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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知道，虽然我出生在北京、长大在北京，但我不能和北京的小朋友一样。我记着妈妈说的话，我要比他们更努力，因为我的户口在老家。妈妈，我错了，下次测验会认真的，您不要生气。”
听着儿子边哭边说，童童妈妈的眼泪也掉了下来。“这样的思维灌输会不会让孩子更受伤？”童童妈妈反复问自己，但想到儿子的未来，她不得不狠下心来。
在上海、广州，还有许多像童童一样的孩子。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却因为没有当地户口而成为借读生。为避免浪费加分名额，他们不得不在各种社团和比赛中被“让贤”，并且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然而，当他们回到户籍所在地，又可能因为没有学籍而继续戴着借读生的帽子，最终沦为“社会考生”。
一次注定的落榜
8月，沈辰的新学期开始了，这是她的第二个高三，也是近五年来她第三次回到老家山东。对于这个18岁女孩来说，12年的北京生活淡薄了她对家乡的印象。如果不是因为高考，“籍贯山东”只不过是各式表格中熟悉却陌生的字眼。
1999年，陶洁和爱人带着七岁的沈辰来到北京。因为毕业于农业大学的相关专业，陶洁和爱人顺利地被北京通县饲料厂聘用，女儿沈辰也被安排进离家开车5分钟的中心小学。
虽然是借读生，每年要交900多元的赞助费，但对于这个月收入数千元的家庭来说这点钱不算什么。2003年，陶洁申领了被外地来京人员称作“绿卡”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有了这张“绿卡”，外地户籍学生在京便可以就近入学，与当地孩子没有区别升学，直到高中都是一路绿灯。
高考对于外地户籍的孩子一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但从申领到“绿卡”那天起，陶洁就相信，国家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十年转瞬即逝，沈辰升入高三这年，陶洁没等来国家的新政，却等到了班主任打来的电话。外地户籍的孩子依然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陶洁只得把女儿送回山东。
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沈辰在“家乡”开始了住校的生活。偌大的教室、几乎是北京高中班容量两倍的学生让沈辰有点不知所措；题海战术打乱了原有的学习习惯，每天在教室的时间要多三个小时。可第一次理综测试，沈辰连试卷都没有答完。经过几次考试，在北京从未跌出年级前十的沈辰不出意料地在新学校垫了底。
每周六晚上，沈辰都会和陶洁通电话：“妈妈，我怎么和他们差距那么大呢？这么多东西要学，我怎么努力都感觉时间不够。”“妈妈，这次考试不理想，我不敢看别人的成绩。”“妈妈，这边同学说话我都听不懂。”
高考那几天，一直在北京忙碌的陶洁和爱人都来到山东，陪伴沈辰参加高考。但考试结束，沈辰的感觉就告诉她，他们所期望的奇迹没有发生。可以网上查分的第一时间，陶洁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网页，看到成绩的那一刻，她的心凉了。在山东参加理科高考的沈辰考了474分，只能填报第三批本科志愿。
“沈辰北京的高中同学，比她成绩差的今年也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陶洁和女儿商量，决定复读。7月初，沈辰被送到山东曲阜的一所复读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学习，安顿好女儿，陶洁开车回京。刚把车停到楼下，女儿的电话就追了过来，电话那端是女儿的哭声：“妈妈，我不在这了，我想回家！”
两周过后，陶洁把沈辰接回了北京。“我很矛盾，想让孩子在逆境中磨练磨练，但又怕近乎极端的负重让她对复读产生恐惧而一蹶不振。毕竟高考失利是政策原因，不是孩子的错，这样的锻炼无异于一种惩罚。”
9月，新学期开始了，为让女儿安心复读，沈辰的父亲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到山东陪读。 陶洁说：“我了解孩子，她有压力从来不说，总说自己很好。可我是她妈妈，知道她一点也不好。”去山东上学的半年时间里，沈辰胖了30多斤，脸上也起了很多青春痘。“这孩子，难受了就暴饮暴食，看她的状态就知道她一个人在那边有多难。”提到高考的变故给女儿造成的影响，陶洁的言语当中透着心疼。
明年高考，沈辰的目标是600分。“在山东，要想考上一个不太差的一本至少要考到这个分数。我相信沈辰，她学习能力很强。虽然经历了这样的变故，但孩子是无辜的，希望通过加倍地付出，能化解政策缺陷带给她的遗憾。”
一个家庭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站在高考十字路口上的不只是孩子一个人，其背后往往是一个个家庭。“我做了一次人生赌博，赌注是我们夫妻的事业和孩子的未来。”麦兜妈萧红这样形容自己的取舍。
18岁，萧红如愿从山西老家考入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结婚、生子，成了半个北京人。
说是半个北京人，因为自18岁离开山西后，萧红便很少回老家。不太会说山西话，更不熟悉日新月异的太原城，对北京反而有更深的归属感。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子里，萧红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麦兜妈：“像所有母亲一样，我想让自己的孩子聪明、漂亮、事业有成。”可就像后来麦兜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既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漂亮一样，萧红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和别人不一样，他的成功可能会更难，这一切都源于高考户籍制度。“现在我只要求我的孩子健康、快乐，但这样简单的愿望似乎也很难实现了。”
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萧红就意识到孩子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要参加户籍所在地山西的高考需要有当地高中的学籍，如果不在老家读高中，孩子就会沦为“黑户考生”，在北京、山西两地都没有报考的资格。
然而，身边的前车之鉴却让萧红打消了送孩子回家的念头。“初中毕业就把孩子送回老家，他们就成了留守儿童，不但学习成绩难以保证，就连成长都会出大问题。”萧红朋友家的两个男孩回到老家，因为缺少父母的管教，哥哥打架打进了少管所；弟弟沉迷网吧、面临辍学。还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因为要被送回家而又哭又闹，认为父母想要抛弃她。
“我要让儿子在我们身边，和父母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萧红不放心让孩子一个人留在山西：“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小男孩，正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都在发展的关键阶段，不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是不负责的。”
让孩子留在北京、留在父母身边，问题也随之而来。交赞助费，高中便可以借读，但北京市高考的大门还是关闭的。2014年，孩子将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山西省的高考。这意味着孩子无法参与100多所大学的提前招生，无法填报军、警等只有应届毕业生才能填报的专业，录取也受到影响。儿子常常问：“妈妈，我为什么和别的孩子不同？”而这是让萧红最难回答的问题。
留在北京读高中，萧红夫妇付出的代价是等儿子高三那年举家搬迁。到山西去，一起回那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必须放弃苦心经营的事业，虽然以我们的年龄重新开始很难，但我们不愿与孩子分开，也不想因为两地分居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们必须放弃事业。”
萧红也想过送孩子出国读书，“筹钱是一方面，我主要不想让孩子觉得中国抛弃了他。”
柏拉图式志愿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有2亿2千万的城市新移民，这其中就有陶洁、萧红。他们中有些是毕业后留在北京发展的大学生，有些是来京工作的寻梦者。他们像许多北京人一样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子、纳税、买房，但他们的孩子只能是借读生，无法参加北京市高考。
这样的孩子就是陶洁的沈辰，也是萧红的“麦兜”。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有超过43万随迁子女。他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却不能在这里参加高考。即使自己联系学校、交赞助费，他们也只是借读生。
2010年2月，北京部分家长率先发起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力求推动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萧红、陶洁正是在网上搜索随迁子女如何高考时找到了许多境遇相同的人。而这一自发组织也吸引了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家长。
“居住地城市接纳了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却把我们的孩子拒之门外，这不公平。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教育机会，是当地政府的义务。”
从去年2月起，家长志愿者建立了网站、开通了微博，通过线上、线下的活动征集支持签名，每个月带着签名去教育部及当地教委递交呼吁书；联合法律专家、教育学者撰写《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请北京市人大代表朱俐莉于今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代表寄送《以居住地和学籍确定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建议方案》。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2010年5月，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率先破冰，外地孩子可以享受同城待遇，免试就近入学，梦琳上海户籍的孩子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公民联合行动的队伍就壮大到15个qq群、2000多名家长志愿者，征集支持签名超过3万个。让梦琳感动的是，这3万个签名不仅来自和她境遇相同的随迁子女家长，更有许多北京本地人和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法律界、教育界及媒体人士。
“我还在继续坚持着，因为推动教育公平已经成为一项公益事业。虽然对我的孩子没有直接的帮助，但还有很多随迁子女面临着我女儿遭遇的尴尬。”陶洁这样看待她的 “事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表态，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参加高考的方案。国家教改办副主任袁振国也表示，随迁子女有权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然而，除湖北省境内城市放开随迁子女高考的户籍制度外，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没有做出表态，并且在北京教育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时，删除了原意见稿中“制定来京务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教育办法”的相关文字。
在街头征集签名、去教育部递交建议的时候，陶洁、萧红、梦琳都曾遭遇过白眼、甚至指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对北京户籍孩子不公平，会导致更多高考移民，也会掠夺北京本已紧缺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资源。
萧红不能理解：“北京不只是北京人的啊，北京享受着南水北调的成果，山西的煤电也支援着首都。北京的建设者来自全国各地，这里的资源也是全国人民的资源。”
通过调研，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认为，北京拥有大约2200万人工作、纳税，却只负担大约1200万人口的中学教育；北京每年都在削减高中和班级规模，闲置了教育资源。北京应提高义务教育投入，逐步取消对随迁子女教育的限制。
参与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中，一位取名“柏拉图”的父亲很特别，他的孩子才一岁。“对我的孩子来说，高考还很远。但作为父亲，我希望通过我的推动，让孩子获得在北京高考的权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听着儿子边哭边说，童童妈妈的眼泪也掉了下来。“这样的思维灌输会不会让孩子更受伤？”童童妈妈反复问自己，但想到儿子的未来，她不得不狠下心来。
在上海、广州，还有许多像童童一样的孩子。他们在那里出生、长大，却因为没有当地户口而成为借读生。为避免浪费加分名额，他们不得不在各种社团和比赛中被“让贤”，并且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然而，当他们回到户籍所在地，又可能因为没有学籍而继续戴着借读生的帽子，最终沦为“社会考生”。
一次注定的落榜
8月，沈辰的新学期开始了，这是她的第二个高三，也是近五年来她第三次回到老家山东。对于这个18岁女孩来说，12年的北京生活淡薄了她对家乡的印象。如果不是因为高考，“籍贯山东”只不过是各式表格中熟悉却陌生的字眼。
1999年，陶洁和爱人带着七岁的沈辰来到北京。因为毕业于农业大学的相关专业，陶洁和爱人顺利地被北京通县饲料厂聘用，女儿沈辰也被安排进离家开车5分钟的中心小学。
虽然是借读生，每年要交900多元的赞助费，但对于这个月收入数千元的家庭来说这点钱不算什么。2003年，陶洁申领了被外地来京人员称作“绿卡”的《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有了这张“绿卡”，外地户籍学生在京便可以就近入学，与当地孩子没有区别升学，直到高中都是一路绿灯。
高考对于外地户籍的孩子一直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但从申领到“绿卡”那天起，陶洁就相信，国家会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十年转瞬即逝，沈辰升入高三这年，陶洁没等来国家的新政，却等到了班主任打来的电话。外地户籍的孩子依然不能参加北京市的高考，陶洁只得把女儿送回山东。
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沈辰在“家乡”开始了住校的生活。偌大的教室、几乎是北京高中班容量两倍的学生让沈辰有点不知所措；题海战术打乱了原有的学习习惯，每天在教室的时间要多三个小时。可第一次理综测试，沈辰连试卷都没有答完。经过几次考试，在北京从未跌出年级前十的沈辰不出意料地在新学校垫了底。
每周六晚上，沈辰都会和陶洁通电话：“妈妈，我怎么和他们差距那么大呢？这么多东西要学，我怎么努力都感觉时间不够。”“妈妈，这次考试不理想，我不敢看别人的成绩。”“妈妈，这边同学说话我都听不懂。”
高考那几天，一直在北京忙碌的陶洁和爱人都来到山东，陪伴沈辰参加高考。但考试结束，沈辰的感觉就告诉她，他们所期望的奇迹没有发生。可以网上查分的第一时间，陶洁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网页，看到成绩的那一刻，她的心凉了。在山东参加理科高考的沈辰考了474分，只能填报第三批本科志愿。
“沈辰北京的高中同学，比她成绩差的今年也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陶洁和女儿商量，决定复读。7月初，沈辰被送到山东曲阜的一所复读学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学习，安顿好女儿，陶洁开车回京。刚把车停到楼下，女儿的电话就追了过来，电话那端是女儿的哭声：“妈妈，我不在这了，我想回家！”
两周过后，陶洁把沈辰接回了北京。“我很矛盾，想让孩子在逆境中磨练磨练，但又怕近乎极端的负重让她对复读产生恐惧而一蹶不振。毕竟高考失利是政策原因，不是孩子的错，这样的锻炼无异于一种惩罚。”
9月，新学期开始了，为让女儿安心复读，沈辰的父亲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到山东陪读。 陶洁说：“我了解孩子，她有压力从来不说，总说自己很好。可我是她妈妈，知道她一点也不好。”去山东上学的半年时间里，沈辰胖了30多斤，脸上也起了很多青春痘。“这孩子，难受了就暴饮暴食，看她的状态就知道她一个人在那边有多难。”提到高考的变故给女儿造成的影响，陶洁的言语当中透着心疼。
明年高考，沈辰的目标是600分。“在山东，要想考上一个不太差的一本至少要考到这个分数。我相信沈辰，她学习能力很强。虽然经历了这样的变故，但孩子是无辜的，希望通过加倍地付出，能化解政策缺陷带给她的遗憾。”
一个家庭的十字路口
在中国，站在高考十字路口上的不只是孩子一个人，其背后往往是一个个家庭。“我做了一次人生赌博，赌注是我们夫妻的事业和孩子的未来。”麦兜妈萧红这样形容自己的取舍。
18岁，萧红如愿从山西老家考入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她留在北京，结婚、生子，成了半个北京人。
说是半个北京人，因为自18岁离开山西后，萧红便很少回老家。不太会说山西话，更不熟悉日新月异的太原城，对北京反而有更深的归属感。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日子里，萧红越来越觉得自己就是麦兜妈：“像所有母亲一样，我想让自己的孩子聪明、漂亮、事业有成。”可就像后来麦兜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既不那么聪明也不那么漂亮一样，萧红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和别人不一样，他的成功可能会更难，这一切都源于高考户籍制度。“现在我只要求我的孩子健康、快乐，但这样简单的愿望似乎也很难实现了。”
其实，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萧红就意识到孩子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要参加户籍所在地山西的高考需要有当地高中的学籍，如果不在老家读高中，孩子就会沦为“黑户考生”，在北京、山西两地都没有报考的资格。
然而，身边的前车之鉴却让萧红打消了送孩子回家的念头。“初中毕业就把孩子送回老家，他们就成了留守儿童，不但学习成绩难以保证，就连成长都会出大问题。”萧红朋友家的两个男孩回到老家，因为缺少父母的管教，哥哥打架打进了少管所；弟弟沉迷网吧、面临辍学。还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因为要被送回家而又哭又闹，认为父母想要抛弃她。
“我要让儿子在我们身边，和父母在一起，比什么都重要。”萧红不放心让孩子一个人留在山西：“一个初中刚毕业的小男孩，正在青春期，生理和心理都在发展的关键阶段，不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是不负责的。”
让孩子留在北京、留在父母身边，问题也随之而来。交赞助费，高中便可以借读，但北京市高考的大门还是关闭的。2014年，孩子将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山西省的高考。这意味着孩子无法参与100多所大学的提前招生，无法填报军、警等只有应届毕业生才能填报的专业，录取也受到影响。儿子常常问：“妈妈，我为什么和别的孩子不同？”而这是让萧红最难回答的问题。
留在北京读高中，萧红夫妇付出的代价是等儿子高三那年举家搬迁。到山西去，一起回那个“陌生”的城市。“我们必须放弃苦心经营的事业，虽然以我们的年龄重新开始很难，但我们不愿与孩子分开，也不想因为两地分居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们必须放弃事业。”
萧红也想过送孩子出国读书，“筹钱是一方面，我主要不想让孩子觉得中国抛弃了他。”
柏拉图式志愿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有2亿2千万的城市新移民，这其中就有陶洁、萧红。他们中有些是毕业后留在北京发展的大学生，有些是来京工作的寻梦者。他们像许多北京人一样在这个城市结婚、生子、纳税、买房，但他们的孩子只能是借读生，无法参加北京市高考。
这样的孩子就是陶洁的沈辰，也是萧红的“麦兜”。有数据显示，目前，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有超过43万随迁子女。他们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却不能在这里参加高考。即使自己联系学校、交赞助费，他们也只是借读生。
2010年2月，北京部分家长率先发起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力求推动取消中高考户籍限制。萧红、陶洁正是在网上搜索随迁子女如何高考时找到了许多境遇相同的人。而这一自发组织也吸引了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家长。
“居住地城市接纳了我们作为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和纳税人，却把我们的孩子拒之门外，这不公平。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教育机会，是当地政府的义务。”
从去年2月起，家长志愿者建立了网站、开通了微博，通过线上、线下的活动征集支持签名，每个月带着签名去教育部及当地教委递交呼吁书；联合法律专家、教育学者撰写《取消高考户籍限制可行性研究报告》；请北京市人大代表朱俐莉于今年两会期间，向全国人大代表寄送《以居住地和学籍确定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建议方案》。
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2010年5月，北京市“小升初”政策率先破冰，外地孩子可以享受同城待遇，免试就近入学，梦琳上海户籍的孩子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公民联合行动的队伍就壮大到15个qq群、2000多名家长志愿者，征集支持签名超过3万个。让梦琳感动的是，这3万个签名不仅来自和她境遇相同的随迁子女家长，更有许多北京本地人和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法律界、教育界及媒体人士。
“我还在继续坚持着，因为推动教育公平已经成为一项公益事业。虽然对我的孩子没有直接的帮助，但还有很多随迁子女面临着我女儿遭遇的尴尬。”陶洁这样看待她的 “事业”。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曾表态，正在调研随迁子女参加高考的方案。国家教改办副主任袁振国也表示，随迁子女有权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然而，除湖北省境内城市放开随迁子女高考的户籍制度外，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还没有做出表态，并且在北京教育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时，删除了原意见稿中“制定来京务工随迁子女接受高中教育办法”的相关文字。
在街头征集签名、去教育部递交建议的时候，陶洁、萧红、梦琳都曾遭遇过白眼、甚至指责：随迁子女就地高考对北京户籍孩子不公平，会导致更多高考移民，也会掠夺北京本已紧缺的教育资源和生活资源。
萧红不能理解：“北京不只是北京人的啊，北京享受着南水北调的成果，山西的煤电也支援着首都。北京的建设者来自全国各地，这里的资源也是全国人民的资源。”
通过调研，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认为，北京拥有大约2200万人工作、纳税，却只负担大约1200万人口的中学教育；北京每年都在削减高中和班级规模，闲置了教育资源。北京应提高义务教育投入，逐步取消对随迁子女教育的限制。
参与教育公平公民联合行动中，一位取名“柏拉图”的父亲很特别，他的孩子才一岁。“对我的孩子来说，高考还很远。但作为父亲，我希望通过我的推动，让孩子获得在北京高考的权利。”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