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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的记忆里，没有初中。自1971年进入小学后，连续读了七年半，之后突然在一个“正经的秋天”升入高中。
吕新的少年时期，只零零碎碎看过一些红小兵画册，大多是抓特务，抓地主，以及控诉旧社会一类。而一些“正经”的书，只有少数大人才有。他也曾有机会偷看过，但没有足够从容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比如《三侠五义》《水浒传》这些作品，就是在忐忑和惊慌中看完的。
1986年，山西省作协举办了为期半年的“赵树理作家班”，23岁的吕新成为其中一员。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写作者，掀开了人生中较为关键的一页。也就是这一年，他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在《山西文学》刊发。
两年后的1988年，吕新又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瓦楞上的青草》。1989年，更是一口气发表了18个短篇及两个中篇。
吕新的名字，迅速进入全国读者视野。自1992年尤其是1993年以后，他的作品几乎都成为中篇小说，并开始了长篇小说写作。
正当读者对吕新越来越期待的时候，他却在2007年之后来了个急刹车，发表的作品大幅度减少，最多时一年只有一个中篇。面对读者的疑问，他说“某些时候，写作如同搬家，一辆独轮车，或许一个绒毛玩具就装满了。”而吕新，好似一个一生都在毁坏又在不断建造的人。他需要那种辽阔，坚固，载重能力强，同时又适宜于长途跋涉的载体。他坦言，中年以后少了年轻时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热情减少，考虑的问题更多了一些，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热衷于发表。“如果不能很好地交代自己，不能够说服自己，是不会动笔的。也许还会问自己一声，这个东西写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甚至意思？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得不到答案，就不会开始。”
熟悉吕新的读者都说，从《那是个幽幽的湖》一路走来，吕新的作品本质上都没有变。也有评论家说过，“吕新的小说似乎只是一种稍微的调整，其‘本质’一以贯之且依旧坚硬如故。”这一说法，吕新本人并不太赞同。他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就如一个人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从心态到情感再到眼光和行为，再到观点，观念，立场，审美，所有这些都在改变甚至重新确立，笔下文字怎么可能没有改变？只是外人看见的还是那个人，还是那副模样，还穿着那样的衣服，这就必然会造成无限的隔膜和陌生。
年轻的时候，吕新的创作构思比较快。但写到一定程度后，他有意慢下来，甚至常常在写作很顺利的时候专门停下来，去做别的事。他就是希望思路冷却一段后再重新开始。
“就像铁匠打铁，总得有个淬火的时候，不能一直那么通红炽烈地干下去，打出来的东西也不能用。”他这样解释。
在读者眼里，吕新绕不过“先锋作家”这个称号，更有人说他是“当下中国最后一位先锋小说家”。比如他2017年获奖的长篇小说《下弦月》，评价依旧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先锋技巧，再现了中国北方农村的广阔图景。”关于这个说法，吕新依然是那句老话，“一千个人眼里可能会有一千个你。”他觉得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光看别人。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别人如何说自己好，都不能表示同意甚或鼓掌欢呼的，反之也不能因别人说不好而不同意。”
2014年，吕新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得“鲁迅文学奖”，这篇作品后记中，他这样写：似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纪念的性质和意义。他说，这个纪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吕新眼里，一生中可纪念的太多，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几代人，一个地方，一座房子，一条河，一片曾经开满野花的原野，一段路程、岁月，以及一些让人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往事。
吕新说过，写作的目的就是“抵御黑暗，征伐丑恶，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他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身在何方，得意抑或失意，可能总有一扇门是朝自己开着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吕新和大多数作家一样，书写也是从故乡开始的。他的理解，故乡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发也可以随时返回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起飞，也可以不在那里起飞;可以降落在那里，也可以降落在他处。
吕新作品中的背景，大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说，回到六七十年代，有一种明显回到故乡的感觉。回到地理意义上的那个故乡，看见一处院子，会记起多年以前谁曾在这里发出过笑声，谁曾在这里撒手人寰。看见整个从前的故乡，一切都如同一幅微缩过的景观。“某一天傍晚，我在那些狭窄倾斜的街上行走，脚下虚虚实实，仿佛踩着一些昔日的灵魂。恍惚中听见有的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在下面说：‘你踩住我的手了！’”
吕新自己觉得，能体现他创作改变的作品是《白杨木的春天》与《灰蓝街》，它们表面看是作品，背后却反映着一个人在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越来越会思考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大多数时候，他不相信历史是可以触及的，也不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在他眼里，不必有多远，即便是昨天乃至今天刚刚发生的事，也不一定能触及到，不一定能弄明白其中的因果、脉络、走向，包括某种突如其来的急刹车以及背离初衷的转折。
“我事实上并不想与什么过不去，更愿意宁静一些，可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出现了距离，等到再发现的时候，已经站到了一些东西的对面。”吕新这样说。
文字中，吕新是一个极其冷静的人，即便是诸如《白杨木的春天》《灰蓝街》中描写惊心动魄甚至是血腥无比的故事，也一样让读者觉得不动声色。他说，书写的时候，心情就是他们中间某一个人的心情，或者他们各自的心情。只要客观地描绘，真实地叙述，不虚假，不做作，不考虑是否有人看，更不管是否有人喜欢，不去管它会怎么样，可能就会杜绝作品之外的杂音。同时可能也会把许多噱头，把装腔作势和张牙舞爪拒之门外。他不认为，怀着一种大佬的心情，可以讲述好一个穷人的故事。
写作的时候，吕新有时会沉浸在小说中的人物里。他记得，当年写《发现》，后来写《草青》和《阮郎归》等作品的时候有过那样的情形，“走在现实的街上，感觉却是走在1950年或1962年的某一条街上，满街金黄，幻觉般地看到小说里的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袱，正在敲临街的一个门，木板褐黄，上面却溅有猪血和雨水的痕迹。看见一个人扎着围裙，坐在一个小饭店的门口抽烟，心里想，还抽呢，一会儿就要出事呀。感觉血已从里面顺着门缝流出。”
在读者眼里，吕新的作品似乎总是远离現实世界。但他说，没有现实世界现实生活对一个人的强烈辐射，不可能有笔下的作品。他只是不喜欢描写公司，官场，股票，白领，投资，新闻，办公室;也不喜欢写谁给谁打了一个电话，谁请谁吃了一顿饭，谁和谁然后上了床，谁谁去旅行……等等类似的内容。大多数人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而他却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
吕新眼里，这些不过是一些时间的泡沫而已，一觉醒来，满地垃圾。
选自《映像》
吕新的少年时期，只零零碎碎看过一些红小兵画册，大多是抓特务，抓地主，以及控诉旧社会一类。而一些“正经”的书，只有少数大人才有。他也曾有机会偷看过，但没有足够从容的时间和机会去看，比如《三侠五义》《水浒传》这些作品，就是在忐忑和惊慌中看完的。
1986年，山西省作协举办了为期半年的“赵树理作家班”，23岁的吕新成为其中一员。在这里，他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写作者，掀开了人生中较为关键的一页。也就是这一年，他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那是个幽幽的湖》在《山西文学》刊发。
两年后的1988年，吕新又在《上海文学》发表了短篇小说《瓦楞上的青草》。1989年，更是一口气发表了18个短篇及两个中篇。
吕新的名字，迅速进入全国读者视野。自1992年尤其是1993年以后，他的作品几乎都成为中篇小说，并开始了长篇小说写作。
正当读者对吕新越来越期待的时候，他却在2007年之后来了个急刹车，发表的作品大幅度减少，最多时一年只有一个中篇。面对读者的疑问，他说“某些时候，写作如同搬家，一辆独轮车，或许一个绒毛玩具就装满了。”而吕新，好似一个一生都在毁坏又在不断建造的人。他需要那种辽阔，坚固，载重能力强，同时又适宜于长途跋涉的载体。他坦言，中年以后少了年轻时那种不管不顾的劲头，热情减少，考虑的问题更多了一些，也不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热衷于发表。“如果不能很好地交代自己，不能够说服自己，是不会动笔的。也许还会问自己一声，这个东西写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甚至意思？如果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或者得不到答案，就不会开始。”
熟悉吕新的读者都说，从《那是个幽幽的湖》一路走来，吕新的作品本质上都没有变。也有评论家说过，“吕新的小说似乎只是一种稍微的调整，其‘本质’一以贯之且依旧坚硬如故。”这一说法，吕新本人并不太赞同。他觉得，一切都是自然的，就如一个人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从心态到情感再到眼光和行为，再到观点，观念，立场，审美，所有这些都在改变甚至重新确立，笔下文字怎么可能没有改变？只是外人看见的还是那个人，还是那副模样，还穿着那样的衣服，这就必然会造成无限的隔膜和陌生。
年轻的时候，吕新的创作构思比较快。但写到一定程度后，他有意慢下来，甚至常常在写作很顺利的时候专门停下来，去做别的事。他就是希望思路冷却一段后再重新开始。
“就像铁匠打铁，总得有个淬火的时候，不能一直那么通红炽烈地干下去，打出来的东西也不能用。”他这样解释。
在读者眼里，吕新绕不过“先锋作家”这个称号，更有人说他是“当下中国最后一位先锋小说家”。比如他2017年获奖的长篇小说《下弦月》，评价依旧是“创造性地运用了先锋技巧，再现了中国北方农村的广阔图景。”关于这个说法，吕新依然是那句老话，“一千个人眼里可能会有一千个你。”他觉得这是因为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光看别人。于他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别人如何说自己好，都不能表示同意甚或鼓掌欢呼的，反之也不能因别人说不好而不同意。”
2014年，吕新的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得“鲁迅文学奖”，这篇作品后记中，他这样写：似乎所有的作品都具有纪念的性质和意义。他说，这个纪念，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吕新眼里，一生中可纪念的太多，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几代人，一个地方，一座房子，一条河，一片曾经开满野花的原野，一段路程、岁月，以及一些让人刻骨铭心永远无法忘怀的往事。
吕新说过，写作的目的就是“抵御黑暗，征伐丑恶，带着人生的伤痛荣辱，一次次回到故乡”。他觉得，无论什么时候，也无论身在何方，得意抑或失意，可能总有一扇门是朝自己开着的，这就是所谓的故乡。吕新和大多数作家一样，书写也是从故乡开始的。他的理解，故乡是一个可以随时出发也可以随时返回的地方。可以在那里起飞，也可以不在那里起飞;可以降落在那里，也可以降落在他处。
吕新作品中的背景，大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说，回到六七十年代，有一种明显回到故乡的感觉。回到地理意义上的那个故乡，看见一处院子，会记起多年以前谁曾在这里发出过笑声，谁曾在这里撒手人寰。看见整个从前的故乡，一切都如同一幅微缩过的景观。“某一天傍晚，我在那些狭窄倾斜的街上行走，脚下虚虚实实，仿佛踩着一些昔日的灵魂。恍惚中听见有的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在下面说：‘你踩住我的手了！’”
吕新自己觉得，能体现他创作改变的作品是《白杨木的春天》与《灰蓝街》，它们表面看是作品，背后却反映着一个人在深思熟虑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他越来越会思考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大多数时候，他不相信历史是可以触及的，也不是属于物质层面的。在他眼里，不必有多远，即便是昨天乃至今天刚刚发生的事，也不一定能触及到，不一定能弄明白其中的因果、脉络、走向，包括某种突如其来的急刹车以及背离初衷的转折。
“我事实上并不想与什么过不去，更愿意宁静一些，可很多时候，一不小心就出现了距离，等到再发现的时候，已经站到了一些东西的对面。”吕新这样说。
文字中，吕新是一个极其冷静的人，即便是诸如《白杨木的春天》《灰蓝街》中描写惊心动魄甚至是血腥无比的故事，也一样让读者觉得不动声色。他说，书写的时候，心情就是他们中间某一个人的心情，或者他们各自的心情。只要客观地描绘，真实地叙述，不虚假，不做作，不考虑是否有人看，更不管是否有人喜欢，不去管它会怎么样，可能就会杜绝作品之外的杂音。同时可能也会把许多噱头，把装腔作势和张牙舞爪拒之门外。他不认为，怀着一种大佬的心情，可以讲述好一个穷人的故事。
写作的时候，吕新有时会沉浸在小说中的人物里。他记得，当年写《发现》，后来写《草青》和《阮郎归》等作品的时候有过那样的情形，“走在现实的街上，感觉却是走在1950年或1962年的某一条街上，满街金黄，幻觉般地看到小说里的一个人背着一个包袱，正在敲临街的一个门，木板褐黄，上面却溅有猪血和雨水的痕迹。看见一个人扎着围裙，坐在一个小饭店的门口抽烟，心里想，还抽呢，一会儿就要出事呀。感觉血已从里面顺着门缝流出。”
在读者眼里，吕新的作品似乎总是远离現实世界。但他说，没有现实世界现实生活对一个人的强烈辐射，不可能有笔下的作品。他只是不喜欢描写公司，官场，股票，白领，投资，新闻，办公室;也不喜欢写谁给谁打了一个电话，谁请谁吃了一顿饭，谁和谁然后上了床，谁谁去旅行……等等类似的内容。大多数人以为，这就是所谓的现实世界、现实生活，而他却对这些完全没有兴趣。
吕新眼里，这些不过是一些时间的泡沫而已，一觉醒来，满地垃圾。
选自《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