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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9日，时任中国驻美大使的李肇星代表江泽民向美国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赠送了一套《中华文化通志》。李肇星在赠书仪式上表示：他希望这套图书不仅能够丰富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促进美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并且能够加深中美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
《中华文化通志》凝结着编委会主任萧克与200位专家、学者8年耕耘、反复修改、奋力攻关所付出的心血，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组织编撰筹备 实行公开招标
1991年5月10日，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大会上，执行会长萧克在报告中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
消息：编撰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区域广阔，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为世人所瞩目。然而，我们炎黄子孙多么盼望有一部全面、系统、权威性的著作来作一次总结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刚成立，就决定编纂《中华文化通志》作为研究会的主要工程之一，正应了我们几代人的夙愿。《中华文化通志》是一部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概括和总结的巨著。编纂这样一部大型文化巨著，首先要筹建《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筹措科研基金。在萧克的主持下，《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正式组建。萧克担任编委会主任，由10名国内思想文化界有影响且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任编委会委员，并分别被聘为10典主编。当时萧克说：“大家推我任《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主任，我说我是军人，当编委会主任不大好，但大家还是推我干，也只好勉为其难了。”其实，萧克是最恰当的人选。他平素爱好看书，尤其钟爱文史，常手不释卷，夜读到子时；他文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是有名的儒将，斯诺夫人称萧克是“中国才华横溢的军人学者”。由于大家一致诚推萧克担当编委会主任，他也只好接受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干事业总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萧克的身上，让这些专家学者们看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诚和高度的责任心。他对编委会成员们说：“要我干，就不能只挂个名义，要做，就要把事做好!”萧克此时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大家无不为之所震撼。
在一年之内，萧克就与有关同志3次修改编辑方针，数次研讨框架设计，反复推敲，初步确定编撰十典百志，每志25万至30万字，共计2500万至3000万字。
编委会成立后，萧克立即着手组织一支水平高、素质好、年富力强的作者队伍。《中华文化通志》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系统总结的大工程，为了保证《中华文化通志》的编辑质量，使《中华文化通志》能够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的传世之作，作为《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主任的萧克当时就提出：在编纂工作中引进经济上的竞争机制，公开招标，把当今最具权威性的研究中华文化的专家学者选聘进来。《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当即响应这一方案。编委会将《中华文化通志》的拟目(十典百志)和名典的主编一一列出，于1992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刊登了招标广告，欢迎各界有识之士资助，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应招。凡有志这项工作的学者，都可以向编委会提出申请，每人限招一志，每志可由一人承担，也可二三人合作，不得另组编委会。参加竞争的专家学者，最后通过编委会评审确定各志的作者。之后，大篇的招标通告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登载，引起强烈反响，纷纷给编委会写信、打电话咨询，老、中、青专家学者应招者逾千人。最后《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确定了百志的撰稿人近200名，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80％以上是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在本领域都是颇有建树的专家。当时有媒体曾这样报道，这是“我国第一次运用竞争机制，采用招标办法集中海内外专家学者进行系统工程建设的尝试”。“《中华文化通志》首创我国运用竞争机制进行文化系统建设的先例。”
将军当年打硬仗今朝率贤写华章
精干而务实的组织机构是《中华文化通志》编撰工作的特色之一。如此巨大工程并没有设立庞大机构。编委会从主任到委员各负其责，不设虚职，全部没有设顾问，没有设副主编，也没有更多的中间环节，编委会直接对各典主编，主编直接对作者。运行简便，效率颇高。此时的萧克就像一位指挥官，他亲自组织编委会成员，与他们一起研究编纂内容、编纂体例等。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很少有修饰语，始终保持着一种军人风格和挺拔轩昂的气质。
萧克早年投笔从戎，历经北伐东征，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辗转千里到湖南参加湘南暴动，长征时萧克才26岁，就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抗战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o师副师长，在平西和晋察冀抗击日本侵略军，他文武兼备，在征战之余，创作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几经修改，50年后才公开出版，一举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被传为文坛佳话；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晋察冀副司令员，解放张家口、石家庄这些战斗都是他亲自指挥。他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战将，也是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叱咤风云几十载，功勋卓著。而今，萧克如同当年率领部队征战沙场、指挥作战一样，率领着一支文化精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崭新领域开拓奋进。
萧克主持编纂的《中华文化通志》，其涵盖面之广，是以往类似的专著不可比拟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对中华文化由古到今、分门别类进行全面系统概括的巨型著作，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十典分别为：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
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
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照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分区排
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如何实施编纂工作负责制？萧克就像军中分级统制一样，他将百志分为十典，每典设主编，每志均有负责人。萧克把自己比作是“连长”，具体实施主要由主编负责，也就是由“班、排长”来负责。在萧克亲自主持下，编委会分别和主编，主编和各位著者都签订了协议。《中华文化通志》是集体创作，在具体工作中，难免会有许多矛盾需要协调和统一。这同军队打仗一样，各军、兵种若干部队，必须协同动作，才能发挥力量。主编作为一个方面的指挥官，必须心中有数。按照统一部署，对各志编写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严格的质量标准，一人一人抓职责，一本一本抓落实。要做好这件事，主编和作者都需要下大力气。这时，萧克就召集大家坐下来，认真讨论，务虚又务实。
在实施方案中，萧克也充分估计到了困难，主要是经费问题，如资料、文物、图片的复制等，都需要钱。在
当时要完成这一巨大文化工程，大约需要经费500万元左右，萧克打算是向政府申请一点，二是向热心于这项文化工程的有关方面和人士筹集一点。在工作中，萧克要求大家提倡奉献精神，他鼓励大家，我们是现代人，有责任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当年萧克已近九旬，但他讲话时仍然精神矍铄，神采飞扬，音色洪亮，有时讲到动情处，他还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来，挥动手臂，仿佛又屹立于千军阵前。
定期检查交流统一思想认识
钟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萧克，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仍四处奔波，亲自考察调研，主持会议作报告，乐此不疲。那时，萧克深知自己所率领的文化大军所做的是一项要填补空白的工作，他为了《中华文化通志》的编纂日夜操劳。为了全面掌握编写进度和质量，萧克定期组织主编和部分作者召开座谈会、恳谈会、研讨会等，汇报编写情况，沟通思想，交流经验，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充分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情况,总结编纂经验的平台。在意见不一致时，萧克随时找有关著者分别谈话、交流思想。他通过组织召开这些不同类型的会议，以此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规范了程序，统一了标准，使各著者有了编纂的方向，在有关问题上也形成了共识。工作中，萧克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为了能够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他还多次让秘书通知各典主编到自己家中，商讨编纂事宜和解决有关问题。仅编委会成员会议就召开了12次之多。每次会议后，他都让工作人员写出会议纪要，发给各志的作者，以便让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掌握情况，明确任务和要求。这样，增强了编纂工作的透明度。
编纂这样一部巨著，萧克最担心、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编纂质量问题。他经常提醒大家，一部书的质量要靠各位作者和主编共同努力，要充分认识到质量是《中华文化通志》的核心问题。在编纂内容上，萧克非常赞同东汉王充的一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因此，他要求自己所率领的这一文化大军要学习先人的做法，对历史和人物的叙述做到求实存真。思想要明确，内容要充实，不能言之无物。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巨著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且连贯，重要内容不遗漏，也不重复。既然这是集体创作，就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应有种集体责任感，萧克提出要有“三负责”的责任感，一是要对社会负责，二是要对自己负责，三是要对后代负责。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质量是关键，质量是《中华文化通志》的生命。每一典，每一志，要严抓细扣，一丝不苟。就是每个标点都要标得准确规范。萧克善于调动大家编纂的积极性，写作中他鼓励提倡竞争。编纂中人人都应有争先恐后、当仁不让的精神。实际上，要完成这样一部书，在整体配合时需要协调统一，没有协同，书稿不易统一；同时，没有竞争，也就没有高质量。而没有高质量，也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在个人写作时，必须提倡竞争，看谁的效率高，质量好。
1998年10月，历经8年艰苦努力，《中华文化通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华文化通志》凝结着编委会主任萧克与200位专家、学者8年耕耘、反复修改、奋力攻关所付出的心血，在中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组织编撰筹备 实行公开招标
1991年5月10日，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大会上，执行会长萧克在报告中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
消息：编撰百卷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我国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区域广阔，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为世人所瞩目。然而，我们炎黄子孙多么盼望有一部全面、系统、权威性的著作来作一次总结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刚成立，就决定编纂《中华文化通志》作为研究会的主要工程之一，正应了我们几代人的夙愿。《中华文化通志》是一部对中华文化进行全面系统概括和总结的巨著。编纂这样一部大型文化巨著，首先要筹建《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筹措科研基金。在萧克的主持下，《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正式组建。萧克担任编委会主任，由10名国内思想文化界有影响且年富力强的专家学者任编委会委员，并分别被聘为10典主编。当时萧克说：“大家推我任《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主任，我说我是军人，当编委会主任不大好，但大家还是推我干，也只好勉为其难了。”其实，萧克是最恰当的人选。他平素爱好看书，尤其钟爱文史，常手不释卷，夜读到子时；他文化知识渊博，才华横溢，是有名的儒将，斯诺夫人称萧克是“中国才华横溢的军人学者”。由于大家一致诚推萧克担当编委会主任，他也只好接受了。经历过战争的人干事业总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从萧克的身上，让这些专家学者们看到了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事业的赤胆忠诚和高度的责任心。他对编委会成员们说：“要我干，就不能只挂个名义，要做，就要把事做好!”萧克此时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大家无不为之所震撼。
在一年之内，萧克就与有关同志3次修改编辑方针，数次研讨框架设计，反复推敲，初步确定编撰十典百志，每志25万至30万字，共计2500万至3000万字。
编委会成立后，萧克立即着手组织一支水平高、素质好、年富力强的作者队伍。《中华文化通志》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进行系统总结的大工程，为了保证《中华文化通志》的编辑质量，使《中华文化通志》能够成为中华文化发展史的传世之作，作为《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主任的萧克当时就提出：在编纂工作中引进经济上的竞争机制，公开招标，把当今最具权威性的研究中华文化的专家学者选聘进来。《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当即响应这一方案。编委会将《中华文化通志》的拟目(十典百志)和名典的主编一一列出，于1992年9月8日在《人民日报》第七版刊登了招标广告，欢迎各界有识之士资助，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应招。凡有志这项工作的学者，都可以向编委会提出申请，每人限招一志，每志可由一人承担，也可二三人合作，不得另组编委会。参加竞争的专家学者，最后通过编委会评审确定各志的作者。之后，大篇的招标通告在全国各大报刊上登载，引起强烈反响，纷纷给编委会写信、打电话咨询，老、中、青专家学者应招者逾千人。最后《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确定了百志的撰稿人近200名，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80％以上是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他们在本领域都是颇有建树的专家。当时有媒体曾这样报道，这是“我国第一次运用竞争机制，采用招标办法集中海内外专家学者进行系统工程建设的尝试”。“《中华文化通志》首创我国运用竞争机制进行文化系统建设的先例。”
将军当年打硬仗今朝率贤写华章
精干而务实的组织机构是《中华文化通志》编撰工作的特色之一。如此巨大工程并没有设立庞大机构。编委会从主任到委员各负其责，不设虚职，全部没有设顾问，没有设副主编，也没有更多的中间环节，编委会直接对各典主编，主编直接对作者。运行简便，效率颇高。此时的萧克就像一位指挥官，他亲自组织编委会成员，与他们一起研究编纂内容、编纂体例等。他的讲话言简意赅，很少有修饰语，始终保持着一种军人风格和挺拔轩昂的气质。
萧克早年投笔从戎，历经北伐东征，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后辗转千里到湖南参加湘南暴动，长征时萧克才26岁，就担任红六军团军团长；抗战时期，他任八路军一二o师副师长，在平西和晋察冀抗击日本侵略军，他文武兼备，在征战之余，创作了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几经修改，50年后才公开出版，一举获得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被传为文坛佳话；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晋察冀副司令员，解放张家口、石家庄这些战斗都是他亲自指挥。他是我军历史上著名的战将，也是最年轻的高级指挥员之一。他叱咤风云几十载，功勋卓著。而今，萧克如同当年率领部队征战沙场、指挥作战一样，率领着一支文化精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崭新领域开拓奋进。
萧克主持编纂的《中华文化通志》，其涵盖面之广，是以往类似的专著不可比拟的。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对中华文化由古到今、分门别类进行全面系统概括的巨型著作，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全书分为序卷和十典百志，十典分别为：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
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
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照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分区排
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如何实施编纂工作负责制？萧克就像军中分级统制一样，他将百志分为十典，每典设主编，每志均有负责人。萧克把自己比作是“连长”，具体实施主要由主编负责，也就是由“班、排长”来负责。在萧克亲自主持下，编委会分别和主编，主编和各位著者都签订了协议。《中华文化通志》是集体创作，在具体工作中，难免会有许多矛盾需要协调和统一。这同军队打仗一样，各军、兵种若干部队，必须协同动作，才能发挥力量。主编作为一个方面的指挥官，必须心中有数。按照统一部署，对各志编写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严格的质量标准，一人一人抓职责，一本一本抓落实。要做好这件事，主编和作者都需要下大力气。这时，萧克就召集大家坐下来，认真讨论，务虚又务实。
在实施方案中，萧克也充分估计到了困难，主要是经费问题，如资料、文物、图片的复制等，都需要钱。在
当时要完成这一巨大文化工程，大约需要经费500万元左右，萧克打算是向政府申请一点，二是向热心于这项文化工程的有关方面和人士筹集一点。在工作中，萧克要求大家提倡奉献精神，他鼓励大家，我们是现代人，有责任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当年萧克已近九旬，但他讲话时仍然精神矍铄，神采飞扬，音色洪亮，有时讲到动情处，他还身不由己地站起身来，挥动手臂，仿佛又屹立于千军阵前。
定期检查交流统一思想认识
钟爱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萧克，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仍四处奔波，亲自考察调研，主持会议作报告，乐此不疲。那时，萧克深知自己所率领的文化大军所做的是一项要填补空白的工作，他为了《中华文化通志》的编纂日夜操劳。为了全面掌握编写进度和质量，萧克定期组织主编和部分作者召开座谈会、恳谈会、研讨会等，汇报编写情况，沟通思想，交流经验，同时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充分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情况,总结编纂经验的平台。在意见不一致时，萧克随时找有关著者分别谈话、交流思想。他通过组织召开这些不同类型的会议，以此统一了认识，明确了任务，规范了程序，统一了标准，使各著者有了编纂的方向，在有关问题上也形成了共识。工作中，萧克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官架子。为了能够及时了解情况，检查工作，他还多次让秘书通知各典主编到自己家中，商讨编纂事宜和解决有关问题。仅编委会成员会议就召开了12次之多。每次会议后，他都让工作人员写出会议纪要，发给各志的作者，以便让所有参与此项工作的人员掌握情况，明确任务和要求。这样，增强了编纂工作的透明度。
编纂这样一部巨著，萧克最担心、也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编纂质量问题。他经常提醒大家，一部书的质量要靠各位作者和主编共同努力，要充分认识到质量是《中华文化通志》的核心问题。在编纂内容上，萧克非常赞同东汉王充的一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因此，他要求自己所率领的这一文化大军要学习先人的做法，对历史和人物的叙述做到求实存真。思想要明确，内容要充实，不能言之无物。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巨著内容丰富，层次分明且连贯，重要内容不遗漏，也不重复。既然这是集体创作，就要求所有的参与者都应有种集体责任感，萧克提出要有“三负责”的责任感，一是要对社会负责，二是要对自己负责，三是要对后代负责。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质量是关键，质量是《中华文化通志》的生命。每一典，每一志，要严抓细扣，一丝不苟。就是每个标点都要标得准确规范。萧克善于调动大家编纂的积极性，写作中他鼓励提倡竞争。编纂中人人都应有争先恐后、当仁不让的精神。实际上，要完成这样一部书，在整体配合时需要协调统一，没有协同，书稿不易统一；同时，没有竞争，也就没有高质量。而没有高质量，也就没有生命力。因此在个人写作时，必须提倡竞争，看谁的效率高，质量好。
1998年10月，历经8年艰苦努力，《中华文化通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