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告诉我们，当同样的悲剧和痛苦不断刺激情感时，伴随着渐行承受而来的便是日增的麻木——对于“矿难”，越来越多的民众陷入了这种感知困境中，其频繁其严重使得我们还能有什么可说的呢？后一起事故往往是前一起的翻版和放大的“循环定律”在嘲弄政策、制度的同时，更是反复地将所谓的台前幕后一再曝光出来。
　　这个年代的“矿难”对这个年代的我们来讲已无任何“内幕隐情”可言。媒体的追击是为效应，上级的深查是为安抚，而死者妻儿的哀号是为无助和无奈……从这个意义来解，那些“黑矿”以及黑矿主们对于现实社会并未有更多的隐瞒和欺哄，只是事不发时他们掠夺资源、安富一方，事一旦发，他们被聚光射定，一时现出真身，遁逃不成而已。
　　当山西、新疆的煤矿事故仍未有最终处理结果时，广东——这个在民众意识里原本同煤炭不沾边的南国之地竟也出了“矿难”，兴宁市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连续发生两起煤矿透水事故，这自然是“惯犯”了。之后，如同近年来国内其他“矿难”的遭遇一样，惹得万矢齐发，其“黑矿”的形象就此公开了：原来已违法生产了6年，原来矿主早已凭财富和慷慨换来了“红色身份”（两级人大代表、杰出企业家等），还有，原来其背后仍然是惯常的“官商勾结”。
　　其实，在历次“矿难”中屡受诟病的“黑幕”，即官商勾结或官商结合并非新鲜事，当代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寻租理论”严格地讲，不过是继承了我国古已有之的衣钵罢了。深圳一位民企老总曾对媒体直言不讳地说：“在中国做生意，没有官商结合是很难的，其典型就是胡雪岩，他是我们民营企业家的祖师爷。”自明清以降，享誉数百年的晋商、徽商，其发达史说透了就是一部官商结合赚钱分利的历史。曩者，晋商票号之翘楚“日升昌”的东家曾以捐输换来了四品知府的头衔；时下，包括一些“黑矿”矿主在内的商家、甚至少数带有黑社会色彩的真正“黑老板”，也通过一连串掩人耳目的乐善好施，给自己戴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地方名人之类的桂冠。在不少地方政府来说，扶持民营企业，公则可增加当地税收，并可为“形象工程”募得经济支持，私则有黑钱入手、暗股盈袖，天下之美事岂有胜于此者？所以，“矿难”与腐败这对孪生兄弟必然相伴相生、联袂而来。
　　“矿难”一发，总有代表国家最高行政和监察权力的官员们急飞现场，这几年里，他们的官职、名字乃至形象频频出镜，一时间成了“严查重处”的代名词。诚然，这样的行为非有不可，否则不足以震慑犯罪、惩办邪恶，更不足以告慰民间、昭示天理。但从社会进步的层面来看，这种类似“灭火队”的奔忙之举因附带了太多“人治”因素而表现出一种未完全法治化阶段所具有的特征。
　　在理想的法治时代，法的权威无所不在，依法、守法、畏法的观念当深入人心，人们行事不论外界有无监管始终是自觉而恒定的。但我们现在却不然，就以安全生产为例，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制度，还有专事监督的机构、人马，算是洋洋大观了，可是“白天来封矿、夜半偷挖煤”的情形总是此消彼长，不得断绝。今年3月19日山西朔州细水煤矿爆炸造成72人遇难，中国专管安全生产的最高领导李毅中责问：“为什么矿主会撕封条、砸锁，敢于藐视国法、无视监管？”其道理再简单不过，矿主清楚一切法规、制度是由人来实施，而至少在当地，那些实施者许多已成了自己的“同盟”，再者，就算他们清白，也不可能昼夜来监管检查啊。对方倘是懒猫，我做勤快的老鼠便总有利益可得。因此，没有整体的社会法治环境，“人治之法制”的天然缺陷有时是致命的。
　　更深一步分析，“黑矿”和“矿难”所隐伏的问题中，因贫富悬殊不断加大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可能会是最具普世性和根源性的灾难。当“山西煤老板”正成为时代财富的象征物时，这对于我们勉力畅行的公义、平等、和谐等社会理想而言，难道不是一种地道的反动和蔑视吗？“黑矿”所代表的野蛮致富模式除了给我们留下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人性泯灭、矛盾加剧等一大堆社会问题外，不知还有怎样的好处。有人说好处当然有，就是像山西这样的产煤大省的城市街头，豪华轿车之多甚至可与任何一个中国城市相比。悲夫！
　　上述这些，应该是“黑矿”背后尤其危险的黑色内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