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讳言，李杜身上确有机会主义的元素。在艰难的进阶之路上，他们不可能完全摒弃庸俗的东西。比如在长安的辛苦“干谒”，两人受尽屈辱却又乐此不疲。对这些岁月，杜甫和李白的诗中记录得最充分不过。“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这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句子，其中写尽了自夸与自怜，简直不忍卒读。“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竞何辜，远身金殿旁。”这是李白的《古风》第三十七首所写，是他被逐出长安后的惶惑与痛苦，为远身金殿感到莫大的屈辱。他先后与韩荆州、张、独孤明等官场权势人物迎合攀附，这个过程中有多少悲酸落在心底，也只有敏感的诗人自己知道了。杜甫更是如此，他一生不得不与之往来或接近的权势人物，有一些显然是让其非常痛苦的。比如他诗赋中歌颂的滕王李元婴、梓州的章彝、国相杨国忠、韦左丞丈济，都算是这样的一类。
　　利益与机会摆在那里，有时候是由不得人犹豫的。
　　但是机会相同，寻找这机会的人却可以是有大区别的。有些问题，有些人物，需要相当细致地辨析才好。像美国的庞德、挪威的汉姆生，都曾经跟强势的希特勒思维合拍共鸣，做过一些附和的事情。而希特勒崇拜前人瓦格纳，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和尼采的超人哲学。如庞德和汉姆生这类人物，当时总算是服从了个人的“感性”和“理性”，也许是从心底认定了反犹的正确。他们究竟是为了个人的进阶，还是其他，这的确需要分类甄别一下。
　　在巨大的物质利益、强大的权势面前所表现出的随和一致，我们必然要充满警惕。这个时候心中的机会主义要冒出来，就是人性的弱点。很显然，当我们对权势、潮流进行剥离和对抗的时候，很可能需要压抑机会主义。但有时也不完全如此——因为另一些时候，对于潮流和权势的反抗，也有可能是机会主义的变种——这种反抗同样是为了昭彰个人，比如为了口彩和其他利益。这后一种反抗其实与他们所反对的目标是一回事，在本质上并高不到哪里去。这极有可能是追随另一种权势和潮流，是无缘进入庙堂而采用的另一套计策和方法。
　　这两种机会主义，相同之处即全都失去了生命的纯粹质地，是为利益而搏。
　　所以无论是李白、杜甫、海德格尔、庞德，还是汉姆生、瓦格纳，他们有时候持什么政治观念并不重要，而观其生命质地是否纯粹才是最重要的。只要保有朴素的情感和认知，那么他们的创造力一定会是比较强大的，也是值得谅解的；反过来，当他们失去了这种纯粹性，其创作力也就大大地下降了。
　　瓦格纳是个很了不起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令人陶醉。像这样一类人物，他竟能在自己的生命创造上做得登峰造极，相当完美。这种完美只能是源于生命的纯粹。就这种生命的纯粹和热烈而言，是极质朴又极辉煌的。但这种纯粹和热烈却被后来的希特勒利用和推崇，实在有些诡谲和复杂。
　　但是许多时候，一些人的出发点和机会主义者仍然大有不同。历史道路、学术道路的选择，许多时候是由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绝不可简单论之。我们看待这些复杂的事物时，不能以世俗的成功与否作为判断的标准。
　　与李杜同期的一些文人，他们当中有许多是进阶有道并且大获成功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留下了极其优秀的诗篇，却没有多少人对他们一路留下来的“干谒”文字一再追究，比如文章大家韩愈。韩愈的《上宰相书》《与李翱书》《上考功崔虞部书》，都算得上这类文学的至好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