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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傍晚，天色刚蒙蒙黑，大连韩伟企业集团董事长韩伟接受了《中国民商》采访，重提20 年前那激动人心的事情——1993 年，他作为20 名企业家之一，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出席第八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
这是韩伟第一次进入如此高规格的政治会议，也是当时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进入国家级政治视野的标志。即便20 年后的今天，不论以何种视角去解读，这一事件也绝对是里程碑式的。这是私营经济时隔近40 年后，重新登上中国参政议政的舞台，这无疑是对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最高“奖赏”。
韩伟提起当时外界眼里的他们，是手里拿着“大哥大”，很是令人羡慕。韩伟说，自己当时除了紧张就是紧张，穿的什么，周围人什么装扮，都没来得及顾及，记忆里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紧张。
“当年我37 岁，做梦都没想到能当全国政协委员。”时隔20 年后重提，韩伟对当选政协委员的意想不到和兴奋激动仍然溢于言表。史料显示，在当年2093 名委员中，这20 名民营企业家仅占到1%。
韩伟对于自己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深感意外，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个体、私营经济不断壮大，但在政治层面上，他们仍属于弱势群体。即便到了1991 年，刘永好兄弟已经成立了新希望集团，但迫于社会各方压力，还是执意向当时的四川新津县领导提出，想将自己的企业“送给国家”。
韩伟说，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担当全国政协委员，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应对记者的“围追堵截”。90 年代的中国，媒体是非常匮乏的资源，做实业成长起来的地方企业家们还没有习惯与媒体打交道。更让人头疼的是，“围追堵截”的记者中，外国记者尤为“勇敢”。而当时的中国，对于这20 名刚刚获准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企业家们来说，如何拿捏好政治的尺度，亦是异常严峻的考验。
“当天一进人民大会堂，就被中外媒体包围了，一时就招架不住了。一来本来就没想到自己能进政协，二来没想到政协有那么多的中外媒体。”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尖锐。‘你怎么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等等，当时的改革开放，小平讲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东西难以有定性的说法。”这些问题让当年的韩伟异常紧张，不知如何应对。
对于当时20 位民企代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韩伟一再重复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入政协了。”组织和领导没花过企业一毛钱，没吃过企业一顿饭，但他就是当选了。
“我不过就是个养鸡的。”韩伟说，这就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韩伟在当年被送外号“中国鸡王”，其他委员也被送了别号，比如“羊绒大王”、“T 恤之花”等等。当年当选的这20 名全国政协委员，从事的行业都是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行业。“老百姓的事是大事，这就是当时的标准。”
据相关史料记载，1992 年底，全国政协传出消息，政协将吸纳一批民营企业家为政协委员。当即，各地开始通过相关渠道确定委员人选。当时的标准是，在非公经济群体中或行业中，要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要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等等。
“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迫切改变中国现实的希望、为改变人民生活而付出的努力，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非常可贵！非常让人感动！”韩伟感慨说。
韩伟1982 年开始创业，1992 年的时候就成立了集团，这十年，韩伟的企业从3000 元起家，发展到了拥有将近100 万只蛋鸡，可支配资金9000 多万的规模。这十年，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益？韩伟看来，这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得益于政府的执政作为。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对此记忆犹新：1982 年到1992 年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匮乏时期，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老百姓有钱还不行，还得有票，是典型的卖方市场。
“省长抓米袋子，市长抓菜篮子。”当时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改善百姓需求，对事关民生的事情看得非常重。当然，也包括对民生企业的重视。
让韩伟感动的是，1992 年，大连市老领导魏富海离开市政府领导岗位去北京工作前，专程赶到养鸡场同自己道别，谦虚地说：“今天就是来道谢的，感谢你为政府分忧，为丰富老百姓餐桌作出的贡献。”
“能有今天，我们首先有一点要明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我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这是永远不应改变的认识。但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努力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我们不应狂妄，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
“企业家，首先要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企业家切记不要唯利是图。”这是一位老工商业者给与后辈的忠告，韩伟说他一直将其奉为至理名言。
一个企业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的情况都在变化，而衡量一个好企业的标准是，这个企业能不能始终把国家、集体和企业的利益做到、平衡。企业利益最大化不当，就会变成唯利是图；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当，就变成了民政部。企业要相对的利益化，不要绝对的利益化，要顾及到员工、社会、国家的利益。这是韩伟对这一忠告的理解。
“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爱国热情，是今天的企业家要认真效仿和学习的。”提起全国政协以及工商联界别对他的影响，韩伟说，自己受益最大的是来自老工商业者对他的影响。这些老工商业都是建国前的工商业人士，经过建国初期的工商业改造，后公私合营，在改革开放后复出支持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可惜的是，如今很多人已经对这些老面孔不再熟悉，他们的精神也被淡忘。
“今天的企业家，千万不要把你的财富，认为是自己了不起的标签。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财富，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这个社会的众生共有的。只是按照社会制度和发展需要，企业家有权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拼搏、创造和分配。”韩伟是个佛教徒，他的理解是，当一个企业家不再认为企业是自己的那一刻，也就不会再趾高气昂，不再会“空谈误国”，而真正回归到“实干兴邦”。 韩伟看来，今天习主席说要让老百姓吃得好一些，住得好一些，教育、医疗条件要好一些，与当年政府提倡的改善百姓需求如出一辙。明确的一点是，发展GDP 一定不能大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步入企业31 年来，我很自豪，因为我没有被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诱惑，也没有因为自己做的是别人看不上的农业而觉得没意思，而自暴自弃。我觉得自己没有选错行。”
眼下，实业空心化常见于各地，许多以实业起家的企业家转向了金融、楼市、光伏等能够迅速变现资本规模的行业。而在万达可支配资金不到200 万的时候，韩伟集团的可支配资金已经将近9000 多万。
常言道“家财万贯，喘气得不算”，提问韩伟有没有打算放弃农业转行进入其他产业时，他笑着回答说：“常言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全为先’。”从事的行业是否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行业，从事的事情是否有益于时代和人民，是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重要标准。当然，块头是赶不上其他行业的企业了。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华西村代表不了农业，三农问题跟它没关系。华西村自身的发展路径是对的，但不可在广大农村复制，解决不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不懂中国农村就不懂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绩，农民没有收益，这就是问题。”而在早些年的一篇文章里，韩伟集团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化石”，意指韩伟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来，农村问题、农业发展的实践者和见证者。
大国如何振兴？韩伟自问自答说，母实业父教育，老一代的工商业者就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选择了实业救国。而当前的社会风气，出了问题。
作为佛教徒，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乞讨小女孩，已东饿得倒西歪，此时路过佛殿，却毫不犹豫将口袋里仅有的三文钱捐放到了公德箱里，老和尚得知后，招来全寺上百僧人齐聚大殿为小女孩祈福，寺院里鼓乐齐鸣，其声势前所未有。不到十年，小女孩做了娘娘，前来还愿，除了声势浩大的仪仗队，还带来了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无数，可当年的老和尚只派了一小和尚为其敲木鱼。娘娘不解，求见方丈。老和尚说：当年你捐的是心，现在捐的不过是钱。
韩伟说，现在社会评判企业和企业家的好坏，常以“拜相”为标准，这把社会和人心都扭曲了。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爱心指数居于世界末位的真正原因。社会的理念偏了，绑架了企业家，而企业家又绑架了政治。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家都有要求，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变成了交换条件，而真正在这个平台上能说话的人却越来越少。
“那时候的评价标准是对的。”韩伟认为，企业家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为了代表、委员，这样的社会是正常的，而以投资了多少钱、上了多少税收来衡量，往往会走偏道路。
最近，韩伟正在为自己的企业整理一本画册，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在画册的结尾，他打算放一张照片，是1987 年的春节合影——在80 年代初期，大连市委领导先后六年春节期间来韩伟集团看望。
他的寓意是，自己和家人要永远铭记这样的厚爱，“我不过是个养鸡的。”
这是韩伟第一次进入如此高规格的政治会议，也是当时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进入国家级政治视野的标志。即便20 年后的今天，不论以何种视角去解读，这一事件也绝对是里程碑式的。这是私营经济时隔近40 年后，重新登上中国参政议政的舞台，这无疑是对中国个体、私营经济的最高“奖赏”。
韩伟提起当时外界眼里的他们，是手里拿着“大哥大”，很是令人羡慕。韩伟说，自己当时除了紧张就是紧张，穿的什么，周围人什么装扮，都没来得及顾及，记忆里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紧张。
“当年我37 岁，做梦都没想到能当全国政协委员。”时隔20 年后重提，韩伟对当选政协委员的意想不到和兴奋激动仍然溢于言表。史料显示，在当年2093 名委员中，这20 名民营企业家仅占到1%。
韩伟对于自己当选全国政协委员深感意外，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个体、私营经济不断壮大，但在政治层面上，他们仍属于弱势群体。即便到了1991 年，刘永好兄弟已经成立了新希望集团，但迫于社会各方压力，还是执意向当时的四川新津县领导提出，想将自己的企业“送给国家”。
韩伟说，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第一次担当全国政协委员，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是不知道如何应对记者的“围追堵截”。90 年代的中国，媒体是非常匮乏的资源，做实业成长起来的地方企业家们还没有习惯与媒体打交道。更让人头疼的是，“围追堵截”的记者中，外国记者尤为“勇敢”。而当时的中国，对于这20 名刚刚获准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企业家们来说，如何拿捏好政治的尺度，亦是异常严峻的考验。
“当天一进人民大会堂，就被中外媒体包围了，一时就招架不住了。一来本来就没想到自己能进政协，二来没想到政协有那么多的中外媒体。”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尖锐。‘你怎么能够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你怎么看中国的经济？’等等，当时的改革开放，小平讲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东西难以有定性的说法。”这些问题让当年的韩伟异常紧张，不知如何应对。
对于当时20 位民企代表当选全国政协委员，韩伟一再重复说：“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进入政协了。”组织和领导没花过企业一毛钱，没吃过企业一顿饭，但他就是当选了。
“我不过就是个养鸡的。”韩伟说，这就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韩伟在当年被送外号“中国鸡王”，其他委员也被送了别号，比如“羊绒大王”、“T 恤之花”等等。当年当选的这20 名全国政协委员，从事的行业都是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民生行业。“老百姓的事是大事，这就是当时的标准。”
据相关史料记载，1992 年底，全国政协传出消息，政协将吸纳一批民营企业家为政协委员。当即，各地开始通过相关渠道确定委员人选。当时的标准是，在非公经济群体中或行业中，要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要爱国、拥护社会主义，要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等等。
“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迫切改变中国现实的希望、为改变人民生活而付出的努力，以及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非常可贵！非常让人感动！”韩伟感慨说。
韩伟1982 年开始创业，1992 年的时候就成立了集团，这十年，韩伟的企业从3000 元起家，发展到了拥有将近100 万只蛋鸡，可支配资金9000 多万的规模。这十年，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益？韩伟看来，这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得益于政府的执政作为。
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对此记忆犹新：1982 年到1992 年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匮乏时期，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老百姓有钱还不行，还得有票，是典型的卖方市场。
“省长抓米袋子，市长抓菜篮子。”当时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改善百姓需求，对事关民生的事情看得非常重。当然，也包括对民生企业的重视。
让韩伟感动的是，1992 年，大连市老领导魏富海离开市政府领导岗位去北京工作前，专程赶到养鸡场同自己道别，谦虚地说：“今天就是来道谢的，感谢你为政府分忧，为丰富老百姓餐桌作出的贡献。”
“能有今天，我们首先有一点要明确：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我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这是永远不应改变的认识。但也应该承认，我们的努力是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我们不应狂妄，我们也不应妄自菲薄。”
“企业家，首先要以盈利为目的，但是企业家切记不要唯利是图。”这是一位老工商业者给与后辈的忠告，韩伟说他一直将其奉为至理名言。
一个企业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各方面的情况都在变化，而衡量一个好企业的标准是，这个企业能不能始终把国家、集体和企业的利益做到、平衡。企业利益最大化不当，就会变成唯利是图；社会利益最大化不当，就变成了民政部。企业要相对的利益化，不要绝对的利益化，要顾及到员工、社会、国家的利益。这是韩伟对这一忠告的理解。
“他们的思想境界和爱国热情，是今天的企业家要认真效仿和学习的。”提起全国政协以及工商联界别对他的影响，韩伟说，自己受益最大的是来自老工商业者对他的影响。这些老工商业都是建国前的工商业人士，经过建国初期的工商业改造，后公私合营，在改革开放后复出支持国家政策和经济发展。可惜的是，如今很多人已经对这些老面孔不再熟悉，他们的精神也被淡忘。
“今天的企业家，千万不要把你的财富，认为是自己了不起的标签。这个世界上的任何财富，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是这个社会的众生共有的。只是按照社会制度和发展需要，企业家有权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拼搏、创造和分配。”韩伟是个佛教徒，他的理解是，当一个企业家不再认为企业是自己的那一刻，也就不会再趾高气昂，不再会“空谈误国”，而真正回归到“实干兴邦”。 韩伟看来，今天习主席说要让老百姓吃得好一些，住得好一些，教育、医疗条件要好一些，与当年政府提倡的改善百姓需求如出一辙。明确的一点是，发展GDP 一定不能大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步入企业31 年来，我很自豪，因为我没有被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诱惑，也没有因为自己做的是别人看不上的农业而觉得没意思，而自暴自弃。我觉得自己没有选错行。”
眼下，实业空心化常见于各地，许多以实业起家的企业家转向了金融、楼市、光伏等能够迅速变现资本规模的行业。而在万达可支配资金不到200 万的时候，韩伟集团的可支配资金已经将近9000 多万。
常言道“家财万贯，喘气得不算”，提问韩伟有没有打算放弃农业转行进入其他产业时，他笑着回答说：“常言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全为先’。”从事的行业是否是老百姓不可或缺的行业，从事的事情是否有益于时代和人民，是衡量一个企业好坏的重要标准。当然，块头是赶不上其他行业的企业了。
“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华西村代表不了农业，三农问题跟它没关系。华西村自身的发展路径是对的，但不可在广大农村复制，解决不了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不懂中国农村就不懂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绩，农民没有收益，这就是问题。”而在早些年的一篇文章里，韩伟集团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活化石”，意指韩伟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来，农村问题、农业发展的实践者和见证者。
大国如何振兴？韩伟自问自答说，母实业父教育，老一代的工商业者就是在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选择了实业救国。而当前的社会风气，出了问题。
作为佛教徒，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乞讨小女孩，已东饿得倒西歪，此时路过佛殿，却毫不犹豫将口袋里仅有的三文钱捐放到了公德箱里，老和尚得知后，招来全寺上百僧人齐聚大殿为小女孩祈福，寺院里鼓乐齐鸣，其声势前所未有。不到十年，小女孩做了娘娘，前来还愿，除了声势浩大的仪仗队，还带来了绫罗绸缎金银珠宝无数，可当年的老和尚只派了一小和尚为其敲木鱼。娘娘不解，求见方丈。老和尚说：当年你捐的是心，现在捐的不过是钱。
韩伟说，现在社会评判企业和企业家的好坏，常以“拜相”为标准，这把社会和人心都扭曲了。这也是中国企业家爱心指数居于世界末位的真正原因。社会的理念偏了，绑架了企业家，而企业家又绑架了政治。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来的企业家都有要求，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变成了交换条件，而真正在这个平台上能说话的人却越来越少。
“那时候的评价标准是对的。”韩伟认为，企业家不知道自己怎么就成为了代表、委员，这样的社会是正常的，而以投资了多少钱、上了多少税收来衡量，往往会走偏道路。
最近，韩伟正在为自己的企业整理一本画册，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在画册的结尾，他打算放一张照片，是1987 年的春节合影——在80 年代初期，大连市委领导先后六年春节期间来韩伟集团看望。
他的寓意是，自己和家人要永远铭记这样的厚爱，“我不过是个养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