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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产生以来，各国为了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外延性，外交工作逐渐成为一国政治政治运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作为外交工作的灵魂——外交决策在其中便起着绝对的指挥部作用。一国外交决策是否优质，决定了该国在国际舞台上对自身利益维护的程度。因此，有学者说：“任何外交活动和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外交决策指导下进行的，没有外交决策指导的外交活动不可能为国家利益服务，而很可能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那么，既然外交决策如此重要，那外交决策的制定者(决策者)对一国外交决策的形成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笔者将试图通过本文对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一点解释。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恩格斯曾提出：“在自然界中全是没有意识的、盲目的动力……；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没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因此，恩格斯关于历史合力的原理，非常注意个人意志的作用，在当代国家组织中，政治决策者(如国家元首，下同)的意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一国的对外决策是由国内统治阶级的总利益决定的。”但是，决策者的素质、个人性格、文化背景、年龄、经验、决断问题的能力和处事风格等因素对外交决策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有很大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元首和专业外交人员这两个微观因素的研究对中国外交决策在现代化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去改善和发展提出笔者的几点学理性思考。
一、从个性逐步走向趋同中的首脑因素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大体先后经历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四届领导班子。而这四届领导班子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则是迥然不同的。尽管整体上趋向于集体领导和决策，但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始终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决策特点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巨甚。虽然中国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较为民主化，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1958年苏联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主张由于毛泽东的强烈反对而告破……赫鲁晓夫及其幕僚始终没有认真考虑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也就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从小形成的一种争强好胜、高度敏感的性格。不管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是否妥当。其个人因素已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向力。此外，被誉为外交史上的一大杰作——乒乓外交在几乎胎死腹中的情况下，由于毛泽东的敏锐眼光使中美两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曾近乎爆发战争的国家跨越广阔的太平洋走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期间扮演了一位理性人的角色，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其个人因素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邓小平时期的外交政策特点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个人性格与毛泽东截然不同。邓小平年轻时的个人经历不像毛泽东那么曲折，加上传统家庭文化条件的客观影响，这就使邓小平培养了一种内敛、务实的作风。而这样的作风帮助邓小平逃过了文革的浩劫，上演了一部三起三落的传奇故事剧。此外，邓小平也是从旧社会走来，他经历了旧中国被欺凌、被压迫的悲惨处境。因而在涉及到关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时坚定不移、寸步不让。当同时，他关于“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作风逐渐领导社会主义中国从革命浪漫主义走向求真务实。当然，邓小平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叶剑英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逐步确立的。因此，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外交决策并不像毛泽东时代那么具有偶然性，而是逐步形成了一种决策机制，并在这种决策机制下带领中国走向外交大国的道路。但是，邓小平个人因素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形成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外交政策特点
江泽民和胡锦涛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发挥二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的。虽然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在逐步地发展和完善，但江泽民和胡锦涛二人的不同性格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泽民虽然是在具有大胆创新的南方文化的熏陶下逐步走向中国的最高领导阶层，但其“沉稳”更甚于“创新”，这也是90是年代末期邓小平推举江泽民到中南海工作的重要原因。1998年，北约制造了所谓的“‘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江泽民以其惯有的沉稳作风扮演了一个出色的理性人角色，并最终领导中国走出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痛楚，逐步走向强大。同时，胡锦涛也以“沉稳、内敛、创新”著称。他所领导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树大招风”是每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存在的一种生存哲学。因此，当前中国外交决策更加体现的是一种谨慎、沉稳和创新的特点。然而，尽管中国外交决策机制逐步趋于完善，作为拥有最高决策权的胡锦涛将在未来的任期内继续以其“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个人风格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容。
二、从转业到非专业
广义上的专业外交人员包括很多，笔者在本文中所指的专业外交人员只包括外交部工作人员，如外交部长或中国驻各国使节等，其他外事机构工作人员均是一种身兼数职的非专业外交人员。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外交部是负责处理日常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而我国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国务委员等高层领导人作出的，这就使我国外交部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作用下降到了一个与其他部门外事机构同等的地位。反观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门在国内的地位是仅次于最高领导者的。如美国的外交事务由国务院具体负责，德国的外交部长是仅次于总理的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当然，中国外交决策特色是在一系列特定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周恩来是党内唯一一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所以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但同时，周恩来还是国务院总理。这就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工作建设的紧迫性。后来事实证明，新中国外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拓了一片宽阔的天地。后来，周恩来病重，陈毅元帅接替周恩来出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可以坦言，不论是陈毅元帅还是后来的大才子乔冠华部长，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更多情况下扮演的是一种外交决策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外交决策制定者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需要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方针，中国的外交部门从此成为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辅助性部门。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外交人员在外交部中的比例急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专业翻译人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没有得到显著的改观。
三、综合运用首脑外交与专业外交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外交决策中首脑外交与专业外交并 没有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相反，有时候纯粹是向首脑外交所倾斜，专业外交只是“执行者”的华丽代名词而已。但是，当前国际社会在多元化的锦垫下逐步走向一体化，各国间的交往越来越多，这就需要一个国家既有首脑外交又有一大批能应对突变事件发生的专业外交人员。作为国际大家庭中地位日益突出的一员，中国更应该重视外交决策中的上述特定微观因素。
(一)继续发挥首脑外交的作用
首脑外交一般被认为是“各国最高领导人为解决双边、多边关系或重大国际事务而以正式身份公开并直接参与的个人外交，就具体的外交活动而言，主要是指双边或多边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会商与谈判，还可以包括国事访问，友好访问，首脑之间的通信、电报、电话积热线联络等。”可以说首脑外交是适应国际社会全球化的形势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发展，并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避开传统外交渠道的耽搁与曲折，迅速作出相应对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首脑外交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跨越太平洋而握手言和更是首脑外交的突出杰作。当前，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提升，我国进行首脑外交的频率越来越高。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更是以全方位积极首脑外交来加深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然后，首脑外交也存在一定的缺失。国家赋予首脑外交决策的权力，但首脑动机不同，外交决策过程的后果也会不同。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名族和国家主权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再加上其争强好胜的个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于1956年向毛泽东提出共同修建长波电台和核潜艇时遭到毛泽东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对。但事后证明，如果当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如他在是否参加朝鲜战争时那样理性，中苏关系也不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白热化状态。因此，首脑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方式，有其显著的时代意义和特色。但完全忽视传统外交，尤其是对专业外交人员作用的忽视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二)重视专业外交人员的作用。
专业外交人员在广义上包括多种元素，但本文仅指外交部工作人员，如外交部长，各个驻外大使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杰出外交家的踪迹，如民国时期的顾维钧，建国初期的周恩来等等。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也逐步由外交部转向国家元首，而外交部的职责也由具体的外交事务活动降为纯粹的翻译工作。2010年发生在日本的“东京影展事件”充分揭露了我国外交工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因此，在未来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给予外交部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力，使其能够灵活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另一方面要提高专业外交人员的职业素质。1596年，奥塔维奥?马吉发表了著名的《论行省使》，在书中他描述了一位理想的外交官应有的素质——“一位优秀的时节应是知识渊博的神学家，谙熟经典著作、地理和历史，爱好诗歌、音乐和建筑艺术，必须能迅速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因此，只有做到上述两个方面，才能从微观层面间接调高我国的外交决策能力。
诚然，外交决策中的微观因素还包括其他个体，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环保等领域的活动家、企业家、科学家和社会名流等，他们的特殊性和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简介地影响着我国的外交决策。本文所涉及的两个因素——国家元首和专业外交人员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国家道路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个体。当前，不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作为连接纽带，个人将始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注人的交往，尤其是关注外交决策者的交往，将是一国外交决策理性化的必要条件。
一、从个性逐步走向趋同中的首脑因素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大体先后经历了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核心的四届领导班子。而这四届领导班子的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所发挥的作用则是迥然不同的。尽管整体上趋向于集体领导和决策，但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因素始终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
(一)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决策特点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政治领袖的个人因素对其外交决策的影响巨甚。虽然中国在当时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较为民主化，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受到毛泽东个人因素的影响。1958年苏联关于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主张由于毛泽东的强烈反对而告破……赫鲁晓夫及其幕僚始终没有认真考虑毛泽东的个人因素，也就没有意识到毛泽东从小形成的一种争强好胜、高度敏感的性格。不管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方式是否妥当。其个人因素已对中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转向力。此外，被誉为外交史上的一大杰作——乒乓外交在几乎胎死腹中的情况下，由于毛泽东的敏锐眼光使中美两个具有不同社会制度、曾近乎爆发战争的国家跨越广阔的太平洋走到了一起。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在朝鲜战争期间扮演了一位理性人的角色，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其个人因素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邓小平时期的外交政策特点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个人性格与毛泽东截然不同。邓小平年轻时的个人经历不像毛泽东那么曲折，加上传统家庭文化条件的客观影响，这就使邓小平培养了一种内敛、务实的作风。而这样的作风帮助邓小平逃过了文革的浩劫，上演了一部三起三落的传奇故事剧。此外，邓小平也是从旧社会走来，他经历了旧中国被欺凌、被压迫的悲惨处境。因而在涉及到关于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问题时坚定不移、寸步不让。当同时，他关于“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作风逐渐领导社会主义中国从革命浪漫主义走向求真务实。当然，邓小平的最高领导地位是在叶剑英和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逐步确立的。因此，邓小平时期中国的外交决策并不像毛泽东时代那么具有偶然性，而是逐步形成了一种决策机制，并在这种决策机制下带领中国走向外交大国的道路。但是，邓小平个人因素对中国外交决策机制的形成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外交政策特点
江泽民和胡锦涛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所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背景下发挥二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的。虽然中国的外交决策机制在逐步地发展和完善，但江泽民和胡锦涛二人的不同性格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江泽民虽然是在具有大胆创新的南方文化的熏陶下逐步走向中国的最高领导阶层，但其“沉稳”更甚于“创新”，这也是90是年代末期邓小平推举江泽民到中南海工作的重要原因。1998年，北约制造了所谓的“‘误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江泽民以其惯有的沉稳作风扮演了一个出色的理性人角色，并最终领导中国走出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痛楚，逐步走向强大。同时，胡锦涛也以“沉稳、内敛、创新”著称。他所领导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树大招风”是每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在潜意识中存在的一种生存哲学。因此，当前中国外交决策更加体现的是一种谨慎、沉稳和创新的特点。然而，尽管中国外交决策机制逐步趋于完善，作为拥有最高决策权的胡锦涛将在未来的任期内继续以其“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个人风格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内容。
二、从转业到非专业
广义上的专业外交人员包括很多，笔者在本文中所指的专业外交人员只包括外交部工作人员，如外交部长或中国驻各国使节等，其他外事机构工作人员均是一种身兼数职的非专业外交人员。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外交部是负责处理日常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而我国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国务委员等高层领导人作出的，这就使我国外交部在外交决策方面的作用下降到了一个与其他部门外事机构同等的地位。反观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外交部门在国内的地位是仅次于最高领导者的。如美国的外交事务由国务院具体负责，德国的外交部长是仅次于总理的实际上的二号人物。当然，中国外交决策特色是在一系列特定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周恩来是党内唯一一位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最高领导人之一，所以他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但同时，周恩来还是国务院总理。这就说明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工作建设的紧迫性。后来事实证明，新中国外交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开拓了一片宽阔的天地。后来，周恩来病重，陈毅元帅接替周恩来出任新中国的外交部长，可以坦言，不论是陈毅元帅还是后来的大才子乔冠华部长，他们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更多情况下扮演的是一种外交决策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外交决策制定者的角色。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针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的需要提出了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方针，中国的外交部门从此成为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辅助性部门。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外交人员在外交部中的比例急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专业翻译人员。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仍没有得到显著的改观。
三、综合运用首脑外交与专业外交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外交决策中首脑外交与专业外交并 没有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相反，有时候纯粹是向首脑外交所倾斜，专业外交只是“执行者”的华丽代名词而已。但是，当前国际社会在多元化的锦垫下逐步走向一体化，各国间的交往越来越多，这就需要一个国家既有首脑外交又有一大批能应对突变事件发生的专业外交人员。作为国际大家庭中地位日益突出的一员，中国更应该重视外交决策中的上述特定微观因素。
(一)继续发挥首脑外交的作用
首脑外交一般被认为是“各国最高领导人为解决双边、多边关系或重大国际事务而以正式身份公开并直接参与的个人外交，就具体的外交活动而言，主要是指双边或多边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会商与谈判，还可以包括国事访问，友好访问，首脑之间的通信、电报、电话积热线联络等。”可以说首脑外交是适应国际社会全球化的形势而发展起来的，它对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发展，并在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避开传统外交渠道的耽搁与曲折，迅速作出相应对策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首脑外交方面具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如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跨越太平洋而握手言和更是首脑外交的突出杰作。当前，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程度的提升，我国进行首脑外交的频率越来越高。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更是以全方位积极首脑外交来加深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了解。
然后，首脑外交也存在一定的缺失。国家赋予首脑外交决策的权力，但首脑动机不同，外交决策过程的后果也会不同。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对名族和国家主权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再加上其争强好胜的个性，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赫鲁晓夫于1956年向毛泽东提出共同修建长波电台和核潜艇时遭到毛泽东异乎寻常的激烈反对。但事后证明，如果当时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如他在是否参加朝鲜战争时那样理性，中苏关系也不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白热化状态。因此，首脑外交作为一种新型外交方式，有其显著的时代意义和特色。但完全忽视传统外交，尤其是对专业外交人员作用的忽视那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二)重视专业外交人员的作用。
专业外交人员在广义上包括多种元素，但本文仅指外交部工作人员，如外交部长，各个驻外大使及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等。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杰出外交家的踪迹，如民国时期的顾维钧，建国初期的周恩来等等。后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也逐步由外交部转向国家元首，而外交部的职责也由具体的外交事务活动降为纯粹的翻译工作。2010年发生在日本的“东京影展事件”充分揭露了我国外交工作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因此，在未来的现代化国家建设中，笔者认为一方面要给予外交部更大的自主决策权力，使其能够灵活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另一方面要提高专业外交人员的职业素质。1596年，奥塔维奥?马吉发表了著名的《论行省使》，在书中他描述了一位理想的外交官应有的素质——“一位优秀的时节应是知识渊博的神学家，谙熟经典著作、地理和历史，爱好诗歌、音乐和建筑艺术，必须能迅速解决最困难的问题。”因此，只有做到上述两个方面，才能从微观层面间接调高我国的外交决策能力。
诚然，外交决策中的微观因素还包括其他个体，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环保等领域的活动家、企业家、科学家和社会名流等，他们的特殊性和灵活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简介地影响着我国的外交决策。本文所涉及的两个因素——国家元首和专业外交人员是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国家道路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两个个体。当前，不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作为连接纽带，个人将始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关注人的交往，尤其是关注外交决策者的交往，将是一国外交决策理性化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