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企业,挑起时代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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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1日总第392期

  2019年,华为发布全球首款5G折叠屏手机HUAWEI MateX,叩响了5G的时代之门。那年,任正非75岁,走过了诸多至暗时刻:思科为遏制华为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对其采取封杀措施;美国绞杀中国高科技企业,致他的女儿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也是在2019年,华为的有效授权专利超过8.5万件,是全球持有专利最多的企业之一。任正非最终突围成功,这就有了《环球人物》于2019年3月推出的封面报道《任正非突围》。任正非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中国企业家?他领导的华为在新世纪、经济转型期有着怎样的表现?或许,我们要将任正非放在中国经济浪潮中来看。
  “中国一直在寻找平衡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汤铎铎告诉记者,“这有两重含义:既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政府也要一直处在引领的位置;毫不动摇地支持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要意识到民营企业对国家和市场的弹性、灵活性起到重要作用”。
  华为正是这样一个企业,自立自强、走向国际,给消费者和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回顾15年的中国企业史,我们将从任正非的故事说起。

“惶者才能生存”


  熟悉任正非的人都知道,他常在公司会议上讲毛泽东、邓小平、抗美援朝等,“华为”的名字也源于注册公司时墙上的标语——中华有为。2009年,65岁的任正非下决心研究5G技术。当时,5G对大多数人来说新鲜又陌生。“五千年文明讲‘童叟无欺’,共产党讲‘为人民服务’”,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才能更好地服务用户和国家。
  任正非1944年出生于贵州安顺市,全家9口人依靠父母的微薄收入度日。母亲为了鼓励他上大学,从家人口中“抠”出玉米饼给他吃。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基建工程兵部队。到了上世纪70年代,该兵种逐步撤销,他便回到南方从商。时代的苦难、军队的纪律在任正非心里留下一句话:惶者才能生存。
  自1987年创立华为以来,任正非就知道,要做实体经济,必须拥有自己的技术,摆脱外国技术的限制。1992年,华为资金紧张,任正非坚持贷款借钱研发交换机,“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只有从楼上跳下去”。之后,他做了个硬性规定:每年华为要拿出销售额的10%作为研发经费,并把规定写进了“华为基本法”。后来,曾有人做过统计,有一年华为的研究经费达到596亿元,超过了全国25个省市的研发投入。
  2012年,华为取代爱立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通信设备生产商,但“失败”仍是任正非经常提到的词。在一份内部讲话中,他直言:“10年来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没有什么荣誉感、自豪感……我们要一起想该怎样才能活下去,也许才能存活得久一些……失败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评价他是“一个‘向死而生’的企业家”。
  正是因为这种危机感,任正非和所有员工几乎是拼了命的工作。员工要乘飞机出差,只能在早上9点之前、晚上6点之后,否则要受到通报批评;在欧洲市场,为确保设备故障能够及时得到抢修,华为员工被要求24小时手机开机……
  在汤铎铎看来,以2012年为界,15年的中国企业成长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2006年至2012年,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企业表现亮眼,大多行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除了华为,还有董明珠打造出的最大空调企业格力、曹德旺创造的福耀玻璃奇迹等。这些都成了《环球人物》的封面文章《非常董明珠》《曹德旺的真心话》。在这个时期集大成的企业家多生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经历过苦难、饿过肚子,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摆脱贫穷、重建富强的全过程,用悲情主义与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着实业强国的决心。
  而2012年之后则是第二个阶段,出现了许多新业态。相较于任正非式的实体企业家,第二阶段出现的新兴企业家则呈现出另一种朝气。

“80后”“90后”,自由而勇于冒险


  2012年3月29日凌晨,马化腾在腾讯微博写下6个字:“终于,突破一亿!”这是指QQ。这款产品用了近10年把在线用户数做到了一亿的规模。此时,“70后”马化腾可能想不到,在接下来几年,一批又一批“80后”“90后”企业家纷纷投身互联网行业,这个领域不再只是“B A T三足鼎立”。
  当年11月15日,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明确了经济发展新方向。
  汤铎铎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十八大之后,党在2013年提出‘三期叠加’(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集中出现)以解释中国当时的经济位置;2014年提出新常态;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左图:1974年,任正非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基建工程兵。他始终保持勤奋学习的习惯,认真钻研技术,是部队的技术骨干。右图:2019年2月24日,华为在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发布全球首款5G折叠屏手机HUAWEIMate X。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正在介绍这款手机。

  在十八大后,《环球人物》推出封面报道《库恩谈中共新领导人五大任务》。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是美国国际投资银行家、企业战略家,也是著名的“中国通”,研究中国经济几十年。在专访中,他向记者直言:“那种依赖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制造业以及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迫切地需要建立新经济模式。”   汤铎铎曾于2013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回国第一天,他发现“怎么出现了这么多新东西”,身边的人随手拿起手机叫车;他的同学在英国当商务参赞,有两年没回国,一回来就发现“新玩法”——付钱时只需掏出手机扫一扫。他告诉记者,以前传统行业占据主导,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外贸出口订单占了大头。2012年之后,新兴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王兴的外卖平台美团、黄峥的购物平台拼多多、汪滔的无人机独角兽大疆。此外,还有张一鸣打造的字节跳动,其旗下抖音、今日头条等产品在2019年全球月活跃用户达到惊人的15亿。
  “80后”张一鸣读高中时学的是理科,但觉得化学实验、重复摆弄坩埚试管无趣乏闷。他想要新潮的变化感,大学便从微电子专业转到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创业,进行软件开发。2012年,他创办字节跳动,筹备今日头条——一款完全基于大数据进行信息分流的应用,人们使用时会收到符合兴趣的推荐,极大节省了搜索时间。之后,他又开发了短视频平台“抖音DAU”,成为当下年轻人青睐的手机应用。很快,该应用还走出了国门。截至2020年8月,“海外版抖音”TikTok的全球月活量接近7亿。
  也是在2012年,支付宝前高管程维推出滴滴打车。很多人记得那年11月北京的第一场大雪:雪太大了,上班打不到车,于是将信将疑地打开这个软件。这天,滴滴打车首次单日订单量超过1000,此后迅速占据人们的日常生活。
  不同于传统企业家的坚忍与纪律,新一代企业家更崇尚透明高效与集体决策。以字节跳动为例,群聊是团队交流最常用的方式,任何人可以随意拉人建群——包括管理层,以沟通项目;员工能查到任何同事最近的工作重点;用户对产品的批评随时在食堂屏幕滚动;重大决策公示24小时,便于员工提出意见。
  一种新式“平等”也在互联网公司悄然出现。《环球人物》曾于2019年刊出对哔哩哔哩董事长陈睿的专访《保持“愚蠢”才能不断进步》。当时哔哩哔哩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弹幕视频网站,以二次元起家,颇受年轻人喜爱,大多数员工也是年轻人,公司实行扁平化管理,团队气氛十分活跃。记者清晰地记得,当时看到他们胸前挂着带有专属别名的工牌,员工可直呼领导别名。事实上,在许多互联网企业,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老师”“×总”“×哥”“×姐”等在传统企业常见的称呼都改为直呼本名或别名。
自2012年始,越来越多互联网企业逐步占据人们的生活。上图分别为拼多多、美团外卖、汪韬的无人机独角兽大疆、“海外版抖音”TikTok。

  在那几年,《环球人物》还关注到金融领域的转变,曾于2016年刊出封面报道《冯仑,老炮儿遇上小时代》《纠结王石》,两位房地产企业家对股市金融领域发表了独到见解。十八大后,另一个重大经济现象是金融业的变化。2016年、2017年出现稳杠杆、金融去杠杆,对房地产、金融这两个急剧扩张的行业进行监管,以保证其稳步发展。

“逆水行舟”与四个自信


  谈及15年的经济,有几个年份是绕不过去的。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那年10月,我们刊出封面报道《金融风暴来龙去脉》,详细复盘了这场危机:美国等自由市场对“裸卖空”缺少规范,股市剧烈震荡,加深了金融投资者的恐慌情绪,又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导致如雷曼兄弟这样的大投行倒闭,引发金融大震荡。
  汤铎铎回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人们发现以前那套宏观经济理论忽然不管用了,以前只关注就业、CPI、实体经济,认为如果把实体搞好了,金融自然就好了,股市、房价怎么涨,专家们不太关心。”
2020年5月10日,央视主播朱广权(左)与超级带货主播李佳琦在直播间带货。这一“小朱配琦”组合成了网络热词。

  在对金融风暴的复盘和总结后,中国挺过了这场百年不遇的“风暴”。记者检索国家统计局于2009年初步核算的数据,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约9.0%。同时,中国对金融领域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将其纳入宏观经济体系中,还分门别类地制作出相关的金融统计模型。
  如果说金融危机挑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理念,2020年的疫情可能冲击了整个经济体的治理体系。
  汤铎铎说:“(2020年)年初的疫情暴发时,大家都很悲观,之后疫情在全球扩散,最后成了一种比赛、考试。我们(中国)已经考完一轮了,其他经济体的决策者和治理者也面临同样的考试——在疫情时期如何保持经济发展或者至少不倒退。”
  在各行业中,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或许是服务业。据统计,市场需求下降导致订单减少,再加上交通运输不畅、物流难保障、复工复产困难等,疫情期间住宿和餐饮业受冲击面高达60%。
  有些企业却能“逆水行舟”。《环球人物》对疫情中的企业坚守推出封面报道《中国企业危中寻机》,记者兵分多路,采访了多位奋战在经营一线的企业负责人:董明珠带领格力空调团队,协助安装部署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许多员工徒步几公里,将物资送到一线;海底捞等餐饮企业在多个平台售卖半成品菜;线上办公成主要办公方式;大型连锁超市通过新技术锁定周边社区,提供线上订购、线下集中配送服务……
  其中,直播带货尤为亮眼。在2020年6月刊出的封面报道《直播间里的中国》,就当时的热点“小朱配琦”进行采写:一边是超级带货主播李佳琦,另一边是“国家级段子手”朱广权,他们携手就“为武汉拼单”这个主题进行直播。当时这场直播的累计观看次数达1.22亿,卖出4014万元武汉特产。截至报道刊出之时,直播带货的用户规模超5亿,市场规模近9000亿元,更衍生了新工种“直播销售员”。
  根据《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3%,中国也是当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从长远的经济发展来看,有人认为2021年是“X年”,因为“X”这个字母有个含义:未知。汤铎铎颇有感慨:“2008年后出来一个词‘后危机时期’,疫情发生后出来‘后疫情时期’。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目前难以定论,但它考验着全球经济体的治理能力,考試成绩出来后,将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面对未知之年,汤铎铎发现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不一样了。“以前常提三个自信,后来是四个自信。随着2020年经济快速复苏,中国人更自信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70后’‘80后’‘90后’‘00后’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就是说以前我们可能是仰视,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初次接触全球化时,是在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经验,现在能和他们处在对等的位置了。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家也更加自信了。”
  下一个15年,或许是重塑经济模式的时代。

《环球人物》以企业家为主题的部分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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