兴奋之余，却是想到了万里之遥的故乡阳朔，立即提笔给老家故人写了一首《寄阳朔友人》：“桂林须产千株桂，未解当天影日开，我到月中收得种，为君移向故园栽。”诗人认为，像我们桂林这片风光秀丽的土地，应该涌现出更多的杰出人才。曹邺的成功，对广西文人的确鼓舞很大，临桂人赵观文步其后尘，高中状元，整个广西的文化氛围，也改观甚大。
曹邺晚年被迫辞官归隐故里，常与鉴山寺僧人唱和，写下许多吟咏家乡的诗歌。如《东洲》：“江城隔水是东洲，浑是金鳌水上浮。万顷碧波分泻去，一洲千古砥中流。”又如《东郎山》：“东郎何事面东方，翘首朝朝候太阳。一片丹心存万古，谁云坐处是遐荒。”阳朔美景被他写得如此意境深远又美不胜收。 阳朔县城北面天鹅山下，有一天然石岩，相传为曹邺少年时及辞归后的读书处。1985年新建亭廊围墙，增曹邺诗刻，并于石壁上镌刻明代大学者解缙的一首记游诗：“阳朔县中城北寺，人传曹邺旧时居，年深寺废无僧住，惟有石岩名读书。”
到了宋代，桂林历史文化进入鼎盛时期。北宋初年桂林恭城出了一位大清官，他执法如山、爱民如子的事迹，比包拯早了整整六十年。他就是瑶乡赤子、大宋开国时期的贤臣周渭。周渭官至朝廷监察御使，深得宋太祖赵匡胤的赏识与信任。同样也是监察御使的包拯将周渭视为前辈楷模。周渭一生以从政为主，间或也写些诗词。其中收入《全宋诗》的几首颇受后人称道。其七律《游兼山》云：“插空峭壁白云迷，独上高巅万象低。一路接天连楚界，两峰拔地镇南夷。泉飞石涧游魂冷，风捲松涛匹马嘶。踏破层崖心未折，凤凰山后鹧鸪啼。”兼山在恭城县境内，又名银殿山，海拔1885米，是茶江的发源地，也是恭城第一高峰。恭城瑶乡人民一直纪念着这位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古贤，并以出了这样一位流芳百世的名臣而深感荣耀。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恭城人民在城东建起一座祠堂，祭祀这位官居大宋监察御史的瑶乡赤子周渭。今天，周渭祠已列为国家级廉政基地。人们沿着红色旅游路线，来到这里，一则凭吊这位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二则警醒自己不忘为官清正关爱百姓。
桂林龙隐洞的石壁上，有一方著名的石刻《龙图梅公五瘴说》。龙图梅公，则是两句诗“为有李梅双郡守，人间始觉重昭州”中说到的“梅”——宋代世称“梅公”的政治家、诗人梅挚。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出任昭州知州。当时他是从“人间天堂”苏杭来到人称“瘴海疠地”的昭州。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就盛传的“瘴气致死”一说，笔锋一转，直指官府弊政。指出官场上存在“五瘴”，乃为：“急征暴敛，剥下奉上，此租赋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恶不白，此刑狱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废王事，此饮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实私储，此货财之瘴也；盛拣姬妾，以娱声色，此帏薄之瘴也。”梅公指出，官场五瘴，比之自然瘴气，其毒大有过之。他写道：“有一于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着必殒。”后人把这篇《龙图梅公五瘴说》刻在桂林龙隐洞石壁之上。郭沫若先生有诗曰：“榕树楼头回壁深，梅公瘴说警人心。”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把这篇精短政论视为“官家药石”。梅挚在昭州主政近四年，对平乐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留下深刻印象。他以深厚的感情，写下了长律《昭潭十爱》，抒发他对平乐的士子、山水、道路、寺观、音乐、果酒等的毫无保留的挚爱与赞美。
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大诗人张孝祥任静江（桂林）知府，写下了“云山米家画，水竹辋川庄”；范成大在静江经略安抚使任上，两年间，他不仅遍游桂林山水，写下五十五首诗作，而且开山道，建亭阁，种嘉木，通水系，乃使漓江、阳江与市内湖泊接通，“游人乘舟，一日可遍游桂林胜景”，成为今天“两江四湖”之蓝本。见多识广的他，始终坚持“桂山之奇，当为天下第一”。范成大在桂林留下的石刻颇多，伏波山还珠洞中有他的一首七律，其中有“地接三山真迹在，天连合浦宝珠还”；游象山水月洞，他写下“水底有明月，水上明月浮。水流月不去，月去水还流” 的名句；桂林山水使他流连忘返，真是“神仙富贵俱何在？且作全家出岭人”。
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仅二十三岁的米芾出任广西临桂县县尉之职。县尉是执掌一县军事的长官。這年五月，他与县令潘景纯同游桂林伏波山还珠洞。米芾一时来了兴致，在与试剑石相对的石壁上题了一行字：“潘景纯、米黻，熙宁七年五月晦同游。”米芾之名是他四十一岁后才改的。故题壁为其原名。米芾的自画像，至今犹在还珠洞石壁上。自画像高1.2米，宽0.5米。据说米芾喜着唐服，其自画像上长袍大袖、顶冠足履，不知是否为唐时打扮。其右脚迈开，作举步行走之势，身段优美，潇洒不羁。此像，据说是米芾自己对着镜子画的。此亦足见人称“米颠”的卓尔不凡的性格。米芾自画像的上方，刻有宋高宗赵构御书赞语：“襄阳米芾，得名能书。六朝翰墨，渔猎无余。骨与气劲，妙逐神俱。风姿奕然，纵览起予。”高宗皇帝这番评点，颇为精辟。宋朝的皇帝，多有爱好艺术的，尤以徽宗赵佶和高宗赵构为甚。宋代的文艺繁荣昌盛，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无关系。伏波山还珠洞中的米芾自画像，成了桂林石刻中的精品，一直为桂林山水增添着无穷的人文光彩。
时任广西提典刑狱的王正功，在为赴京城赶考的桂林考生饯行的宴会上，即席赋诗，写下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 的佳句。后世一直为人们广为传诵的这一名句，盖出于此。
明代的靖江王城与靖江王陵，至今保存完好。大旅行家徐霞客，阅尽天下名山大川，为桂林立下了“千峰环野立，一水抱城流”的精彩写真。
明末清初，中国画坛上出现了四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大师，他们就是声蜚后世的四大高僧——朱耷、石涛、弘仁和髡残。其中尤以八大山人朱耷和苦瓜和尚石涛名气最大。石涛是桂林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朱亨嘉的长子，原名朱若极。清顺治二年（1645），桂林城破，转瞬之间，地位显赫的王族子孙顿成一文莫名的贫民。十六岁那年，这位饱尝国破家亡之苦的贫苦少年，离开桂林，赴全州湘山，再一次改变身份，成为以青灯黄卷为伴的苦行头陀。起初法名元济、原济，号石涛，并有大涤子、苦瓜和尚等诸多名号。
石涛从十四岁开始绘画。遍游天下名山大川，留下无数精品画作和见地独特的绘画理论。是一位对后世画坛有着深远影响的艺术大师。
石涛从小生活在奇山丽水的桂林，桂北的风光形胜给了他无穷的艺术想象力。他的诸多印章中两枚，其一为“湘源”，其一为“靖江后人”，可视为画家身世及故乡观念之表白。这位从广西桂林走出去的一代大师，至今仍在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的画坛。
有清一代，桂林的历史文化已经两千年之积淀，辉煌灿烂，极一时之盛。桂林四周的崖壁洞穴，摩崖石刻达两千余处，堪称世界文化奇观。漓江流经之地，多为喀斯特地貌，故而水之清澈，游鱼可数。清人袁枚的“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就写出了她的迷人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