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3月18日，一个叫走饭的姑娘离开了凡俗世界。她罹患抑郁症，选择自己结束生命。她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微博账号，很多人因此认识了她。
　　我和走饭共享一种疾病，至少我的医生是这么认为的。
　　2019年11月，我去北京市安定医院就诊，医生判断我具有重度抑郁症症状，我至今都时时怀疑她搞错了，因为我太正常了。
　　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家人和朋友。我抖机灵的能力从未疲软，葆有对一切不健康但好吃食物的渴望。我坚持着我不算成功的眼妆试验，我高谈阔论，追剧看书，最主要的是，我努力尽一个好家人、好职员和好友人的本分。如果我偶尔拖延、敷衍或者在压力下掉眼泪，那应该是源于我的人性本能，而非病情所致。
　　也可能是因为这种“正常”，我几乎从不吐露自己的精神状况。得病让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怕给别人添麻烦，也恐惧他人强行给予我的歧视或优待，偏见和善意，我是一个“深柜”抑郁症患者。
　　我慢慢地发现，我这样的人在这个城市实在很多。她们隐藏在我热热闹闹的朋友堆里。上周我询问“你们想死的时候怎么办”，大家都给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一边痛哭，一边观看在线学习视频。“你得晃一晃，找点事做，把这个念头晃掉。”一个姑娘告诉我。

　　结束生命是一個经常会出现的念头，但也不是难以对付。它只不过是一只尾随我的恶狗，我下蹲或者扔块石头，它就呜呜哀鸣着跑掉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没有体会过文学作品里描述的抑郁症患者“万念俱灰”的感觉。我只是很尴尬，有时有点不知所措：世界在我眼中仍然是彩色的，爱也一直让我活下去。它变成了一种需求，我需要能给予这个世界爱。如果我终止了自己的生命，那我的爱也将停止了，我不能忍受如此。
　　最初发病时我以为只是肢体出问题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历着越来越剧烈的疼痛，可始终检查不出个所以然。直到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在说话时会经历一些骤然的卡壳，我去医院，经历了一系列非常好笑的检测，包括一种像美国特工抓外星人的把戏：脑袋上戴一个编织着小球的大网兜，在一个女声提示下玩组词游戏，与此同时，电脑观察着我的大脑。
　　医生推测，我将情绪压抑在身体里，而它们最终钻了出来，窜上了神经，让我痛得嗷嗷直叫。这让我很不服气。我差不多是我见过的人中情绪最稳定的，我很少焦虑，从不崩溃，定期为爱情电影哭泣从而健康宣泄出眼泪。
　　但我也不能否认，那些可能不受控的情绪正在扰乱我的生活，集中体现在“又来了”的时刻。我开始表现出异常的状况，并越来越频繁。“又来了”的时候，我可能会突然结巴，词组消亡在我的大脑里，像饼干溶化在牛奶里；我可能会痛哭，哭到浑身颤抖，像一把无法正常关闭的电动牙刷。
　　这些状况通常毫无原因。这让我很愤怒，好像回到家发现一个强盗正坐在我的餐桌边喝牛奶，而我无能为力。
　　一些无心之语，一个非常微小的错误，会随机性地让我愧疚异常，让我质疑自己的整个存在。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病症会选上我。一些论文说是我脑中的化学元素在开一个不太得体的party（聚会），一些论文说是我的基因有问题。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活着。
　　走饭在8年前说：“太生气了，明天是周一，同意的请不作声。”
　　我也不作声。我带着我隐秘的疾病，继续我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