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有句著名的话，叫“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说明了人们在试图抵达和还原真实的历史时面临的艰难和尴尬。由于立场、视角和目的千差万别，哪怕是相同的史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也可能得出迥然不同的历史结论。更何况，一旦抱定了“古为今用”这种类似于“六经注我”的理念，那就更可能通过对史料的取舍甚至夸大，从而得出与真实的历史近乎南辕北辙的结论。对历史的误读即由此产生。长久以来，对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位农民起义领袖关系的研究堪称功利主义之下的误读典型。
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是导致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家里几代人一直以养马为生。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到一个姓艾的地主家里放羊抵债。成年后，李自成到甘肃当边兵，后又回到陕西做驿卒。崇祯裁撤了全国驿站，驿卒李自成下岗，只得另谋生路，而这所谓的另谋生路，对一个生逢乱世、不事稼穑的粗豪汉子来讲，只有杀人越货才是最简单、最直接可行的。这样，李自成于崇祯三年加入到了造反者行列。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他和李自成有着诸多共同点：同乡（陕西定边人）、同龄、同样当过兵，甚至在同一年加入农民起义队伍，后又成为明末农民领袖中一时之瑜亮式的大佬。崇祯三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暴动。他自号“八大王”，又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后来自成一军。
尽管后来李自成的名头比张献忠更响，势力也比张献忠更强，但追根溯源，在起义的最初几年里，张献忠的地位要比李自成高。明末农民战争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时，张献忠已是与高迎祥、老回回、曹操分庭抗礼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李自成则只是高迎祥的部将。不过，李自成凭借个人素质和才能，很快便脱颖而出。
明末农民军初起之时，多数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的队伍，基本没有远大的政治诉求，一般只是攻城略地，把粮食吃光了或是围剿的官军来了就往山里跑，偶尔也打几仗。由于破产的农民持续增加，这些队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前面的战死了，后面的继续跟进，因此才会出现朝廷对农民军进剿得越厉害，农民军反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的怪圈。不幸的崇祯和他的大明王朝，就掉进了这样的怪圈。如前所述，如同過江之鲫的农民军，相互间大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相对独立状态。官军正是抓住了农民军的这一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使得农民军在崇祯七年前后遭受了相当大的挫折。
如何应对官军的各个击破，成为各路农民军首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会上，十三家领袖议而不决，拿不出一个能够让众人信服、切实可行的办法。李自成以一个级别低下的闯将身份发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奋臂一拼，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部队相当于官军的十倍，哪怕是守卫辽东的关宁铁骑赶来，也不怕它。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分兵出击，各自开拓一片天地，至于成与否，那就听天命吧。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首肯。就在这次会议上，农民军作了战区划分：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官军；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官军；曹操、过天星守卫河上；高迎祥和张献忠经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增援部队。李自成的另一建议也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认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荥阳大会后，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部将，随同高迎祥和张献忠联军东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凤阳。朱元璋家的祖坟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庙被毁，大批官员和富人被处死。消息传来，朝廷震恐，崇祯不得已下了“罪己诏”。也就在这时，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发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冲突：两位农民领袖因为争夺战利品——主要是乐工和乐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后，李自成分兵西进。两年后，高迎祥被明军俘杀，李自成继承其衣钵，正式成为与张献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
在十三家领导人中，李自成和张献忠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紧随其后的另一重要人物则是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先前独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谋士吉珪的辅佐下，时或招安，时或反水，几度反复，如同戏剧舞台上的白脸权奸曹操。因此，当不少农民军在和官军的对决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时，他的势力却在稳步增长。随着时局的发展，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抑或明朝政府，都意识到如果能把罗汝才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对自身军事力量的增长将有重大意义。当时，罗汝才选择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说法，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两人联手正好可以优势互补。但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他们约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从史料记载看，二人联手的业绩不错：李、罗时分时合，先后在河南和湖北一带连续几次打败官军主力，并一举攻克湖北重镇襄阳。李自成攻下襄阳后，自封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以襄阳府为襄京，标志着他已不满足于以往猴子掰苞谷式的游击作战，而是想要从行商变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为李罗集团的合作伙伴，罗汝才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
西谚说“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东方智慧则认为，由于人的劣根性，大多数人都只可同患难，却不能共富贵。遗憾的是，闯王李自成也属于这大多数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罗汝才却妻妾成群，即便在官军步步紧逼的困境下，军营里也养着几支戏班子。对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认为罗不是能够成大事的人。随着李罗越做越大，李自成担心罗汝才将来会尾大不掉，于是动了杀机。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毫无征兆地冲进了罗汝才的大帐，将还在睡觉的罗汝才杀死在床上。罗汝才的军师吉珪也于事后被杀，罗汝才部二十余万人马除了少数逃离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编。这家曾经业绩不错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独吞全部投资及收益告终。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火并罗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者则莫过于“一山不纳二虎”的思想作祟。当时河南一位叫郑廉的士大夫评论此事说：“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李罗从合作到谋殺的嬗变，如果说其中掺杂了李自成对罗汝才个人品行的不满的话，那么李自成和张献忠这对貌合神离的合作伙伴，其实质则是互相提防、敌视乃至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受朝廷招安，屯兵于湖北谷城。是时，李自成被洪承畴击败，带着百余人马前往谷城投奔张献忠。张献忠不但不予接纳，反而准备干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发前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子，仓皇狂奔六百里，从商洛的山路间逃脱，投奔到老回回（即马守应）营中。受此惊吓，李自成满腔愤怒，一病数月。
此仇李自成当然不会忘掉。三年后，张献忠在河南信阳被左良玉击败，几万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伤的张献忠也差点成为俘虏。就像当年李自成落魄时来投一样，张献忠也带着几十名残兵败将，前往投奔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个起于草莽的农民，信奉的是江湖义气——既然你当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无义——他也不打算收留张献忠，招待很不客气，并想趁机把送上门的宿敌消灭。罗汝才和张献忠交情不错，出面说了不少好话。在罗的苦劝下，李自成勉强打消了杀张的念头。但张仍处于危险中，罗汝才给了张献忠五百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于是转向湖北发展，李、张二人的矛盾公开化。
1641年开始，李自成的发展势头比张献忠更猛，先是吞并了罗汝才部，后又接连干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伙伴，如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小袁营袁时中、乱世王蔺养成。那位曾在他穷途末路时收留他，并为他治病养伤的老回回，虽然没被处死，但也被剥夺了兵权。至此，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只余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这时，张献忠刚刚攻下武昌，李自成心里很不快，他派人以贺喜为名赶到武昌，警告张献忠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杀，下一个就轮到收拾你了。这不算，李还公开张贴告示，宣布“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张献忠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对手，只得放弃刚到手的武昌及周边县份，率军进入湖南以图发展。后来，他又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地更广，兵更精，名更著，粮更多；但势力的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更加焦躁不安，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
依据时间推算，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他获知了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身死的消息。他一向不服李自成这个昔年地位远不如己的同庚加老乡，但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在张献忠看来，拿下京师就差不多意味着神器在手，就能像当年的刘邦或朱元璋那样，从一个农民领袖一跃而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了他后来的自暴自弃。
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内心深处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张攻占成都后，派出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夜，有两夫妇在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探听到后向张献忠汇报，张献忠笑着说，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对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当作出气筒——倒霉的四川民众成为了可怜的替罪羊。
李自成的成功导致了张献忠某种程度上的自暴自弃，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鲁迅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曾精辟地总结道：“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大体能洞悉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真实而耐人玩味的关系。他们的确曾是合作伙伴，但更多时候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比他们和自己的敌人——大明王朝——之间的矛盾更缓和。关于李张之间这种关系的转换，笔者曾总结过：“起义之初，当各股农民军的势力都还不够强大，都还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礼时，当他们面临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时，本能的利益驱使下他们召开了荥阳大会，并作出了联合对付官军的决策。这时候，应该说，各股农民军之间没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当他们各自都拥有了一定的地盘和势力，官军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时，他们之间就开始了彼此寻找机会吃掉对方以便独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农民军已不再是当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饥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旨在争夺天下，至少也是企图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诸侯。”
令人惊讶的是，数十年来对李张关系的主流定论，是将他们定位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在G70高速（即福州至银川高速公路）湖北十堰谷城出口处，挺立着高达十多米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雕塑，即取材于前面讲过的李自成差点丢了性命的谷城之会。在现代语境里，谷城相会时的险恶被着意隐去了，向我们传达的是另一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所谓双雄会。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双雄会》和《谷城会献》两部影片中，李张二人虽有些小矛盾，却是坦诚相见的农民领袖，在中间作祟的只是张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两位农民领袖如同亲密的战友，在谷城这个偏远的地方，结成了矢志推翻大明王朝的同盟。
如果说《李自成》和《双雄会》是艺术作品，不能算作严肃历史的话（其实对一般民众而言，这种艺术品对他们的影响远甚于严肃的历史著作），那么在严肃的历史著作包括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关于李张关系的深入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是鲜见揭示。有意无意中，给我们传递的仍然是艺术作品粉饰的革命战友和革命友谊。
“革命战友”这根绳子，把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只蚂蚱强行拴在了一起。顺理成章的是，革命战友之间的明争与暗斗，必须被忽略、被遮蔽、被避讳，在实用主义的需求下，它们因为不合时宜而“读者不宜”。至于如此一来，历史会被怎样误读，显然，便不是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所要关心的问题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李自成和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战争，是导致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土崩瓦解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原名李鸿基，家里几代人一直以养马为生。父亲死后，家道中落，李自成不得不到一个姓艾的地主家里放羊抵债。成年后，李自成到甘肃当边兵，后又回到陕西做驿卒。崇祯裁撤了全国驿站，驿卒李自成下岗，只得另谋生路，而这所谓的另谋生路，对一个生逢乱世、不事稼穑的粗豪汉子来讲，只有杀人越货才是最简单、最直接可行的。这样，李自成于崇祯三年加入到了造反者行列。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他和李自成有着诸多共同点：同乡（陕西定边人）、同龄、同样当过兵，甚至在同一年加入农民起义队伍，后又成为明末农民领袖中一时之瑜亮式的大佬。崇祯三年，张献忠在家乡聚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暴动。他自号“八大王”，又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为‘黄虎’”。这一队伍初属王嘉胤，后来自成一军。
尽管后来李自成的名头比张献忠更响，势力也比张献忠更强，但追根溯源，在起义的最初几年里，张献忠的地位要比李自成高。明末农民战争史上著名的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时，张献忠已是与高迎祥、老回回、曹操分庭抗礼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李自成则只是高迎祥的部将。不过，李自成凭借个人素质和才能，很快便脱颖而出。
明末农民军初起之时，多数都是乌合之众。这些从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的队伍，基本没有远大的政治诉求，一般只是攻城略地，把粮食吃光了或是围剿的官军来了就往山里跑，偶尔也打几仗。由于破产的农民持续增加，这些队伍也就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充——前面的战死了，后面的继续跟进，因此才会出现朝廷对农民军进剿得越厉害，农民军反而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的怪圈。不幸的崇祯和他的大明王朝，就掉进了这样的怪圈。如前所述，如同過江之鲫的农民军，相互间大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是处于各自为战的相对独立状态。官军正是抓住了农民军的这一弱点，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使得农民军在崇祯七年前后遭受了相当大的挫折。
如何应对官军的各个击破，成为各路农民军首领迫在眉睫的问题。在这一大背景下，荥阳大会于崇祯八年召开。会上，十三家领袖议而不决，拿不出一个能够让众人信服、切实可行的办法。李自成以一个级别低下的闯将身份发言，他提出：匹夫也可以奋臂一拼，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部队相当于官军的十倍，哪怕是守卫辽东的关宁铁骑赶来，也不怕它。现在的唯一办法就是分兵出击，各自开拓一片天地，至于成与否，那就听天命吧。李自成的提议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首肯。就在这次会议上，农民军作了战区划分：革里眼、左金王抵挡川、湖官军；横天王、混十万抵挡陕西官军；曹操、过天星守卫河上；高迎祥和张献忠经略东方；老回回、九条龙往来策应；射塌天、改世王作为增援部队。李自成的另一建议也得到了十三家领袖的认可：所破城邑，子女玉帛均分。
荥阳大会后，李自成作为高迎祥的部将，随同高迎祥和张献忠联军东下，由河南而安徽，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中都凤阳。朱元璋家的祖坟被扒，朱元璋出家的寺庙被毁，大批官员和富人被处死。消息传来，朝廷震恐，崇祯不得已下了“罪己诏”。也就在这时，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发生了有史可查的第一次冲突：两位农民领袖因为争夺战利品——主要是乐工和乐器——竟至反目成仇。此后，李自成分兵西进。两年后，高迎祥被明军俘杀，李自成继承其衣钵，正式成为与张献忠平起平坐的十三家领导人之一。
在十三家领导人中，李自成和张献忠是最为耀眼的“双子星”，紧随其后的另一重要人物则是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罗汝才先前独自带领一支队伍，在谋士吉珪的辅佐下，时或招安，时或反水，几度反复，如同戏剧舞台上的白脸权奸曹操。因此，当不少农民军在和官军的对决中被瓦解或大大消耗时，他的势力却在稳步增长。随着时局的发展，无论李自成还是张献忠，抑或明朝政府，都意识到如果能把罗汝才拉到自己的阵营中，对自身军事力量的增长将有重大意义。当时，罗汝才选择了和李自成合作。按正史的说法，李自成善攻，罗汝才善守，两人联手正好可以优势互补。但两人的关系始终是比较松散的合作关系，他们约定，凡是攻下城池所得子女玉帛，按照四六比例分配。从史料记载看，二人联手的业绩不错：李、罗时分时合，先后在河南和湖北一带连续几次打败官军主力，并一举攻克湖北重镇襄阳。李自成攻下襄阳后，自封为“奉天倡义大元帅”，以襄阳府为襄京，标志着他已不满足于以往猴子掰苞谷式的游击作战，而是想要从行商变为坐商，建立自己的政权。作为李罗集团的合作伙伴，罗汝才被李自成封为“代天抚民德威大将军”。
西谚说“患难朋友才是真朋友”，东方智慧则认为，由于人的劣根性，大多数人都只可同患难，却不能共富贵。遗憾的是，闯王李自成也属于这大多数人之一。李自成本人一向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罗汝才却妻妾成群，即便在官军步步紧逼的困境下，军营里也养着几支戏班子。对此，李自成很看不起他，认为罗不是能够成大事的人。随着李罗越做越大，李自成担心罗汝才将来会尾大不掉，于是动了杀机。崇祯十六年（1643年）初夏的一个早晨，李自成派出一支精锐小分队，毫无征兆地冲进了罗汝才的大帐，将还在睡觉的罗汝才杀死在床上。罗汝才的军师吉珪也于事后被杀，罗汝才部二十余万人马除了少数逃离外，大部分被李自成整编。这家曾经业绩不错的“股份制公司”，以李自成独吞全部投资及收益告终。 李自成之所以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情况下火并罗汝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本质者则莫过于“一山不纳二虎”的思想作祟。当时河南一位叫郑廉的士大夫评论此事说：“一国不堪两君，一营宁堪两帅，或南面而臣人，或北面而臣于人，为顺为逆，莫不皆然。”李罗从合作到谋殺的嬗变，如果说其中掺杂了李自成对罗汝才个人品行的不满的话，那么李自成和张献忠这对貌合神离的合作伙伴，其实质则是互相提防、敌视乃至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受朝廷招安，屯兵于湖北谷城。是时，李自成被洪承畴击败，带着百余人马前往谷城投奔张献忠。张献忠不但不予接纳，反而准备干掉李自成，幸好李自成警惕性高，事发前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子，仓皇狂奔六百里，从商洛的山路间逃脱，投奔到老回回（即马守应）营中。受此惊吓，李自成满腔愤怒，一病数月。
此仇李自成当然不会忘掉。三年后，张献忠在河南信阳被左良玉击败，几万人投降，要不是遇上天降暴雨，腿部受伤的张献忠也差点成为俘虏。就像当年李自成落魄时来投一样，张献忠也带着几十名残兵败将，前往投奔李自成。李自成是一个起于草莽的农民，信奉的是江湖义气——既然你当初不仁，就休怪我今日无义——他也不打算收留张献忠，招待很不客气，并想趁机把送上门的宿敌消灭。罗汝才和张献忠交情不错，出面说了不少好话。在罗的苦劝下，李自成勉强打消了杀张的念头。但张仍处于危险中，罗汝才给了张献忠五百人马，叫他尽快离开是非之地。张献忠于是转向湖北发展，李、张二人的矛盾公开化。
1641年开始，李自成的发展势头比张献忠更猛，先是吞并了罗汝才部，后又接连干掉了昔日的另一些合作伙伴，如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小袁营袁时中、乱世王蔺养成。那位曾在他穷途末路时收留他，并为他治病养伤的老回回，虽然没被处死，但也被剥夺了兵权。至此，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只余下了李自成和张献忠。
这时，张献忠刚刚攻下武昌，李自成心里很不快，他派人以贺喜为名赶到武昌，警告张献忠说：老回回已降，曹、革、左皆被杀，下一个就轮到收拾你了。这不算，李还公开张贴告示，宣布“有能擒献忠以献者，赏千金”。张献忠自忖目前不是李自成对手，只得放弃刚到手的武昌及周边县份，率军进入湖南以图发展。后来，他又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建立大西政权。随着甲申年的到来，张献忠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势力都更强大——地更广，兵更精，名更著，粮更多；但势力的强大没有给他带来快乐，反而让他更加焦躁不安，原因在于李自成发展得比他更快，势头更猛。
依据时间推算，正当张献忠围攻重庆时，他获知了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身死的消息。他一向不服李自成这个昔年地位远不如己的同庚加老乡，但现在李自成终于先自己一步推翻了明王朝。在张献忠看来，拿下京师就差不多意味着神器在手，就能像当年的刘邦或朱元璋那样，从一个农民领袖一跃而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国之君了。因此，在张献忠眼里，李自成进京乃是甲申年最大的噩耗，这一噩耗导致了他后来的自暴自弃。
一件流传甚广的小事可以证明张献忠内心深处对李自成的嫉妒和不服：张攻占成都后，派出细作深入民间，凡偶语触及者皆处死。一夜，有两夫妇在床上闲谈，其夫斥责妇人说：你说的都是些张家长、李家短的事。细作探听到后向张献忠汇报，张献忠笑着说，他说的张家长李家短，就是我张家要胜过自成的李家之兆也。总之，张献忠无法忍受极度的失落和不服，但李自成远在京师，且势力在自己之上，对他只能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所作为，他只能把四川，把他打下的一座座城市及其人民当作出气筒——倒霉的四川民众成为了可怜的替罪羊。
李自成的成功导致了张献忠某种程度上的自暴自弃，这一点，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鲁迅先生对此深信不疑。他曾精辟地总结道：“他开初并不想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了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的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己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这和有些末代的风雅皇帝，在死前烧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书籍古董宝贝之类的心情，完全一样。他还有兵，而没有古董之类，所以就杀，杀，杀人，杀……”
通过上面的简单叙述，我们大体能洞悉李自成和张献忠之间真实而耐人玩味的关系。他们的确曾是合作伙伴，但更多时候是不折不扣的竞争对手。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比他们和自己的敌人——大明王朝——之间的矛盾更缓和。关于李张之间这种关系的转换，笔者曾总结过：“起义之初，当各股农民军的势力都还不够强大，都还不足以和政府分庭抗礼时，当他们面临被官军各个击破的危险时，本能的利益驱使下他们召开了荥阳大会，并作出了联合对付官军的决策。这时候，应该说，各股农民军之间没有很大的矛盾。但是，当他们各自都拥有了一定的地盘和势力，官军并不是最主要的威胁时，他们之间就开始了彼此寻找机会吃掉对方以便独大一方的博弈。事情至此，农民军已不再是当年那些活不下去的饥民组成的乌合之众，而是旨在争夺天下，至少也是企图在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利益最大化的一方诸侯。”
令人惊讶的是，数十年来对李张关系的主流定论，是将他们定位为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在G70高速（即福州至银川高速公路）湖北十堰谷城出口处，挺立着高达十多米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雕塑，即取材于前面讲过的李自成差点丢了性命的谷城之会。在现代语境里，谷城相会时的险恶被着意隐去了，向我们传达的是另一种与史实相去甚远的所谓双雄会。根据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改编的《双雄会》和《谷城会献》两部影片中，李张二人虽有些小矛盾，却是坦诚相见的农民领袖，在中间作祟的只是张献忠的军师徐以显。两位农民领袖如同亲密的战友，在谷城这个偏远的地方，结成了矢志推翻大明王朝的同盟。
如果说《李自成》和《双雄会》是艺术作品，不能算作严肃历史的话（其实对一般民众而言，这种艺术品对他们的影响远甚于严肃的历史著作），那么在严肃的历史著作包括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几乎看不到关于李张关系的深入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是鲜见揭示。有意无意中，给我们传递的仍然是艺术作品粉饰的革命战友和革命友谊。
“革命战友”这根绳子，把李自成和张献忠这两只蚂蚱强行拴在了一起。顺理成章的是，革命战友之间的明争与暗斗，必须被忽略、被遮蔽、被避讳，在实用主义的需求下，它们因为不合时宜而“读者不宜”。至于如此一来，历史会被怎样误读，显然，便不是专家学者和艺术家们所要关心的问题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