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经济发展的潜在内需转变为现实动力，实现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需防五大误区。
　　第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研究表明，当前巴西的城镇化率近90%，然而由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脱节，导致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形成大片贫民窟。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盲目追求人口快速城镇化和土地高速非农化而导致城镇化与产业发展脱节的现象。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鄂尔多斯，耗资50多亿打造面积达32平方公里的内蒙古康巴什成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鬼城”。
　　第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近来有地方片面理解城镇化，采取行政手段，征用农地，使得人口快速城镇化、土地高速非农化。这种对待农村城镇化“大干快上”的做法缺乏冷静思考、科学抉择和合理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很可能欲速则不达。
　　第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据财政部统计，2011年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超过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以上。城镇建设过度依赖土地出让金使得地价不断攀升，过高地价成为房价过高的重要原因。据测算，在房价的四项主要成本中，地价占四到五成，而建筑成本则不足两成。
　　第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农民自身上楼了，其家禽牲畜却无法上楼；“被上楼”农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耕田种地的劳动方式却没有改变。这实际上反映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过度依赖土地红利的问题。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土地资源日益紧缺，原有“征地—卖地—收益”的粗放式土地经营和使用方式不可持续。
　　第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环境恶化、资源粗放开发陷阱”。中国城镇化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涌现出一批超级城市和特大城市，导致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缺等“大城市病”。“大城市病”的出现不仅影响了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反映了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不可持续风险。
　　针对以上五大误区，为了保障中国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要使城镇化与产业发展相协调，实现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发展，即城镇化要与工业化相协调，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要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加快城乡统筹；要与信息化相协调，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获取城镇化发展红利。
　　其次，要推动城镇化发展观念的转变，将生态文明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原则融入城镇化的建设过程中，将城市发展从国内生产总值竞争向民生竞争转变，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标准，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和内涵，建设“智慧城市”、“幸福城市”、“和谐城市”。
　　再次，要标本兼治，引导城镇化进程中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一方面，要从根本上控制地价，构建多层次的住房供应体系，以实现住房市场的供需匹配，引导房价合理回归。另一方面，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房价管控，探索利用法律、税收、金融等措施调控社会闲置房源，抑制投资性住房需求，使房地产“去泡沫化”。
　　最后，要坚持均衡城镇化战略，改变人口过度集中于特大城市的局面。采取均衡的城市城镇化发展模式，一是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二是通过做大县城实施农村城镇化，实现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并重。当前，城镇化发展要重视增加新城市据点而“做多”，即既要“做多”城市群，又要发展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有吸引力的中小城市，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和“大城市病”。