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言论”，是“双文化论”的一个分支。“文化”的内涵范围大，“语言”的内涵范围小，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分支：“语言”，常常是“文化”的载体，“双语言”与“双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我曾写过一篇《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论”》(《群言》2008年12期)，被周先生收入他近年出版的《朝闻道集》《拾贝集》和《文化学丛谈》中(改名为《从“河东河西”到“双文化论”》)。最近重读周老著作，有了一点心得。
　　要理解“双语言论”，首先要认同周老常说的一个概念：我们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过去，我们是“站在中国看世界”，而今，要“站在世界看中国”，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视角。否则，无异坐井观天。
　　双文化，即“国际现代文化”和“各地传统文化”共存，共同构成人类共享文化和各个国家、民族特有的文化；而“双语言”则阐说、记录、传播着“双文化”，为“国际现代文化”做贡献，也为“各地传统文化”做贡献。
　　实际上，“双语言”古已有之。周老说，孔子周游列国讲学，用的是“雅言”，而不是他家乡曲阜的方言。“雅言”就是当时的“天下共同语”。如没有这个“天下共同语”，孔子是无法向“言语异声”的3000弟子讲学，也无法四处游说诸侯的。
　　“全球化时代”的地球，已成为了一个村庄。在这个村里，民族繁多，言语各异，怎么交流呢?这就需要有“地球村的共同语”，也即“国际共同语”。
　　周老回顾二次大战以后，有100多个殖民地独立成为新兴国家。在语言工作上，他们面对两项历史任务：一方面要建设国家共同语，另一方面要使用国际共同语。日常生活和本国文化用国家共同语，国际事务和现代文化用国际共同语。他说，文化和经济发达的国家，早已实行了双语言。“现代是双语言的时代”。
　　而现代的“国际共同语”，是英语。这不是哪个人、哪个国家的意志所决定，“不是开会决定的，而是由历史逐渐形成的”。关于这个形成过程，周老在《双语言时代》的文章中有详细介绍。简言之，近代以来，“英国打破历史传统，努力开创新的历史局面，在政治上开创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开创工业化生产方式。这两个开创改变了人类历史，使英语在全世界语言中独占鳌头”。
　　法语和俄语，都跟英语争过这个语言霸主，但都没有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迅速崛起的美国成了英语的“继承国”——“英语的流通扩大，美国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
　　近代以来，国际会议一般规定用英法两语，实际只用英语。为什么?节省时间。周老说，这是“语文经济学”。
　　就英语本身来说，它也有许多内在的优点。周老将之归结为五条：人口众、流通广、文化高、出版多、使用便。具体地说，英语的语法比其他欧洲语言简单；拼法虽不规则，但除少数者外，“同一个语词有一定的拼法和读音”；它包容性强，“从四面八方吸收有用的外来词”，成为词汇最丰富的语言；它用26个现代拉丁字母而不加符号，方便打字和电脑处理。
　　两次大战后，美国“不仅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并且在战后开创了信息化的新时代”，“起源于美国的多媒体电脑和国际互联网络，不断造出以英语为基础的新术语。信息化和英语化几乎成了同义词。英语通过电视和电脑，正在倾泻进全世界每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英语的洪水泛滥全球”。
　　关于各国、各地的“双语言”现象，周老举了许多例子：
　　东南亚10个国家，都是既用本国的传统语言，又用英语，而且多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第一外国语”。
　　印度从英国200年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本想废除英语，但“全球化”一来，“受过教育的国民人人都懂英语”反倒成为了“参加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
　　日本的“双语言”也有历史：古代使用中文和日文，近代使用英语和日语。体现了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特点。
　　这些国家，都从“双语言”中大大受益，推动了其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发展。
　　最近和周老聊天，他提到近年国际上出现一种“简化英语”，在许多小国家的民众中悄悄流行。这种简单易学、易用的英语，上海话叫“洋泾浜”，一些外国杂志叫它“全球语”。它不是由学者提倡，也不是政府提倡，而是因现实需要，由草根发明，在民间流传。
　　说到我们中国的“双语言”，周老把它概括为“国内双语言”和“国际双语言”。“国内双语言”是指推广普通话，普通话与各地的方言土语共存。普通话是当代的“雅言”，有了它，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通俗”的偌大国土，和生息在她之上的十几亿儿女，就有了交流和受教育的共同条件。
　　中国的“国内双语言”运动，实际上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那时开始推行的汉民族共同语，叫做“国语”，20世纪50年代称“普通话”；1982年宪法规定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新加坡和海外华人叫“华语”(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经过语文工作者一个世纪的努力，“普通话”得到普及。我国受过教育的人群，基本上做到了“语同音”。
　　而“国际双语言”，自然是指汉语和英语。改革开放以来，“在青年中自动燃起了‘英语热’”。随着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以及科技、教育等现实需要，英语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事实上已经恢复了以英语为第一外国语”。
　　周老也清醒地看到，我国还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大国。“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国际双语言政策的问题”；和国民人数相比，懂英语的人还很少，“不能说我国也开始了国际双语言”。
　　有人问，国内双语言还没有真正实现，能够开始进行国际双语言吗?通俗地说就是：中国话还没学好，谈得上学外国话吗?
　　在《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一文里，周有光先生谈到“现代社会”必须具备的两个特征：国际性和进步性。
　　国际性，即现代社会是国际大家庭的成员，而不是独立于国际之外的世外桃源。中国加入"WTO"，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加入互联网，都是所谓“跟国际接轨”。因此在开通与世界各国往来的渠道(物质的和精神的)上，不能设置人为的关卡。
　　进步性，即现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基本上都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且不断前进，避免落后。因此“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永恒的教条”，“永远走向未来”。
　　他说，“改革开放”，就是要建成一个“现代社会”：“开放”是实现国际性的前提，“改革”是实现现代性的条件。而“双语言”，则是成功实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周老说，我国的现代化要追赶两个时代，工业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任务非常艰巨。而“现代化的基础是教育，教育的工具是语言”，因此，“国际双语言是国家现代化无法避免的需要”。
　　他强调：双语言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附加物，而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职能。双语言是一种现代化的指标。从双语言的水平，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测知国家现代化的程度。
　　他的主张是：内外并举，兼程并进。“不能等待实现工业化之后再进行信息化。同样，不能等待实现国内双语言之后再进行国际双语言。我们的历史任务是，在一个时期赶上两个时代”。
　　这是一位经历了百年风云，学贯东西，跨多学科而有“周百科”之称的老学者、老专家的谠言、建言。它能成为一种上下的共识、推动一项“政策”早日出台吗?
　　有趣的是，最近我在报纸上接连看到两篇文章。一篇说，科学实验证明，学双语的儿童，比只会一种语言的更聪明、更有创造性；一篇说，(还是科学实验证明)，老年人学外语，可以延缓老年痴呆症的发生。
　　看电影《好雨时节》，一个中国姑娘和一个韩国小伙邂逅相爱。他们都不懂对方国家的语言，幸亏都会说英语；借助这“国际双语言”，终成眷属。看来，“双语言”在中国民问，已有了现实的需要。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邻家老伯、后街小囡，也开始说起了“全球语”。
　　
　　(注：本文引文多出自周有光的《双文化和双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