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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一起持续十年的下岗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研究，分析了集体行动的产生持续与相对剥夺感强度的内在关联，认为只有具有一定强度的相对剥夺感才能够成为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因此研究相对剥夺感强度的差异更为重要；本研究提出高强度相对剥夺感的形成不仅仅是“公平理论”所表达的差异量的大小，更在于参照群体的距离，参照群体距离越近，相对剥夺感越强；同时对于下岗失业人员的集体行动而言，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还与声索对象的存在与否，与相对剥夺状态的归因高度相关。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还提出了单位的历史责任和对信访安全阀的思考。
[关键词]相对剥夺感；集体行动；国企改革；公平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8-0068-09
一、问题的提出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渐进式改革的最有代表性的过程；国企改革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焕发出了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是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惨烈的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数据显示中国国有企业从业人员1995年为11261万，2004年降至6710万，减少4551万人，下降了40.4%[1]。一般说来如此大规模的减员常常引发集体行动的风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在全世界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但是在中国却是悄悄地实现着平稳地过渡，为什么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震荡？学者们提出了来自不同视角的解读。
“分化论”认为工人的下岗失业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择优机制实现的，因此被分化的工人因为存在着强烈的自卑感、自责感而无法团结起来[2]；“顺从论”则关注工人的群体特质，认为是长期的单位人的被安排形成了工人的“顺从行为”，导致了无集体行动[3]；“压制论”倾向于寻找制度的根源，认为各种调节社会秩序的社会政策都随着国家角色的非减弱趋势制约了工人的集体行动[4]；而“受害者论”则认为国企改制对工人利益造成了制度性侵蚀，工人在丧失国家有效保护的同时，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而逐渐成为市场和专制管理的受害者[5]。
确实，在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无集体行动是令人诧异的，当今中国“各种维权行动和集体抗争事件不断增多”[6]，业主维权[7]、环保运动[8]甚至失地农民[9]等等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反映着集体行动的轰轰烈烈，而与此相比下岗失业群体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宁静，显然其形成的制度性根源、组织根源乃至文化传统都很值得人们去研究[10]；但是我们则试图从集体行动的内部，通过对已经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研究去探索它何以发生？什么是它们形成的根本动因？
在对辽宁上访事件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下岗失业群体的持续访个案，这个集体行动已经持续了十年，取得过阶段性成果，然而上访还在持续着。于是对这个群体的关注成为了我们研究的起点。
上访群体是AX公司的员工，有着十余年的下岗经历，如今他们都到了退休年龄，AX公司是H区房产局下属的国有企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该公司的性质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非此即彼的企业和事业分类中，该公司却另类地亦此亦彼；十多年来该公司基本处于停产状态，但是由于其事业单位的性质无资格破产（破产法是针对企业的），而员工则十数年“放大假”，没有工资，只有三两百元的生活费，而且时常不能领到。更具有戏剧性的是由于企业的一息尚存，事业编制员工的“档案工资”还在不断地随国家工资调整而水涨船高，因此，AX公司的下岗工人经历着生活的困境，其抗争也历尽对体制的困惑与迷茫。
2009年9月2010年12月，笔者与课题组同国企AX公司的员工们接触十余次，访谈对象31人，其中17人为入户访谈，我们通过线人介绍，进入最初三位被访者家庭，又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完成基本访；对企业四位留守机关干部的访谈是在空荡老旧的办公室里；而同“赴京上访核心组”成员的接触则如同秘密接头，临时约定地点，由他们临时预订饭店的包房，甚至我们还同省信访局的局长进行了深度访谈，课题组共收集各类相关文字资料约10多万字，整理访谈记录5万多字。
二、AX公司的来龙去脉
AX公司隶属于东北地区S市H区房产局，计划经济时代房产局主要管理辖区内的房屋维修、收取房费等，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缓解事业单位的经费不足，号召事业单位建立经营项目、组织收入、开展多种经营，于是1984年H区房产局组建了AX公司，性质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并不鲜见；公司成立之初主要管理区内的房屋维修，这是房产局业务的让渡，以后公司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开始承办房屋开发建设，到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拥有事业编员工1132人，合同制临时工上万人。作为较早一批事业单位下的“金蛋”，公司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建筑业是基础产业，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市场空间广阔，AX公司既有房产局的红色出身又有相对独立的经营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能得到体制内外的双重认同，经过几年的打拼知名度越来越高，承担了多项大型地标性建设项目，公司的效益、员工福利都非常好，使当时在AX公司的工作也成为令人羡慕的事情，许多人想方设法调入公司，一些房产局和区政府的官员也把自己的亲属或者孩子安排到这里，这是公司的鼎盛时代。“原先那几年，八几年九几年老红了，经理老总老上电视，动不动就上去讲，有开发公司有住宅公司（建筑公司），那些年老风光了。”（ZLD，女，53岁，原保管员）刚刚脱胎出来的AX公司有着其他公司所没有的特殊地位，“那时候，活都是干不完的干，再说八几年时，干项目是先给钱；有项目就有钱，大伙干活也起劲啊！那时‘单位儿’（员工都这样称单位）效益可好了，工资五十多，奖金都一百七八，是工资好几倍。”（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
但良好的运营状态仅仅持续了十多年，1996年在建筑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外地建筑公司开始进入S市，AX公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作为国企，它的经营机制毕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咱不能明里给红包，给回扣，纪检委它查你，公司的机构也大，业务费肯定比皮包公司高”（男，68岁，原公司副经理）；其次，早发地区的建筑商已经开始使用各种物美价廉的新建筑材料、建筑机械和建筑工艺，而本地公司还处于传统建筑阶段；再次由于当时“三角债”的拖累，对本地建筑企业无疑是釜底抽薪，于是在种种条件制约下，公司的业务不断萎缩。“90年代时外地的（工程队）都进来了，往往就一个皮包公司，可人家成本低呀又能给甲方回扣，咱拿项目越来越难，再后来是干完活不给钱，叫三角债，活全是自己赊材料赊人工费，有时还大伙集资，可工程完了要不来钱，若是外地企业他也不敢这么欠，但咱是本地的你要不来钱！像给学校盖完教学楼，就那个×中学，人家楼都用上了就是不给你钱，区政府打保票告诉你给，今天给明天给，最后几个工程拖下来公司欠一屁股债，愣给拖黄了（男，68岁，原公司副经理）”。 1997年公司无力承担全员的工资，开始将部分人“放大假”，1999年公司全部停摆，仅有几个人留守维持简单的运营。公司给员工每月发两三百元生活费，开始几年还能按时发，后来也无力保证。放大假持续十余年，三百多人已到退休年龄再也没被召回上班。那些年公司“为保证发生活费和应对基本的支出，陆陆续续把下边的材料库、分公司，连地皮都卖了，到后来实在没能力（发生活费）了；合同工早就解聘了，只好把事业编的档案交回房产局，房产局给员工交养老保险，交的是全市最低的，每个月给员工发200元左右生活费，养老保险还从这里扣，大多数员工开到手的只有150元左右”。（ZT，留守干部，53岁）
这十来年，放大假的员工有些多年与企业没有联系，有些人已经另谋职业，而只有这些陆续进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一直在通过抗议上访等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也取得过阶段性的结果，但是上访还在继续着。
三、集体行动过程的呈现
回溯这些下岗员工的集体行动，从规模上看是从大到小：早期参与者的数量远多于后期；从利益表达的层级上看则越来越高：早期集中在本地区，后期则趋向于上省里，上北京的高层上访；而从集体行动的运作上看，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一）朴素的“符号”：集体行动的激活
到1999年AX公司已经全员“放大假”，员工根据档案工资的不同，每月能领到两三百元的生活费。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即人均月收入为487.83元[11]，这些钱还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那时候工资都是现金发放，所以每到发生活费的日子，这些中高年的员工就会搭帮结伙地去“单位儿”，也借机会叙叙旧，寻找过去组织内部的温存；那时候大家还相信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公司会招回他们；但是没几年情况变得更糟了，连续几个月发不出钱，大家希望而来失望而归，怨气渐渐累积起来。
2002年4月18日是发钱的日子，大家都来了，已经两个月没发了，但是传来消息还是没钱发，大家的怨气开始发酵，那时候机关还有部分干部上班，食堂的中午饭一直都是月伙（每月交一定数额随便吃），到了中午，食堂的饭菜发出诱人的香味，不知谁的一句话：“你们有饭吃，我们就得饿着？”于是怨气迅速转化成一个共识，“有你们就该有俺们的”，传统的对单位的依赖和现实的生活境遇瞬间凝结成一个信念，大家一起涌进食堂，坐在饭桌前，集体行动瞬间被激活。“这帮人到那儿（食堂）一看，你们（留守干部）还三个菜五个菜，我让你们吃！大伙坐在食堂等着，大馒头帘一端出来，就连吃带拿，以后几天大伙一到中午就去，没几天就把食堂整黄了”。（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集体行动也拉开了序幕，后来人们隔三岔五，三五成群地通过蹭饭表达怨气，问题没有解决，食堂却关门了，从此再没有开张。
（二）路径依赖：集体行为的刷新
以后工人还是领不到补助，更领不到工资，每月18日人们还会聚集起来，领不到钱自然议论纷纷商量怎么办，如何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呢？作为一个已经达成的共识吃饭还是成为了最直接的方式，于是上房产局食堂吃饭成为集体行动的第二个阶段。
“你不给我开资，我总得吃饭，你公司管不了，我就得找房产局，当年是你们派我来的，现在你不管行吗？俺们没饭吃，上你那吃饭有错吗？”（ZLD，女，53岁，原公司计划员）人们的基本信念是：你不发钱就是不让我吃饭，那么我就上你们这里吃饭，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依赖的比较普遍的理解，那时候如果哪位职工受处分了，那么他就可能上责任领导家里去吃饭，这里的潜台词是我是单位的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公司员工采取了同样的路径依赖，他们希望通过对食堂秩序的搅乱，来引起主管部门对他们的关注，但是结果是房产局食堂也关门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通过这些抗议活动，群体的凝聚力开始形成。“也得找呀！不找没钱花呀！那阵我们总上局里找，后来食堂不开伙了，大伙就上外面吃，吃完回来继续找，你工资不给开补助还不发，让不让人活了”。（LDB，男，56岁，原公司工长）当时AX公司的经济状况已经没有能力支付近千名员工的生活费，而房产局作为事业单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尽管每每抗议活动结束，一般能领到个把月生活费或工资，但是过后还是照样，如此循环往复，人们意识到找公司和房产局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抗议活动开始升级。
（三）上访升级：区政府门前的静坐示威
2005年AX公司退休员工集体上区里上访。那天二百来人聚集在区政府门口堵住了大门，他们没有明确的策划也没有成型的书面材料，只是试图通过造声势来引起上级的关注。
“咱们这帮老太太老头的二百来人在门口一堵，车进不去出不来，大伙坐在地上，后来门里面有个小伙开车往外出，没人让路，他下车一看全是女的也不敢动谁啊！就冲一个老头去了，那是看收发室的老Z，他把老头拽出来还推推搡搡的，老Z头发都白了，你小子还敢动手？几个女的不干了上去就给那小伙儿连挠带扯的，就打起来了，这一打热闹了，区政府把咱房产局局长什么的都给弄来了。”（WJX，女，60岁，工人）当时现场一片混乱，后来局长来了，承诺要立即解决，人们才开始散去，当月领到工资，次月领到生活费，都由区政府拨款；但是区政府也没能力长期支付，第四个月又是空手而归。
人们开始明白，房产局区政府是没能力解决了，但谁能解决呢？“现在社会都挺好，不能就把咱撇下，干一辈子临了连个老保也没有，没地方说理吗？”（WJX，女，60岁，工人）
（四）维生到维权：上访北京
人们开始意识到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是破产企业国家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果是事业单位，国家也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但是他们的企业偏偏“四不像”。这样的企业在S市其他区也存在，不同的行政区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采取的应对办法不同，国家没有统一的规章，在这种制度的夹缝中H区没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他们当下的生存何以为继？谁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了逐层高访。 去市里和省里上访与在区政府不同，区政府了解情况与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到市里和省里上访，就必须通过文字写清楚来龙去脉，明确自己的利益诉求，弄清楚自己受到哪些不公平的待遇，这样上访核心小组就产生了，这个核心小组总共有十来个人，他们组织文字材料、收集相关文件、征集活动经费等等。
最初是上市里和省里上访，“我们到市里，一个电话区里就来人领了，你到信访局，一个电话，‘我们正在转体改制，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就给你打发回去了，你咋整啊。”（FXC，男，58岁，核心小组成员）他们发现本地上访的结果无非是被敷衍，或者将上访的材料转交区政府，然后再转回房产局，转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这时候大多数下岗职工问题都在政府的干预下得到了解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都实现了并轨，可是AX公司员工的问题却不能蹭上各种政策的班车，他们还是隔三差五地连三两百元的生活费都领不到，焦急的工人们升级了上访程序，“咱知道咱的问题复杂，不属于事业，也不属于企业，但是也不能没人管，也不能改革就把咱漏下，市里管不了，省里管不了，中央还管不了？……人家说了，在这场运动中要有牺牲品，那咱就是牺牲品吗？……对啊，你就是牺牲品，区委XX就这么说的，我就不信了凭什么他们不牺牲就让我们牺牲？”（ZSH，女，58岁，工人，核心组成员）于是赴北京的上访开始了。
去北京上访花费大只能派几个代表，每次都是齐钱，大家自愿一般50元经济条件差的也有5块10块的。逐层上访的过程使他们不断梳理自己的要求，多年间他们也逐渐地由维护基本的生存权，讨要生活费和工资，上升到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权益的诉求，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政府和企业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字材料，具有了越来越明确的利益表达。
（五）企业转制：集体行动缘何持续？
AX公司的状况以及数年的上访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于是试图解决问题的政策努力开始了，2009年4月公司开始操作转制，转制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使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面向社会的独立法人企业”，“另一方面就是员工身份转制。将事业身份的员工转为企业，退休工人并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转企文件）员工、企业和政府都希望通过转制来彻底解决AX公司的困境，转制的文件也陆续下达：“本着对全体职工负责的原则，为在职职工谋出路，让退休职工老有所养。经局领导班子批准我公司实行分期分批全员转企，全公司将分批撤销原事业单位编制逐步转为企业”（转企文件）这原本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努力，但是实施过程并不顺利。
1.企业的语境
由于公司已连续6年处于停产状态，累计拖欠内外债4368.7万元，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公司没有支付退休员工养老保险的能力，根据转企方案，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要由公司承担40%、保险公司承担60%，公司这部分资金有限，仅能缴纳到2006年，因此“第一批转企职工有关日期的计算：1.从2006年年底起计算；2.确保退休职工退休金从2010年4月起由社保公司发放；3.对拖欠退休金部分社保公司负责给予补发。拖欠转企职工的各项费用偿还，拖欠社保公司的三险等，由局与区有关领导协调市有关部门办理缓缴、分期补交，资金由公司、局和区政府负责筹措”[12]。
似乎根据转企方案，退休员工可以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只要员工同意转企就可以享受企业的养老保险标准，而且根据文件已经拖欠的养老金还能补发，然而一旦真的文件下达了人们又陷入了纠结，根据转企方案人们的企业养老保险与档案工资的养老保险相差差额达三分之一，大多数人相差千元左右（见表1），何以存在如此的差异呢？
2.工人的解读
这是因为执行2006年的企业工资标准，那么“为什么2006年以后的养老保险没交，公积金没交？每一次发生活费都扣养老金了，为什么用2006年的工资标准来解决2010年的问题，这简直一点道理也没有？……2006年到2010年就是白纸啦！国家长工资与我们没关啦？我们不光比事业单位的倒霉，还要比企业的也倒霉？凭什么呀！”（FJ，女，58岁，工人）于是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到那些年扣留的养老金上。
人们认为是企业和房产局侵吞了这部分，“医疗保险没给我们办，养老保险补办的，补交到2005年末，医疗保险2008年5月份才交的，在这期间呢，按照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扣了，这几天我们初步算一下能有3000多万！……到现在我们交的养老保险2000多万没有去向，也没个说法，责任也没人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看咱维持不了生活它开始改制，省里市里头都有明文规定他不执行，他制定个文件从2006年算起，在这个转体改制期间，不召开职工大会，把你叫来你不参加转企啊工资也不给开，生活费也不给你了”（WQL男，62岁）
“简单说，养老金扣了没交，咱问这钱哪去了？FC局长竟说用在工程上了，给我们钱扣了没交，本身就是违法，你就该把这钱补上，起码来讲，你在行政上也好啊，法律上也好，你该有个说法，竟然说用在工程上了，哎呀我的天！用我们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盖楼，这楼盖完了赚的钱你们都揣走了？你用了也行，完了你想办法把咱们这个给堵上，可他们竟然说呢，‘就不给你交，就不解决’，咱老百姓上哪说理去！下回我准备上中南海，真的，我上中南海！”（ZLD，男，59岁，核心小组成员）
访谈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工人与企业和房产局观点的对立，（我们也曾试图到区房产局访谈，但是没有成功），孰是孰非已不是我们能够判别清楚的。
3.转企过程的博弈
从2009年转制开始，博弈就在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转制使许多人的养老金比档案工资的养老金少千元余，大多数人不满意。由于转企的步骤是“征得职工个人同意，每个职工写自愿转企申请书；公司分批起草撤销单位事业编制申请书，并由同意转企职工签名，附上每个职工个人转企申请书，然后逐级上报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转企文件同上）
房产局和公司开始动员退休员工签字（也附以威胁，如不签字将不再发生活费），开始人们对转企后退休金的差异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是不久许多人无奈地屈服了，在要么分文没有要么降低标准的选择下，越来越多的人签字了。“那些签字的也都是生活所迫啊！也都是没办法。我看见老Z，她说没办法，卖身契也得签，老头死了就自己，要不签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还有那夫妻俩都在咱单位儿的，几百块（钱）生活费咋花啊？你要是不签，连这几百块也没有，谁受得了，没办法，不想签也得签，签了起码我还能拿一千多块呢。”（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很多家庭是夫妻两人在房产局恋爱结婚，一起到AX公司，如果没有养老金，没有补助则无法生活。而如果转企，毕竟还能享受一点养老待遇，无奈之下大批员工签字转企。但是也有人选择继续抗争，选择诉诸法律，另外二十多人选择继续上访，于是进京上访还在继续着。 四、相对剥夺感的强度：退休工人的纠结与困惑
AX公司员工的上访一路走来，访谈过程中我们感受得到他们心中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甚至谈话中不时表现出异常的激动和愤怒。辽宁是下岗失业高发区，这些年我们在研究中接触了相当多的各类下岗失业人员，然而具有如此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组成持续的集体行动的群体并不多见，于是我们一直在思考本案的特殊性在哪里？随着访谈的不断深入，我们似乎明白了缘由。
（一）经济社会地位下滑的相对剥夺状态
AX公司的工人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两部分（临时工是有项目时雇佣的农民工），正式职工有一千一百多人，也分为两种身份，就是事业身份和企业的合同制身份，现在除少数几个机关干部留守在空荡荡的机关大楼里，其余的千余人都具有相同的命运，而参与集体行动的只是其中的三百多退休员工。为什么上访的偏偏是他们？
从放大假开始，员工就被推向了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几百名合同制的年轻员工，大部分已经自谋出路，许多人已经多年和企业没有联系，年轻就是资本，还具有从头再来的能力。但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4050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已完全处于劣势。“我原来是六级车工，现在没有用了，人家都是数控机床，我眼睛也花了看不见了，别的啥也不会，就能干小区保洁，一辈子落得这个下场，欲哭无泪呀！”（老Z，男，65岁）即使能找到工作也只是那些力工、保洁、打更之类的技术含量低、工资低，又极不稳定的工作，每月仅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有两年啥活儿也找不着，那时你知道有多苦，每天我们家就花几块钱，没什么菜，每顿俩馒头，吃点咸菜，烟都买不起，原来以为咱是全民的，咱是领导阶级，谁成想能到这一步”（老F，男，64岁）而随着年龄增大找工作愈加困难，经常没有收入来源，大部分家庭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都存在困难，“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原来是汽车配电，技术在市内也算有名，但是回家后啥技术也没用了，人也老了，看不见了，根本找不到工作，我有七八年没买过衣服，身上穿的都是原来的，平时也就吃饱饭，饿不死吧。……年龄在这，没经济能力了，你说你靠啥，就靠这个退休金，干点别的？年龄在那块了，咱不像年轻人，哪单位儿要你啊。”（WYJ，女，60岁，工人）
相当多的中高龄员工始终处于生活窘迫的状态，这种生活的困境成为他们相对剥夺感滋生的土壤，访谈中明显地感到他们的失落感，普遍的对过去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怀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阶层间分化愈演愈烈，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整体地位的下沉，由此带来相对剥夺感也比较普遍。我们在其他的下岗失业工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只有在这个群体发生了集体行动呢？显然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
（二）近距离的参照群体提升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
我们进一步发现，如果是破产企业全员下岗，人们的生活境遇可能取决于家庭网络，取决于个人的生存能力和机遇[13]，而本案中，AX公司退休员工的身份相对复杂，一方面他们和房产局的员工原来同属一个单位，直到转制之前还都是同样的事业编制，他们曾经在房产局工作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和房产局的上下级都曾是同事朋友；而进入AX公司以后，他们的命运才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十数年领不到工资，仅靠生活费维持；而他们眼前的老同事则是另一番天地，十多年稳定的收入，退休后较高的养老金，“小X是我介绍入党的，当年是我的女工委员，现在她退休都拿三千多，比我高一千多，当年组织让我挑重担，现在没人管了！”（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我当年是技术骨干被派到公司的，现在连饭都吃不上，留在局里的人当年技术不如我，现在人家吃香的喝辣的”（WQL男，62岁，工人）近距离参照群体的存在使他们比一般的下岗群体具有更强的相对剥夺感。
此外，虽然他们十数年基本上没有工资，但是作为事业编制员工的档案工资始终存在，而且根据国家的政策他们的“纸上工资”还在不断提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荒唐现象，一个十多年不能正常运营，又不能倒闭的公司，其员工档案工资的额度还在不断地增长，而这个额度也成为工人的一个期待和寄托，“档案工资都一样，凭什么给他们不给我们，转企咱没意见，但是你让咱们少拿那么多的退休金，局里比我晚上班五年的都比我多900多元，太不公平了”（WYJ，女，60岁，工人）。“都一起参加工作的，他们拿了十几年工资咱没拿着，咱也认了，咱也没上班，给点生活费咱认了，但是你转企不能就让咱吃亏呀！老了老了你让咱有这么大差距，太欺负人了！”（老F，男，64岁）
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企业转制，在其他企业，如果能够拿到养老保险就已经是欢天喜地了，在无和有之间的选择人们更容易满足；但是在AX公司，退休员工面对的不仅是有和无，也不仅是比自己的“档案工资”少千元余，他们面对的更是房产局的同事朋友，这种近距离的参照群体的存在，进一步推升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的强度。
（三）声索对象的存在维续着相对剥夺感的强度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下岗失业一直是老工业基地辽宁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2000年以后辽宁的登记失业率还数次位居全国之首，据统计2006年辽宁全部离岗职工为120.7万人，国有和集体单位离岗职工104万人，1998年辽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为3052个，到了2006年则下降到898个[14]，只是1998年国有企业数的29.4%，也就是说七成左右的国有企业发生了体制上的变动。一般说来这种变动有三种情况：一是破产和倒闭；二是发生了兼并重组、联合租赁、承包合资等，这二种情况下员工都将面临着与企业联系的中断，即使职工存在着利益诉求，也没有明确的利益表达对象；三是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这样的企业一般为了适应市场竞争都存在着选择性下岗，造成工人群体发生分化（佟新，2002），弱化了工人的相对剥夺感，并呈现了无集体行动？而本案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尽管AX公司已经无力运营，这些年仅仅靠出卖名称给小包工队提管理费来维持，但由于属于事业单位没有破产倒闭的资格，还必须要奄奄一息，所以只剩躯壳的公司，经理还在任，公司大院还有看家护院的干部，这个存在本身不仅为员工提供着归属感，也提供者发泄怨气的对象；使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不仅不能随时光的流逝而衰减，相反还不断被维续和强化。 此外作为母单位的房产局依旧存在着，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但是它与房产局的隶属关系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历史的延续使房产局一直扮演着看护母鸡的角色，公司没能力发放生活费也由母单位吃力地支撑着，这种历史的关联使工人的利益诉求有明确的追讨对象，甚至利益诉求不能满足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对立和敌视的对象，而随着转企过程，这部分退休员工的身份将发生变更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变，这使退休员工的被抛弃感更强，不信任感更高，因而多重的折射聚焦了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四）外源性归因与单位的历史责任加剧了相对剥夺感
AX公司的员工具有两部分，1986年以前的员工基本上属于事业单位身份，而1986年以后进入企业的员工主要为合同制，而涉及上访的都是前者，他们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在房产局有着较长的计划经济历史，房产局几乎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全部，AX公司成立时他们被组织安排调入AX公司，并且是作为优秀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员工被派去“挑重担”，这与市场化条件下个人自主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不同。
“我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一直在房产局，要是局里不派我上AX公司，我就不能这么多年没有工资，也不能领这么少的退休金。”（WJ，女，57岁，干部）她是当年房产局派去的工会主席，这带来了她命运的转折；如果没有进入AX公司，他们也将在房产局持续地工作，将和现在房产局员工一样有稳定的退休金。因此他们必然要追索单位的历史责任，“我1974年下乡，1978年房产局接过来，一干这么多年，让咱上哪咱上哪，咱们都和国家一起勒裤腰带过苦日子，现在国家好了，倒把我们甩出来，这也不合理啊。”（WXJ，男，60岁）“咱不敢说咱咋优秀，咱敢说咱都是尽心尽力的，咱没毛病，没给国家增加过负担，那时候得个奖状，立个奖章也是挺荣耀个事，因为咱优秀，房产局让咱上企业，咱听党的话，咱来了，但没成想现在这个情况，要不能下这么大的（上访）决心吗？”（老F，男，64岁）他们自然要追究组织派遣的责任。而这种外源性的归因进一步加剧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集体行动的动力也源源不断地被强化。
五、结论与思考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它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来自于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人们评价社会现象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选定某一参照物进行对比形成各自态度的过程，相对剥夺感就是个体或群体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或他群进行对比中产生的；亚当斯（S.Adamas）认为，员工的公平感不仅受到绝对报酬的影响，也受到相对报酬的影响。所谓相对报酬是指把自己所获报酬与他人比较后产生的体验，即，自己现在的收入/过去的收入=他人现在的收入/他人过去的收入[15]。
按照涂尔干的思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可能更根植于人们的社会心理变迁，“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特别是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并没有变，但社会中某一阶层的价值能力相对于其他阶层来说下降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集体行为的欲望越强。
但是对于在何种情况下相对剥夺感会“越大”？而何种相对剥夺感会使集体行动的欲望越强，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提及。本研究注意到，尽管相对剥夺感是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相对剥夺感都能够引发集体行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具体地考量相对剥夺感的强弱差异，一般地谈及相对剥夺感当然“可以被看成一个常量，”[16]但是不同群体，不同情况下的相对剥夺感确实存在着较大的程度上、层级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了其能否具有足够的引发集体行动的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化引起了一些社会阶层的相对剥夺感，过去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现在的愤青等都表现得比较明显，但是本案的研究让我们发现，相对剥夺感强度的差异，不仅简单地取决于“公平理论”的比较量及差异量的大小，同时取决于参照群体的有无和远近，取决于相对剥夺的归因。
首先，参照群体的距离越近，等量的相对剥夺的感受越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间地位的变迁能带来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变化的幅度也能够影响相对剥夺感强弱，但是决定相对剥夺感强度的还有一个维度，这就是参照群体的距离；就是说参照群体距离越远，相对剥夺感的强度越弱，反之亦然，一般人们只会对与自己处在同一个领域或者曾经在同一个领域的人比较地位和报酬的变化，笔者在零工市场研究中也发现，农民户籍的零工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和边缘，他们反倒较少具有相对剥夺感，因为他们的参照群体是依旧在农村务农的同乡；而下岗失业工人则具有更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参照的不仅是过去自己的地位和收入，也包括过去相近的其他社会群体。每个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网络中都占据不同的位置，围绕自己都会形成一个差序格局的网络体系，如果这个参照群体的距离足够近，甚至进入到同事、朋友的强关系领域，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强度往往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并更容易成为集体行动的导火索。本案中房产局员工的近距离参照群体的存在，这两个群体历史上的同源性，现实中群体间利益差异的整体性，使利益受损群体具有更深刻的相对剥夺的感受，并具有更明确的利益诉求，集体行为动机亦不断被强化。因此形成了本案的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驱动下的持续上访的集体行动。
其次，相对剥夺状态的归因是内源还是外源性的，如果是内源性的，比如对于下岗事件，由于存在被分化等因素，使个体将下岗的利益受损归因于能力和努力，因而产生内疚和羞愧，就会降低相对剥夺感的强度，弱化了集体行动的动力；而本案中相对剥夺状态形成的直接根源主要是外源性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组织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外源性的归因增加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尽管计划经济时代职业流动基本上都是作为组织的调动，但是能够形成同一时间地点，同一组织派遣的数百人的群体性流动，而且该组织十几年后依旧存在，这就使得该群体具有着明确的利益受损的归因目标，因而不仅升级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也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明确的声索目标。 总之，相对剥夺感固然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但是一般地谈及相对剥夺感与集体行动的关联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相对剥夺感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仅局限于主观感受的层面，这种主观感受是受客观诸因素的制约和操控的，对于下岗失业群体而言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不仅受到归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参照群体距离及利益诉求目标存在与否的制约，这些不仅形成了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更为集体的行动提供了声索目标和追讨的对象，成为集体行动维续的动力。那么同样道理，下岗群体的无集体行动是否也可以考虑为近距离参照群体的消失，影响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群体性下岗失业降低了个人的心理压力，同时由于国企改制使大多数企业作为声索对象的不存在，而形成工人的“投诉无门”，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发生。当然这些还需要后续研究的验证。
此外，本研究也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组织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组织性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本身包含着单位对个体成员的统治、束缚与庇护，也包含着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和托付（Walder，Andrew G，1986）。AX公司退休员工的集体行动与其说是在追求个人的权益，不如说是在声索单位的历史责任；大多数国企由于破产倒闭转制而中断了这种历史联系，使人们的利益追讨“投诉无门”，而AX公司特殊的出身决定了它一直在体制夹缝中生息残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产物，也由于企业的存续，成为了集体行动产生和维续的必要条件，使员工的利益受损浮出水面，然而问题是如果单位消失了，历史责任就消失了吗？中国的下岗失业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老工业基地辽宁，面对企业的“全军覆灭”或者是改弦易辙，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类中间阶层”的国企工人只有无奈地接受下岗失业和“投诉无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在GDP优先的原则下，牺牲了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被牺牲群体之痛是持久的，即使无集体行动，但是政体连续的改革要构建社会公平能够忽视这种历史责任吗？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两种体制不论是并存还是此消彼长都容易出现“体制的断裂，即再分配体制解体了，但市场体制不是尚未形成，就是运行无效”[17]这就是体制洞。处于体制洞条件下的相关社会群体更容易形成利益受损或者利益增值（少数企业获得暴利）。AX公司集体行动长期持续而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也正是处于体制洞，员工们只有试图通过上访来引起关注，因而上访成为其利益表达的特殊途径，然而，尽管体制的不健全和体制洞的存在已经取得了社会的共识，但是信访的存在却颇为争议，本研究中上访成为利益受损群体的最后手段，他们曾经寄希望于上级机构，寄希望于当地政府，但是体制洞条件下身份的困境，没有能够解决的对应政策和制度，它们利益受损了十数年，于是他们才踏上高访之路。强势国家可以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抑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但结果是否只是推迟了矛盾的爆发，而不是消解[18]？本案中上访成为AX公司员工利益诉求的最后途径，上访可能使他们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也使他们免于绝望存以希望，那么信访是不是社会的安全阀呢？
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的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那些已经成为改革代价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当我们的制度在不断完善的时候我们能否关注那些在体制夹缝中的群体的利益诉求？我想这是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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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小莉
[关键词]相对剥夺感；集体行动；国企改革；公平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3）08-0068-09
一、问题的提出
国企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政体连续性背景下渐进式改革的最有代表性的过程；国企改革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焕发出了更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但是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惨烈的破产倒闭、出售兼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下岗失业问题；数据显示中国国有企业从业人员1995年为11261万，2004年降至6710万，减少4551万人，下降了40.4%[1]。一般说来如此大规模的减员常常引发集体行动的风暴，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在全世界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但是在中国却是悄悄地实现着平稳地过渡，为什么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震荡？学者们提出了来自不同视角的解读。
“分化论”认为工人的下岗失业是通过企业内部的择优机制实现的，因此被分化的工人因为存在着强烈的自卑感、自责感而无法团结起来[2]；“顺从论”则关注工人的群体特质，认为是长期的单位人的被安排形成了工人的“顺从行为”，导致了无集体行动[3]；“压制论”倾向于寻找制度的根源，认为各种调节社会秩序的社会政策都随着国家角色的非减弱趋势制约了工人的集体行动[4]；而“受害者论”则认为国企改制对工人利益造成了制度性侵蚀，工人在丧失国家有效保护的同时，因为没有自己的组织而逐渐成为市场和专制管理的受害者[5]。
确实，在如此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无集体行动是令人诧异的，当今中国“各种维权行动和集体抗争事件不断增多”[6]，业主维权[7]、环保运动[8]甚至失地农民[9]等等大量的研究成果都反映着集体行动的轰轰烈烈，而与此相比下岗失业群体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宁静，显然其形成的制度性根源、组织根源乃至文化传统都很值得人们去研究[10]；但是我们则试图从集体行动的内部，通过对已经发生的集体行动的研究去探索它何以发生？什么是它们形成的根本动因？
在对辽宁上访事件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下岗失业群体的持续访个案，这个集体行动已经持续了十年，取得过阶段性成果，然而上访还在持续着。于是对这个群体的关注成为了我们研究的起点。
上访群体是AX公司的员工，有着十余年的下岗经历，如今他们都到了退休年龄，AX公司是H区房产局下属的国有企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该公司的性质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在非此即彼的企业和事业分类中，该公司却另类地亦此亦彼；十多年来该公司基本处于停产状态，但是由于其事业单位的性质无资格破产（破产法是针对企业的），而员工则十数年“放大假”，没有工资，只有三两百元的生活费，而且时常不能领到。更具有戏剧性的是由于企业的一息尚存，事业编制员工的“档案工资”还在不断地随国家工资调整而水涨船高，因此，AX公司的下岗工人经历着生活的困境，其抗争也历尽对体制的困惑与迷茫。
2009年9月2010年12月，笔者与课题组同国企AX公司的员工们接触十余次，访谈对象31人，其中17人为入户访谈，我们通过线人介绍，进入最初三位被访者家庭，又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完成基本访；对企业四位留守机关干部的访谈是在空荡老旧的办公室里；而同“赴京上访核心组”成员的接触则如同秘密接头，临时约定地点，由他们临时预订饭店的包房，甚至我们还同省信访局的局长进行了深度访谈，课题组共收集各类相关文字资料约10多万字，整理访谈记录5万多字。
二、AX公司的来龙去脉
AX公司隶属于东北地区S市H区房产局，计划经济时代房产局主要管理辖区内的房屋维修、收取房费等，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缓解事业单位的经费不足，号召事业单位建立经营项目、组织收入、开展多种经营，于是1984年H区房产局组建了AX公司，性质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并不鲜见；公司成立之初主要管理区内的房屋维修，这是房产局业务的让渡，以后公司逐渐扩大经营范围，开始承办房屋开发建设，到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拥有事业编员工1132人，合同制临时工上万人。作为较早一批事业单位下的“金蛋”，公司得到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建筑业是基础产业，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市场空间广阔，AX公司既有房产局的红色出身又有相对独立的经营机制，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能得到体制内外的双重认同，经过几年的打拼知名度越来越高，承担了多项大型地标性建设项目，公司的效益、员工福利都非常好，使当时在AX公司的工作也成为令人羡慕的事情，许多人想方设法调入公司，一些房产局和区政府的官员也把自己的亲属或者孩子安排到这里，这是公司的鼎盛时代。“原先那几年，八几年九几年老红了，经理老总老上电视，动不动就上去讲，有开发公司有住宅公司（建筑公司），那些年老风光了。”（ZLD，女，53岁，原保管员）刚刚脱胎出来的AX公司有着其他公司所没有的特殊地位，“那时候，活都是干不完的干，再说八几年时，干项目是先给钱；有项目就有钱，大伙干活也起劲啊！那时‘单位儿’（员工都这样称单位）效益可好了，工资五十多，奖金都一百七八，是工资好几倍。”（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
但良好的运营状态仅仅持续了十多年，1996年在建筑业市场化的过程中，外地建筑公司开始进入S市，AX公司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作为国企，它的经营机制毕竟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咱不能明里给红包，给回扣，纪检委它查你，公司的机构也大，业务费肯定比皮包公司高”（男，68岁，原公司副经理）；其次，早发地区的建筑商已经开始使用各种物美价廉的新建筑材料、建筑机械和建筑工艺，而本地公司还处于传统建筑阶段；再次由于当时“三角债”的拖累，对本地建筑企业无疑是釜底抽薪，于是在种种条件制约下，公司的业务不断萎缩。“90年代时外地的（工程队）都进来了，往往就一个皮包公司，可人家成本低呀又能给甲方回扣，咱拿项目越来越难，再后来是干完活不给钱，叫三角债，活全是自己赊材料赊人工费，有时还大伙集资，可工程完了要不来钱，若是外地企业他也不敢这么欠，但咱是本地的你要不来钱！像给学校盖完教学楼，就那个×中学，人家楼都用上了就是不给你钱，区政府打保票告诉你给，今天给明天给，最后几个工程拖下来公司欠一屁股债，愣给拖黄了（男，68岁，原公司副经理）”。 1997年公司无力承担全员的工资，开始将部分人“放大假”，1999年公司全部停摆，仅有几个人留守维持简单的运营。公司给员工每月发两三百元生活费，开始几年还能按时发，后来也无力保证。放大假持续十余年，三百多人已到退休年龄再也没被召回上班。那些年公司“为保证发生活费和应对基本的支出，陆陆续续把下边的材料库、分公司，连地皮都卖了，到后来实在没能力（发生活费）了；合同工早就解聘了，只好把事业编的档案交回房产局，房产局给员工交养老保险，交的是全市最低的，每个月给员工发200元左右生活费，养老保险还从这里扣，大多数员工开到手的只有150元左右”。（ZT，留守干部，53岁）
这十来年，放大假的员工有些多年与企业没有联系，有些人已经另谋职业，而只有这些陆续进入退休年龄的人们，一直在通过抗议上访等集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也取得过阶段性的结果，但是上访还在继续着。
三、集体行动过程的呈现
回溯这些下岗员工的集体行动，从规模上看是从大到小：早期参与者的数量远多于后期；从利益表达的层级上看则越来越高：早期集中在本地区，后期则趋向于上省里，上北京的高层上访；而从集体行动的运作上看，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
（一）朴素的“符号”：集体行动的激活
到1999年AX公司已经全员“放大假”，员工根据档案工资的不同，每月能领到两三百元的生活费。199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即人均月收入为487.83元[11]，这些钱还能维持最简单的生活，那时候工资都是现金发放，所以每到发生活费的日子，这些中高年的员工就会搭帮结伙地去“单位儿”，也借机会叙叙旧，寻找过去组织内部的温存；那时候大家还相信这是暂时的，总有一天公司会招回他们；但是没几年情况变得更糟了，连续几个月发不出钱，大家希望而来失望而归，怨气渐渐累积起来。
2002年4月18日是发钱的日子，大家都来了，已经两个月没发了，但是传来消息还是没钱发，大家的怨气开始发酵，那时候机关还有部分干部上班，食堂的中午饭一直都是月伙（每月交一定数额随便吃），到了中午，食堂的饭菜发出诱人的香味，不知谁的一句话：“你们有饭吃，我们就得饿着？”于是怨气迅速转化成一个共识，“有你们就该有俺们的”，传统的对单位的依赖和现实的生活境遇瞬间凝结成一个信念，大家一起涌进食堂，坐在饭桌前，集体行动瞬间被激活。“这帮人到那儿（食堂）一看，你们（留守干部）还三个菜五个菜，我让你们吃！大伙坐在食堂等着，大馒头帘一端出来，就连吃带拿，以后几天大伙一到中午就去，没几天就把食堂整黄了”。（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集体行动也拉开了序幕，后来人们隔三岔五，三五成群地通过蹭饭表达怨气，问题没有解决，食堂却关门了，从此再没有开张。
（二）路径依赖：集体行为的刷新
以后工人还是领不到补助，更领不到工资，每月18日人们还会聚集起来，领不到钱自然议论纷纷商量怎么办，如何进一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呢？作为一个已经达成的共识吃饭还是成为了最直接的方式，于是上房产局食堂吃饭成为集体行动的第二个阶段。
“你不给我开资，我总得吃饭，你公司管不了，我就得找房产局，当年是你们派我来的，现在你不管行吗？俺们没饭吃，上你那吃饭有错吗？”（ZLD，女，53岁，原公司计划员）人们的基本信念是：你不发钱就是不让我吃饭，那么我就上你们这里吃饭，这是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依赖的比较普遍的理解，那时候如果哪位职工受处分了，那么他就可能上责任领导家里去吃饭，这里的潜台词是我是单位的人，你不管我谁管我？公司员工采取了同样的路径依赖，他们希望通过对食堂秩序的搅乱，来引起主管部门对他们的关注，但是结果是房产局食堂也关门了，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但是通过这些抗议活动，群体的凝聚力开始形成。“也得找呀！不找没钱花呀！那阵我们总上局里找，后来食堂不开伙了，大伙就上外面吃，吃完回来继续找，你工资不给开补助还不发，让不让人活了”。（LDB，男，56岁，原公司工长）当时AX公司的经济状况已经没有能力支付近千名员工的生活费，而房产局作为事业单位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尽管每每抗议活动结束，一般能领到个把月生活费或工资，但是过后还是照样，如此循环往复，人们意识到找公司和房产局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于是抗议活动开始升级。
（三）上访升级：区政府门前的静坐示威
2005年AX公司退休员工集体上区里上访。那天二百来人聚集在区政府门口堵住了大门，他们没有明确的策划也没有成型的书面材料，只是试图通过造声势来引起上级的关注。
“咱们这帮老太太老头的二百来人在门口一堵，车进不去出不来，大伙坐在地上，后来门里面有个小伙开车往外出，没人让路，他下车一看全是女的也不敢动谁啊！就冲一个老头去了，那是看收发室的老Z，他把老头拽出来还推推搡搡的，老Z头发都白了，你小子还敢动手？几个女的不干了上去就给那小伙儿连挠带扯的，就打起来了，这一打热闹了，区政府把咱房产局局长什么的都给弄来了。”（WJX，女，60岁，工人）当时现场一片混乱，后来局长来了，承诺要立即解决，人们才开始散去，当月领到工资，次月领到生活费，都由区政府拨款；但是区政府也没能力长期支付，第四个月又是空手而归。
人们开始明白，房产局区政府是没能力解决了，但谁能解决呢？“现在社会都挺好，不能就把咱撇下，干一辈子临了连个老保也没有，没地方说理吗？”（WJX，女，60岁，工人）
（四）维生到维权：上访北京
人们开始意识到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是破产企业国家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如果是事业单位，国家也有明确的规章制度，但是他们的企业偏偏“四不像”。这样的企业在S市其他区也存在，不同的行政区由于经济状况的不同，采取的应对办法不同，国家没有统一的规章，在这种制度的夹缝中H区没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那么他们当下的生存何以为继？谁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他们开始了逐层高访。 去市里和省里上访与在区政府不同，区政府了解情况与公司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到市里和省里上访，就必须通过文字写清楚来龙去脉，明确自己的利益诉求，弄清楚自己受到哪些不公平的待遇，这样上访核心小组就产生了，这个核心小组总共有十来个人，他们组织文字材料、收集相关文件、征集活动经费等等。
最初是上市里和省里上访，“我们到市里，一个电话区里就来人领了，你到信访局，一个电话，‘我们正在转体改制，正在解决这些问题’就给你打发回去了，你咋整啊。”（FXC，男，58岁，核心小组成员）他们发现本地上访的结果无非是被敷衍，或者将上访的材料转交区政府，然后再转回房产局，转了一个圈回到原点。
这时候大多数下岗职工问题都在政府的干预下得到了解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都实现了并轨，可是AX公司员工的问题却不能蹭上各种政策的班车，他们还是隔三差五地连三两百元的生活费都领不到，焦急的工人们升级了上访程序，“咱知道咱的问题复杂，不属于事业，也不属于企业，但是也不能没人管，也不能改革就把咱漏下，市里管不了，省里管不了，中央还管不了？……人家说了，在这场运动中要有牺牲品，那咱就是牺牲品吗？……对啊，你就是牺牲品，区委XX就这么说的，我就不信了凭什么他们不牺牲就让我们牺牲？”（ZSH，女，58岁，工人，核心组成员）于是赴北京的上访开始了。
去北京上访花费大只能派几个代表，每次都是齐钱，大家自愿一般50元经济条件差的也有5块10块的。逐层上访的过程使他们不断梳理自己的要求，多年间他们也逐渐地由维护基本的生存权，讨要生活费和工资，上升到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基本权益的诉求，他们收集了大量的政府和企业的相关文件，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字材料，具有了越来越明确的利益表达。
（五）企业转制：集体行动缘何持续？
AX公司的状况以及数年的上访也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于是试图解决问题的政策努力开始了，2009年4月公司开始操作转制，转制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使公司“真正成为自主管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面向社会的独立法人企业”，“另一方面就是员工身份转制。将事业身份的员工转为企业，退休工人并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转企文件）员工、企业和政府都希望通过转制来彻底解决AX公司的困境，转制的文件也陆续下达：“本着对全体职工负责的原则，为在职职工谋出路，让退休职工老有所养。经局领导班子批准我公司实行分期分批全员转企，全公司将分批撤销原事业单位编制逐步转为企业”（转企文件）这原本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努力，但是实施过程并不顺利。
1.企业的语境
由于公司已连续6年处于停产状态，累计拖欠内外债4368.7万元，已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公司没有支付退休员工养老保险的能力，根据转企方案，退休职工的退休金要由公司承担40%、保险公司承担60%，公司这部分资金有限，仅能缴纳到2006年，因此“第一批转企职工有关日期的计算：1.从2006年年底起计算；2.确保退休职工退休金从2010年4月起由社保公司发放；3.对拖欠退休金部分社保公司负责给予补发。拖欠转企职工的各项费用偿还，拖欠社保公司的三险等，由局与区有关领导协调市有关部门办理缓缴、分期补交，资金由公司、局和区政府负责筹措”[12]。
似乎根据转企方案，退休员工可以解决养老保险的问题，只要员工同意转企就可以享受企业的养老保险标准，而且根据文件已经拖欠的养老金还能补发，然而一旦真的文件下达了人们又陷入了纠结，根据转企方案人们的企业养老保险与档案工资的养老保险相差差额达三分之一，大多数人相差千元左右（见表1），何以存在如此的差异呢？
2.工人的解读
这是因为执行2006年的企业工资标准，那么“为什么2006年以后的养老保险没交，公积金没交？每一次发生活费都扣养老金了，为什么用2006年的工资标准来解决2010年的问题，这简直一点道理也没有？……2006年到2010年就是白纸啦！国家长工资与我们没关啦？我们不光比事业单位的倒霉，还要比企业的也倒霉？凭什么呀！”（FJ，女，58岁，工人）于是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到那些年扣留的养老金上。
人们认为是企业和房产局侵吞了这部分，“医疗保险没给我们办，养老保险补办的，补交到2005年末，医疗保险2008年5月份才交的，在这期间呢，按照政府的相关规定都扣了，这几天我们初步算一下能有3000多万！……到现在我们交的养老保险2000多万没有去向，也没个说法，责任也没人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看咱维持不了生活它开始改制，省里市里头都有明文规定他不执行，他制定个文件从2006年算起，在这个转体改制期间，不召开职工大会，把你叫来你不参加转企啊工资也不给开，生活费也不给你了”（WQL男，62岁）
“简单说，养老金扣了没交，咱问这钱哪去了？FC局长竟说用在工程上了，给我们钱扣了没交，本身就是违法，你就该把这钱补上，起码来讲，你在行政上也好啊，法律上也好，你该有个说法，竟然说用在工程上了，哎呀我的天！用我们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盖楼，这楼盖完了赚的钱你们都揣走了？你用了也行，完了你想办法把咱们这个给堵上，可他们竟然说呢，‘就不给你交，就不解决’，咱老百姓上哪说理去！下回我准备上中南海，真的，我上中南海！”（ZLD，男，59岁，核心小组成员）
访谈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工人与企业和房产局观点的对立，（我们也曾试图到区房产局访谈，但是没有成功），孰是孰非已不是我们能够判别清楚的。
3.转企过程的博弈
从2009年转制开始，博弈就在进行，人们期待已久的转制使许多人的养老金比档案工资的养老金少千元余，大多数人不满意。由于转企的步骤是“征得职工个人同意，每个职工写自愿转企申请书；公司分批起草撤销单位事业编制申请书，并由同意转企职工签名，附上每个职工个人转企申请书，然后逐级上报到区机构编制委员会”。（转企文件同上）
房产局和公司开始动员退休员工签字（也附以威胁，如不签字将不再发生活费），开始人们对转企后退休金的差异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是不久许多人无奈地屈服了，在要么分文没有要么降低标准的选择下，越来越多的人签字了。“那些签字的也都是生活所迫啊！也都是没办法。我看见老Z，她说没办法，卖身契也得签，老头死了就自己，要不签一点生活来源都没有；还有那夫妻俩都在咱单位儿的，几百块（钱）生活费咋花啊？你要是不签，连这几百块也没有，谁受得了，没办法，不想签也得签，签了起码我还能拿一千多块呢。”（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很多家庭是夫妻两人在房产局恋爱结婚，一起到AX公司，如果没有养老金，没有补助则无法生活。而如果转企，毕竟还能享受一点养老待遇，无奈之下大批员工签字转企。但是也有人选择继续抗争，选择诉诸法律，另外二十多人选择继续上访，于是进京上访还在继续着。 四、相对剥夺感的强度：退休工人的纠结与困惑
AX公司员工的上访一路走来，访谈过程中我们感受得到他们心中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甚至谈话中不时表现出异常的激动和愤怒。辽宁是下岗失业高发区，这些年我们在研究中接触了相当多的各类下岗失业人员，然而具有如此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组成持续的集体行动的群体并不多见，于是我们一直在思考本案的特殊性在哪里？随着访谈的不断深入，我们似乎明白了缘由。
（一）经济社会地位下滑的相对剥夺状态
AX公司的工人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两部分（临时工是有项目时雇佣的农民工），正式职工有一千一百多人，也分为两种身份，就是事业身份和企业的合同制身份，现在除少数几个机关干部留守在空荡荡的机关大楼里，其余的千余人都具有相同的命运，而参与集体行动的只是其中的三百多退休员工。为什么上访的偏偏是他们？
从放大假开始，员工就被推向了体制外劳动力市场，几百名合同制的年轻员工，大部分已经自谋出路，许多人已经多年和企业没有联系，年轻就是资本，还具有从头再来的能力。但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4050人员在劳动力市场上已完全处于劣势。“我原来是六级车工，现在没有用了，人家都是数控机床，我眼睛也花了看不见了，别的啥也不会，就能干小区保洁，一辈子落得这个下场，欲哭无泪呀！”（老Z，男，65岁）即使能找到工作也只是那些力工、保洁、打更之类的技术含量低、工资低，又极不稳定的工作，每月仅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有两年啥活儿也找不着，那时你知道有多苦，每天我们家就花几块钱，没什么菜，每顿俩馒头，吃点咸菜，烟都买不起，原来以为咱是全民的，咱是领导阶级，谁成想能到这一步”（老F，男，64岁）而随着年龄增大找工作愈加困难，经常没有收入来源，大部分家庭在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都存在困难，“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原来是汽车配电，技术在市内也算有名，但是回家后啥技术也没用了，人也老了，看不见了，根本找不到工作，我有七八年没买过衣服，身上穿的都是原来的，平时也就吃饱饭，饿不死吧。……年龄在这，没经济能力了，你说你靠啥，就靠这个退休金，干点别的？年龄在那块了，咱不像年轻人，哪单位儿要你啊。”（WYJ，女，60岁，工人）
相当多的中高龄员工始终处于生活窘迫的状态，这种生活的困境成为他们相对剥夺感滋生的土壤，访谈中明显地感到他们的失落感，普遍的对过去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的怀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阶层间分化愈演愈烈，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整体地位的下沉，由此带来相对剥夺感也比较普遍。我们在其他的下岗失业工人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点，但是为什么只有在这个群体发生了集体行动呢？显然还有其他的影响因素。
（二）近距离的参照群体提升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
我们进一步发现，如果是破产企业全员下岗，人们的生活境遇可能取决于家庭网络，取决于个人的生存能力和机遇[13]，而本案中，AX公司退休员工的身份相对复杂，一方面他们和房产局的员工原来同属一个单位，直到转制之前还都是同样的事业编制，他们曾经在房产局工作十数年甚至数十年，和房产局的上下级都曾是同事朋友；而进入AX公司以后，他们的命运才发生了颠覆性改变，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十数年领不到工资，仅靠生活费维持；而他们眼前的老同事则是另一番天地，十多年稳定的收入，退休后较高的养老金，“小X是我介绍入党的，当年是我的女工委员，现在她退休都拿三千多，比我高一千多，当年组织让我挑重担，现在没人管了！”（WJ，女，57岁，原工会主席）“我当年是技术骨干被派到公司的，现在连饭都吃不上，留在局里的人当年技术不如我，现在人家吃香的喝辣的”（WQL男，62岁，工人）近距离参照群体的存在使他们比一般的下岗群体具有更强的相对剥夺感。
此外，虽然他们十数年基本上没有工资，但是作为事业编制员工的档案工资始终存在，而且根据国家的政策他们的“纸上工资”还在不断提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荒唐现象，一个十多年不能正常运营，又不能倒闭的公司，其员工档案工资的额度还在不断地增长，而这个额度也成为工人的一个期待和寄托，“档案工资都一样，凭什么给他们不给我们，转企咱没意见，但是你让咱们少拿那么多的退休金，局里比我晚上班五年的都比我多900多元，太不公平了”（WYJ，女，60岁，工人）。“都一起参加工作的，他们拿了十几年工资咱没拿着，咱也认了，咱也没上班，给点生活费咱认了，但是你转企不能就让咱吃亏呀！老了老了你让咱有这么大差距，太欺负人了！”（老F，男，64岁）
作为最终解决方案的企业转制，在其他企业，如果能够拿到养老保险就已经是欢天喜地了，在无和有之间的选择人们更容易满足；但是在AX公司，退休员工面对的不仅是有和无，也不仅是比自己的“档案工资”少千元余，他们面对的更是房产局的同事朋友，这种近距离的参照群体的存在，进一步推升了他们的相对剥夺感的强度。
（三）声索对象的存在维续着相对剥夺感的强度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下岗失业一直是老工业基地辽宁所面对的最为严峻的社会问题，2000年以后辽宁的登记失业率还数次位居全国之首，据统计2006年辽宁全部离岗职工为120.7万人，国有和集体单位离岗职工104万人，1998年辽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为3052个，到了2006年则下降到898个[14]，只是1998年国有企业数的29.4%，也就是说七成左右的国有企业发生了体制上的变动。一般说来这种变动有三种情况：一是破产和倒闭；二是发生了兼并重组、联合租赁、承包合资等，这二种情况下员工都将面临着与企业联系的中断，即使职工存在着利益诉求，也没有明确的利益表达对象；三是企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这样的企业一般为了适应市场竞争都存在着选择性下岗，造成工人群体发生分化（佟新，2002），弱化了工人的相对剥夺感，并呈现了无集体行动？而本案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尽管AX公司已经无力运营，这些年仅仅靠出卖名称给小包工队提管理费来维持，但由于属于事业单位没有破产倒闭的资格，还必须要奄奄一息，所以只剩躯壳的公司，经理还在任，公司大院还有看家护院的干部，这个存在本身不仅为员工提供着归属感，也提供者发泄怨气的对象；使人们的相对剥夺感不仅不能随时光的流逝而衰减，相反还不断被维续和强化。 此外作为母单位的房产局依旧存在着，公司表面上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但是它与房产局的隶属关系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历史的延续使房产局一直扮演着看护母鸡的角色，公司没能力发放生活费也由母单位吃力地支撑着，这种历史的关联使工人的利益诉求有明确的追讨对象，甚至利益诉求不能满足的同时也有明显的对立和敌视的对象，而随着转企过程，这部分退休员工的身份将发生变更而他们自己却没有变，这使退休员工的被抛弃感更强，不信任感更高，因而多重的折射聚焦了更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四）外源性归因与单位的历史责任加剧了相对剥夺感
AX公司的员工具有两部分，1986年以前的员工基本上属于事业单位身份，而1986年以后进入企业的员工主要为合同制，而涉及上访的都是前者，他们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参加工作的，在房产局有着较长的计划经济历史，房产局几乎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全部，AX公司成立时他们被组织安排调入AX公司，并且是作为优秀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员工被派去“挑重担”，这与市场化条件下个人自主的职业选择和职业流动不同。
“我1968年下乡，1972年回城，一直在房产局，要是局里不派我上AX公司，我就不能这么多年没有工资，也不能领这么少的退休金。”（WJ，女，57岁，干部）她是当年房产局派去的工会主席，这带来了她命运的转折；如果没有进入AX公司，他们也将在房产局持续地工作，将和现在房产局员工一样有稳定的退休金。因此他们必然要追索单位的历史责任，“我1974年下乡，1978年房产局接过来，一干这么多年，让咱上哪咱上哪，咱们都和国家一起勒裤腰带过苦日子，现在国家好了，倒把我们甩出来，这也不合理啊。”（WXJ，男，60岁）“咱不敢说咱咋优秀，咱敢说咱都是尽心尽力的，咱没毛病，没给国家增加过负担，那时候得个奖状，立个奖章也是挺荣耀个事，因为咱优秀，房产局让咱上企业，咱听党的话，咱来了，但没成想现在这个情况，要不能下这么大的（上访）决心吗？”（老F，男，64岁）他们自然要追究组织派遣的责任。而这种外源性的归因进一步加剧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集体行动的动力也源源不断地被强化。
五、结论与思考
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体或群体对于自身相对状况所持的态度。它是一种主观的心理感受，这种感受来自于对自身利益得失的判断和评价。人们评价社会现象是在一定的参照系中选定某一参照物进行对比形成各自态度的过程，相对剥夺感就是个体或群体在将自己的利益得失与他人或他群进行对比中产生的；亚当斯（S.Adamas）认为，员工的公平感不仅受到绝对报酬的影响，也受到相对报酬的影响。所谓相对报酬是指把自己所获报酬与他人比较后产生的体验，即，自己现在的收入/过去的收入=他人现在的收入/他人过去的收入[15]。
按照涂尔干的思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可能更根植于人们的社会心理变迁，“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特别是社会能提供的价值总量并没有变，但社会中某一阶层的价值能力相对于其他阶层来说下降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集体行为的欲望越强。
但是对于在何种情况下相对剥夺感会“越大”？而何种相对剥夺感会使集体行动的欲望越强，现有的研究成果很少有人提及。本研究注意到，尽管相对剥夺感是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相对剥夺感都能够引发集体行动，这里更重要的是要具体地考量相对剥夺感的强弱差异，一般地谈及相对剥夺感当然“可以被看成一个常量，”[16]但是不同群体，不同情况下的相对剥夺感确实存在着较大的程度上、层级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决定了其能否具有足够的引发集体行动的驱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化引起了一些社会阶层的相对剥夺感，过去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现在的愤青等都表现得比较明显，但是本案的研究让我们发现，相对剥夺感强度的差异，不仅简单地取决于“公平理论”的比较量及差异量的大小，同时取决于参照群体的有无和远近，取决于相对剥夺的归因。
首先，参照群体的距离越近，等量的相对剥夺的感受越强。不同群体，不同阶层间地位的变迁能带来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变化的幅度也能够影响相对剥夺感强弱，但是决定相对剥夺感强度的还有一个维度，这就是参照群体的距离；就是说参照群体距离越远，相对剥夺感的强度越弱，反之亦然，一般人们只会对与自己处在同一个领域或者曾经在同一个领域的人比较地位和报酬的变化，笔者在零工市场研究中也发现，农民户籍的零工生活在城市的底层和边缘，他们反倒较少具有相对剥夺感，因为他们的参照群体是依旧在农村务农的同乡；而下岗失业工人则具有更明显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参照的不仅是过去自己的地位和收入，也包括过去相近的其他社会群体。每个个体或群体，在社会网络中都占据不同的位置，围绕自己都会形成一个差序格局的网络体系，如果这个参照群体的距离足够近，甚至进入到同事、朋友的强关系领域，那么这种相对剥夺感的强度往往就表现得更加强烈，并更容易成为集体行动的导火索。本案中房产局员工的近距离参照群体的存在，这两个群体历史上的同源性，现实中群体间利益差异的整体性，使利益受损群体具有更深刻的相对剥夺的感受，并具有更明确的利益诉求，集体行为动机亦不断被强化。因此形成了本案的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驱动下的持续上访的集体行动。
其次，相对剥夺状态的归因是内源还是外源性的，如果是内源性的，比如对于下岗事件，由于存在被分化等因素，使个体将下岗的利益受损归因于能力和努力，因而产生内疚和羞愧，就会降低相对剥夺感的强度，弱化了集体行动的动力；而本案中相对剥夺状态形成的直接根源主要是外源性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组织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外源性的归因增加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尽管计划经济时代职业流动基本上都是作为组织的调动，但是能够形成同一时间地点，同一组织派遣的数百人的群体性流动，而且该组织十几年后依旧存在，这就使得该群体具有着明确的利益受损的归因目标，因而不仅升级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也为集体行动提供了明确的声索目标。 总之，相对剥夺感固然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内在动力，但是一般地谈及相对剥夺感与集体行动的关联尚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相对剥夺感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的，这种差异不仅仅局限于主观感受的层面，这种主观感受是受客观诸因素的制约和操控的，对于下岗失业群体而言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不仅受到归因的影响，而且还受到参照群体距离及利益诉求目标存在与否的制约，这些不仅形成了高强度的相对剥夺感，更为集体的行动提供了声索目标和追讨的对象，成为集体行动维续的动力。那么同样道理，下岗群体的无集体行动是否也可以考虑为近距离参照群体的消失，影响了相对剥夺感的强度，群体性下岗失业降低了个人的心理压力，同时由于国企改制使大多数企业作为声索对象的不存在，而形成工人的“投诉无门”，影响了集体行动的发生。当然这些还需要后续研究的验证。
此外，本研究也使我们进一步思考，计划经济时代单位组织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组织性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本身包含着单位对个体成员的统治、束缚与庇护，也包含着个体对单位的依赖和托付（Walder，Andrew G，1986）。AX公司退休员工的集体行动与其说是在追求个人的权益，不如说是在声索单位的历史责任；大多数国企由于破产倒闭转制而中断了这种历史联系，使人们的利益追讨“投诉无门”，而AX公司特殊的出身决定了它一直在体制夹缝中生息残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殊产物，也由于企业的存续，成为了集体行动产生和维续的必要条件，使员工的利益受损浮出水面，然而问题是如果单位消失了，历史责任就消失了吗？中国的下岗失业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在老工业基地辽宁，面对企业的“全军覆灭”或者是改弦易辙，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类中间阶层”的国企工人只有无奈地接受下岗失业和“投诉无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在GDP优先的原则下，牺牲了以下岗工人为代表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这种被牺牲群体之痛是持久的，即使无集体行动，但是政体连续的改革要构建社会公平能够忽视这种历史责任吗？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两种体制不论是并存还是此消彼长都容易出现“体制的断裂，即再分配体制解体了，但市场体制不是尚未形成，就是运行无效”[17]这就是体制洞。处于体制洞条件下的相关社会群体更容易形成利益受损或者利益增值（少数企业获得暴利）。AX公司集体行动长期持续而得不到解决的根源，也正是处于体制洞，员工们只有试图通过上访来引起关注，因而上访成为其利益表达的特殊途径，然而，尽管体制的不健全和体制洞的存在已经取得了社会的共识，但是信访的存在却颇为争议，本研究中上访成为利益受损群体的最后手段，他们曾经寄希望于上级机构，寄希望于当地政府，但是体制洞条件下身份的困境，没有能够解决的对应政策和制度，它们利益受损了十数年，于是他们才踏上高访之路。强势国家可以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以“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抑制矛盾，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取得短期效果，但结果是否只是推迟了矛盾的爆发，而不是消解[18]？本案中上访成为AX公司员工利益诉求的最后途径，上访可能使他们成为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也使他们免于绝望存以希望，那么信访是不是社会的安全阀呢？
当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的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关注那些已经成为改革代价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当我们的制度在不断完善的时候我们能否关注那些在体制夹缝中的群体的利益诉求？我想这是当今社会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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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小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