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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上海岳阳路一栋迷宫般的老楼，走廊尽头是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房间。这个狭促的空间里，容纳了亚太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的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李党生把一张放大的《细胞》杂志封面摆放在办公室一角，这张图片的四周布满了《细胞》编辑部全体人员的签名。
美国的《细胞》杂志是李党生回国之前任职的地方。《细胞》和《自然》、《科学》齐名，在科学界被合称为“CNS”（三本杂志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它们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术期刊。陈列在办公室里的那期《细胞》杂志的封面文章，正是当年由李党生参与编辑的。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让现在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典范。
去年10月，《科学》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每一个研究所或大学都有自己的学术期刊，但是大多数“学术水平不高”。中国的4700种学术期刊中，有相当数量被认为是“垃圾期刊”。不过，《科学》杂志在文章中也点名了一家“明星期刊”，那就是李党生具体负责的《细胞研究》。
国际化道路
根据美国汤森路透科学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最新一期《期刊引用报告》，2010年被该所《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学术期刊有138种，它们的平均影响因子只有0.904，而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主办的《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高达9.417，为中国之最。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尽管《细胞研究》一时还难以与 “CNS”比肩，但它在国内学术期刊中可谓异军突起，在SCI收录的国际细胞生物学领域160种核心期刊中排名第15位，位居世界前列。
对《细胞研究》成功的原因，《科学》杂志在文章中指出，它以英文出版，关注中国的强势研究领域，并且拥有国际化的编委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姚院士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中国与国外的学术差距，认为有必要加强与国际的学术交流。回国后，他和一批科学家倡议“创办一份以外文出版的学术期刊”。1990年，《细胞研究》创刊。
“杂志创刊时，姚院士已经有75岁高龄，不负责所里具体的事务了，所以可以将精力全部放在办刊上。他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英文水平非常好。当时，期刊上要发表的每一篇论文，他都会仔细把关。” 当年在姚手下工作的程磊现在是《细胞研究》的编辑部主任，他回忆说，一开始，杂志毫无名气，要想请到国外专家担任编委和审稿人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姚仍坚持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的编委会，其中国外专家占50%。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
2001年，《细胞研究》首次获得2.102的影响因子，2003年，成为SCI核心期刊。到2006年姚去世时，这本杂志已在学界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知名度。
2005年，作为姚选中的接班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钢接任《细胞研究》杂志主编。他知道，姚的心愿，就是使这本杂志成为真正的国际大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海外人才的回归。裴钢认为，要实现国际大刊的目标，同样需要先解决人才问题。
于是，《细胞研究》便在《自然》杂志及其网站上发布广告，向全球招募常务副主编。李党生回忆，当时，他上午来面试，下午就接到电话，通知他可以入职。在李党生与生科院签订合同时，有人建议将“5年内使期刊影响因子达到某某水平”之类的条款写进去，但裴钢否决了，他觉得既然要办好杂志，就不能急功近利。
新一届编辑部组建后，2008年，《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升至4.535，2009年跃至8.151，此后一路走高。
科学家办刊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武夷山对中国学术期刊的状况非常熟悉，他坦言，“一位领军性的人才对期刊的作用至关重要。《细胞研究》的崛起，首先就是因为李党生。”
在加入《细胞研究》前，李党生曾在《细胞》杂志担任“Associate Editor”。“国内有人将这个职务翻译成副主编，实际上也不大准确，为避免被人打假，你还是写英文原文为好”，李党生说话带着几分谨慎。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有14年的一线科研经历，他的履历体现了《细胞》杂志对编辑的要求：有深厚的学术背景。
借鉴《细胞》杂志的做法，《细胞研究》目前共有6名全职科学编辑。他们都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要对每篇投稿的内容进行预审，是把握期刊学术质量的第一关。
武夷山说，像李党生这样自身也是科学家的人来做期刊，是真正的“科学家办刊”模式。而国内的大多数学术期刊，名义上虽由科学家担任主编、副主编，但这些人大多不管事，实际操作的就是几名编辑，这些人远离业界，不具备学术眼光与判断力，“结果就是期刊质量上不去。”
2008年，《细胞研究》果断地发表了一篇让《自然》杂志也“拿捏不准”的论文。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辰宇的这篇论文，源于自己的一个“疯狂的想法”。起初，他对文章的发表很有信心，然而，正是由于研究结果“太新”，令《自然》的编辑十分审慎，文章被退回来修改。在此期间，张辰宇看到《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和他的研究相关的论文，由于担心自己的原创工作可能因为论文未能及时发表而被别人抢先，张辰宇紧急把文章转投给《细胞研究》。李党生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安排这篇论文走“绿色通道”，找专家加急审稿，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审稿程序，并安排发表。
如今，这篇论文的单篇引用次数达到500多次，是《细胞研究》历史上引用次数最高的。李党生评价说，“张辰宇做的，是一项可以迈向斯德哥尔摩的研究。”他提到的这座瑞典城市，是每年为诺贝尔奖颁奖的地方。
“绿色通道”是李党生为《细胞研究》建立的针对优秀论文的一套快速审理、快速发表的机制。如今，这个特殊的程序已成为这本杂志吸引优秀稿源的法宝。
“办好期刊，就要向科学家提供优质的服务，有时候，优质就体现在细节里。”李党生说，学术期刊编辑也要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当科学家是你的审稿人时，他是你的嘉宾；当他来投稿时，你是他的‘法官’；在私下里，你们可以是好朋友。这几重角色不能相互混淆。”
在中国，由于论文的发表与职称评定直接挂钩，因而有大量滥竽充数的文章谋求发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术期刊就通过收取高额版面费而生存，围绕学术论文发表的一整套环节，形成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
也有人找到李党生，想通过关系发一些质量不高的文章。对此，李党生一概拒绝。“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科学家，就会理解我，并更加尊重我和《细胞研究》杂志。如果我因此得罪了他们，那么我会认为这些人也许不值得成为朋友。”据介绍，《细胞研究》目前的拒稿率在90%以上。
一本学术期刊的崛起，也与学科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以《细胞》杂志为例，它创办之时，正赶上分子生物学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从1974年创办到成为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而《细胞研究》影响因子节节攀升的这几年，也正值中国生命科学学科的迅猛发展期。早在2007年，美国《细胞生物学》杂志就用26页的篇幅指出，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帮助下，中国年轻的生命科学将得到长足发展。
“前阵子，我发现《自然》中国办事处的招聘广告都贴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当年，《细胞研究》杂志在《自然》上发招聘广告吸引人才；如今，《自然》却到他的眼皮底下来“挖人”了。透过这种转换，李党生看到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他也感到，中国的学术期刊需要具备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影响力。
美国的《细胞》杂志是李党生回国之前任职的地方。《细胞》和《自然》、《科学》齐名，在科学界被合称为“CNS”（三本杂志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它们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学术期刊。陈列在办公室里的那期《细胞》杂志的封面文章，正是当年由李党生参与编辑的。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也让现在从事的工作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典范。
去年10月，《科学》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中国，每一个研究所或大学都有自己的学术期刊，但是大多数“学术水平不高”。中国的4700种学术期刊中，有相当数量被认为是“垃圾期刊”。不过，《科学》杂志在文章中也点名了一家“明星期刊”，那就是李党生具体负责的《细胞研究》。
国际化道路
根据美国汤森路透科学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最新一期《期刊引用报告》，2010年被该所《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学术期刊有138种，它们的平均影响因子只有0.904，而由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信息中心主办的《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高达9.417，为中国之最。
影响因子是国际上通行的学术期刊评价指标。尽管《细胞研究》一时还难以与 “CNS”比肩，但它在国内学术期刊中可谓异军突起，在SCI收录的国际细胞生物学领域160种核心期刊中排名第15位，位居世界前列。
对《细胞研究》成功的原因，《科学》杂志在文章中指出，它以英文出版，关注中国的强势研究领域，并且拥有国际化的编委会。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副所长的姚院士在出国访问中看到中国与国外的学术差距，认为有必要加强与国际的学术交流。回国后，他和一批科学家倡议“创办一份以外文出版的学术期刊”。1990年，《细胞研究》创刊。
“杂志创刊时，姚院士已经有75岁高龄，不负责所里具体的事务了，所以可以将精力全部放在办刊上。他早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英文水平非常好。当时，期刊上要发表的每一篇论文，他都会仔细把关。” 当年在姚手下工作的程磊现在是《细胞研究》的编辑部主任，他回忆说，一开始，杂志毫无名气，要想请到国外专家担任编委和审稿人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姚仍坚持组建了一支国际化的编委会，其中国外专家占50%。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
2001年，《细胞研究》首次获得2.102的影响因子，2003年，成为SCI核心期刊。到2006年姚去世时，这本杂志已在学界站稳脚跟，有了一定知名度。
2005年，作为姚选中的接班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裴钢接任《细胞研究》杂志主编。他知道，姚的心愿，就是使这本杂志成为真正的国际大刊。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海外人才的回归。裴钢认为，要实现国际大刊的目标，同样需要先解决人才问题。
于是，《细胞研究》便在《自然》杂志及其网站上发布广告，向全球招募常务副主编。李党生回忆，当时，他上午来面试，下午就接到电话，通知他可以入职。在李党生与生科院签订合同时，有人建议将“5年内使期刊影响因子达到某某水平”之类的条款写进去，但裴钢否决了，他觉得既然要办好杂志，就不能急功近利。
新一届编辑部组建后，2008年，《细胞研究》的影响因子升至4.535，2009年跃至8.151，此后一路走高。
科学家办刊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副所长武夷山对中国学术期刊的状况非常熟悉，他坦言，“一位领军性的人才对期刊的作用至关重要。《细胞研究》的崛起，首先就是因为李党生。”
在加入《细胞研究》前，李党生曾在《细胞》杂志担任“Associate Editor”。“国内有人将这个职务翻译成副主编，实际上也不大准确，为避免被人打假，你还是写英文原文为好”，李党生说话带着几分谨慎。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在康奈尔大学取得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有14年的一线科研经历，他的履历体现了《细胞》杂志对编辑的要求：有深厚的学术背景。
借鉴《细胞》杂志的做法，《细胞研究》目前共有6名全职科学编辑。他们都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博士，要对每篇投稿的内容进行预审，是把握期刊学术质量的第一关。
武夷山说，像李党生这样自身也是科学家的人来做期刊，是真正的“科学家办刊”模式。而国内的大多数学术期刊，名义上虽由科学家担任主编、副主编，但这些人大多不管事，实际操作的就是几名编辑，这些人远离业界，不具备学术眼光与判断力，“结果就是期刊质量上不去。”
2008年，《细胞研究》果断地发表了一篇让《自然》杂志也“拿捏不准”的论文。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张辰宇的这篇论文，源于自己的一个“疯狂的想法”。起初，他对文章的发表很有信心，然而，正是由于研究结果“太新”，令《自然》的编辑十分审慎，文章被退回来修改。在此期间，张辰宇看到《美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一篇和他的研究相关的论文，由于担心自己的原创工作可能因为论文未能及时发表而被别人抢先，张辰宇紧急把文章转投给《细胞研究》。李党生基于自己的专业判断，安排这篇论文走“绿色通道”，找专家加急审稿，在48小时内就完成了审稿程序，并安排发表。
如今，这篇论文的单篇引用次数达到500多次，是《细胞研究》历史上引用次数最高的。李党生评价说，“张辰宇做的，是一项可以迈向斯德哥尔摩的研究。”他提到的这座瑞典城市，是每年为诺贝尔奖颁奖的地方。
“绿色通道”是李党生为《细胞研究》建立的针对优秀论文的一套快速审理、快速发表的机制。如今，这个特殊的程序已成为这本杂志吸引优秀稿源的法宝。
“办好期刊，就要向科学家提供优质的服务，有时候，优质就体现在细节里。”李党生说，学术期刊编辑也要同时扮演多重角色，“当科学家是你的审稿人时，他是你的嘉宾；当他来投稿时，你是他的‘法官’；在私下里，你们可以是好朋友。这几重角色不能相互混淆。”
在中国，由于论文的发表与职称评定直接挂钩，因而有大量滥竽充数的文章谋求发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学术期刊就通过收取高额版面费而生存，围绕学术论文发表的一整套环节，形成一个庞大的灰色产业。
也有人找到李党生，想通过关系发一些质量不高的文章。对此，李党生一概拒绝。“如果他们是真正的科学家，就会理解我，并更加尊重我和《细胞研究》杂志。如果我因此得罪了他们，那么我会认为这些人也许不值得成为朋友。”据介绍，《细胞研究》目前的拒稿率在90%以上。
一本学术期刊的崛起，也与学科本身的发展密切相关。以《细胞》杂志为例，它创办之时，正赶上分子生物学大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从1974年创办到成为国际顶级期刊，《细胞》只用了十几年时间。而《细胞研究》影响因子节节攀升的这几年，也正值中国生命科学学科的迅猛发展期。早在2007年，美国《细胞生物学》杂志就用26页的篇幅指出，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与海外华人科学家的帮助下，中国年轻的生命科学将得到长足发展。
“前阵子，我发现《自然》中国办事处的招聘广告都贴到我们院子里来了。”当年，《细胞研究》杂志在《自然》上发招聘广告吸引人才；如今，《自然》却到他的眼皮底下来“挖人”了。透过这种转换，李党生看到中国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他也感到，中国的学术期刊需要具备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