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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些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对取得这场运动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当年就是在学生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杰出的学生运动领导人。作为一个青年学生，他与民国当任大总统的剧烈斗争和与民国开国大总统的倾心交谈所表现出的“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崇高精神，是令人仰止。
陕西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伊始，屈武当选为陕西省学联会长，领导陕西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屈武正在陕西省西安市成德中学读书。他广泛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中介绍和宣传的新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迅速向民主主义转变。1918年8月，他组织学生抵制陕西省教育厅统一布置的祭孔活动，就是他思想日趋进步的一种反映。就在陕西省教育厅定下的停课祭孔的8月27日这一天，屈武作为成德中学的体育会会长举办了成德中学与西安市另一个中学的足球比赛，吸引了西安市大量的中学生观看，对统一祭孔活动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陕西省教育当局的恼怒。陕西省教育当局指责屈武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亲友们也来劝他，要他向陕西省教育厅当局认错，但屈武义无反顾，坚决不认错。
当时西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有部分人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认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于是在西安组织了共进会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组织，屈武就是其中的一个骨干分子。他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道理后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外交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强权外交，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不会仁慈的，被压迫国家的人民不能对帝国主义抱幻想，因此，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彻底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激起了早就对巴黎和会不满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抗议，接着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到西安，西安的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西安成德中学学生在5月6日举行大会，成立了成德中学学生会。在学生中有很高声誉的屈武，被推举为成德中学学生会会长。屈武在学生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即席演讲，提出了积极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建议。为了扩大西安学生运动的规模，他还发起召集了西安各中学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并当选为西安市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在该次会议上提出了西安市各中学立即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的建议，获得会议通过。会后他和西安的其他中学学生领导人组织学生们走上街头，高举着“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和“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旗帜，游行宣传和演讲，并向商人和市民们宣传抵制日货。当时屈武不仅白天走上街头组织学生的活动，而且晚上奔走于各校学生之间，做各校学生的联络鼓动和组织的工作。
为了使整个陕西省学生运动组织化、经常化，并在整个陕西全省形成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屈武和西安市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与陕西省其他地方的学生代表们研究决定，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的基础上，联合陕西其他地方的中学学生，组成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在屈武等陕西省学生运动中坚分子的积极推动下，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很快就成立了，陕西省第一次有了一个全省性的学生组织。屈武以其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宣传鼓动能力和忘我的辛苦工作的精神，赢得了陕西全省各地学生的信任，在陕西省学联成立大会上众望所归地被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在担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后，带领学生联合会的其他成员，在陕西省特别是西安广泛组织青年学生到街头广场等公共场所活动，而且还到社会各界广泛活动，使陕西全省的爱国反帝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了统一社会各界的意志和力量，形成更大的社会合力，屈武还领导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其他成员创办了指导学生运动并影响社会各界的刊物—《学联会刊》。这一刊物大量发布陕西省和全国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大量刊载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要把陕西省学生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必须了解外地尤其是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与全国各地学生协调行动，为此必须派代表去北京，同那里的学生取得联系。于是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举行会议，推选屈武与李伍亭二人为代表前往北京考察学习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旋即屈武和李伍亭二人收拾行装，赶赴北京。
血溅总统府
5月下旬，屈、李二人到了北京后与他们先前就认识的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李子洲、刘天章取得了联系。见面后，李、刘二人不仅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还给他们介绍认识了当时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许德珩、方豪等人。屈武与他们进行了详细交谈。屈武与李伍亭还在李子洲的陪同下拜见了李大钊。屈武向他十分景仰的李大钊详细汇报了陕西省学生运动的情况。李大钊对陕西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屈武等陕西学生运动领袖组织的活动表示充分肯定，鼓励他们按照正确的方向把学生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还概要地叙述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谈了如何开展学生运动和更好地发挥学生运动作用的看法。李大钊的谈话，使屈武等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更加坚定了把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屈武与李大钊的这次会见，使李大钊对屈武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屈武1922年考上北京大学以后，便被李大钊安排负责开展国民革命的许多重要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屈武由于在国民革命中的贡献，在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屈武和李伍亭来到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艰难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于5月中下旬逮捕了大批学生，监狱关不下，就把北京大学二院作为临时囚禁学生的场所。学生们不畏强暴，以更大规模开展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要求罢免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活动。
为了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以讨好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在6月1日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二是宣布取缔学生爱国运动，责令学生复课。这两道命令等于宣布卖国有功，爱国有罪。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北京的学生更加愤怒，学生们决定直接面见当任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外争国权，学生们决定直接面见当任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下午，一批北京有关学校的学生和部分外省籍学生中的骨干分子齐集新华门前，坚决要求徐世昌出来，面收请愿书，并答应学生的正当和合理要求。屈武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成员。徐世昌避而不见学生，派几个下级官员出来搪塞，并用军警将学生堵在新华门外。学生与军警互不相让，双方僵持到傍晚时分徐世昌才命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对学生们宣布：大总统不在，你们等也没用；时间已经不早了，大家还是回去休息，请愿书可以留下，政府以后自有答复。学生们则表示，不见到徐世昌绝不返校。吴炳湘见无法说服学生，只得悻悻退回新华门内复命。
天渐渐黑了以后，徐世昌还是避而不见，学生们群情激愤。这时又有许多市民自愿加入请愿队伍，还送来了开水和烧饼慰问学生，请愿的声势更大了。晚上10点左右，徐世昌见请愿学生声势越来越大，只得派两名秘书到新华门外让学生们选10名代表到里面相见。在新华门外学生举行会议，决定推举9名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和1名外省籍的学生代共同组成10人谈判代表团，进新华门内与大总统徐世昌谈判。学生们公推了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政法大学等在京高校的9位学生，屈武当时作为西安市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而被选为唯一的外省籍的学生代表。
10位学生代表进入新华门，穿过荷枪实强的岗哨群，来以了勤政殿。学生们向由北洋军阀政府主要官员陪同端坐在勤政殿的当任大总统徐世昌当面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对学生们的正当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说：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别人利用；国家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学生们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对了，你们要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屈武等学生代表们对徐世昌的讲话十分不满，便不畏权势当场和徐世昌争辩起来，但徐世昌仍拒不接受不和的意见。屈武见徐世昌拒绝采纳学生代表的意见，只是一味地敷衍搪塞，就满怀义愤地对徐世昌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屈武说罢，就猛然“以头碰壁，血流如注”，当即昏倒在地。屈武这出人意料的、突如其来以死报国的举动，使其它学生代表大为震动，荒忙中赶快上前把屈武抱起。
徐世昌被迫答应学生要求
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使大总统徐世昌和陪同徐世昌的官吏们为之惊愕，徐世昌急忙避进内殿。屈武血溅总统府以死抗争的消息传到新华门外，群情更加激愤，学生们要冲进新华门去和徐世昌讲理，并和军警发生剧烈冲突。徐世昌见事态越闹越大，看样子敷衍是捱不过去了，于是被迫决定连夜召开内阁阁员会议，研究学生们提出的三条要求，让学生代表等待消息。经过两小时内阁阁员会议的紧急磋商，北洋政府不得不答应学生代表的要求。次日凌晨一时左右，徐世昌派出内务总长对学生代表们说：刚才内阁阁员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同学们的要求，即日去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命其拒绝签字。学生代表们坚持要这位内务总长把他宣布的内阁阁员会议决定书写下来，并签字画押，以便公之于众。这位内务总长只好照办了。至此，学生代表们才退出中南海，并向新华门外的全体请愿学生宣布了这一消息。于是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和群众才慢慢地散去，屈武则被送往北京的一家医院观察治疗。
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第二天被北京一些报纸以重大新闻在显要位置刊出。屈武的伙伴们便把报纸上登载的学生请愿和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报道内容立即告诉了屈武。在屈武住院期间，伙伴们还陆续告知他：被捕学生大部分已经得到释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亦已被免职等项消息。躺在病床上的屈武感到了莫大的安慰，认识到了群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
当然，北洋军阀政府最终决定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从根本上说是6月3日后全国各大城市群众三罢斗争的结果，北洋政府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协定上签字，则不仅是国内人民斗争的结果，而且还是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华侨、留学生斗争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对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起了一定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很高的评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把屈武敢于舍身为国血溅总统府的壮举，比作战国时期楚国的著名政治家屈原忧国忧民的精神，比作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为救危急中的祖国，到秦国求援兵而在秦庭痛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国朝庭发兵的，舍已为国的行为，赋诗云：“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于右任还在诗中赞扬屈武是“奇士”，“青年多美誉”。
被孙中山誉为“血溅总统府的青年英雄”
随着五四运动的逐步发展，学生们更加认识到了团结奋斗的重要性，他们觉得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以便协调和组织各地学生运动。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信息畅达，一举一动均可影响到全国，于是学生领袖们决定在上海召开建立全国学生组织的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向全国各省市学生发出通知，请他们派代表参加。6月中旬初，屈武接到陕西省学联发来的要他作为陕西学联代表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电报。此时，北京的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学生代表已离京赴沪了。于是，伤还未痊愈的屈武决定提前出院，离京南下上海。
各地学生代表抵沪后，集中住在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科学校里，屈武抵沪后亦住在这里。6月16日，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与会者除各省市学生代表和留学生代表外，还有前来祝贺的各界来宾，共有200余人。当天，学生代表和各界代表都讲了话。次日，全国学联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学联章程，第三天正式选举了全国学联领导机构，中国学生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诞生了。屈武参加了全国学联的以上各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全国学生成立之时，孙中山正住在上海。全国学联请他来作演讲，他欣然应允了。在演讲中，孙中山先生对学生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鼓励。据屈武后来回忆，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大意是：宋代有大学士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的缘故。从五四运动以来，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投入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不敢攫其锋。此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且久远。孙中山先生演讲，使屈武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孙中山是屈武心目中的伟大民族英雄。屈武对孙中山生命不息革命不止的精神十分钦佩，听了孙中山的演讲之后，产生了直接聆听他教诲的强烈愿望。但是作为一个中学生，怎样才能见到大名鼎鼎而工作十分忙碌的孙中山呢?屈武绞尽脑汁想办法，但一时却束手无策。良机不负苦心人，不两天，屈武了解到陕西老乡—德高望重的天右任老先生此时也在上海。屈武想，何不请于先生设法呢?于是，他找到于右任在上海的寓所，向于右任表达了自己想拜见孙中山、并直接聆听教诲的强烈愿望。于先生原籍陕西泾阳，晚清举人，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国民党要人，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当时他在上海已知悉屈武在北京血溅总统府的壮举，因而对这个有志青年十分赏识和器重，便很乐意地答应了屈武请他帮助引见孙中山的热切要求。
由于于右任的联系和介绍，孙中山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还是决定抽出时间接见屈武。根据孙中山的时间安排，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屈武来到了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的寓所，由孙中山的秘书邵元冲领着来到客厅。孙中山见到屈武，便放下手中的报纸和铅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屈武：欢迎你，血溅总统府青年英雄!
初次晋谒孙中山，屈武不免有些拘谨。然而，孙中山的亲切话语，很快消除了他的紧张情绪。孙中山询问了屈武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理想、抱负以及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屈武一一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当屈武讲到自己亲人们的不幸命运时，孙中山动情地说：打倒了一个皇帝，又冒出了许多土皇帝，政府腐败卖国，军阀到处横行，帝国主义乘机掠夺，社会必然暗无天日。贫穷，落后，愚昧，水深火热的生活，是中国人短命的根源。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推翻腐改的北洋政府，建立起清明的政治，人民生活才能好起来，中国才能成为先进的国家。在屈武回答了孙中山的各种询问之后，孙中山十分赞赏地说：你在北京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赞的，青年人有朝气，从你们这些青年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孙中山先生如此平易近人，屈武便进一步请教说：我们陕西有一个神话故事叫“劈山救母”，如今在西岳华山上还有刘沉香劈山救母的遗迹。我曾想过，祖国母亲被压在大山之下，急需解救，我也要像少年沉香一样，拿起一把大斧劈开重重大山，救出祖国母亲。可是，什么是中国的“沉香斧”?我没有找到。孙中山道：要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中国的沉香斧就是广大人民老百姓!孙中山勉励屈武回到陕西以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救民事业，全国学联要努力宣传民众，唤起民众，继续同反动黑暗势力作斗争。
孙中山的这次谈话，对屈武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屈武在1986年一次谈话时：“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与孙先生第一次见面长谈，的确比我十年寒窗的收获还要大。老实说，在我遇见孙先生以前，我并不懂得政治，只凭着一股单纯的爱国热情去闯。通过与孙中山先生的交谈，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只有把他的前途和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融为一体，并且自觉地为之英勇奋斗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理解‘政治’的含义。中山先生是我心目中树立的第一块丰碑，第一盏指路灯。从此，我决心以孙中山先生为榜样，踏着他的足迹，为建设光明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终生!”
回到西安继续斗争
届武在对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作了短期考察后，就直接回西安了。屈武到西安后，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但他还是力求利用“五四”运动余波将陕西学生运动开展下去。他召开了陕西省学联会议，向与会代表通报了他京、沪之行的详细情况，尤其是介绍了孙中山与他近一个小时谈话的内容。屈武提议，根据钱国学联的各省、市都要成立各界联合会的要求，立即由陕西省学联发起成立陕西省各界联合会，以便更广泛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屈武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经过屈武等到社会各阶层进行一段时间的紧张活动，8月下旬陕西省各界联合会在西安成立。在陕西省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西安市商会会长被选为陕西省务界联合会会长，年仅21岁的屈武则被与会的各界代表公推为陕西省各界联合会副会长，由此可见当是青年屈武在陕西各界中的影响。
8月份，屈武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还在西安各中学和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传达孙中山先生对青年学生寄予的厚望。在陕西各阶层人士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9月中旬，屈武召集陕西省学联会议，针对陕西省教育当局拖欠教师薪金的行为，决定西安市所有中学同时罢课。全市罢课发生后，陕西省省长刘镇华和陕西军阀陈树藩下令将屈武逮捕入狱，并决定处死，以收杀一儆百之效。但在陕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胡景翼精心设计下，未待警方下手，在10月初的一个夜里，屈武被秘密营救出狱。出狱后屈武乘夜潜出西安城，直奔陕西省泾河之北的靖国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对陕西省的学运领导工作只得划上句号。
陕西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伊始，屈武当选为陕西省学联会长，领导陕西学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屈武正在陕西省西安市成德中学读书。他广泛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中介绍和宣传的新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他的思想由朴素的爱国主义迅速向民主主义转变。1918年8月，他组织学生抵制陕西省教育厅统一布置的祭孔活动，就是他思想日趋进步的一种反映。就在陕西省教育厅定下的停课祭孔的8月27日这一天，屈武作为成德中学的体育会会长举办了成德中学与西安市另一个中学的足球比赛，吸引了西安市大量的中学生观看，对统一祭孔活动成了很大的冲击，引起了陕西省教育当局的恼怒。陕西省教育当局指责屈武的行为是“离经叛道”，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亲友们也来劝他，要他向陕西省教育厅当局认错，但屈武义无反顾，坚决不认错。
当时西安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中有部分人在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认为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于是在西安组织了共进会这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进步组织，屈武就是其中的一个骨干分子。他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道理后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外交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强权外交，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是不会仁慈的，被压迫国家的人民不能对帝国主义抱幻想，因此，为了拯救祖国和人民，必须坚决反对帝国主义。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彻底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激起了早就对巴黎和会不满的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抗议，接着去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迅速传到西安，西安的学生积极行动起来。西安成德中学学生在5月6日举行大会，成立了成德中学学生会。在学生中有很高声誉的屈武，被推举为成德中学学生会会长。屈武在学生会成立大会上作了即席演讲，提出了积极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建议。为了扩大西安学生运动的规模，他还发起召集了西安各中学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并当选为西安市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在该次会议上提出了西安市各中学立即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的建议，获得会议通过。会后他和西安的其他中学学生领导人组织学生们走上街头，高举着“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和“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旗帜，游行宣传和演讲，并向商人和市民们宣传抵制日货。当时屈武不仅白天走上街头组织学生的活动，而且晚上奔走于各校学生之间，做各校学生的联络鼓动和组织的工作。
为了使整个陕西省学生运动组织化、经常化，并在整个陕西全省形成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屈武和西安市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与陕西省其他地方的学生代表们研究决定，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的基础上，联合陕西其他地方的中学学生，组成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在屈武等陕西省学生运动中坚分子的积极推动下，陕西省学生联合会很快就成立了，陕西省第一次有了一个全省性的学生组织。屈武以其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宣传鼓动能力和忘我的辛苦工作的精神，赢得了陕西全省各地学生的信任，在陕西省学联成立大会上众望所归地被选为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屈武在担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会长后，带领学生联合会的其他成员，在陕西省特别是西安广泛组织青年学生到街头广场等公共场所活动，而且还到社会各界广泛活动，使陕西全省的爱国反帝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为了统一社会各界的意志和力量，形成更大的社会合力，屈武还领导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其他成员创办了指导学生运动并影响社会各界的刊物—《学联会刊》。这一刊物大量发布陕西省和全国各地的反帝爱国运动的消息，大量刊载宣传反帝爱国思想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要把陕西省学生运动持久深入地开展下去，必须了解外地尤其是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与全国各地学生协调行动，为此必须派代表去北京，同那里的学生取得联系。于是陕西省学生联合会举行会议，推选屈武与李伍亭二人为代表前往北京考察学习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旋即屈武和李伍亭二人收拾行装，赶赴北京。
血溅总统府
5月下旬，屈、李二人到了北京后与他们先前就认识的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李子洲、刘天章取得了联系。见面后，李、刘二人不仅向他们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还给他们介绍认识了当时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许德珩、方豪等人。屈武与他们进行了详细交谈。屈武与李伍亭还在李子洲的陪同下拜见了李大钊。屈武向他十分景仰的李大钊详细汇报了陕西省学生运动的情况。李大钊对陕西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赞赏，对屈武等陕西学生运动领袖组织的活动表示充分肯定，鼓励他们按照正确的方向把学生运动持久地开展下去，还概要地叙述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谈了如何开展学生运动和更好地发挥学生运动作用的看法。李大钊的谈话，使屈武等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发，更加坚定了把学生爱国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屈武与李大钊的这次会见，使李大钊对屈武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因此，屈武1922年考上北京大学以后，便被李大钊安排负责开展国民革命的许多重要工作，成为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屈武由于在国民革命中的贡献，在1926年1月召开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屈武和李伍亭来到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艰难时期。北洋军阀政府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于5月中下旬逮捕了大批学生，监狱关不下，就把北京大学二院作为临时囚禁学生的场所。学生们不畏强暴，以更大规模开展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要求罢免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活动。
为了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以讨好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竟然在6月1日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二是宣布取缔学生爱国运动，责令学生复课。这两道命令等于宣布卖国有功，爱国有罪。北洋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使北京的学生更加愤怒，学生们决定直接面见当任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外争国权，学生们决定直接面见当任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6月3日下午，一批北京有关学校的学生和部分外省籍学生中的骨干分子齐集新华门前，坚决要求徐世昌出来，面收请愿书，并答应学生的正当和合理要求。屈武是这支队伍中的一个成员。徐世昌避而不见学生，派几个下级官员出来搪塞，并用军警将学生堵在新华门外。学生与军警互不相让，双方僵持到傍晚时分徐世昌才命令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对学生们宣布：大总统不在，你们等也没用；时间已经不早了，大家还是回去休息，请愿书可以留下，政府以后自有答复。学生们则表示，不见到徐世昌绝不返校。吴炳湘见无法说服学生，只得悻悻退回新华门内复命。
天渐渐黑了以后，徐世昌还是避而不见，学生们群情激愤。这时又有许多市民自愿加入请愿队伍，还送来了开水和烧饼慰问学生，请愿的声势更大了。晚上10点左右，徐世昌见请愿学生声势越来越大，只得派两名秘书到新华门外让学生们选10名代表到里面相见。在新华门外学生举行会议，决定推举9名北京高校的学生代表和1名外省籍的学生代共同组成10人谈判代表团，进新华门内与大总统徐世昌谈判。学生们公推了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北京政法大学等在京高校的9位学生，屈武当时作为西安市一个中学生的身份而被选为唯一的外省籍的学生代表。
10位学生代表进入新华门，穿过荷枪实强的岗哨群，来以了勤政殿。学生们向由北洋军阀政府主要官员陪同端坐在勤政殿的当任大总统徐世昌当面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对学生们的正当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说：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别人利用；国家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学生们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对了，你们要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屈武等学生代表们对徐世昌的讲话十分不满，便不畏权势当场和徐世昌争辩起来，但徐世昌仍拒不接受不和的意见。屈武见徐世昌拒绝采纳学生代表的意见，只是一味地敷衍搪塞，就满怀义愤地对徐世昌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屈武说罢，就猛然“以头碰壁，血流如注”，当即昏倒在地。屈武这出人意料的、突如其来以死报国的举动，使其它学生代表大为震动，荒忙中赶快上前把屈武抱起。
徐世昌被迫答应学生要求
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使大总统徐世昌和陪同徐世昌的官吏们为之惊愕，徐世昌急忙避进内殿。屈武血溅总统府以死抗争的消息传到新华门外，群情更加激愤，学生们要冲进新华门去和徐世昌讲理，并和军警发生剧烈冲突。徐世昌见事态越闹越大，看样子敷衍是捱不过去了，于是被迫决定连夜召开内阁阁员会议，研究学生们提出的三条要求，让学生代表等待消息。经过两小时内阁阁员会议的紧急磋商，北洋政府不得不答应学生代表的要求。次日凌晨一时左右，徐世昌派出内务总长对学生代表们说：刚才内阁阁员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同学们的要求，即日去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命其拒绝签字。学生代表们坚持要这位内务总长把他宣布的内阁阁员会议决定书写下来，并签字画押，以便公之于众。这位内务总长只好照办了。至此，学生代表们才退出中南海，并向新华门外的全体请愿学生宣布了这一消息。于是在新华门前的学生和群众才慢慢地散去，屈武则被送往北京的一家医院观察治疗。
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第二天被北京一些报纸以重大新闻在显要位置刊出。屈武的伙伴们便把报纸上登载的学生请愿和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报道内容立即告诉了屈武。在屈武住院期间，伙伴们还陆续告知他：被捕学生大部分已经得到释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亦已被免职等项消息。躺在病床上的屈武感到了莫大的安慰，认识到了群众组织起来的伟大力量。
当然，北洋军阀政府最终决定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从根本上说是6月3日后全国各大城市群众三罢斗争的结果，北洋政府代表没有在巴黎和会协定上签字，则不仅是国内人民斗争的结果，而且还是在巴黎的旅法华工、华侨、留学生斗争的结果，但毫无疑问，屈武“血溅总统府”的壮举，对激发人民的爱国热情起了一定作用，得到了社会各界很高的评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把屈武敢于舍身为国血溅总统府的壮举，比作战国时期楚国的著名政治家屈原忧国忧民的精神，比作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为救危急中的祖国，到秦国求援兵而在秦庭痛哭七天七夜，终于感动秦国朝庭发兵的，舍已为国的行为，赋诗云：“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于右任还在诗中赞扬屈武是“奇士”，“青年多美誉”。
被孙中山誉为“血溅总统府的青年英雄”
随着五四运动的逐步发展，学生们更加认识到了团结奋斗的重要性，他们觉得迫切需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生组织，以便协调和组织各地学生运动。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信息畅达，一举一动均可影响到全国，于是学生领袖们决定在上海召开建立全国学生组织的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向全国各省市学生发出通知，请他们派代表参加。6月中旬初，屈武接到陕西省学联发来的要他作为陕西学联代表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电报。此时，北京的赴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的学生代表已离京赴沪了。于是，伤还未痊愈的屈武决定提前出院，离京南下上海。
各地学生代表抵沪后，集中住在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科学校里，屈武抵沪后亦住在这里。6月16日，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社召开。与会者除各省市学生代表和留学生代表外，还有前来祝贺的各界来宾，共有200余人。当天，学生代表和各界代表都讲了话。次日，全国学联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学联章程，第三天正式选举了全国学联领导机构，中国学生第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诞生了。屈武参加了全国学联的以上各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全国学生成立之时，孙中山正住在上海。全国学联请他来作演讲，他欣然应允了。在演讲中，孙中山先生对学生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鼓励。据屈武后来回忆，孙中山先生演讲的大意是：宋代有大学士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的缘故。从五四运动以来，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投入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不敢攫其锋。此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且久远。孙中山先生演讲，使屈武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孙中山是屈武心目中的伟大民族英雄。屈武对孙中山生命不息革命不止的精神十分钦佩，听了孙中山的演讲之后，产生了直接聆听他教诲的强烈愿望。但是作为一个中学生，怎样才能见到大名鼎鼎而工作十分忙碌的孙中山呢?屈武绞尽脑汁想办法，但一时却束手无策。良机不负苦心人，不两天，屈武了解到陕西老乡—德高望重的天右任老先生此时也在上海。屈武想，何不请于先生设法呢?于是，他找到于右任在上海的寓所，向于右任表达了自己想拜见孙中山、并直接聆听教诲的强烈愿望。于先生原籍陕西泾阳，晚清举人，是一位著名学者和国民党要人，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当时他在上海已知悉屈武在北京血溅总统府的壮举，因而对这个有志青年十分赏识和器重，便很乐意地答应了屈武请他帮助引见孙中山的热切要求。
由于于右任的联系和介绍，孙中山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还是决定抽出时间接见屈武。根据孙中山的时间安排，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屈武来到了莫里哀路29号孙中山的寓所，由孙中山的秘书邵元冲领着来到客厅。孙中山见到屈武，便放下手中的报纸和铅笔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屈武：欢迎你，血溅总统府青年英雄!
初次晋谒孙中山，屈武不免有些拘谨。然而，孙中山的亲切话语，很快消除了他的紧张情绪。孙中山询问了屈武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理想、抱负以及陕西学生运动的情况，屈武一一向孙中山作了汇报。当屈武讲到自己亲人们的不幸命运时，孙中山动情地说：打倒了一个皇帝，又冒出了许多土皇帝，政府腐败卖国，军阀到处横行，帝国主义乘机掠夺，社会必然暗无天日。贫穷，落后，愚昧，水深火热的生活，是中国人短命的根源。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推翻腐改的北洋政府，建立起清明的政治，人民生活才能好起来，中国才能成为先进的国家。在屈武回答了孙中山的各种询问之后，孙中山十分赞赏地说：你在北京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赞的，青年人有朝气，从你们这些青年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看到孙中山先生如此平易近人，屈武便进一步请教说：我们陕西有一个神话故事叫“劈山救母”，如今在西岳华山上还有刘沉香劈山救母的遗迹。我曾想过，祖国母亲被压在大山之下，急需解救，我也要像少年沉香一样，拿起一把大斧劈开重重大山，救出祖国母亲。可是，什么是中国的“沉香斧”?我没有找到。孙中山道：要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中国的沉香斧就是广大人民老百姓!孙中山勉励屈武回到陕西以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救民事业，全国学联要努力宣传民众，唤起民众，继续同反动黑暗势力作斗争。
孙中山的这次谈话，对屈武走上革命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屈武在1986年一次谈话时：“俗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与孙先生第一次见面长谈，的确比我十年寒窗的收获还要大。老实说，在我遇见孙先生以前，我并不懂得政治，只凭着一股单纯的爱国热情去闯。通过与孙中山先生的交谈，使我认识到：一个人，只有把他的前途和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人民的前途和命运融为一体，并且自觉地为之英勇奋斗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理解‘政治’的含义。中山先生是我心目中树立的第一块丰碑，第一盏指路灯。从此，我决心以孙中山先生为榜样，踏着他的足迹，为建设光明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终生!”
回到西安继续斗争
届武在对上海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作了短期考察后，就直接回西安了。屈武到西安后，虽然“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但他还是力求利用“五四”运动余波将陕西学生运动开展下去。他召开了陕西省学联会议，向与会代表通报了他京、沪之行的详细情况，尤其是介绍了孙中山与他近一个小时谈话的内容。屈武提议，根据钱国学联的各省、市都要成立各界联合会的要求，立即由陕西省学联发起成立陕西省各界联合会，以便更广泛地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屈武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经过屈武等到社会各阶层进行一段时间的紧张活动，8月下旬陕西省各界联合会在西安成立。在陕西省各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西安市商会会长被选为陕西省务界联合会会长，年仅21岁的屈武则被与会的各界代表公推为陕西省各界联合会副会长，由此可见当是青年屈武在陕西各界中的影响。
8月份，屈武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还在西安各中学和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传达孙中山先生对青年学生寄予的厚望。在陕西各阶层人士中，特别是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9月中旬，屈武召集陕西省学联会议，针对陕西省教育当局拖欠教师薪金的行为，决定西安市所有中学同时罢课。全市罢课发生后，陕西省省长刘镇华和陕西军阀陈树藩下令将屈武逮捕入狱，并决定处死，以收杀一儆百之效。但在陕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胡景翼精心设计下，未待警方下手，在10月初的一个夜里，屈武被秘密营救出狱。出狱后屈武乘夜潜出西安城，直奔陕西省泾河之北的靖国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对陕西省的学运领导工作只得划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