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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一九九九年第四期有关自由主义及其传统的三篇文章，尽管观点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然而却能自圆其说，自持其理。最重要的是气氛对头，各展其长，各陈其论，有学术争鸣的态势及其宽宏大量，既容许自己讲话，也要让别人说理。朱学勤先生虽然针对的是一种文风，他不仅提出应当“有话好好说”，而且自身力求体现正常的学风，我以为这本身就是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精神。
还有，就自由主义而论，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是毕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过的历史，毕竟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变革中国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过实践的传统，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却是有的，其具体的表现是：不仅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及其学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及其思想遗产。不管对自由主义喜欢不喜欢，作为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学派、传统及其思想遗产，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下面专门论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说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话，我以为应上溯到蔡元培，应视蔡元培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综观蔡元培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是一位教育家，其业绩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业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创办和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就上。假如要对蔡元培进行知识分子划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视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或先驱人物。他作过教育总长，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大学院院长，前后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是影响全国、影响后世、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其成就和影响更加显著，教授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其价值标准。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则，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概括地讲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应超越政党政治而独立。在《教育独立议》（1922）、《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何以要如此？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卷，第177页。下同，只注卷数页码）蔡为实施他之主张，曾采取了若干措施加以保证。其二，他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学生能力，完成学生人格，而不是要学生成为工具，以供人驱使。他曾先后在《在中国公学开学式演说》（1912）、《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读周春岳君〈大学政制之商榷〉》（1918）、《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1918）等篇中明确强调，他认为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与超越于政治的教育，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使受教育者服从，易受政府驱使；而后者则是从受教育者着想，体验其在世界上、社会上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等教育。他指出：“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目的。”（第3卷，第150页）其三，他要求受教育者要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他主要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1912）、《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17）、《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1917）、《学校应提倡体育》（1923）和《美育》（1930）等篇中有提倡及详述。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即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者不可偏废，而应“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第2卷，第263页）其四，他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提倡最力、实践最著的核心思想。他说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第6卷，第352页）认为在现代“共和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第5卷，第59页），而于大学中更应贯彻与实现之。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第3卷，第211页）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第5卷，第12页）。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观点，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贯之，坚执不渝。其五，他坚持教授治校，视之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要义和措施。这一主张，蔡元培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提出，在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到一九二五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更加系统地作出了详述。请注意：他这篇论文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重点地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来说明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说到原北大行政组织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第5卷，第11页）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办北京大学时思想及其主张，他办学校，就是要办成高等学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学来，要做官去读法科大学，要做生意，要发财，去读商科大学。他甚至主张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道理就在于此，要研究高深学问。这个高等学府是殿堂，这里就是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里，我以为唐振常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今天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任何学校、任何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学，它的传统，它所独具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今天回过头来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我看是非常恰当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先驱。”（《蔡元培与北大精神》，见《东方艺术》杂志）
当然，蔡元培的自由主义，不止于教育方面，而他之办大学的思想及其主张，本基于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扩大和延伸，应该说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从《蔡元培全集》中，不难从《社会改良会宣言》（1912）、《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与〈国闻周刊〉记者的谈话》（1926）、《〈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1935）等篇中，领悟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教育与学术为根本途径；以阶级互助、和平渐进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主张与恶势力不合作；重视人权问题，大力宣传人权思想，长期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以蔡元培为首发表的政治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共十六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在十六人中北京大学占十一人，可视为自由主义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发表之初，曾影响当世，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恶势力强大，没有民主基础，即使好人政府也难敌之；中国民众觉悟及其要求不高、力量不强，仅有一些知识分子难成气候；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见实际上并不统一，后来发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兴起的好人参加政府，时间不长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不论好人参加政府，还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体现。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却有着深远价值。这两个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还强调“好政府”要有三个原则：一是一个“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有计划的政治”，这种“计划是效率的源头”。（第4卷，第187—191页）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见下册第352、353页）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一九一九年任北大总务长，一九二三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三○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蒋梦麟不愧为蔡之得意门生，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是得真传的。（原载《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故蒋对接续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有他的功劳的。
胡适的一生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就深得校长蔡先生的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成为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头年是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一九一九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一九二二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五个系的主任；一九三一年出任文学院长；一九四六年担当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止。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远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衍化为一种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说胡适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远流长者成为自由主义传统者，又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一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转引自《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文章到此，本该结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他是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呼喊的第一人，显然应视为开中国自由主义先河的人物。早在一九○三年即将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他在“译凡例”中宣称：“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在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自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为自由。”在严复看来，“自由者，各尽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则有自由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这里显然指明，有了天赋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没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难以实现；没有思想自由，学术难以“黜伪存真”。写到这里，我又觉得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应该上溯到严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对北京大学有着重要的启导意义及其作用。当然，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于 速朽斋
还有，就自由主义而论，对于近现代的中国来说，虽然是舶来品，虽然最终在这块土地上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是毕竟不能否定它之存在过的历史，毕竟不能不承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变革中国的追求和努力。自由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及其制度，虽然在中国没有过实践的传统，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却是有的，其具体的表现是：不仅形成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及其学派，而且形成了自由主义的传统及其思想遗产。不管对自由主义喜欢不喜欢，作为一种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分子群体及其学派、传统及其思想遗产，都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
下面专门论述蔡元培及其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果说中国有自由主义传统的话，我以为应上溯到蔡元培，应视蔡元培为自由主义者的代表。综观蔡元培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而且最主要是一位教育家，其业绩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教育事业最为突出，集中体现在创办和治理北京大学的成就上。假如要对蔡元培进行知识分子划类的话，毫无疑问应归为自由主义者，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甚至可视为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或先驱人物。他作过教育总长，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以及大学院院长，前后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是影响全国、影响后世、影响深远的。特别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其成就和影响更加显著，教授多数是自由主义者，凭其理念，研究高深学问，培养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维护学术尊严；凭其理念，提出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反对政府恶行，改良社会，努力实践其价值标准。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始终坚执其自由主义理念，立身行事，秉此原则，那就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
蔡元培在教育思想上的主张及其实践，概括地讲主要有：其一，他提出教育应超越政党政治而独立。在《教育独立议》（1922）、《提议教育经费独立案》（1927）等文中，他强调“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持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影响”。何以要如此？因为“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教育是进步的……教会是保守的……教育是公同的……教会是差别的。”（《蔡元培全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卷，第177页。下同，只注卷数页码）蔡为实施他之主张，曾采取了若干措施加以保证。其二，他主张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学生能力，完成学生人格，而不是要学生成为工具，以供人驱使。他曾先后在《在中国公学开学式演说》（1912）、《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1915）、《读周春岳君〈大学政制之商榷〉》（1918）、《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1918）等篇中明确强调，他认为隶属于政治的教育与超越于政治的教育，根本目的是不同的，前者使受教育者服从，易受政府驱使；而后者则是从受教育者着想，体验其在世界上、社会上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等教育。他指出：“在大学，则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而希望学生于研究学问以外别无何等目的。”（第3卷，第150页）其三，他要求受教育者要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他主要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1912）、《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1917）、《在浙江旅津公学演说词》（1917）、《学校应提倡体育》（1923）和《美育》（1930）等篇中有提倡及详述。他认为军国民教育（即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者不可偏废，而应“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第2卷，第263页）其四，他倡导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这是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提倡最力、实践最著的核心思想。他说他“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第6卷，第352页）认为在现代“共和国家，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尤为绝对之原则”（第5卷，第59页），而于大学中更应贯彻与实现之。他指出：“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第3卷，第211页）说到学术自由时，他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第5卷，第12页）。更难能可贵的是以上观点，即使到了晚年，也一以贯之，坚执不渝。其五，他坚持教授治校，视之为保障教育独立的根本要义和措施。这一主张，蔡元培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提出，在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到一九二五年在《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一文中更加系统地作出了详述。请注意：他这篇论文是以北京大学为例来重点地介绍教授治校制度，并以此来说明这项制度在中国现代大学及其教育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的。他说到原北大行政组织时，认为“这种组织形式形同专制政府；随着民主精神的高涨，它必然要被改革掉”。而“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个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同时，从各科中各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组成他们的行政会。该会的执行主席则由校长遴选。他们就这样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方面是行政会。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因此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这就是为许多人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第5卷，第11页）
以上所说的，主要是蔡元培在主办北京大学时思想及其主张，他办学校，就是要办成高等学府，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他强调，想做官的不要到大学来，要做官去读法科大学，要做生意，要发财，去读商科大学。他甚至主张北京大学只办文理两科，道理就在于此，要研究高深学问。这个高等学府是殿堂，这里就是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在这里，我以为唐振常先生的话是有道理的，“今天强调北京大学的传统，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想应该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任何学校、任何参加爱国运动的人都有的。而北京大学，它的传统，它所独具的东西，就是自由主义。今天回过头来说蔡元培是个自由主义者，是指理念上的自由主义，我看是非常恰当的，应该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先驱。”（《蔡元培与北大精神》，见《东方艺术》杂志）
当然，蔡元培的自由主义，不止于教育方面，而他之办大学的思想及其主张，本基于他社会政治思想的扩大和延伸，应该说他在社会政治思想上，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们从《蔡元培全集》中，不难从《社会改良会宣言》（1912）、《关于不合作宣言》（1923）、《我们的政治主张》（1922）、《与〈国闻周刊〉记者的谈话》（1926）、《〈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序》（1935）等篇中，领悟到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其理念追求，那就是以人权、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为价值标准；以公开而受监督、为全民利益、保障个人自由、促进个性发展为基本原则；以教育与学术为根本途径；以阶级互助、和平渐进方式推进社会发展，主张与恶势力不合作；重视人权问题，大力宣传人权思想，长期为保障人权而斗争。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九二二年四月，以蔡元培为首发表的政治宣言，题为《我们的政治主张》。签名者共十六人，除蔡先生外，另有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胡适。在十六人中北京大学占十一人，可视为自由主义的大聚合及其政治宣言。宣言发表之初，曾影响当世，后来成立的王宠惠内阁即被称为好人政府。但是他们的努力最后失败了，其中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国恶势力强大，没有民主基础，即使好人政府也难敌之；中国民众觉悟及其要求不高、力量不强，仅有一些知识分子难成气候；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政见实际上并不统一，后来发生分化是必然的；先前兴起的好人参加政府，时间不长又演变为好人退出政府的行动，蔡本人即不止一次地提出退出政府的主张。在他看来，不论好人参加政府，还是好人退出政府，都是自由主义者的理念体现。虽然这次好人政府的行动并未成功，但是所提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要有两个涵义却有着深远价值。这两个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还强调“好政府”要有三个原则：一是一个“宪政的政府”，“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二是一个“公开的政府”，“公开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有计划的政治”，这种“计划是效率的源头”。（第4卷，第187—191页）当然这种“好政府主义”，从理论上来说，主要是针对无政府主义，从实际上来说，是针对北洋军阀这个坏政府。它所代表的是北京大学的一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及其政治的努力和追求，显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据《胡适的日记》载，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一日胡适拟撰出《我们的政治主张》后，“打电话与守常商议，定明日在蔡先生家会议，邀请几个好人加入。知行首先赞成，并担保王伯秋亦可加入。”于次日，约会者均在蔡元培家开会商议，“他们都赞成了，都列名做提议人。”（见下册第352、353页）从这里可见，蔡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件事上，他所扮演的角色，称他为领袖人物是名副其实的，当然称胡适为主角也是恰如其分的。
在这里，我们还需指出，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蔡元培开创和奠定的，而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继任者是认可这个传统和继承了这个传统的。可以说从一九一七年至一九四九年这个历史时期所一以贯之的，正是自由主义传统。
下面恕我再引用这几位继任者的言论，来说明他们在坚持自由主义传统方面所作的努力。
蒋梦麟一九一九年任北大总务长，一九二三年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三○年重返北大任校长。他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他指出：“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有，决非偶然之事。……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这已屡经试验了。……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精神。……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故本校虽处恶劣政治环境之内，尚能安然无恙。”蒋梦麟不愧为蔡之得意门生，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是得真传的。（原载《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故蒋对接续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是有他的功劳的。
胡适的一生精力，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都贡献给了北京大学：于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就深得校长蔡先生的赏识和信任，并委以重任，成为一直是有职有权的人物。头年是哲学研究所主任，次年为英文部主任；一九一九年代理教务长，翌年转为正式教务长；一九二二年成立国学研究所，就任编辑部主任，主编《国学季刊》，并兼校务委员等职。先后任过哲学、外国文学、英国文学、教育、中文等五个系的主任；一九三一年出任文学院长；一九四六年担当校长，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止。可见胡适在北京大学的作用和影响，在形成北大的自由主义传统，远非一般人可比。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衍化为一种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鼎力而三存在的富有影响力的文化和政治思潮，浸浸然大倡，不能说胡适不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自然首先受益者而能源远流长者成为自由主义传统者，又非北京大学莫属了。
傅斯年在抗战胜利后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虽然前后只有一年，但是从他的教育思想看，不论主政北大，还是执长台大，其言论和实践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傅在论及大学的良好学风时，归结了四句话：“宽博的胸怀，爱人的气度，坚贞的风节，乐善疾恶的习惯，都是造成良好的学风所必需要的。”他又强调：“这个好的学风，包括自由的思想，规律的行动，求学的志愿，求真的信心，师生相爱的诚意，爱校爱国爱人民的心愿。”在这里，他认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便没有学术的进步。”要求得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必须思想自由。在此，自由乃科学进步和学术发展之前提条件（转引自《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文章到此，本该结束了。然忽又想起了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第一代布道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他是首先发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呼喊的第一人，显然应视为开中国自由主义先河的人物。早在一九○三年即将英国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他在“译凡例”中宣称：“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在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自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为自由。”在严复看来，“自由者，各尽天赋之能事，而自承之功过者也”。“故言自由，则不可以不明平等，平等而后则有自由之权；合自主之权，于以治一群之事者，谓之民主”。（《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这里显然指明，有了天赋自由，才有人人平等；有了人人平等，才有民主政治。故此，西方近代社会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没有思想自由，政治民主难以实现；没有思想自由，学术难以“黜伪存真”。写到这里，我又觉得北京大学的自由主义传统应该上溯到严复，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对北京大学有着重要的启导意义及其作用。当然， 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日于 速朽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