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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它与俄国人的渊源,要从19世纪末算起。1896年,俄国轮船“英诺森”号溯松花江而上,来到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与中国人做农副产品生意。同年,有一位叫德金的俄国商人,开着他的“劳动者”号轮船,也从松花江到达哈尔滨,与当地人做牲畜交易。德金有时在哈尔滨居住很长时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哈尔滨最早的俄国人之一。第二年,一支俄国筑路考察队也来到此地,为即将动工的中东铁路打前站。
新闻出版业则比较繁荣,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在哈尔滨办的俄文报纸有《公报》、《铁路员工报》、《满洲新闻》、《劳动之路》、《晚报》、《我们的时代》、《世界报》、《霞光报》、《俄国之声》等近50种。
苏维埃政权遭到俄国国内资本家、富农、沙俄旧部文武官员等的反抗。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等14个“协约国”出兵,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海参崴进入俄国,支持反对列宁的俄国白军。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白俄义勇团”,成员均为沙俄残余部队官兵,也回到俄国为白军助战。
此时的前俄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拥有40多万白军,很快就把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全境拥为己有,得到了其他白军首领和协约国的认可。不可一世的高尔察克大举进攻,一度将战事前锋推到了伏尔加河畔。
苏维埃政权派出了最优秀的红军全力反击,于1919年大获全胜,高尔察克率残部逃到伊尔库茨克时,他本人被捕并被处决,余部冒着严寒穿过西伯利亚,跋涉数千公里来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与谢苗诺夫的白军会合。
高尔察克溃败之后,各协约国都停止了支持,退出了远东,谢苗诺夫这时主要靠日本军队的支持。为了铲除白军,苏维埃政府于1920年4月成立了远东共和国,人民军开始进攻谢苗诺夫部队。
1921年,前白俄头面人物、前高尔察克部下、前俄国驻日本大使等来到哈尔滨开会,成立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临时政府”,首府设在海参崴,后来又占领了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1922年2月,“临时政府”的白军被远东共和国人民军彻底击溃,白军和难民开始逃亡,走海路的去了朝鲜、上海;走陆路的绝大部分来到了哈尔滨。
据有关资料统计,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人一度达到20万人,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人数,哈尔滨成了中国最大的俄侨聚居中心。“东方的莫斯科”因此得名。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的使用权逐渐转移到了苏联手上。在哈尔滨的白俄有的愿意加入新中东铁路,成为苏联侨民,有的去了天津或上海;还有一部分不愿加入,于是这部分人便成了无国籍白俄。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起初,哈尔滨的无国籍白俄觉得有了依靠,幻想日本人“将帮助他们推翻苏联政权”、“恢复俄国君主政体和正统宗教”,因此这些白俄竟然做出了欢迎的举动。
然而不久,在哈尔滨的俄国商行、店铺、工厂、报社、学校等处,都强行安插了由日本文职人员组成的“顾问”,俄国人不但要受这些“顾问”监视,还得付给他们薪水。不但如此,日本特务机关还雇佣白俄密探,浪迹于火车站、航运码头、旅馆饭店、咖啡馆、电影院等处,一旦发现有人言语不恭或行动可疑,就会被当成“反满亲苏”的嫌疑犯,关进日本宪兵队。
对中国铁路工人,俄国方面也极尽剥削之能事。随着中东铁路的运行,铁路本身及其附属系统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工人,而“白毛将军”霍尔瓦特(因其须发白而得此绰号)对铁路工人的严加管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霍尔瓦特是中东铁路的最高统治者,1903年当上中东铁路局局长后,以中将军衔统领着哈尔滨乃至整个中东铁路的驻军。他在哈尔滨香坊区尚志公园(原香坊公园)一带修建“白毛将军府”,开辟“霍尔瓦特庄园”。此外,还设立了气象站、游艺室、菜园、球场、滑冰场等,供军政要员休憩。
霍尔瓦特常在此召开军政会议,研究制定侵华政策。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这个“国中之国”里对哈尔滨实行殖民统治,“白毛将军府”就是当时统治哈尔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
1905年11月,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解除军管,实行8小时工作制。霍尔瓦特答应第二天解决,其实这是欺骗手段。工人们识破后包围了铁路局大楼,霍尔瓦特只得从后门溜走,然后调来大批军警镇压工人。
1918年,哈尔滨的白俄在霍尔瓦特的策划下,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远东拥护祖国和宪法会议委员会”,1万多名俄国逃亡者视霍尔瓦特统治下的哈尔滨铁路附属地为“避难所”。4月,霍尔瓦特去北京参加中东铁路股东会议。此间,为取得协约国的支持,他与协约国驻北京代表频繁接触。回到哈尔滨后,他以“护路”为名招募军队,成立了所谓的“远东义勇团”(又名救国会)。
1918—1919年间,中东铁路工人为反对以霍尔瓦特为首的白俄残余势力,先后举行了3次全路大罢工。1920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霍尔瓦特妄图对中东铁路的“一切军事行动一概统辖”。他还擅自挪用铁路公款,向日本购买军火达10亿日元,以致拖欠工人工资两个月未发,使工人生活无法维持,终于引发了中东铁路工人的驱霍大罢工。工人们庄严声明:“霍氏一日不去,路工一日不开。”这次规模空前的罢工,得到了哈尔滨各界民众的支持,商人罢市、士兵集会,要求剥夺霍尔瓦特的权力。
1920年3月16日,中国政府派兵进驻中东铁路,解除俄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赶下台,于4月份逃往北京。当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免去他中东铁路会办和局长职务。1937年5月,霍尔瓦特死于北京。
那时候,不仅是普通中国人,连富裕者亦遭白俄迫害。日伪统治期间,日本宪兵队豢养一些白俄之中的凶悍之徒,专门从事绑架行为。日本特务先选好某个有钱的中国人,然后让白俄去绑票。意大利记者范斯白有过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的经历,他曾记录了一些绑架的例子:
王魏卿,大富豪。父子均被绑架,先以25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又以50万元赎取自己。
张庆和,富商。被绑架3次,赎金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
穆蔚堂,百货店老板。有两次被绑经历,每次赎金都是10万元。
……
白俄们不仅绑架中国人,也绑架犹太人,甚至绑架自己的同胞。有的绑架案在国际上造成了影响,比如1932年白俄绑架考夫曼案和1933年绑架卡斯帕案。
考夫曼是一家大药房的主人,1932年3月遭白俄绑架。当时哈尔滨的俄文报纸登出了这一消息,因此白俄给一家叫《鲁波尔晚报》的俄文报纸写信,声称要赎金3万。后来,幕后指使者日本宪兵又把赎金降到1.5万元,并准备再给《鲁波尔晚报》写信,告诉此数目。可是有个白俄绑匪说考夫曼有能力拿出3万元,还说他可以将此事办好,日本人同意了。结果这绑匪同另外两个白俄动用重刑,把考夫曼给打死了。
另一起绑架案的被绑者叫西蒙·卡斯帕,拥有法国国籍,其父约瑟·卡斯帕是哈尔滨赫赫有名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1933年,小卡斯帕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来哈尔滨探亲旅游,于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被白俄绑架。绑匪索要30万元赎金,但老卡斯帕拒绝付款。一个月后,小卡斯帕的一只耳朵出现在老卡斯帕的办公桌上,倔强的老卡斯帕仍然表示,只有他儿子获得自由后才肯付钱,而且只付3.5万元。后来,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介入了此案,欧洲各国在哈尔滨的新闻机构也倍加关注。日本人怕丑行公之于众,便给白俄发出“撕票”令:“约瑟·卡斯帕就是出一百万,也永远不会见到儿子了!”12月,西蒙·卡斯帕被杀害。
当时,上海是除哈尔滨以外白俄最多的地方,民国政府反对苏联的“红色俄国人”,所以“赤俄”不能公开搞活动。1934年,作家萧军、萧红夫妇从哈尔滨来上海找到鲁迅,寻求帮助,鲁迅告诫他们千万不要用俄语同俄国人对话,否则会被当成“赤俄”而惹上麻烦。那些从哈尔滨逃到上海的白俄,有不少人过得并不好,一些人只得返回哈尔滨。
20年代是哈尔滨俄国人的全盛时期,人口最多,服务业也最齐全。1925年,今天的道里西八道街这个位置,开了一家俄式西餐茶食店——马尔斯茶食店,主人是个叫楚吉尔曼的俄国犹太人。该店主要经营俄式大菜,兼营法意式菜系,火锅里脊、奶油鸡脯、烤奶汁鳜鱼、炸板虾、铁扒鸡、红菜汤、闷罐牛尾、槽子面包等,令来此的俄国人如同回家一样。
更主要的是,店主还给他们以精神的慰藉——播放俄国的老唱片。流亡异国他乡者,每天到此吃着家乡的菜肴,听着自己的母语,还有熟悉的音乐萦绕耳畔,真可谓“乐不思蜀”了。有很多回头客,就是为听老唱片而来的。
据说有一位俄国老人,隔一两天便来马尔斯茶食店喝杯啤酒,吃个小菜,还要听柴科夫斯基的曲子。有一天晚上,两个年轻人搀扶着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来的老人进店,老人吃力地举手与相识者打招呼,落座之后点上酒菜,就要听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随着唱片的旋转,音乐响了起来,老人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过后没多久,老人便去世了。
该店曾几易主人,中国人也在此当过经理、厨师和招待。1956年,马尔斯茶食店改名为华梅西餐厅。有一位周老先生,从50年代起便在华梅西餐厅当招待,一直干到80年代中期退休。退休后,周老先生反而寝食难安了,尤其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老先生总是对儿孙们伸手说“请坐”,大家都坐好了他才坐下,还说“请慢用”。老伴以为他得了病,买药回来他不吃。他说:“我是看不见顾客的笑脸心里难受,犯‘跑堂瘾’了。”后来,周老先生又回到华梅西餐厅,当上了服务生。由于他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华梅西餐厅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知名度。
白俄与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不少。俄国人在20世纪初来哈尔滨时,就有与中国人结婚的,大多数是俄国妇女嫁给中国男人。他们的后代被称作“二毛子”(哈尔滨人俗称俄国人为“老毛子”),“二毛子”的后代被称为“三毛子”。这些“二毛子”、“三毛子”们有着亚欧混合的面庞,长相英俊,头脑聪明,身体健硕,汉语、俄语都很好。我国第一位进入奥运会决赛者符保卢(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撑杆跳高比赛中获第14名)就是一个在哈尔滨出生的中俄混血者,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中俄混血者有时也到苏联读书,读完了再回来。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这种情况少了,不论是混血还是纯种,都在哈尔滨读书工作。纯白俄后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仍有不少在哈尔滨生活工作。当时外文书店有位白俄营业员,50多岁,他用英语同一个犹太女子(也是哈尔滨的外侨)谈论“批林批孔”,转而又用流利的汉语为另一读者翻译俄文原著,还对书中夹杂的捷克文进行解释。
但有些白俄的语言水平就不行,一位40年代在哈尔滨执教的白俄,编了一本叫《华俄英实用会话》的书,竟将“How are you?”译成“你怎么好?”还用“啦”代替汉语句尾的助词“了”。
80年代中期,哈尔滨为数不多的俄国人纷纷出走。1997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在苏联红军纪念碑前献花时,那些迎接他的、在哈尔滨定居的俄国人只有30多人。
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显赫一时的“东方的莫斯科”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中央大街上的一块块路石和街道两侧一座座俄式建筑,在默默地印证着历史。
新闻出版业则比较繁荣,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在哈尔滨办的俄文报纸有《公报》、《铁路员工报》、《满洲新闻》、《劳动之路》、《晚报》、《我们的时代》、《世界报》、《霞光报》、《俄国之声》等近50种。
苏维埃政权遭到俄国国内资本家、富农、沙俄旧部文武官员等的反抗。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等14个“协约国”出兵,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海参崴进入俄国,支持反对列宁的俄国白军。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白俄义勇团”,成员均为沙俄残余部队官兵,也回到俄国为白军助战。
此时的前俄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拥有40多万白军,很快就把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全境拥为己有,得到了其他白军首领和协约国的认可。不可一世的高尔察克大举进攻,一度将战事前锋推到了伏尔加河畔。
苏维埃政权派出了最优秀的红军全力反击,于1919年大获全胜,高尔察克率残部逃到伊尔库茨克时,他本人被捕并被处决,余部冒着严寒穿过西伯利亚,跋涉数千公里来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与谢苗诺夫的白军会合。
高尔察克溃败之后,各协约国都停止了支持,退出了远东,谢苗诺夫这时主要靠日本军队的支持。为了铲除白军,苏维埃政府于1920年4月成立了远东共和国,人民军开始进攻谢苗诺夫部队。
1921年,前白俄头面人物、前高尔察克部下、前俄国驻日本大使等来到哈尔滨开会,成立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临时政府”,首府设在海参崴,后来又占领了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1922年2月,“临时政府”的白军被远东共和国人民军彻底击溃,白军和难民开始逃亡,走海路的去了朝鲜、上海;走陆路的绝大部分来到了哈尔滨。
据有关资料统计,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人一度达到20万人,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人数,哈尔滨成了中国最大的俄侨聚居中心。“东方的莫斯科”因此得名。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的使用权逐渐转移到了苏联手上。在哈尔滨的白俄有的愿意加入新中东铁路,成为苏联侨民,有的去了天津或上海;还有一部分不愿加入,于是这部分人便成了无国籍白俄。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起初,哈尔滨的无国籍白俄觉得有了依靠,幻想日本人“将帮助他们推翻苏联政权”、“恢复俄国君主政体和正统宗教”,因此这些白俄竟然做出了欢迎的举动。
然而不久,在哈尔滨的俄国商行、店铺、工厂、报社、学校等处,都强行安插了由日本文职人员组成的“顾问”,俄国人不但要受这些“顾问”监视,还得付给他们薪水。不但如此,日本特务机关还雇佣白俄密探,浪迹于火车站、航运码头、旅馆饭店、咖啡馆、电影院等处,一旦发现有人言语不恭或行动可疑,就会被当成“反满亲苏”的嫌疑犯,关进日本宪兵队。
对中国铁路工人,俄国方面也极尽剥削之能事。随着中东铁路的运行,铁路本身及其附属系统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工人,而“白毛将军”霍尔瓦特(因其须发白而得此绰号)对铁路工人的严加管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霍尔瓦特是中东铁路的最高统治者,1903年当上中东铁路局局长后,以中将军衔统领着哈尔滨乃至整个中东铁路的驻军。他在哈尔滨香坊区尚志公园(原香坊公园)一带修建“白毛将军府”,开辟“霍尔瓦特庄园”。此外,还设立了气象站、游艺室、菜园、球场、滑冰场等,供军政要员休憩。
霍尔瓦特常在此召开军政会议,研究制定侵华政策。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这个“国中之国”里对哈尔滨实行殖民统治,“白毛将军府”就是当时统治哈尔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
1905年11月,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解除军管,实行8小时工作制。霍尔瓦特答应第二天解决,其实这是欺骗手段。工人们识破后包围了铁路局大楼,霍尔瓦特只得从后门溜走,然后调来大批军警镇压工人。
1918年,哈尔滨的白俄在霍尔瓦特的策划下,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远东拥护祖国和宪法会议委员会”,1万多名俄国逃亡者视霍尔瓦特统治下的哈尔滨铁路附属地为“避难所”。4月,霍尔瓦特去北京参加中东铁路股东会议。此间,为取得协约国的支持,他与协约国驻北京代表频繁接触。回到哈尔滨后,他以“护路”为名招募军队,成立了所谓的“远东义勇团”(又名救国会)。
1918—1919年间,中东铁路工人为反对以霍尔瓦特为首的白俄残余势力,先后举行了3次全路大罢工。1920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霍尔瓦特妄图对中东铁路的“一切军事行动一概统辖”。他还擅自挪用铁路公款,向日本购买军火达10亿日元,以致拖欠工人工资两个月未发,使工人生活无法维持,终于引发了中东铁路工人的驱霍大罢工。工人们庄严声明:“霍氏一日不去,路工一日不开。”这次规模空前的罢工,得到了哈尔滨各界民众的支持,商人罢市、士兵集会,要求剥夺霍尔瓦特的权力。
1920年3月16日,中国政府派兵进驻中东铁路,解除俄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赶下台,于4月份逃往北京。当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免去他中东铁路会办和局长职务。1937年5月,霍尔瓦特死于北京。
那时候,不仅是普通中国人,连富裕者亦遭白俄迫害。日伪统治期间,日本宪兵队豢养一些白俄之中的凶悍之徒,专门从事绑架行为。日本特务先选好某个有钱的中国人,然后让白俄去绑票。意大利记者范斯白有过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的经历,他曾记录了一些绑架的例子:
王魏卿,大富豪。父子均被绑架,先以25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又以50万元赎取自己。
张庆和,富商。被绑架3次,赎金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
穆蔚堂,百货店老板。有两次被绑经历,每次赎金都是10万元。
……
白俄们不仅绑架中国人,也绑架犹太人,甚至绑架自己的同胞。有的绑架案在国际上造成了影响,比如1932年白俄绑架考夫曼案和1933年绑架卡斯帕案。
考夫曼是一家大药房的主人,1932年3月遭白俄绑架。当时哈尔滨的俄文报纸登出了这一消息,因此白俄给一家叫《鲁波尔晚报》的俄文报纸写信,声称要赎金3万。后来,幕后指使者日本宪兵又把赎金降到1.5万元,并准备再给《鲁波尔晚报》写信,告诉此数目。可是有个白俄绑匪说考夫曼有能力拿出3万元,还说他可以将此事办好,日本人同意了。结果这绑匪同另外两个白俄动用重刑,把考夫曼给打死了。
另一起绑架案的被绑者叫西蒙·卡斯帕,拥有法国国籍,其父约瑟·卡斯帕是哈尔滨赫赫有名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1933年,小卡斯帕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来哈尔滨探亲旅游,于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被白俄绑架。绑匪索要30万元赎金,但老卡斯帕拒绝付款。一个月后,小卡斯帕的一只耳朵出现在老卡斯帕的办公桌上,倔强的老卡斯帕仍然表示,只有他儿子获得自由后才肯付钱,而且只付3.5万元。后来,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介入了此案,欧洲各国在哈尔滨的新闻机构也倍加关注。日本人怕丑行公之于众,便给白俄发出“撕票”令:“约瑟·卡斯帕就是出一百万,也永远不会见到儿子了!”12月,西蒙·卡斯帕被杀害。
当时,上海是除哈尔滨以外白俄最多的地方,民国政府反对苏联的“红色俄国人”,所以“赤俄”不能公开搞活动。1934年,作家萧军、萧红夫妇从哈尔滨来上海找到鲁迅,寻求帮助,鲁迅告诫他们千万不要用俄语同俄国人对话,否则会被当成“赤俄”而惹上麻烦。那些从哈尔滨逃到上海的白俄,有不少人过得并不好,一些人只得返回哈尔滨。
20年代是哈尔滨俄国人的全盛时期,人口最多,服务业也最齐全。1925年,今天的道里西八道街这个位置,开了一家俄式西餐茶食店——马尔斯茶食店,主人是个叫楚吉尔曼的俄国犹太人。该店主要经营俄式大菜,兼营法意式菜系,火锅里脊、奶油鸡脯、烤奶汁鳜鱼、炸板虾、铁扒鸡、红菜汤、闷罐牛尾、槽子面包等,令来此的俄国人如同回家一样。
更主要的是,店主还给他们以精神的慰藉——播放俄国的老唱片。流亡异国他乡者,每天到此吃着家乡的菜肴,听着自己的母语,还有熟悉的音乐萦绕耳畔,真可谓“乐不思蜀”了。有很多回头客,就是为听老唱片而来的。
据说有一位俄国老人,隔一两天便来马尔斯茶食店喝杯啤酒,吃个小菜,还要听柴科夫斯基的曲子。有一天晚上,两个年轻人搀扶着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来的老人进店,老人吃力地举手与相识者打招呼,落座之后点上酒菜,就要听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随着唱片的旋转,音乐响了起来,老人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过后没多久,老人便去世了。
该店曾几易主人,中国人也在此当过经理、厨师和招待。1956年,马尔斯茶食店改名为华梅西餐厅。有一位周老先生,从50年代起便在华梅西餐厅当招待,一直干到80年代中期退休。退休后,周老先生反而寝食难安了,尤其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老先生总是对儿孙们伸手说“请坐”,大家都坐好了他才坐下,还说“请慢用”。老伴以为他得了病,买药回来他不吃。他说:“我是看不见顾客的笑脸心里难受,犯‘跑堂瘾’了。”后来,周老先生又回到华梅西餐厅,当上了服务生。由于他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华梅西餐厅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知名度。
白俄与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不少。俄国人在20世纪初来哈尔滨时,就有与中国人结婚的,大多数是俄国妇女嫁给中国男人。他们的后代被称作“二毛子”(哈尔滨人俗称俄国人为“老毛子”),“二毛子”的后代被称为“三毛子”。这些“二毛子”、“三毛子”们有着亚欧混合的面庞,长相英俊,头脑聪明,身体健硕,汉语、俄语都很好。我国第一位进入奥运会决赛者符保卢(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撑杆跳高比赛中获第14名)就是一个在哈尔滨出生的中俄混血者,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中俄混血者有时也到苏联读书,读完了再回来。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这种情况少了,不论是混血还是纯种,都在哈尔滨读书工作。纯白俄后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仍有不少在哈尔滨生活工作。当时外文书店有位白俄营业员,50多岁,他用英语同一个犹太女子(也是哈尔滨的外侨)谈论“批林批孔”,转而又用流利的汉语为另一读者翻译俄文原著,还对书中夹杂的捷克文进行解释。
但有些白俄的语言水平就不行,一位40年代在哈尔滨执教的白俄,编了一本叫《华俄英实用会话》的书,竟将“How are you?”译成“你怎么好?”还用“啦”代替汉语句尾的助词“了”。
80年代中期,哈尔滨为数不多的俄国人纷纷出走。1997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在苏联红军纪念碑前献花时,那些迎接他的、在哈尔滨定居的俄国人只有30多人。
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显赫一时的“东方的莫斯科”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中央大街上的一块块路石和街道两侧一座座俄式建筑,在默默地印证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